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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比较法研究》
守成与创新的务实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人格权编(草案)》评析
【英文标题】 The Pragmatic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Review of the Draft of the Book on Personality Rights of Chinese Civil Code
【作者】 石佳友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分类】 民商法学
【中文关键词】 人格权独立成编;法律渊源的理性化;民法典体系;立法技术
【英文关键词】 an autonomous book on personality rights; rationalization of sources of law; system of civil code; legislative technique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2
【页码】 12
【摘要】

民法典设立人格权编是民法典体系的重大发展和创新。201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室草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人格权编(草案)》,是对我国长期以来的立法经验、司法实践以及学理研究的务实总结。草案整合了部分特别法、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的条文;草案也参考比较法的经验进行了诸多的创新,涉及肖像权、信用权、个人信息、禁令救济、比例性原则、判决的刊载、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等;草案还存在着一些尚待完善的内容和环节,包括要厘清人格权侵权规则与侵权责任法的关系,草案现有部分条文的内容还需要进一步斟酌,草案还需要增补一些必要的原则和制度。在总体上,草案满足了概念的清晰性、可操作性以及法律的确定性等法律技术层面的要求。

【英文摘要】

An autonomous Book on personality rights in the Civil Code will be a significant innovation. The Draft on the Book of Personality rights of the Chinese Civil Code made by the Department of Civil Law of the Commission of Legislative Work of the NPC represents a pragmatic consolidation of the legislative experience, the judicial practice and the legal research. The Draft integrates some rules of the existing legislations, regulations and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it also brings numerous innovations inspired by comparative law on right to image, to creditworthiness, to personal data, injunction, proportionality, publication of the judgment, moral damages on contract law etc. There are also some rules in the Draft to be improved in the future, such as the clarifica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personality rights law and tort law, the need of further reflections on some controversial articles and the necessity of the incorporation of certain principles and institutions. In general, the Draft satisfies the fundamental requirement of the legislative technique, included the conceptual clarity, the manageability and the legal certaint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6308    
  
  人格权是民法典中极其重要的制度。不过,民法典设立人格权编的构想,并非始于最近: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以下简称《民法草案》)第四编即为人格权法,这是民法法典化领域的重要创新。2017年《民法总则》规定了一般人格权,确立了隐私权和个人信息等权利。但是,《民法总则》仅有寥寥的三个条文(第109110111条)来调整人格权,条文数量甚至少于1986年《民法通则》。显而易见,这三个条文无法为人格权提供充分的保护;必须在充分总结现有单行法、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经验的基础上,增设新的条文。从立法技术的角度来看,考虑到《民法总则》无论是在民事主体部分还是在民事权利部分都难以完全容纳人格权规则,将有关条文设立为分则中的独立一编,显然具有现实的合理性。
  基于这样的考虑,2017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室根据长期的立法与司法经验以及民法学界的部分研究成果、立法建议稿,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人格编(草案)》(以下简称《人格权编草案》),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与讨论。总体说来,《人格权编草案》较好地总结了现行法(特别是单行法、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和经验,体现了稳妥的现实主义编纂思路;草案也吸收了比较法的一些最新发展趋势,对我国人格权制度进行了一些重要的发展和创新。当然,在有些领域,草案也略显拘谨和保守,建议未来可进行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
  一、现有立法与司法经验的务实总结
  《人格权编草案》比较全面和系统地总结了相关的特别法(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精神卫生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网络安全法》等)、行政法规(如《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征信业管理条例》等)和司法解释的经验,吸收了其中部分涉及人格权的条文内容。这一方面体现了立法机关稳妥推进的现实主义编纂思路,确保草案能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减少争议;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法典化这一理性化操作的价值,因为将分散于不同的规范性文件中的法律规范,集中纳入法典,以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方式加以统一规定,消弭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这正是法律渊源的理性化操作。恰如德国著名比较法学者Zimmermann所指出的,“(法典化)十分常见的情形是,就所纳入的法律规则的实质的角度而言,法典化并没有包含‘新’的法律;它更多地只带有‘重述(restatement)’的某些特征,因为法典化的使命是纳入和巩固‘数个世纪以来的法律成就’”[1]。例如,在法国,近年来对既有法典的修订基本都采取所谓“基于现行法的法典化(codification à droit constant)”方式,在整体上立足于现行法,在不进行大规模的实质性修订的前提下,对现行法的规范进行整合,从而实现所谓“再法典化(recodification)”。显而易见,这样的“重述性”工作仍然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其可以有效消除由于法律渊源的过度分散所导致的混乱,减少法律的复杂性,实现法律渊源的集中整合,便于人们方便地查找法律,而这些正是法典化所应完成的最为基础的使命之一。
  从结构上来看,《人格权编草案》的编排体例是合理的。该草案遵循了一般规定—物质性人格权(人格的物质性要素)—彰显其身份的权利(right to identity)—外在的客观评价—内在主观感受的编排顺序。这样的分类在比较法上也可以找到印证,例如,瑞士法上的人格权被区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物质性(physique)人格权,包括生命权、身体完整权、人身自由、性自由、遗体处置权。第二类是情感性(affective)人格权,主要是指情感生活、家庭生活方面的权利,包括对已故亲属的遗物、名誉等的维护等。第三类是社会性(sociale)人格权,包括姓名权、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声音权、经济自由权等。[2]在另一些国家,所谓社会性人格权即为“彰显其身份的权利(right to identity)”,指向姓名、肖像、声音以及其他能彰显主体独特个性的要素等,它们具有身份识别的功能(identification function)。与彰显身份相关的另一个权利是个人信息权,个人信息权虽然也能直接或间接指向主体的身份,但是个人信息由于往往具有私密性,是非公开的(或仅在特定范围内公开);对他人个人信息的窃取和非法公开是侵害个人信息权的典型手段,而且个人信息权的核心是信息自决(informational self - determination)。因此,个人信息宜与隐私权放在一起规定。《人格权编草案》正是采取了这一做法,将个人信息与隐私放在一起规定。此外,肖像权似乎没有必要单独成章,而应与姓名权、名称权纳入同一章,因为它们都是彰显主体身份的权利,而且都可以成为许可使用的对象而被加以商业化利用。
  《人格权编草案》(第一章“一般规定”)第2条明确规定了人格权的基本属性:不可放弃、转让、继承。这是确认人格权之非财产属性的必然逻辑后果。该条后半段“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为一些特殊的人格权益的继承也预留了余地。同时,《人格权编草案》(第一章“一般规定”)第3条规定,权利人可以许可他人使用其人格权的某些要素(肖像、姓名、名称等)。这就是所谓的“人格要素的商业化利用”。
  在权利主体方面,《人格权编草案》坚持了自《民法通则》以来的立法经验,承认法人具有人格权(尽管有学者对此始终持否定态度),因为这符合当代比较法的发展趋势。持否定观点的学者的核心论点不外乎强调法人的属性使其无法像自然人那样,具有理性和感知能力,无法体验自然人所遭受的精神痛苦,法人人格权本质其实是财产权,等等。然而,如同比较法学者所指出的,“应当承认,即使是在主体并未主观感受到人格损害的情况下(例如处于昏迷状态的植物人),其所遭受的人格损害亦是客观存在的;由此,法人对于某些人格利益的保护仍然具有合法利益,例如名誉,这不仅在理论上可行,而且也具有现实性和公平性……当然,法人仅能享有那些与其属性相适应且能自然适用于它们的某些人格权,包括名誉权、隐私权和彰显其身份的权利,这些权利的客体可能被他人侵害,即使主体没有感知到”[3]。这就是说,法人不能享有尊严、人身自由、身体完整等专属于自然人的权利。
人丑就要多读书

  由此,不足为奇的是,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法人具有人格权。在瑞士法上,法人与自然人一样同为人格权的主体,法人的财产利益和一些知识产权利益(商标、商号等)都被视为是人格的要素。[4]而且,法人还可以请求精神损害(非财产损害)赔偿。[5]根据法人实在论,如果法人机关的某一人格要素受他人侵害,法人被认为遭受痛苦,可以以其名义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法人可以主张名誉权以及私密空间(sphère privée)受保护、获得良好的社会评价权以及经济自由发展的权利。由此,一家上市公司的广告如被他人指责为胡编乱造的吹嘘,该公司可以向侵权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如果企业由于他人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导致客户资源、信用、商誉、业务或者整体的经济利益等受到损害或有受损的威胁,该企业可主张赔偿。[6]在法国法上,尽管不存在自然人那样的物质性人格,法人被认为存在社会性人格(personnalité sociale),在社会公众中同样具有其社会形象和身份,因此,法人有名称权和名誉权;法人同样享有内在人格(personnalité interne),可以享有隐私权保护;不过,与自然人的隐私权旨在保护心理上的感受不同,法人的隐私权旨在禁止第三人对于法人的内在空间的不法干涉和侵入,并由此保护其从业自由。[7]在比利时法上,法人亦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8]
  民法典对人体的法律地位作出规定是比较法上的重要发展趋势。1991年加拿大魁北克民法典第二分编“人格权”第一章即为“身体完整”(第10~25条);其中涉及医学治疗、医学实验、知情同意、器官捐赠与移植等。1994年,法国修订其民法典,新增第16-1条规定:“每个人享有其身体获得尊重的权利。人体不得侵犯。人体、其组成要素及产品不得成为财产权的标的”。第16-7条规定代孕协议无效。身体完整、不可侵犯及不得商业化成为人体获得尊重和保护权的“三位一体”概念。[9]2011年罗马尼亚民法典第64条规定了身体的不可侵犯;第66条禁止人体的商业化利用;第67条规定了器官的捐赠和移植。就我国而言,虽然此前有关部门制定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等法规规章,但是,总体上,这些规范的效力层级比较低,而且内容零散,缺乏体系性;由于制定时间较早,内容比较粗疏,不能有效应对相关领域的新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挑战。另外,在实践中,有关人体及其组成部分的诉讼不断出现,例如2014年9月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所谓“胚胎继承案”、2018年2月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夫妻一方毁弃冷冻胚胎的案件,都说明民法典以基本法的形式对人体问题作出规定的紧迫性。在这样的背景下,以现有的有关法规规章为基础,《人格权编草案》在第二章“身体权”的框架之内,整合了部分生命伦理法的规定,包括人体商业化的禁止、器官与遗体的捐赠、人体医学试验等内容。《人格权编草案》第13条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细胞、人体组织、人体器官、遗体。”
  这是对人体商业化禁止的确认。[10]另外,《人格权编草案》同样在身体权的框架之下规定了性自主权,禁止性骚扰和性侵害。这同样是符合比较法发展趋势的安排:在比较法上,身体权广泛适用于“器官移植、血液捐赠、流产、医学手术、性行为、头发剪除以及其他类似行为”。[11]
  《民法总则》(第111条)首次以民事基本法的形式规定了个人信息。《人格权编草案》根据这一重要规定,在《网络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特别法的相关内容的基础上,对个人信息作出了规定。民法典中规定个人信息权是近年来出现的新趋势,例如,2011年罗马尼亚民法典第77条即对个人信息的处理作出了规定。同样,《人格权编草案》还就其他的人格权制度,纳入和整合了相关的特别法。例如,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为基础,《人格权编草案》第4条规定了死者的人格利益保护问题;[12]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相关规定的基础上,《人格权编草案》第20条和第21条对姓名权保护进行了扩展,包括自然人的笔名、艺名、网名等,法人等的名称中的字号、名称的简称等;这也符合当代比较法的发展,例如,根据魁北克民法典第56条的规定(“使用不同于自己姓名者,对由此所引发的混淆或损害承担责任”),法院对于主体所特有的假名、笔名、网名等予以保护[13]。此外,以《征信业管理条例》等法规为基础,《人格权编草案》第35条规定了信用权。这些都充分说明了立法机关充分尊重现行法的务实主义精神。
  二、人格权保护的重要创新
  值得注意的是,《人格权编草案》尽管充分总结并立足于已有的立法和司法经验,对现有的立法、司法和学理成果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吸收和巩固,但《人格权编草案》并非完全是对现行法的机械重复或汇编;相反,草案在整体上作了多方面的创新,具有很多突破;这些创新对于未来人格权的司法保护实践无疑具有重要价值;如果这些规定未来能纳入民法典之中,必将促进人格权保护水准的有效提升。
  《人格权编草案》第29条规定了对许可使用协议的限制性解释原则。如果许可使用协议的授权范围不明,则应作对权利人有利的解释。由此,推定对肖像商业利用的控制权仍为权利人所保留。根据这一有利于权利人的原则,如果父母许可他人使用未成年子女肖像的合同,则子女在成年后应可自由撤销。
  《人格权编草案》第35条规定了信用权。信用权(right to creditworthiness)主要涉及主体的信用状况、盈利能力(earning capacity)等;它很早就被视为是一项人格利益。其独特性并不在于其财产权属性,它被认为具有人格和(无形)财产双重属性——这与名誉权的非财产属性不同,而在于它并非始于出生(往往是成长到一定阶段后才具有),也非是死亡时才终止(也可能在此之前就发生终止)。[14]我国信用权的立法,最早可追溯到2002年《民法草案》,该草案曾专门规定了信用权。[15]与2002年草案相比,《人格权编草案》第35条的规定更为凝练,涵盖了查询、异议、更正、删除等权利;另外,该条对信用评价人设定了核查、采取必要措施、损害赔偿等义务。
  《民法总则》第111条系首次在民事基本法上对个人信息作出规定,但是,其规定存在明显的缺陷:该条尤其没有明确个人对其信息的控制权,而这是个人信息权中最为核心的权利;离开信息主体的同意权,所有其他权利皆是枉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仅如此,该条对于个人信息的处理原则(收集目的合法且明确,信息必要且相关、信息准确等),以及个人信息权的其他权能(信息获取权、信息更正权、信息存储期限限制权、信息泄露救济权、信息删除请求权等),也都没有作出规定。[16]令人欣慰的是,这些漏洞为《人格权编草案》第44条、第46条等条款所填补。这是对《民法总则》漏洞的有效补救。
  《人格权编草案》第52条规定了禁令救济。根据该条,为了及时制止侵权行为,相关民事主体可申请法院颁发禁令,责令停止有关侵权行为;该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0条、第101条规定的诉讼中和诉前的行为保全在人格权领域的具体适用。禁令救济常常被用于人格侵害行为存在发生的危险,或者处于持续性状态,此类救济是各国普遍存在的救济方式。禁令针对的是对不法行为的预防,而非是对已经发生的不法行为之前状态的恢复;因此,通常禁令并不要求过错。除此之外,通常还有其他的救济措施,例如,撤回或者更正报道,刊载法院的判决,刊登道歉以及回应权。就这些救济措施而言,“重要的是,比起通常的返还性措施,对于恢复受害人的良好声誉来说,它们可能比金钱赔偿更为有效”。[17]
  人格权经常容易发生与其他权利的冲突,这是其真正的独特性之一。就此而言,我国的司法解释和有关判例一直强调利益平衡保护的原则,这其实是对比例性原则的适用。《人格权编草案》总结了这些宝贵的经验,充分体现了平衡保护的精神,尤其在第51条规定了权利冲突情况下的比例性原则。该条第二项规定法官应考虑考虑“行为人和受害人的职业、社会身份、社会影响范围等”。据此,法院在未来将可望建立起公众人物的人格权保护制度。公众人物的人格权保护范围与限度,确实是比较法上十分复杂的问题。鉴于公众人物的身份与影响力,媒体和社会公众对他们的关注在很多时候具有公共利益属性,因此,在比较法上有所谓“真实恶意”(actual malice)等原则,要求公众人物对于社会关注承担更高的容忍度;仅有在证实媒体存在实际的恶意等情况下,才判决媒体承担责任。该条第三项要求考虑“行为人的过错程度”。由此,如果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善意和无过失的,尽管存在损害,亦可能被免除责任;这与比较法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例如,在德国法上,媒体的报道如果存在不实,对受害人的名誉造成损害,但是如果媒体对不实报道的发生是无辜的,不存在过失,则不承担责任。在荷兰,如果报道者进行了勤勉调查(diligent research),对报道的不实亦不承担责任。[18]该条第四项要求法官认定民事责任应考虑“行为的目的、方式、时间、后果等具体情节”,这对于司法实践也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如果新闻侵权纠纷中,所报道的主题具有重要的公共利益价值,报告的目的是出于满足公众对于公共事件真相的知情权,那么,即便报道出现部分失实或者某些稍微激烈的评论,对受害人也不构成侵权。[19]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对公众人物的人格权确实有必要设定限制,他们对公众的关注理应负担更大程度的容忍义务;但是,这绝不是说公众人物就没有肖像权、隐私权可言。欧洲人权法院在2004年的“汉诺威公主案一”[20]和2012年的“汉诺威公主案二”[21]中,就肖像权、隐私权与媒体的新闻与表达自由之间的冲突,通过对比例性原则的适用来体现利益平衡保护的精神。根据比例性原则,如果媒体刊载公众人物的照片或者隐私报道与公共利益或公共话题有关,是满足公众的合法知情权,那么媒体免于承担责任;反之,如果媒体主要是出于娱乐目的,满足部分读者的窥探欲,吸引其眼球以提升刊物的发行量,则媒体应承担侵权责任。由此,《人格权编草案》第51条所确立的比例性原则对我国未来的司法实践有重要的价值:事实上,我国已有多起公众人物起诉媒体侵犯隐私权的案例,法院的判决和学界的意见并非完全一致。例如,就媒体报道名人情感出轨的行为是否涉嫌侵权,很多人认为只要报道的内容真实,媒体就不承担责任。从比例性的原则来看,这样的观点是很成问题的,毕竟公众人物也享有人格权;基于比例性原则,对他们人格权的限制只能基于公共利益目的(例如,行使舆论监督职责,发起对公共议题的讨论等),满足公众的合法知情权,而且对其人格权限制的限度应当适度;媒体如果主要出于娱乐消遣目的,追求轰动效应,吸引公众眼球,满足部分读者的窥探欲望,对公众人物的私生活采取跟踪、偷拍、偷听等恶

  ······卧槽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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