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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构建
【英文标题】 On the construction of punitive damages in environmental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作者】 周骁然
【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西部生态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分类】 环境保护法
【中文关键词】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私人执法;适度威慑
【英文关键词】 environmental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punitive damages; private enforcement; moderate deterrence
【文章编码】 1672-3104(2018)02?0052?11【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2
【页码】 52
【摘要】 现有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为具体表现的环境私人执法机制,受补偿性赔偿数额偏低的制约,无法完全实现其弥补环境法公共执法不力、威慑不足的制度功能。惩罚性赔偿因其威慑有力的特征,从而成为补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威慑水平的最优选择。私人执法和惩罚性赔偿均滥觞于“公法私法化”的浪潮之中,两者均将通过私人行为保护公共利益作为其价值目标,并且惩罚性赔偿实质上是私人执法有效实施的保障手段。在将惩罚性赔偿引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过程中,应从功能定位、运行机理以及外部约束三个方面,把握其实现的路径,明确制度设计中所要遵循的约束条件,合理地设计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数额确定规则以及赔偿金分配规则。
【英文摘要】 Environmental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s a specific performance of the private enforcement, but the compensation limits its deterrent level and its function to make up the defects in public enforcement of environmental law.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level of deterrence of environmental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the introduction of punitive damages has become the best choice. Both private enforcement and punitive damages have originated from the tides of the “Privatization of Public Law”. From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both of their value objectives are to protect public interests through private behavior. And punitive damages can serve as an effective means for private enforcement. In the process of introducing punitive damages to the environmental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the path of realization and the constraint conditions in the system design should be precisely grasped by the three aspects of function orientation, operating mechanism and external constraints. The application scope of punitive damages, the rule of determination of amount and the allocation rule should be reasonably designed.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6282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已经成为现阶段我国社会发展中的“新常态”。从2005年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2011年的康菲渤海石油泄漏事件,到持续发酵的大规模雾霾,再到最近两年曝光的腾格里沙漠污染事件、常州中学毒地事件,反映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冲突烈度的持续上升。在此压力下,传统公共执法体系所供给的威慑水平,已经难以满足现实需求。为回应现实中的威慑供给不足,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为具体表现的私人执法机制,在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立法层面上,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55条、《环境保护法》58条,在法律上确立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民事公益诉讼解释》)则对诉讼具体规则进行了进一步细化,近期出台的各类试点方案也明确了未来制度的发展方向。在实践层面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从“于法无据”的破冰试点,发展到了“于法有据”的实践常态,并且不断在诉讼机制、赔偿范围、责任承担方式等方面有所突破。
  但是,现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受补偿性赔偿数额的制约,其威慑水平受到了极大限制,难以发挥其补充公共执法不足、提升威慑水平的制度功能。而在我国消费者保护等领域已经得到运用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因其超额赔偿的特征,展现出了极强的威慑效果。有学者指出,应将惩罚性赔偿引入环境法并适用于特定类型的生态环境致害行为,使行为人承担更重的赔偿责任,以更好地发挥法律责任的威慑及预防功能{1}。但欲将惩罚性赔偿引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需要解决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否具有将惩罚性赔偿引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两者之间是否契合?第二,应沿袭何种路径将惩罚性赔偿纳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其功能定位与运行机理应如何把握,是否存在一定的外部约束?第三,在具体的制度设计过程中,如何确定其适用范围、数额确定规则及赔偿金分配规则?本文将围绕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展开讨论,以期对惩罚性赔偿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构建有所裨益。
  二、惩罚性赔偿纳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
  (一)私人执法: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本质
  私人执法(private enforcement)是与公共执法(public enforcement)相对的概念。通常认为公共执法是指通过公共代理人发现和制裁违法者{2},其既包括通过行政处罚程序实施的制裁,也包括通过刑事诉讼程序实施的制裁。但私人执法的概念,学界尚存争议。有学者通过列举的方法加以界定,认为私人执法包括:①为公共机关提供信息;②提起诉讼尤其是侵权诉讼;③公司和其他私人组织实施内部规章;④公共机关委托私人执法等{2}。有学者指出,私人执法与公共执法是在执行“反公害法”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两种不同的执法模式。私人执法模式是由私主体(个人、企业或其他组织)调查违法行为,抓捕违法人员(例如刑事诉讼中的扭送),并且对违法行为提起诉讼的机制{3}(1,4)。笔者认为,前述争议的产生源于对执法中“法”的范围认识的不一致,前一观点中的“法”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公法还包括私法,而后者仅包括公法。传统理论认为公法的执行是由公权机关垄断的事务,而私人执法的概念正是产生于由公权机关垄断公法执行权存在诸多弊端,需要借助私人主体的力量执行公法的背景之下。故而,后一观点更能表明私人执法的应有之意。
  一般认为,私人执法包括辅助执法和提起诉讼两种方式。辅助执法主要是通过扭送犯罪嫌疑人、举报等方式协助公共执法机关执行法律,提起诉讼则是通过向司法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方式执行法律。有学者分别将其称之为辅助型私人执法和独立型私人执法,并指出前者不能直接行使国家强制力,只能对公共执法产生监督辅助的效果,而后者可以发挥补充公共执法的功能{4}。鉴于辅助型私人执法仍然依附于公共执法,其本质是通过私人行为强化公共执法,故其不应当纳入私人执法的范畴。此外,该学者指出,独立型私人执法应当包括以公共执法部门为被告的行政公益诉讼与以违法者为被告的民事公益诉讼两种类型{4}。但以公共执法部门为被告的行政公益诉讼本质上属于对公共执法机构的监督,其只能通过诉讼督促公共执法机构实施执法行为,而不能够直接通过诉讼实施“反公害法”,故也应将其排除在私人执法的范围之外。综上,私人执法是指自然人、法人以及社会组织等不直接享有公法执行权的主体,针对侵害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通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方式,追诉违法者法律责任的执法模式。
  在我国环境保护领域中,私人执法具体表现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近年来,在生态环境压力日益凸显、传统公共执法模式功能受限的背景下,我国对各类通过诉讼进行的、为保护环境公共利益的环境法执行方式进行了探索,建立了包括环保团体提起的环境民事、行政公益诉讼,索赔权利人提起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民事公益诉讼[1],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民事、行政公益诉讼等一系列诉讼制度。结合前述私人执法的特征,上述不同类型的诉讼中,仅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可纳入私人执法的范畴。一方面,私人执法的主体是不直接享有公法执行权的主体。与英美法国家强调“私主体”本身的私人性不同,如果仅仅将“私人主体”的范围局限于具有私人性的主体,将大大限制私人执法的作用,故而此处“私主体”强调的是执行主体本身不享有直接执行相关法律的权力[2]。因此,在检察机关、索赔权利人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中,其本身并不享有直接执行相关法律的权力,故由检察机关、索赔权利人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不因其原告为公权机关,而被排除在私人执法的范畴之外。另一方面,环境法私人执行中,追诉对象不包括因不当行使环境公共管理职权的主体,故而由环保团体、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亦不属于此范畴。综上,在我国现有制度语境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本质上就是私人执法在环境法领域中的具体体现,具有私人执法所固有的特点,追求私人执法所欲实现的价值目标。
  (二)公益保护:私人执法与惩罚性赔偿的价值契合
  惩罚性赔偿(punitive damages)和私人执法均是来源于英美法的舶来概念。两者都滥觞于“公私交融”“公私合作”的时代,都体现了相似的时代印记,两者之间存在内在的价值契合。价值上的契合为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私人执法)中引入惩罚性赔偿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1.私人执法的价值目标
  人们通常认为美国是私人执法的发源地,其典型代表为告发人诉讼(Qui Tam)和公民诉讼(Citizen Suit)。告发人诉讼又称为“奎太制度”,最早为1863年通过的《虚假申报法》(False Claims Act)所确立,该法分别于1943年和1986年进行了修订,最终形成了现行的告发人诉讼制度。最近一次修改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国防采购欺诈案件频发,公共执法部门执法效果不佳,参议院为了激励潜在的告发者,而重新启动私人执法机制{5}。告发人诉讼是一种具有公益性、为弥补公共执法不足并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的特殊民事诉讼{6}。公民诉讼最早源于1964年颁布的《人权法案》(Civil Act)所确立的民权诉讼,该诉讼属于典型的以个人名义提起的为保障公共利益的诉讼类型。1970年的《清洁空气法》(Clean Air Act)最早确立了公民诉讼制度,自此之后公民诉讼制度为众多的美国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所采纳{7},并不断发展。有学者认为,环境公民诉讼的根本机理在于为提起私人诉讼的个人提供额外的激励,以便最大程度地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并指出美国环境公民诉讼是一种主观上维护个人利益,客观上实现了公共利益的民事诉讼制度{8}。
  在美国,围绕私人执法的问题形成了极具影响的“私人检察总长”理论。有学者把公共执法和纯粹的私人诉讼作为比较的对象,系统地阐述了不同的“私人检察总长”类型,根据“私人检察总长”与公共执法和私人诉讼的相似程度不同,将其划分为拟制的私人检察总长、补充的私人检察总长和替代的私人检察总长,并根据其特点制作了表1{9}。在其分析中,将告发人诉讼制度归于替代的私人检察总长,其根本上是私人以政府的名义,通过民事诉讼实现由不特定多数人享有的公共利益,具有典型的私人执法的特征。而环境公民诉讼则属于补充的私人检察总长,补充的私人检察总长兼具实现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特征。此种双重性来源于国会和最高法院的分歧,国会通过制定法确立环境公民诉讼的方式,尝试授权公民直接实施公共政策。但联邦最高法院抵制,并强调私人公民只能在其个人实际利益受损时才能充分地满足作为代表的要求{10}。联邦最高法院的诉讼规则事实上将环境公民诉讼的原告遭受相关的损失作为其实施国会制定法的先行限制条件{11}。有学者指出“国会应当通过向一般原告授权取得赏金,给予其在诉讼中独立的利益,以取消环境公民诉讼原告代表性的要求”{12}。
  从相关学者的观点中不难发现,环境公民诉讼根本上也是为了更好地执行公共政策,其本质上也属于借助私人的行为,通过民事诉讼实现由不特定多数人享有的公共利益,理当属于私人执法的范畴。前述以告发人诉讼和环境公民诉讼为代表的私人执法的具体分析表明,私人执法具有以下特征:一是通过诉讼执行法律的主体为私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其本身并不享有直接执行法律的权利;二是法律授权个人主体在特定情况下执行法律的目的在于更好地实现公共政策和保护公共利益;三是执行法律的途径仅限于民事诉讼程序,而不包括行政诉讼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综上,私人执法的本质系通过私人行为以民事诉讼的手段执行保护公共利益的目的,公共利益保护是其追求的价值目标。
  2.惩罚性赔偿的价值目标
  惩罚性赔偿是指由法庭判决赔偿数额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13}。其最早为英国1763年的Wilke诉Wood案所确立,但在美国得到了广泛运用与深入发展。在英国,惩罚性赔偿被称为Exemplary Damages,主要强调制裁的社会示范作用,突出一般威慑功能;在美国,惩罚性赔偿被称为Punitive Damages,主要强调制裁对不法行为人的惩罚,突出特殊威慑功能{14}。在早期,英国法和美国法中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和功能并无太大的差异,其核心功能在于对受害人的非具体性侵害予以补偿,主要适用于公务员违反法定义务的侵权、多次反复实施侵权且获利累计超过赔偿额、故意或对原告极不尊重的侵权行为之中{15}。
  虽然惩罚性赔偿制度在两个国家的后续发展中存在些许的差异,但都出现了社会化的发展趋势。在美国,其三个阶段的发展历程体现了这种趋势。在第一阶段(19世纪),惩罚性赔偿制度是为了填补侵权法未予救济的精神损害;在第二阶段(20世纪),惩罚性赔偿开始独立于一般侵权之诉,其功能由救济个体性损害转为救济社会性损害;在第三阶段(21世纪之后),以救济社会性损害的惩罚性赔偿,仍在质疑声中为美国许多州的立法所确立{16}。这表明,现有惩罚性赔偿的制度功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从对受害人个人给予充分的救济,发展到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通过对致害人予以报应、惩罚,以恐吓、阻却潜在的致害行为人,最终避免社会公共利益的受损。而在英国,将惩罚性赔偿作为落实社会政策的手段的倾向可能更加明显。有学者指出,英国确立惩罚性赔偿的目的在于使私人扮演“检察官”角色以节省政府建立检察体系的经费。另外,英国人民不愿意建立强大的警察制度或检察制度,以避免行政权过大,有侵犯人民自由之虞。由于执法人员欠缺,对于公共秩序的维持有赖于私人诉讼,以达成国家目的。实际损害额以外的赔偿,即在于鼓励人民诉讼,作为人民提起诉讼的
  表1 不同类型“私人检察总长”对比表


┌──┬───────┬───────┬──────┬──────┬───────┐
│  │私人诉讼   │       │私人检察总长│      │公共执法   │
│  ├───────┼───────┼──────┼──────┼───────┤
│  │私人     │拟制     │补充    │代替    │公共     │
├──┼───────┼───────┼──────┼──────┼───────┤
│委托│个人     │个人     │个人和公众 │公众    │公众     │
│人 │       │       │      │      │       │
├──┼───────┼───────┼──────┼──────┼───────┤
│费用│计时或者依情况│计时或者依情况│计时/依标准 │计时/依标准 │政府薪金   │
│  │而定     │而定     │或者    │或者    │       │
│  │       │       │依情况而定 │依情况而定 │       │
├──┼───────┼───────┼──────┼──────┼───────┤
│目标│赔偿(威慑)  │赔偿     │赔偿及威慑 │赔偿及威慑 │威慑(赔偿)  │
├──┼───────┼───────┼──────┼──────┼───────┤
│实例│侵权或者合同 │集团诉讼   │环境公民诉讼│告发人诉讼 │民事执法(民事 │
│  │       │       │      │      │罚金)     │
└──┴───────┴───────┴──────┴──────┴───────┘

  代价{17}。惩罚性赔偿在英、美两国的发展历史表明,惩罚性赔偿已由纯粹的私法责任,逐渐演化为一种促进公共政策实现、保护公共利益的特殊类型的法律责任。
  在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最早为1993年颁布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确立,后为《食品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所采纳,并在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不断的完善。现有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主要适用于消费者保护、食品安全以及产品责任领域。从其适用领域不难发现,我国法律引入惩罚性赔偿之初,其应然性目的就在于通过此制度保障市场双方的平等地位、促进维持市场的有序{18}。在论及其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制度功能时,有学者指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相比较维护交易双方的平等,维护社会全体消费者的利益更加重要,并强调由于惩罚性赔偿特有的激励功能,能够更好地激励私人主体通过诉讼行为,实现社会公共利益{19}。更有学者直接指出,惩罚性赔偿本质上是以私法手段对不法行为人实施的惩罚,并以此威慑潜在的不法行为人。其突破了国家对惩罚权的垄断,破除了惩罚由公法部门独占的常规,是利用私法实现惩罚与威慑的特殊责任类型,是旨在制裁准犯罪行为的私法制度{20}。可见,我国现有法律制度也将公共利益保护确立为惩罚性赔偿的价值目标,并将惩罚性赔偿定位为一种以私人行为促进公共政策实现、保护公共利益的手段。
  3.小结
  具体制度所负载的功能是其依附的法律体系整体功能在某一方面的缩影,它本身的发展、演变及逐渐被接受的历程应当被置于一个更大的背景下加以考察{21}。在现阶段风险社会的背景下,面对频发的严重事故和影响范围广、受害人数众多的新型环境事件,一方面,传统补偿性赔偿责任难以实现对致害人的惩罚,不足以威慑潜在的致害人;另一方面,公法责任虽然具有强大的惩罚、预防功能,但受制于执法者被俘获、执法专业性不足、信息不对称以及制度运行成本高等多方面因素,其实施效果并不尽如人意。而私人执法和惩罚性赔偿因其各自的特征,能够弥补传统补偿性责任和公共执法制度的不足,更好地应对风险社会背景下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的需求。综上,私人执法和惩罚性赔偿具有价值目标的一致性,将惩罚性赔偿引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具有充分的价值基础。
  (三)合作治理:私人执法与惩罚性赔偿的结合机理
  如前所述,现行法律制度下,私人执法和惩罚性赔偿体现出借助私法手段实现公共政策、保护公共利益的特点。私人执法着重强调的是以私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实现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的公共政策和法律;而惩罚性赔偿则是通过超额的赔偿责任,在惩罚违法行为人的同时,威慑潜在行为人,激励私人执行者,实现公共政策和法律。从特点来看,两者均系“公法私法化”浪潮下的具体制度实践。“公法私法化”的实质在于,通过私法实现公共任务,即通过私法手段或者通过私人主体来实现“公共”目标{22}。而与其相对的“私法公法化”,则是国家以公法手段对私主体实施的私法行为进行干预,避免私法行为的肆意,以维护公共利益和弱者利益,最终实现实质正义{23}(27?32)。“公法私法化”较于“私法公法化”出现较晚,它是在“私法公法化”的浪潮后,对加强国家职能的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加以反思调整的产物{24}。在20世纪80年代所兴起的公共行政改革的背景下,“公法私法化”的实质就在于促进政府与私人之间的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这种合作治理的核心就在于裁量权的共享,即通过裁量权共享的方式整合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资源,利用私人参与者的专业知识、精力及财力,更好地实现公共行政目标,同时也对参与合作的私人合作者给予适当的激励,以鼓励其进入公共领域并积极发挥作用{25}(4?5)。私人执法、惩罚性赔偿就是在这种合作治理理念下,共享裁量权的具体实践方案。
  就私人执法而言,其本质是在公权机关和私人主体之间,共享原由公权机关垄断的对侵害公共利益违法行为的追诉权,使得私人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独立对侵害者进行追诉,以提升社会整体追诉的效率;就惩罚性赔偿而言,通过扩大传统私人求偿权的范围,使得行政罚款和刑事罚金在一定程度上转换为惩罚性赔偿,在实现惩罚、威慑的同时,激励私人主体的诉讼行为。由此可见,私人执法和惩罚性赔偿在本质上均是以更好地实施维护公共利益的法律为目标设计的公私合作的方案,两者具有作用机理的同质性。此外,两者之间还具有紧密的关联性。惩罚性赔偿具有保障私人执法能够达到预期效果的制度功能。一方面,通过超出补偿性赔偿的财产责任,实现对致害人的非难性评价以达到惩罚的目的,同时增加违法的成本,使得潜在的致害人无利可图,达成威慑的目的。另一方面,通过高额的赔偿在补偿私人执法成本的同时,给予私人主体以额外的激励,以鼓励私人主体积极参与到私人执法之中。综上,惩罚性赔偿与私人执法不仅具有价值追求上的一致性和作用机理上的同质性,实际上惩罚性赔偿本身就是保障私人执法机制能够有效运转的手段。因此,将惩罚性赔偿引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不仅符合两者共同的价值目标,更是保障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有效运行的必然要求。
  三、惩罚性赔偿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实现路径
  (一)威慑补强:惩罚性赔偿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通过私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追诉生态环境致害行为人的法律责任,在对环境公共利益进行救济的同时,通过对致害行为人和潜在行为人的威慑,抑制未来可能的生态环境致害行为,实现对环境公共利益的保护。可见,对未来生态环境致害行为的抑制,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功能实现的关键所在。在现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受制于以补偿为目的的损害赔偿责任,对潜在的生态环境致害行为威慑不足,而惩罚性赔偿超额赔偿的特点,可以补强现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威慑的不足。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能否形成有效威慑,取决于责任对行为人的威慑力度和威慑强度两个方面的因素。威慑力度一般由诉讼中损害赔偿的数额决定,而威慑强度则由原告起诉频率和胜诉概率决定。惩罚性赔偿制度所具有的惩罚和激励功能能够有效提高损害赔偿数额和原告起诉的频率及胜诉概率。首先,就威慑力度的补强而言。惩罚性赔偿通过要求致害行为人承担超过实际损失的赔偿,以体现其对生态环境致害行为的负面评价。显然,其所要求的赔偿数额将高于现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以损害填补为目的的损害赔偿数额,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威慑力度。虽然超额的损害赔偿将超出必要的补偿范围,可能会违背损害赔偿法得利禁止原则{26}(165),但该原则是建立在公共执法能够有效威慑和抑制相关不法行为的前提下。在如今极端复杂的社会结构下,公共执法的有效性受到极大限制,客观上存在威慑不足,不能有效地抑制相关致害行为。如果在赔偿中继续坚守损害赔偿法得利禁止原则,就意味着对于致害者得利的放任。反之,通过惩罚性赔偿提高损害赔偿,意味着对于致害者得利的否定。具体到环境保护领域中,造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形势极为严峻的重要原因就是原有法律制度实际上纵容了致害者得利,客观上鼓励了生态环境致害行为的发生。欲改变现有困境,必须在源头上抑制致害行为得利。在环境公益诉讼中构建惩罚性赔偿制度,通过高额的损害赔偿,提高其威慑力度,使致害人受到惩罚,无法从中获利,最终抑制生态环境致害行为的发生。
  其次,就威慑强度的补强而言。如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利亚所言“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27}(62)。只有当执法强度能够达到使潜在的致害人认为其违法行为不具有逃避法律责任的可能性时,相关法律才会对其产生必要的威慑,否则“如果让人们看到他们的犯罪可能受到宽恕,或者刑罚并不一定是犯罪的必然结果,那么就会煽惑起犯罪不受处罚的幻想”{27}(110)。由此可见,保持适当的威慑强度是发挥法律威慑功能的重要保障。在现代法律体系中,惩罚性赔偿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激励私人实施惩罚,以弥补公共执法的不足。如果不对私人行为主体提供适当的激励,此种制度将缺乏运行的根本动力,正如日本学者所言“回避二倍、三倍赔偿制度的做法导致在许多领域法的实施过程中,只能依靠行政的或刑事的手段,也阻碍了私人在法之实现中发挥作用”{28}(147)。故而在制度设计的过程中,给予私人执法者一定的激励会带来诉讼频率和胜诉概率的双重提升。一方面,私人执法者会更加积极地提起诉讼,由此带来诉讼频率的提升;另一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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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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