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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青少年犯罪问题》
看不见的正义?
【副标题】 从比较法视角看未成年刑事审判的不公开与公开
【作者】 杨雄【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
【分类】 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未成年人犯罪;不公开审理;理论基础
【文章编码】 1006—1509—(2009)03—073—05【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9年【期号】 3
【页码】 73
【摘要】

未成年刑事案件以“看不见的方式”实现正义,其积极影响和消极后果从美国未成年刑事审判经历的“公开模式——不公开模式—混合模式”转变中清晰可见。如何把握公开审理的限度和克服不公开审理的弊端,是改革我国未成年刑事审判方式的关键之一。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46808    
  
  程序正义是一种“看得见的正义”,然而,未成年刑事案件中的正义却以“看不见的方式”实现。公开审判是我国宪法和诉讼法规定的原则,但是,对未成年人案件一律或一般不公开审理则是其例:外。学界一般从未成年人、未成年刑事案件以及未成年人诉讼程序的特殊性角度论证未成年案件不公开审理的正当险。其实,强调未成年人诉讼程序的个性,并非摒弃一般刑事程序的基本属性,为了促进未成年人诉讼程序的良性运转,仍有必要兼顾刑事程序的多元价值追求。本文试图从美国法上未成年刑事审判方式的演变切入,着力分析并反思未成年刑事案件不公开审理的理论基础,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我国未成年刑事案件不公开审理制度的对策。
  一、公开抑或不公开:美国法的启示
  从历史角度看,美国法上未成年刑事审判方式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殖民地时期到未成年法院建立之前,采取的是和成年人诉讼程序一样的公开模式;在未成年法院建立之后直到1980年代之前,采取的是有别于成年人诉讼程序的不公开模式;从1980年代至今,采取的则是公开和不公开相结合的模式,也可称为混合模式。
  (一)第一阶段:公开模式
  从殖民地时期到未成年法院建立之前,由于没有独立的未成年人诉讼程序,任何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按照普通法,有的州是7岁,有的州是10岁)的未成年人和其他成年被告人同样接受刑事审判,这就意味着,在审判方式上,未成年人和成年人一样都要接受公开的审判。{1}
  (二)第二阶段:不公开模式
  自从1899年美国伊利诺斯州制定世界第一部未成年法院法,并创建世界上首个专门审理未成年人案件的未成年法院之后,美国其他各州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纷纷效仿,将未成年人诉讼程序和成年人诉讼程序区别开来,创立了各自的未成年法院。未成年法院系统是在“国家亲权”理念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是促进未成年人福利改革运动的产物。改革者们试图通过建立未成年法院,以、矫正而不是惩罚有罪错的未成年人,让国家真正成为未成年人的保护者,而不是敌人。在这科,非对抗的程序中,未成年法院的法官就像仁慈的父母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按照未成年人的需要来处理每起案件。
  在未成年法院建立之后,许多未成年法院一开始在实践中对未成年人不公开审判,后来逐步形成了不公开审理的法律条款。若遇到未成年是被害人或者被告人时,大多数未成年法院只允许法官、律师、缓刑观察官和社会工作者接触法庭诉讼程序和审判的记录。有罪错未成年人的身份信息不得泄露,审判记录在特定的时间内应封存或者删除。对未成年人案件的审判之所以秘密进行,是因为未成年法院的创立者们认为,为未成年人保密是矫正和治疗的关键,公开只会给矫正制造障碍。只有法院对公众不公开程序,未成年人才能毫不畏惧污名烙印,说出自己遇到的烦恼。他们推论认为,只有当未成年人避开公众所知的污名,他们才可能摆脱自己糟糕的过去。{2}
  在实践中,由于未成年法院的设备、人员以及知识、技能上的限制因素,未成年法院对有罪错未成年人的听审程序与一般法院对成年人的诉讼程序常常区别不大。未成年法院像一般法院那样努力地迎合保护公众安全的需要,同时,未成年法院对有罪错未成年人也像一般法院那样施以严厉的有罪处罚,甚至,一些州允许将有罪错未成年人关押在成年人监狱中。{3}在1920年代、1950年代和1960年代,许多人也质疑未成年法院是否实现了矫正的目标。但是,立法者和法院在未成年案件中继续采取秘密审判的做法。1966年,联邦最高法院开始触及未成年法院的的程序弱点。在肯特诉美国一案中,首席大法官沃伦指出,国家监护人的角色不是“程序悠意的挡箭牌”。{4}一年后,联邦最高法院在高尔特案中赋予未成年被告人六项正当程序性权利,但是,未赋予未成年被告人获得公开审判和陪审团审判的权利。{5}也就是说,在对未成年法院进行的正当程序改革中,联邦最高法院并未触及未成年法院的秘密本质。原因可能是,联邦最高法院并不希望因为程序改革而改变未成年法院的矫正目标。美国国会在1974年通过的《儿童虐待预防与处置法》(CAPTA)依然强调审判的秘密性。依据该法的指引,各个州也制定了成文法,规定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6}
  (三)第三阶段:混合模式
  在1980年前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处理了一系列涉及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规定的公众、媒体介入审判的权利的宪法性案件,这些案件的裁决直接影响到未成年刑事案件的审判方式。在里士满报业公司诉弗吉尼亚州案{7}中,联邦最高法院对宪法第一修正案作出解释,确立了公众和媒体介入审判的权利。在随后的环球新闻公司诉Norfolk郡高等法院案{8}中,联邦最高法院强调,媒体和公众获得刑事审判信息的权利并非绝对,而应在某些情况下受到限制,但是,政府必须证明,拒绝给予这一权利出于政府迫切需要关注的利益且政府禁令系精细剪裁。在20世纪80年代,联邦最高法院就公众和媒体介入法庭审理又作了其他几个裁定,但是,主流意见仍然认为,审判和预审都推定应予公开,除非存在某些不能公开审理的压倒性利益,合理解释和证明这一利益的主要责任在法官。{9}
  伴随着联邦最高法院对宪法修正案的进一步解释,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美国未成年人暴力犯罪激增,这就促使了人们对公共安全的关注,愈发认为未成年人也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一些州开始对未成年人犯罪实施更趋强硬的(Get tough)刑事政策。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将未成年人诉讼程序逐渐予以公开。官方试图通过公开未成年人诉讼程序,来回应公众对公共安全的担忧,进而阻止和减少犯罪。
  上述两重因素削弱了未成年人诉讼程序的秘密性,美国各州纷纷制定、修改成文法,规定未成年案件中的公开条款。截至2004年,只有4个州在制定法中绝对规定不公开未成年人诉讼程序,如康涅狄格州等。有14个州的制定法假定未成年人诉讼程序是公开的,但是,允许法官依据裁量权基于未成年人或其监护人的申请而不公开程序,如亚利桑那州等。有16个州规定,当未成年人在一定年龄以下或者被指控轻微犯罪时,应不公开程序,但是,未成年人在一定年龄以上而且(或者)被指控制定法上列举的严重犯罪时,程序则自动公开,如加利福尼亚州等。有17个州的制定法假定未成年人诉讼程序是不公开的,但是,允许法官基于有关当事人的申请而公开程序,如阿拉巴马州等。{10}从上述制定法中可以看出,在法官裁量未成年案件是否公开时,所需考虑的因素包括利害关系人的申请、被告人的年龄以及罪行的严重程度,这或许就是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决中“压倒性利益”的具体解释。曾经瘦过你也是厉害
  上述未成年刑事审判方式的转变过程,体现了美国对传统未成年司法理念的扬弃(这种扬弃并不是与传统未成年司法理念决裂,而是在原有基础之上进行适度矫正),可以说,在区分未成年人诉讼程序与一般刑事程序的二元格局下,未成年人诉讼程序正在逐渐吸收一般刑事程序中合理的要素,试图在传统未成年司法理念和一般刑事程序之间寻求一个恰当的平衡点。同时,这一转变过程也充分展现了在未成年刑事审判是否公开这一问题上始终面临着一系列的冲突,在宪法层面体现为与被告人的正当程序性权利、公众和媒体的知情权的冲突;在制定法层面,体现为与未成年刑事程序自身目标、自身系统的协调;在社会层面,体现为与犯罪形势、公众安全、对被害人保护的协调。正是基于对这些因素的不同考量,美国各州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究竟公开与否,至今做法尚不统一。
  二、未成年案件不公开审判的理论基础及其反思
  对未成年案件不公开审理,是以“看不见的方式”实现正义,这种做法本身与程序正义的标准相违背,因而,在这种家庭模式的诉讼结构中,程序正义难以构成未成年案件不公开审理的正当性基础。学界一般从未成年人、未成年案件以及未成年人诉讼程序自身的特点出发来探究未成年案件不公开审理的正当性。
  (一)未成年人诉讼程序的矫正目标
  未成年人犯罪是由主客观方面的诸多因素作用的结果。处于特殊年龄段的未成年人,其知识结构、思想情感、身心发育尚未成熟,他们并不具备完全的辨别是非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其行为带有较大的盲目性和突发性,也更容易受到社会不良环境的影响和侵蚀,难以对外界的客观信息做出正确的选择和评价,表现在行为上则具有一定的反传统道德规范和社会规范。未成年人犯罪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病态现象,尽管有其自身的原因,但更多的在于家庭、学校、社会等各个方面的责任。因此,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应当全面调查未成年人个人相关情况,寻找诱发其犯罪的主客观因素,充分利用有利的条件,用最佳的处理手段让其回归社会。处理未成年刑事案件,需要的更多的是矫正、改造,而不是惩罚。欲达到教育、感化、挽救的目标,对有罪错未成年人的隐私保护就是关键。对未成年人的公开处理,可能会给未成年人本人打上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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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Herbert H. Lou, Juvenile Courts in the United States,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27, pp. 13—14.

{2}Emily Bazelon, Public Access to juvenile and Family Court: Should the Courtroom Doors Be Open or Closed? 18 Yale L.& Pol'y Rev. (1999), p.155.

{3}Note, The Public Right of Access to juvenile Delinquency Hearings. 81 Mich. L. Rev. (1983) pp.1548—1550.

{4}Kent、United States, 383 U.S. 541 (1966).

{5}In re Gault, 387 U.S. 1, 24 (1967).

{6}Emily Bazelon, Public Access to juvenile and Family Court: Should the Courtroom Doors Be Open or Closed? 18 Yale L.& Poly Rev. (1999), PP155—157,171.

{7}Richmond Newspapers, Inc. v. Virginia, 448 U.S. 555 (1980).

{8}Globe Newspaper Co. v. Superior Court for the County of Norfolk, 457 U.S. 596, 612 (1982).

{9}年小平.表达自由——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75.我不休息我还能学

{10}Kristin Henning,Eroding Confidentiality in Delinquency Proceedings: Should Schools and Public Housing AuthoritiesBe Notified? 79 N.Y.U. L. Rev. (2004), pp.537—538.

{1l}Foster, Dinitz&Reckless, Perceptions of Stigma Following Public Intervention for Delinquent Behavior, 20 SOC.PROBS (1972), p.202.

{12}刘广三、徐永芹.“标签论”迷评田.江苏会安专科学校学报,2000,(6).

{13}In re Ga.ult, 387 U.S. 1, 24 (1967).

{14}Geraldine Van Bueren, The International Law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95, p.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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