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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普通动产多重买卖规则的合理性证成
【英文标题】 Justification of the rule for ordinary chattel multiple sales
【作者】 雷秋玉【作者单位】 昆明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分类】 物权
【中文关键词】 普通动产;多重买卖规则;体系强制;个案调处;实践理性
【英文关键词】 ordinary chattel; the rule of multiple sales; systematical compulsiveness; equitable rule; practical reason
【文章编码】 1672-3104(2018)02?0072?0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2
【页码】 72
【摘要】 对普通动产多重买卖规则的误读已经持续多年,学术界普遍认为它违反了民法体系强制的要求。普通动产多重买卖规则作为一种与诉讼程序有着深度勾连的“个案调处规范”,与民事实体法应当适度分离,民法体系强制不应介入这一特殊界域,对它的学术评价也不应借助于民法体系强制的要求。这一“个案调处规范”所处的与程序深度勾连的环境,使得对出卖人自主决定权的观察只能在程序的历时结构中展开;在其具体的微环境中,不得拒绝裁判的程序法上的强制与必须维系裁判与法制统一的内在要求,使得作为司法实践理性外在形式的、排除债权平等性的普通动产多重买卖规则成为必然之选。
【英文摘要】 The misinterpretations of the rule for ordinary chattel multiple sales have continued for several years. And academia thinks that the rule violates the compulsive requirements of civil law system. As an equitable rule, the rule retains deep ties with litigation procedure, bound to be separated moderately from civil substantive law. And it is not appropriate to interfere into the special realm or to carry out academic evaluation by means of the systematical compulsiveness of civil law. The condition, in which the equitable rule links litigation deeply, makes it necessary that the observation of autonomy of the seller should be executed within diachronic structure of litigation. In its specific micro environment of litigation, to accord with the compulsiveness of procedural law that the judge should not refuse judgment and the intrinsic demand to keep unification of judgment and legal system, the rule should be regarded as a necessary choice even though as an external form of judicial practical reason, it expels the equality of credit.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6278    
  
  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12〕8号文件的实施已有5年多,学术界对其第9条所确立的普通动产多重买卖规则的消极评价至今仍未消除。质疑点有二:一是对出卖人自主决定权的剥夺;二是违反债权平等性原则。然而,这些质疑究竟有多大的合理性,罕有学者对此进行深入探究,司法实务界也几乎一同噤声。貌似正确的质疑,事实上可能是违背常识的大棒。法释〔2012〕8号第9条创设了一种被锁闭在程序中的特殊规范,可用“个案调处规范”[1]予以概括。它是基于漏洞补充的解释方法而创建的“类实体法”规范,不具有实体法通常所具有的普适性,同时与程序法存在深度的勾连。对它的学术批评,若忽略了作为其背景的程序法,忽略了基于个案调处而形成的“锁闭”状态,而试图把民法体系强制直接对它予以套用,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
  一、文献回顾:对普通动产多重买卖规则的持续误读
  法释〔2012〕8号实施于2012年7月1日。自2012年7月至今,学术界存在对该法释第9条的持续反思与学术批评。其中尤以2012年至2015年之间的批评最具典型性。在CNKI上的检索显示,最早对该法释展开批评的是程啸先生,他于2012年年底撰文指出,法释〔2012〕8号所确立的那些标准违背了基本法理,不符合《物权法》的规定,无法实现起草者的初衷,还会造成混乱{1}。2013年刘保玉先生也发表文章批评第9条第2、3款随意破除了普通债权之间的平等性,缺乏相应的法理基础,无法在债法制度中一以贯之{2}。2014年孙毅先生的观点有所突破,在原有的债权平等性破坏论的基础上,又加了一条侵害出卖人任意履行权利的批评意见{3}。至2015年,李锡鹤先生针对同一问题,又从上述规则将诚实信用原则与民法法理对立起来的角度,对其进行了批判{4}。
  主流学术批评观点的发生,与司法实务界自身对普通动产多重买卖规则的误读有着内在的关联。2012年法释〔2012〕8号颁布后,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也曾就此发表过如何“理解与适用”第9、10条的实务解读。这一解读首先解释了受领交付占有者优先的物权法法理。继而梳理了解释论论证过程中的4种观点:①出卖人自主决定说;②先行支付价款说;③合同成立在先说;④买受人先请求说。对于出卖人自主决定说,法官们解读舍弃该说的原因是该说可能放任出卖人与个别买受人恶意串通。先行支付价款说和合同成立在先说与法释〔2005〕5号第10条的精神相吻合,这是该两种学说得以采用的原因之一。对于先行支付价款者优先规则,法官们的解释是:先行支付价款的第一标准是支付时间;在支付时间相同的情况下,以买受人请求履行的时间的先后作为补充{5}。实务界的这种解读,成为触发学术界批评的导火索。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实务界的上述解读都试图将司法审判中的裁判规则引向实体法规则。例如,对于先行受领交付占有者优先的解读,系从物权优先债权这一实体法的角度进行的;对于否弃出卖人自主决定权的问题,则从出卖人与个别买受人恶意串通的角度出发。而对于先行支付价款者说、合同成立在先说、买受人先请求说,实务界的解读又显得十分含糊,似乎唯一可作为其依据的是在历史解释角度上存在的法释〔2005〕5号。
  学术界的其他声音显得极其微弱,也极为罕见。在CNKI上检索的结果表明,仅在2015年《天津法学》上发表的一篇论文提到,相关“法释”所创设的债权顺位规则“在形式上”有违债权的相容性,但是宜视为基于法院纠纷解决程序而衍生的实体规则,其作为法官对待个案“同案同判”的审判标准,于审判环节之外不构成优先债权现象{6}。“审判环节之外不构成优先债权现象”的观点是极为重要的,它揭示了主流学术批评观点的无针对性与盲目性。此类声音一方面自身也不够坚决,另一方面影响微弱,因此对于主流学术观点几乎没有起到丝毫撼动的作用。
  主流学术观点的出发点是民法的体系强制。民法体系性强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遵循实质意义上体系强制的要求。即维持法律制度间价值取向的和谐。有两条要求:其一,如无足够充分的理由,应当坚持强式平等;其二,如无充分及正当的理由,不得主张对民事主体的自由进行限制。二是遵循形式意义上的体系强制的要求。也有两条要求:其一,遵守形式逻辑概念体系的科层制强制;其二,遵守以民法制度逻辑相关性为基础形成的体系强制{7}(12?16)。目前我国关于普通动产多重买卖规则评价的主流学术观点,不论有无学术自觉,大都是以价值取向的体系强制为标准的。所谓普通动产多重买卖规则破坏债权平等性原则的观点,所依据的是强式平等的破坏;所谓其系对出卖人自主决定权侵害的观点,所依据的是对民事主体的自由进行限制或者排除。其核心观点是,依诚实信用原则突破民法的体系强制要求,需要正当而充分的理由,但是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12〕8号恰恰没有提供什么正当、充分的理由。虽然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透过法官释法,通过新闻发布会宣称立法初衷仍在于维系诚实信用的交易规范,但是在动产多重买卖规则的形成上却基本没有怎么进行论证。再者,学者们也普遍认为,即便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调整民法的具体规范,也应以不突破民法体系强制要求为底限。
  应该说,主流学者具有相当敏锐的民法体系维持自发意识。然而问题是:民法体系强制能否突破民法或者民法研究之界域?民法及民法研究,有其方法论上的特殊性,体系强制的目的在于维持方法论之底限,以确保民法内部的价值、逻辑等能够自洽、和谐。若将这一体系强制之要求延至民法体系之外,尤其是将之延至民事程序的界域内,是否妥当,应需要进一步讨论。民事程序有其自身的独特的体系性要求,这又尤其以程序正义价值的独立性和摆脱工具理性价值为特征。主流学术观点多无视“个案调处规范”与民事程序深度勾连,而将其视为纯属民事实体法内的事情,未能看到在作为历时过程的程序中,出卖人自主决定权的展开与渐变及其因果的关联,而抽象地认为,普通动产买卖多重规则导致当事人自主决定权的丧失。这是相当武断的,也不符合事实。同时,在对“个案调处规范”的构造进行评价时,也忽略了这一规范体系所处的诉讼背景。试想,在此特殊语境中,若对所有买受人的诉请依债权平等原则处置,将出现何等荒谬的结果?在多重买卖的情况下,债权平等原则主要体现为“先到先得”的随机性,这一原则与出卖人的自主决定权有着内在关联。而事实上,多重买卖之诉的前提是出卖人不愿或不能为自主决定;普通动产多重买卖规则的适用也以出卖人不愿或不能为自主决定为条件。因此,既已进行多重买卖之诉,则债权平等原则已经失去其适用的前提。法释〔2012〕8号第9条适用的诉讼类别为普通的共同诉讼,同类诉请中所有诉讼均处于在途状态,受普通共同诉讼的机制制约,法院也不可能对涉案同类个别诉请实行“先到先得”规则。再者,普通动产多重买卖的诉讼,以买卖标的物的经济上不可分为条件,若为可分,则无适用普通动产多重买卖规则的可能。例如,甲某一仓库的货物分别整体出卖于乙、丙、丁三人,后乙、丙、丁同意各取其中的一部分,此时即无适用普通动产多重买卖规则的必要性。最后,诉讼的处分原则、法院科学行使判决权原则(不得抓阄决定)等,也均限制了债权平等性原则的适用。强行以债权平等性原则评价和要求处于裁判语境下的普通动产多重买卖规则,恐怕不但不合乎现实,亦将产生扭曲诉讼机制的不良后果。
  二、普通动产多重买卖规则是否侵害出卖人自主决定权
  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12〕8号第9条第1句确定了普通动产多重买卖规则适用的条件:出卖人就同一动产订立多个买卖合同;买卖合同均有效;买受人都要求实际履行。这说明普通动产多重买卖规则只有多重买卖合同的多个买受人均向法院诉请实际履行时,才有可能启动,法院也才有可能适用“个案调处规范”。如果某一买受人已经先行诉讼并获得法院支持的判决,则基于既判力{8}(17),同一法院不得就同一标的物对其他买受人的诉请再为矛盾或抵触判决,此时构成普通的共同诉讼的条件不再具备,无适用此“个案调处规范”的可能。同一动产的多个买受人均向法院起诉要求实际履行的背景是什么?假如出卖人已经向个别买受人为履行,在买卖合同均有效的前提下,这种履行是合法有效的,其他的买受人买卖合同即已不可能得到履行,只能向出卖人请求违约的金钱损害赔偿。此时,买受人都要求实际履行的诉讼程序便不可能合法启动,法院同样没有适用普通动产多重买卖规则的可能性。质言之,在诉前阶段,出卖人有充分的意志自由,可以决定向合法买受人之中任一一人为履行。即便未按照“个案调处规范”的顺位标准为履行,其履行也是合法有效的。在买卖合同均为有效的前提下,出卖人意志自由的边界在于:当其向合法买受人之中的一人为履行后,即不能再向其他的买受人为履行。
  出卖人不能或者不愿于诉前做出履行的决定并践行之,是多重买卖合同关系中买受人诉诸法院请求实际履行的前提。自被通知应诉到法院做出以出卖人向买受人之一履行为内容的判决生效前,出卖人是否已经丧失了自主决定权?根据民事诉讼的常识,只要诉讼当事人未对多重买卖合同的标的为保全,则出卖人在判决书生效前,可以就买卖合同的标的为处分。其处分行为的有效性并不取决于是否已经进入诉讼。限制出卖人的自主决定权的保全措施,可能发生在诉前,也可能发生在诉讼中。随着2013年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法院被授予作出责令被申请人“作出一定行为”或“禁止作出一定行为”保全裁定的权力,这对于法院判决的实现和提高法院提供最终救济的充分性,都产生了积极影响{9}。在普通动产多重买卖的诉讼中,此种限制却非因多重买卖规则所产生,毋宁说,这是所有因买卖合同涉讼被诉的当事人都可能遭遇的事情。只要保全措施未采取,出卖人即使于二审期间,仍可就其所有物为处分,这种处分行为也不能仅因与第一审判决相抵触而无效。
  即便已经做出终审判决,终审判决的既判力也并不能彻底杜绝出卖人为与生效判决相矛盾的处分。判决的既判力对于当事人的限制一般性地局限于“禁止当事人重复诉讼、恶意诉讼、虚假诉讼,也包括禁止当事人提出自相矛盾的诉求和主张,还包括禁止法院做出前后自相矛盾的判决”{10}等,它对于出卖人对其所有物为处分行为并无根本性的拘束力,不能据此对出卖人的处分行为为无效评价。法律制度对于已为终审判决后的出卖人的处分行为设置了外在强制,包括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法律规定:《民事诉讼法》111条第1款第6项规定的“拒不履行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罪为其基础;《刑法》313条将上述罪规定为情节犯,并设定了有期徒刑、拘留或罚金的刑罚;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313条所规定的“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予以明确限定,但仍留下了空白;法释〔2015〕16号第2条对此空白予以明确,其第3项将“拒不交付法律文书指定交付的财物、票证或者拒不迁出房屋、退出土地,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情形确定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述法释“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之一。司法实务与学说上对于“有能力执行”的节点有不同的判断,这种判断对于认定与本论题直接相关的“拒不交付法律文书指定交付的财物”的情节可谓息息相关。这些观点计有诉前说、“诉始说”、宣判说、生效说、“执始说”等,以生效说为通说{11}。假如遵循生效说,则从判决书生效时起,出卖人如为与判决书矛盾的处分行为,致使其无能力履行判决书交付指定财物的判决,将使其面临被指控犯有“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危险。然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并非专为普通动产多重买卖而设,只要陷入诉讼而被判决履行特定给付义务,不予履行者均有涉罪的风险。
  在进入强制执行阶段之后,普通动产多重买卖出卖人对其所有之物,可能因法院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而失去自主处分的权利。此亦为所有涉及诉讼的被告可能遭遇的情形。尤其关键的是,依法理解释,即使已经进入执行程序,在涉诉的普通动产被强制执行前,出卖人仍有可能对其为处分行为。例如,将其向被判决履行对象之外的其他债权人为清偿。由于这种处分行为并不违反实体法规则,因处分行为而受清偿的债权人,其对出卖人处分行为的受领有实体法上的权利为支撑,这种受领也是合法有效的,故处分的结果无法通过执行程序予以回转。
  如果主流学说中所认定的普通动产多重买卖规则对于出卖人的自主决定权的侵害,是指诉讼程序对于其自主处分权的限制,至少有一半是违背常识的,还有一半是错误的。之所以说一半错误,是指即便因多重买卖陷入诉讼,在判决生效前后,出卖人的自主决定权并未因多重买卖而受到什么约束或者根本性的约束;之所以说一半违背常识,是指出卖人的自主决定权在诉讼中所受到的限制,与其是否为多重买卖无直接关联,而系诉讼中作为被告所常遭遇的情事。例如,因保全而使自主决定权受限制,判决生效之后其自主处分权受到外在强制,进入强制执行阶段后因强制执行受到限制或者强制,等等。其中尤其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依据诉讼程序规则而存在的出卖人的处分权及对其处分权的限制,均非只针对普通动产多重买卖的出卖人,而系针对所有类似情景而设。如果要从这一角度指控多重买卖规则对出卖人自主决定权的侵害,确属空穴来风;假如确要做如此指控的话,不如指控诉讼程序对出卖人自主决定权的侵害,建议取消诉讼程序。
  三、普通动产多重买卖规则是否侵害债权的平等性
  面对普通动产多重买卖之买受人的实际履行诉讼,法院最大的困境是:不能拒绝裁判而将这一难题抛回给出卖人或者买受人。有学者指出,面临一个不受既有法律规范调整的案件时,法官有几种选择:坚持或遵守法律;偏离法律;使自己从这个案中脱身;辞去法官职务{12}(20)。很显然,选择从案中脱身或者辞去法官职务都不是一个尽职的法官所应为的行为。西方法谚“法官不能拒绝审判”,所指虽然为法官,其实也同样指向法院。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条规定:“民事,法律所未规定者,依习惯,无习惯者,依法理。”根据“审判官不得藉口于法律无明文,将法律关系之争议,拒绝不为判断,故设本条以为补充民法之助”{13}(1)的立法理由,该条的主要目的似为避免法官不能审判局面的出现。
  我国《民法总则》10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无规定时,可以适用习惯,但以习惯不违背公序良俗原则为限。在《民法总则》实施以前,我国民法规范仅有《物权法》85条明文规定,可在没有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根据“当地习惯”处理相邻关系。在现行法的框架下,我国法院处理民事纠纷,要么依法律,要么依习惯。在没有现成的法律规则或者习惯作为裁判依据时,鉴于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立法法》框架下的释法权,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释法,或为法律解释,或为漏洞填补,法院可以获得基于“法理”的释法行为所生成的规则支援[2]。而在确乎无具体法律规则可为依据的时候,鉴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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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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