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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治与法律》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解释学研究
【作者】 劳东燕【作者单位】 清华大学法学院
【分类】 刑法分则
【中文关键词】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公共安全;危险方法;具体危险犯;未完成形态
【文章编码】 1005-9512(2013)03-0024-12【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3年【期号】 3
【页码】 24
【摘要】 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危害公共安全的判断,应当围绕多数人的生命、身体安全为核心展开,放弃使用“不特定”的概念,同时否认单纯的财产安全属于公共安全。“ 以其他危险方法”是独立于危害公共安全的要件,应当从性质与程度两个角度进行限定,要求行为本身不仅在客观上具有导致多数人重伤或死亡的内在危险,而且同时具备导致该结果的直接性、迅速蔓延性与高度盖然性。有必要采纳“未遂犯-既遂犯”的模式来解读《刑法》第114条与第115条第1款的关系。从第114条的立法意图来看,应当承认具体危险犯存在未遂与中止的形态,且其与第115条第1款的侵害犯的未遂与中止并不重合。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8832    
  
  相对于分则中其他罪刑规范而言,《刑法》第114条与第115条第1款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规定表现出三点特殊之处。其一,罪状的描述方式很独特。第114条与第115条第1款并未对本罪实行行为的自然特征进行描述或概括,而是通过纯规范的、依赖价值判断的叙述来说明其实行行为的性质。因而,不像在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强奸等犯罪的场合,仅仅依赖生活常识与事实判断,人们无从知晓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实行行为到底是什么。其二,将堵截性的行为方式独立成罪。这在现行刑法的分则条文中可谓绝无仅有。其三,刑法将造成具体危险的行为在第114条中独立予以规定,同时另设第115条第1款,以适用于出现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侵害结果的场合。这明显不同于对一般侵害犯的立法方式。对于绝大多数侵害犯而言,立法者往往选择以侵害结果的出现作为既遂的标志,造成具体危险的情形则借助未遂犯的规定来处罚。前两点特殊之处关涉该罪实行行为的认定。与其他犯罪的实行行为可先作形式判断再作实质判断不同,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实行行为的认定,自始就缺乏形式判断的阶段,而完全依赖对放火、决水、爆炸与投放危险物质的行为方式的理解与把握,即必须参照放火等犯罪的行为的客观性质进行实质的判断。 后一点特殊之处则涉及对第114条立法意旨的把握,尤其是第114条与第115条第1款的关系的解读,即立法者为什么要明文规定第114条,而不是只规定作为侵害犯的第115条第1款。如果只是要处罚造成具体的公共危险的情形,则第114条完全是多余的立法,因为即使没有第114条的规定,对于前述情形,也完全可以适用第115条第1款,只要同时再援引刑法总则有关未遂犯的规定即可。
  正是前述三点特殊之处,让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长期以来成为难以准确把握的罪名,不仅刑法理论上一直未能对其构成要件做出清晰的界定,实务中该罪更是有沦为新的“口袋罪”的趋势。一方面,实行行为的缺乏定型性,使得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实务中的适用极为混乱。另一方面,对第114条的立法意旨及其与第115第1款的关系缺乏准确的把握,也使人们在诸多基本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的认识,这些问题包括:第114条中的危险故意与第115条中的实害故意在内容上是否相同;是否存在对具体危险持故意而对侵害结果持过失的犯罪形态,如果这种形态存在,则如何与第115条第2款规定的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相区分;第114条的具体危险犯有无未遂、中止的形态,其与第115条的未遂、中止存在怎样的联系与区别等等。
  要解决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理论与实务中的困境,关键在于对其实行行为的界定和对第114条与第115条第1款的关系的解读。该罪的实行行为抽象说来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在具体对之界定时,则需要从两个方面来把握:一是行为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二是采取的是“其他危险方法”。这便涉及对危害公共安全的判断与“其他危险方法”的认定问题。本文期望在有效限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处罚范围的同时,在相关问题上取得基本的理论共识。
  一、危害公共安全的判断
  与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其他罪名一样,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实行行为首先必须具备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那么,何谓危害公共安全?这显然取决于对“公共”与“安全”这两个核心概念的理解。
  (一)公共安全中的“ 公共”的理解
  对公共安全中“公共”,国外刑法理论上存在不同的见解。第一种认为涉及不特定人的生命、身体或者财产的危险才构成公共危险。第二种认为不问特定与否,只要是涉及多数人的生命、身体或者财产的危险,就是公共危险。第三种认为只要二者具备其一,即涉及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身体或财产的危险,便足以成立公共危险。第四种认为,只有涉及不特定并且多数人的生命、身体或财产安全的危险,才是公共危险。[1]我国传统刑法理论支持第四种见解,认为公共安全是指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重大公私财产以及公共生产、生活的安全。实务中,人们甚至还习惯于主要从不特定的角度去界定公共安全,认为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言,如何正确认定公共安全中的“不特定”情节,是确定是否按本罪定罪处罚的关键。[3]这种立场也为最高法院相关业务庭人员所认可。[3]
  以“不特定+多数”的方式对公共安全进行限定,显然不当地缩小了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处罚范围。它意味着,侵害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财产安全,不可能成立危害公共安全方面的犯罪。同时,以“不特定”作为界定“公共”一词的关键要素,也有未切中要害之嫌。笔者认为,公共安全中的“公共”,应当以多数人为核心进行理解,即多数是“公共”概念的核心。正如张明楷教授所言,危害公共安全罪是以危害公众的生命、健康等为内容的犯罪,故应注重行为对“公众”利益的侵犯;刑法规定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目的,是将生命、身体等个人法益抽象为社会利益作为保护对象,所以应重视其社会性。“公众”与“社会性”势必要求重视量的多数。[4]当然,此处所谓的“多数”并不要求一定是现实的多数,也包含潜在的或者可能的多数。即使侵害对象是特定的,如果行为具有随时向危及潜在多数人安全的方向发展的现实可能性,则当然也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相反,“如果行为人向不特定对象实施的行为除了使得该被害人受到危险或损害外,并不具有向危及第三人安全扩展之现实可能的,则并不具有‘公共’意义,因而也不得认定为危害公共安全罪”。[5]比如,行为人抱着砸谁都可以的心态,在繁华的步行街向人群扔一块砖头,此种情况下,尽管行为对象是不特定的,由于行为客观上并不具有向危及多数人发展的现实可能性,不能认为其行为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但是,如果行为人不是向人群而是向正在正常行驶的汽车扔重物,则其行为性质可能要另当别论。比如,甲在高速公路的人行天桥上喝啤酒,喝完后便将空酒瓶向高速公路砸去,恰好砸穿一辆从桥下通过的出租车,致司机轻伤。在此案中,行为对象同样不特定,但甲从天桥向高速公路砸酒瓶的行为,因易引发交通事故而具有随时向危及多数人安全扩展的现实可能性,故应认为甲的行为已危及公共安全。[6]可见,对于“公共”的认定而言,关键不在于行为对象或危害结果是特定还是不特定,也不在于最终受到侵害的人数是否实际上达到多数,而在于行为是否在客观上具有危及现实的或者潜在的多数人的安全的性质。无怪乎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林山田这样定义公共危险罪,“公共危险罪乃指足以造成特定或不特定多数人死亡,或身体健康受到伤害,以及财物受损等严重后果的具有公共危险性的犯罪行为”。[7]
  与此同时,考虑到公共安全属于社会法益的范畴,故所谓的“多数”不仅指的是所涉对象的数量,而且要求所涉对象必须体现一定程度的社会性。比如,行为人出于报复的意图,放火点燃位于荒郊野外的一所独立平房(周边并无民宅或其他建筑,且行为人在过程中十分注意对火势的控制),将当时正在熟睡的被害人一家五口全部烧死。对于此类案件,不能仅因行为所危及的人数在量上属于多数,就得出危害公共安全的结论,而应当认定仅构成故意杀人罪。不过,如果行为人放火烧的是一个正在营运的乡间俱乐部,即使俱乐部周边没有民宅或其他建筑,火势也没有蔓延的可能性,其行为仍被认为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对行为人宜以放火罪追究刑事责任(当然,行为人可能同时触犯故意杀人罪,从而构成放火罪与故意杀人罪的想象竞合)。
  严格说来,由于对“多数”做扩张的理解,即包括现实的多数与潜在的多数或可能的多数,笔者所主张的观点与前述第三种见解并无本质区别,即所谓的“公共”,是指“不特定或者多数人”。但笔者之所以反对使用“不特定”的概念,主要是基于几点考虑。其一,特定与否是个相对的概念,很难准确地进行界定,对“不特定”的解释始终存在模糊不清的地方。其二,引入“不特定”的概念,容易将“不特定”与“多数”理解为并列关系甚或独立关系,由此引发不必要的混乱。比如,实务中有的办案人员将“不特定”直接理解为,既指犯罪对象的不特定性又包含危害结果的不特定,并从是否超出事先锁定的行为对象来理解前者,从是否给特定对象造成不特定危害结果的角度来说明后者。[8]很显然,这样界定“不特定”,不仅与“公共”概念的核心含义相偏离,也使得对象认识错误与犯意超出的情形,也可能完全符合“不特定”的要求。其三,对“不特定”的理解,最终还是必须参照“多数”的含义来展开。如前所述,行为对象的确定与否,与是否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并无必然的逻辑关联。正是基于此,当前的学说日益倾向于认为,“不特定”是指行为所影响的对象范围与危害结果具有不可预料性与不可控性。 [9]“不特定”本身必须蕴含向多数发展的可能性,也惟有存在向多数发展的可能性的情形,才属于危害公共安全中所指的“不特定”。所谓的“不特定”,绝不是单纯的事前不能确定某个被害对象的意思。如果行为只能导致少数人伤亡,而不可能随时扩大或者增加被害范围,即使事前不能确定伤者是谁,也不能认为行为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10]既然不特定性本质上属于多数性要求的体现,不过就是潜在的多数的别称,那就不如索性不要使用“不特定”这一概念,直接将之纳入“多数”的范畴。这样不仅更切中“公共”一词的要旨,也有助于防止实务中因对“不特定”的理解不一而导致的混乱。
  值得注意的是,以“多数”为核心来理解“公共”的概念,是就单一行为本身在客观上具有危及现实的或者潜在的多数人的生命、身体或者财产安全而言,而不是就数行为所可能导致的危害后果而言。对基于报复社会的心理,手持带有艾滋病毒的针管见人就扎,或者在人群密集的地方拿匕首见一个捅一个的行为,即使行为最终导致多个个体重伤或者死亡,也不能被认为危害了“公共”的安全。在此类情形中,行为人实际上实施了多个行为,尽管行为对象涉及多个,且从结果来看似乎也符合多数的要求,但不能认为其行为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因为单就每个单一的行为来看,相关行为根本不具有随时向危及多数人安全的方向发展的现实可能性。所以不能认为相关行为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更不应认定行为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由于行为人实际上实施了数个同种行为,此时便涉及成立同种数罪的问题。同种数罪在我国一般不并罚,这不是说同种数罪不需要并罚,而是因为我国刑法中很多涉及数额的犯罪都有累计处罚的规定;一些不涉及数额的犯罪, 相关的法定刑也足以对同种数罪的不法性与有责性进行充分的评价。在特定情况下,对于同种数行为,若是按一罪处罚不符合罪刑相适应的要求,便理应考虑实行数罪并罚。比如,A失恋后意图报复女性,便持一刀片朝女性脸部乱划,见一个划一个,一个晚上划伤女性40余人,致轻伤者达21人。就A的行为而言,持刀片划脸的行为就单个来看,并不具有随时向危及多数人安全的方向发展的现实可能性,因而其行为并不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最终有多名被害人受伤,是因为A实施了多个行为。在此案中,对A如果只按一个故意伤害罪来处罚,便只能适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的法定刑,这必定导致量刑畸轻的后果。鉴于刑法条文与相关的司法解释并未对同种数行为规定合适的处罚,此时便应认为A构成数个故意伤害罪,实行同种数罪并罚。
  (二)公共安全中“ 安全”的理解
  对于公共安全中的“安全”,刑法理论上一般理解为生命、身体或者财产的安全。这不仅有国外的相关学说作为依据,[11]也是源于《刑法》第115条第1款中有关“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表述的直接解读。如果行为在危及多数人的生命、身体安全的同时,又侵害或者威胁了多数人的财产安全,则毫无疑问行为会被认为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 问题在于,单纯的财产安全,是否属于公共安全?
  从语义表达来看,前述“生命、身体或者财产的安全”中的“或者”表达的是一种选择关系,合乎逻辑的结论似乎是,单纯危及财产安全的行为,也能成立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这种观点在实务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此外,也有学者明确主张,公共安全不宜排除公众之重大财产安全,只要将范围限定在公众的重大财产,就不会出现罪刑不相协调的现象,况且本罪的成立还取决于行为方式,即必须采取的是“危险方法”。[12]笔者认为,前述两种解读存在问题,单纯的财产安全不属于公共安全。
  首先,如果单纯的财产安全也属于公共安全,则流窜作案的盗窃犯或者盗窃、诈骗银行、博物馆甚至一般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财物,都会被认为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
  其次,如果一种方法只是危及财产安全,而不可能危及他人的生命、身体安全,则这样的方法也不可能被认为是第114条与第115条第1款所规定的“危险方法”。比如,如果行为人将荒漠中他人空置的孤零零的一栋别墅放火烧掉,不可能被认定构成放火罪。尽管从经验层面来看,放火往往会因危及他人生命、身体安全而构成“危险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放火的行为都会产生第114条与第115条第1款所要求的公共危险。盗窃正在使用中的电缆会构成破坏电力设备罪,而如果电缆尚未交付使用,便只能构成盗窃罪,这说明是否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并不一定取决于行为方式。再次,若是认为单纯的财产安全也属于公共安全,则势必无法合理地处理本罪与故意毁坏财物罪之间的关系。根据《刑法》第275条的规定,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放火烧掉荒漠上的别墅构成放火罪,适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法定刑,而设若另一行为人采用的是用推土机推倒的方式将别墅毁坏,只适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这势必导致处罚上的不公。
  最后,刑法理论上公认,第114条所规定的各个罪名属于具体危险犯,若是单纯的财产安全可以构成公共安全, 则难以理解为什么在侵犯财产安全的具体危险出现之时,刑法就要提前介入进行保护,并且根据第115条第2款的规定,刑法还同时惩罚过失的侵害犯(或称实害犯);相反,在其他财产类的犯罪中,刑法则既不惩罚过失侵害犯,也没有采取危险犯的立法方式。《刑法》第115条第1款的法条诚然使用的是“或者”,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能将其解读为“三选一”的关系,而是也完全可以解释为需要以危害多数人的生命、身体安全为前提,“或者”一词只是用来表明,适用第115条第1款并不一定要求同时出现“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结果。
  综上,有必要对《刑法》第115条第1款中的“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限制解释为:在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同时,还存在致人重伤、死亡的现实可能性;如果仅有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危险,而实际上不可能危及他人生命、身体安全的,则仍不能成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意味着,具有致不特定人或多数人重伤、死亡的现实危险,是成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必要前提。[13]
  二、“其他危险方法”的认定
  有关危害公共安全的判断,充其量只是构成认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成立与否的前提。对于该罪而言,更为本质的特征是由“以其他危险方法”这一要件来体现的。这意味着,“以其他危险方法”是“危害公共安全”之外的独立的构成要件。切不可将“以其他危险方法”的认定等同于对危害公共安全的判断,以为具备后一要件,自然也就满足了“以其他危险方法”的要件。
  刑法理论上公认,该罪中的“其他危险方法”必须参照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与投放危险物质罪的行为方式来进行认定。换言之,只有在危险性上与放火等具有相当性的方法,才能构成《刑法》第114条所规定的“其他危险方法”。这样的理解,不仅是基于罪刑法定与罪刑相适应的要求,也是对立法条文进行文理解读与体系解释的必然结论。关键在于,什么样的行为才能被视为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在危险性上相当?笔者认为,有必要从性质与程度两个角度来对“其他危险方法”进行限定。
  首先,从性质上来说,成立“其他危险方法”的行为本身,必须在客观上具有导致多数人重伤或者死亡的内在危险。这样的限定既是立足于本罪的法定刑得出的判断,也是考虑国民一般观念的结果。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具体危险犯,其法定刑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而故意伤害致人重伤作为侵害犯,其法定刑也不过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考虑到本罪危险犯的成立只需具备相应的具体危险即可,两相对照,便可断定本罪中的“其他危险方法”,在性质上至少应当具有导致他人重伤的现实可能。从《刑法》相关条文(如第17条第2款)的表述中也可发现,立法者往往将放火、爆炸与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相提并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既然与放火罪、爆炸罪规定在同一法条,且适用相同的法定刑,则从逻辑上可以推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应当与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位列同一等级,属于刑法中性质最为严重的犯罪类型。基于此,在认定“其他危险方法”时,理应以故意杀人与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作为参考的标尺,从行为是否具有广泛的杀伤力的角度进行判断。 这样的界定也符合国民的一般观念。放火罪、爆炸罪均作为引发国民重大恐慌与不安的犯罪而存在,作为与之处于同一等级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其所谓的“其他危险方法”,自然也必须如此。而除非行为本身具有在客观上导致多数人死亡或重伤的现实可能性,否则,难以认为行为具有与放火罪、爆炸罪等犯罪相同的惊恐性。
  这样的界定还可从对《刑法》第114条与第115条第1款的逻辑关系的解读中获得正当性根据。无论是将二者理解为未遂犯与既遂犯的关系,还是基本犯与结果加重犯的关系,第114条中所蕴含的“危害公共安全”的具体危险,与第115条第1款中的“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之间必然具有内在的关联:第115条第1款中的结果应是第114条中的危险的现实化。这意味着单纯造成多数人心理恐慌或者仅可能导致轻伤以下结果的方法,或者一般地判断不足以导致多数人重伤或死亡结果的方法,不可能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其他危险方法”。比如,朝人群中扔鞭炮,或者骑自行车朝人群撞去,不能认为是刑法第114条与第115条第1款规定中的“其他危险方法”。即使行为最终造成他人重伤或死亡的结果,也不能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而应考虑是否成立过失致人重伤或过失致人死亡等犯罪。
  其次,从程度上而言,成立“其他危险方法”的行为本身,必须同时具备导致多数人重伤或死亡的直接性、迅速蔓延性与高度盖然性。这是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行为进行同类解释所得出的结论。所谓的直接性,是指危害结果乃是由相关行为所直接导致,而不是介入其他因素的结果。所谓的迅速蔓延性,是指危险现实化的进程非常短暂与迅捷,行为所蕴含的危险一旦现实化便会迅速蔓延和不可控制,致使局面变得难以收拾。所谓的高度盖然性,是指行为所蕴含的内在危险在一般情况下会合乎规律地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即此类行为不仅在客观上危及多数人的生命或重大健康,而且从一般生活经验的角度来看,相关危险的现实化不是小概率事件,而是具有高度盖然的现实可能。
  从性质与程度两个角度对“其他危险方法”进行界定,有助于严格限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成立范围。对“其他危险方法”的把握,务必要注意其与放火等罪的实行行为的同质性与等价性。一般说来,在有多数人出入的场所私拉电网,在高速公路上逆向高速行驶,或者驾驶人员与人打闹而任机动车处于失控状态等行为,均属于与放火、爆炸等相当的危险方法。驾驶机动车向人群冲撞与开枪向人群扫射,也能构成“其他危险方法”,不过,由于此类行为同时也构成故意杀人罪,而故意杀人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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