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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高校校规的法律属性研究
【作者】 朱芒【作者单位】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分类】 行政法学
【中文关键词】 高校校规;高校诉讼;规范性文件;行政规定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4
【页码】 140
【摘要】 高校行政诉讼在通过法规范授权条款将高校的行为纳入了行政行为范围的同时,对相应校规也作了定位,形成了“介入性校规”和“自主性校规”两个类型。“田永案”等判决将两者并列相处,构筑了“二元规范结构论”司法审查判断方式。而以“武华玉案”为代表的判决,将后者作为裁量范围置于前者之内,建立起“一元规范结构论”司法审查判断方式。指导性案例则并存了这两种方式。判例的走向表现为由个案导致相关高校制度整体国家行政权化并提供了法律理由,司法审查也因此自我限缩了范围。这样的结果无疑与高校改革方向相向而行。对此,需要在诉讼程序规范之内重新构建法解释的出发点,寻找走出困境的制度性路径。
【英文摘要】 The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of universities has incorporated the behaviors of universities into the scope of administrative act through legal norms and authorized clauses. In the meanwhile, university regulations are categorized into “intervening regulations” and “autonomous regulations ”. Tian Yong case and other judgments considered the two alternatives, thereby establishing the so-called bifurcated judicial review system. In comparison, Wu Huayu case as a milestone holds that autonomous regulations should be affiliated to intervening regulations, thus proposing the unified system. The subsequent guiding cases surprisingly established theoretical bases for both. The conflictive cases have strengthened the idea to treat university regulations closer to administrative power, thereby forcing the judiciary to self-restrain the scope of judicial review, which contradicts the direction of university reforms. Consequently, a possible solution is proposed to reconsider the starting point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procedural law and find an institutional path to get out of the predicament.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6361    
  引言
  在行政诉讼中,高校成为被告已为常态。高校之所以能成为行政诉讼法的被告,是因为其适用了1989年通过的《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旧法)25条第4款前句“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该组织是被告”的规定。2014年11月1日修正后的新法,在其第2条第2款沿用了这一制度,规定“行政行为,包括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作出的行政行为”(本文将此统一简称为“法规范授权条款”)。高校的被诉行为因可以适用“法规范授权条款”而成为行政行为,作出该行政行为的高校便在相应领域成为行政主体。这已是目前国内行政诉讼法学中的通常认识。
  1999年“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行政诉讼案”判决(以下部分根据情况,简称为“田永案”或【例1】)[1]引发了有关高校行政诉讼中被告适格等事项的讨论,[2]近期的研究则深化至对校规的合法性审查方面。[3]由此引出的问题是,当校规成为司法审查的对象时,在校规与国家行政权,以及校规与高校之间的关系之中,各个司法判决对校规是如何定位以及是否有不同的定位?由此形成的法律判断框架是什么?这些不同的定位结果对于高校本身法律地位的影响是什么?
  本文着眼于我国行政诉讼和高等教育的实定法体系,从整理和分析相关的判例入手,厘清司法权对校规的不同定位造成的对高校法律属性的影响及其生成机制,为进一步的高校体制改革提供基础性论证思路。
  一、判例的起点
  (一)现行法中的定位:自主性校规
  在我国目前的实定法制度中,高校的法律属性是由《高等教育法》所确定。该法第30条第1款规定“高等学校自批准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高等学校的校长为高等学校的法定代表人。”这也与《教育法》31条规定学校为法人相一致。[4]
  就法人制度而言,在我国当前的实定法体系中,对法人的法律属性直接规定的内容,只存在《民法通则》第3章以及《民法总则》第3章。高校究竟具体应属于相关规定中的哪种法人,或许存在着争议[5],本文的研究也不进入此领域。但无论如何,作为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高校本身当然不能归入国家行政机关的范围之内,其也自然不具有行使国家行政权的能力,因而不会成为行政主体。
  高校作为社会的主体,首先是行政权的作用对象,处于行政相对人地位,不具有行使行政权的可能。在一定制度条件下,高校可以接受行政权的委托而承当一定的行政任务,实现国家行政目的,例如高校不排除依法接受行政权的委托从事特定的研究项目等,但高校并不能以此直接行使权力性的行政活动[6]。如果着眼于高校的内部关系看,高等学校与其学生的关系是属于法人的团体与其内部构成员之间的关系,而非行政机关依据行政权管理社会成员这种外部关系。依据《高等教育法》,高校与其内部构成员之间的关系,由高校自身制定的章程来具体规范(27条),而章程的法定内容之一就是“内部管理体制”(第28条第6项)。在这样的前提下,该法律规定了高等学校法人自主权的第32-37条中各种内容,就能够由该“内部管理体制”来具体设置。在实践中,承载这些内容的文书对外表现形式往往起名为“细则”或“办法”等名称。总之,作为法人规范内部关系的校规,其效力限于法人的“内部管理体制”之内,其效力不得违背法规范的规定,即在法规范优位的前提下具有自主的有效性。
  基于《高等教育法》的上述规定,依法定的“章程”制定的体现高校“内部管理体制”中自主权的各种规定,属于规范高校法人内部秩序的制度。为了讨论方便,在学理上将一个组织能够自主设置,规范组织自身的内部秩序的规范称为“自治性规范”,那么在本文中,契合《高等教育法》的用语,可将这种校规简称为“自主性校规”。其实,就《高等教育法》对高校为法人的法律属性定位而言,也可以说校规本身所表现的就是高校的自主性。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如仅仅在《高等教育法》上述规定范围内考察,那么从法人的法律属性出发,并不能推导出其具有行政权主体的属性。这也正是当高校被提起行政诉讼的最初时期,法律界所面临的困惑。[7]
  (二)起点判决:介入性校规的出现与二元规范结构体系论
  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发布“田永案”判决。该案判决提出了多项关乎高校诉讼如何适用《行政诉讼法》的事项,广泛受人瞩目。作为与对校规进行定位的起点判例,“田永案”判决所展现出的,是与上述成文法不同的新的校规类别。因此,本文将以重新解读这一标志性判例为出发点。
  1.形式性的法规范授权
  “田永案”的基本事实可简略表述如下:田永因考试携带有关纸条,高校适用校规“夹带者、包括写在手上等作弊行为者”的规定,认定其作弊。根据该校规“凡考试作弊者,一律按退学处理”的规定,高校决定对其按退学处理。后高校未宣布、送达处理决定也未办理相关手续且让田永实际作为学生学习至毕业,因此对于高校拒绝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的行为,田永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该行为违法。
  “田永案”判决引发了有关《行政诉讼法》的多项适用问题,本文关注的是判决中对于校规的定位,因此,仅仅在涉及此问题范围中的事项展开讨论。
  在该案件的判决中,由于案件属于行政诉讼,故,对于高校能否行使行政权,能否成为行政主体,从而能否成为被告的问题,判决指出:
  在我国目前情况下,某些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虽然不具有行政机关的资格,但是法律赋予它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职权。这些单位、团体与管理相对人之间不存在平等的民事关系,而是特殊的行政管理关系。他们之间因管理行为而发生的争议,不是民事诉讼,而是行政诉讼。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25条所指的被告是行政机关,但是为了维护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监督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依法行使国家赋予的行政管理职权,将其列为行政诉讼的被告,适用行政诉讼法来解决它们与管理相对人之间的行政争议,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21条规定:“国家实行学业证书制度。”“经国家批准设立或者认可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按照国家规定,颁发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第22条规定:“国家实行学位制度。”“学位授予单位依法对达到一定学术水平或者专业技术水平的人员授予相应的学位,颁发学位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8条规定:“学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本案被告北京科技大学是从事高等教育事业的法人,原告田永诉请其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正是由于其代表国家行使对受教育者颁发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行政权力时引起的行政争议,可以适用行政诉讼法予以解决。
  由此可以看出,判决书就大学与行政机关的关系问题,表现出两个递进的判断方法:
  其一,判决采用了实质主义的判断方法,即某组织的活动是否属于行政职权属性,其行使者是否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并不从形式上进行判断,只要实质上所行使的是行政职权,相应诉讼就可以适用行政诉讼。因此,《行政诉讼法》25条尽管在文字上使用的是“行政机关”,但基于实质判断方法进行了扩张解释,此用语所表述的是“行政主体”,或者是实质意义上的“行政机关”。[8]
  其二,关于如何判断是否行使行政职权方面,判决也是在两个层面上递进地建立起了判断方法。这两个层面中,一是判决提出是否“法律赋予它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职权”的标准。对于作为一个法人的高校是否行使了行政职权的问题,判决摆脱了“行政机关”概念形式上的约束,而是从实质的法律关系进入行为法领域,即高校即使不是形式意义上的行政机关,但只要所从事的活动属于行使行政职权内容的,作为该活动的主体的高校也就属于《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行政机关”概念范畴。
  二是在如何判断是否属于“法律赋予它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职权”方面,判决书没有直接设定一个一般性框架,而是直接进入了对案件事实本身的判断。但从其对案件所适用的相关法条的理解中,可以看出其着眼于相关条款所用的用语概念形式。从案件所适用的《教育法》21、22条和《学位条例》8条所使用的“国家实行……制度”“经国家批准或”“由国务院授权”等条款语句的表述来确定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是属于大学“代表国家行使”行政权力。由此,判决采用的“法律赋予它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职权”的标准中,“法律赋予”便是指这些制定法上明确的文字规定,高校在从事这些法定的活动时,其身份属于行政机关或者行政主体。
  这个层面的判断中,判决尽管没有直接指出所适用的《行政诉讼法》的具体条款,但由于“法律赋予它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职权”的标准作为判断非形式上的行政机关(组织)是否行使行政权的依据,因此,在被告适格要件方面,所能适用的只有是《行政诉讼法》25条第4款第一句的规定,即“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该组织是被告”。故,在此层面上,判决的判断方法是寻找是否存在行政权被“法律、法规授权”于这些形式上的非行政机关(组织)。《教育法》《学位条例》正是作为授权根据的法律和法规。值得注意的是,自此判例开始,高校在毕业证和学位证授予等方面成为行政行为的主体,可构成行政诉讼的被告,这在学界已成为基本认识。[9]
  2.介入性校规的出现
  在如何判断是否是“授权”的事项方面,法院的判断方法又回到了形式主义的路径上,在“法律赋予它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职权”的标准中,“授权”的确定,是基于相关法条的文字表述中存在着“国家实行”“经国家批准”“由国务院授权”这些明确的文字表述。这种基于直接明示文意的形式主义的判断方法,在“田永案”判决之后,扩展为一般性的适用方式[10]。当然,在近来的判例中也零星地看到采用实质主义判断方法的判决。[11]
  由于法规范授权的组织属于行政主体,行使的是国家行政职权,这时国家行政职权与高校的关系,则表现为原本置于法人这个社会主体之外的国家行政权力主体,进入至高校之内,甚至直接作用于高校组织内部构成成员的学生。在这种法律关系中,学生与法规范授权的高校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同于《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设定的基于高校章程建立的内部法律关系,而是与普通的行政法律关系一样,是行使国家行政职权的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是不同于高校内部法律关系的外部属性的法律关系。
  正是“田永案”判决认定高校中存在着上述两种法律关系,那么以高校“章程”为基础,作用范围为高校“内部管理体制”,体现其自主权的“自主性校规”就不能进入从外部介入高校事务的国家行政权的领域。因此,后者行政职权的内容就不属于高校的自主权。
  “自主性校规”与“法规范授权组织”所行使的行政职权的边界在哪里?对此,“田永案”判决指出:
  教育者在对受教育者实施管理中,虽然有相应的教育自主权,但不违背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田永在补考时……其行为尚未达到考试作弊的程度,应属于违反考场纪律。北京科技大学可以根据本校的规定对田永违反考场纪律的行为进行处理,但是这种处理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精神,至少不得重于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国家教育委员会1990年1月20日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12条规定:“凡擅自缺考或考试作弊者,该课程成绩以零分计,不准正常补考,如确实有悔改表现的,经教务部门批准,在毕业前可给一次补考机会。考试作弊的,应予以纪律处分。”第29条规定应予退学的十种情形中,没有不遵守考场纪律或者考试作弊应予退学的规定。北京科技大学的“068号通知”,不仅扩大了认定“考试作弊”的范围,而且对“考试作弊”的处理方法明显重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12条的规定,也与第29条规定的退学条件相抵触,应属无效。
  判决提及了“教育自主权”概念,指出其所受到的法律上的限制是“不违背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换言之,依据“教育自治权”所设置的校规,即“自主性校规”其合法性要求并不是执行法规范内容的根据,而是在法规范之外的领域,通过“不违背”法规范的方式获得合法性。因此,判决将“068号通知”这类校规归入了“自主性校规”范围,其设定的事项不能超过法规范规定事项的范围,处罚不得重于法规范规定的程度,否则属于“自主性校规”侵入了国家行政权才能进入的领域,因与法规范“抵触”而无效。
  3.校规的类别与二元规范结构论
  “田永案”判决在法规范与校规之间明显地划出了区分界限。通过法规范中明文规定,高校中的部分事务成为国家行政职权事务,且这些事务不属于高校教育自主权的范围。高校的自治事项不得干预国家行政职权范围中的事务,“自主性校规”也因此不得进入法规范管辖的领域。这也意味着这项判决所立足的是国家-社会二元化的立场。
  “田永案”判决把“教育自主权”的校规排除在行政职权依据的范围之外。与此对应,将行政职权进行具体化而形成的校规,属于行政职权介入高校这种社会主体管理的具体化方式,其自然就有别于“自主性校规”。本文将这种校规简称为“介入性校规”,以作为“自主性校规”的对称概念。
  “田永案”判决以“法规范授权”条款为媒介,指出同一个高校中并行存在着“内部管理体制”中的“自主性校规”与国家行政权具体化的“介入性校规”的双重秩序。笔者将这种司法审查的基本判断框架暂称为“二元校规体系论”。其有以下几点具有规范性作用的内容:
  第一,根据法规范的明文规定“授权”或“代表”的前提下,高校的部分管理权属于国家的行政权,其不归属作为法人的高校。以实施该行政权为目的而设置的校规,属于“介入性校规”。
  第二,根据法人的属性所获得的“教育自主权”,其对法人内部管理所制定的校规,属于“自主性校规”。因这类校规并不在国家的行政权之内,因此,其自治领域中的管理权限不得抵触法规范的规定,即遵循法规范优位的原则。
  第三,在双方关系方面,明确地承认了“自主性校规”并划出了其界限。“自主性校规”不得侵入法规范管辖的领域。
  二、判例的发展
  就高校校规属性的确定问题,上述成文法律规定和判例只是提供了一个考察的起点,之后在一些重大的判例中,司法判断则表现了不同的走向。
  (一)判例的基本状况
  自“田永案”为开端,至今已经产生了大量以高校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件,本文在下列条件的限定中,将相关判决纳入考察视野:
  其一,发布者因素的考虑,体现为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判断意志的案例。对此,本文确定了《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和《中国行政审判案例》[12]所载案例以及“指导性案例”为分析对象。
  其二,发布时间因素的考虑,即使是同一名称(案号)或来源于同一“母本”的案例,在不定时间点公布的,也视其为不同的单独案例。这是基于我国目前体现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判断意志的案例极少源于自身判决,而基本上是对其他审级裁判文书“母本”的裁剪,因此,在不同的时间点和对不同内容的裁剪取舍增改,最终公布的案例会表现出不同的司法政策走向。[13]例如,下表中【例1】“田永案”判决与【例7】指导性案例第38号的“田永案”就因裁剪的时间不同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不同。[14]
  在上述基础之上,笔者整理出的判例目录如下(见下页表格)。
  由于此表已经标注了本文分析对象判例的出处,故下面的内容中不再作重复引注。同时此表的判例中,只有“甘露不服暨南大学开除学籍决定案”是最高人民法院直接作出的判决,而非经剪裁其他审级的裁判文书而成,因此,本文只分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登的该案判决。
  此表所列的判例,正如上述部分【例1】所表现的那样,由于《行政诉讼法》中“法规范授权”条款的作用,被诉的行为都因此成为外在于高校法人的行政行为,其均具有行使国家行政权的属性而非高校基于法人属性作出的行为,因此,作为这些行为根据的相应校规,也就归入了“介入性校规”的属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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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发时间 │案件名称      │刊发方式        │本文简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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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4月 │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9│【例1】或“田永 │
│     │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年第4期         │案”      │
│     │行政诉讼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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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褚玥诉天津师范大学不│《中国行政审判指导案例》│【例2】或“褚玥 │
│     │履行授予学位证法定职│第1卷第5号案例     │案”      │
│     │责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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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武华玉诉华中农业大学│《中国行政审判指导案例》│【例3】或“武华 │
│     │不履行授予学位法定职│第1卷第9号案例     │玉案”     │
│     │责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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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 │谢文杰诉山西师范大学│《中国行政审判案例》第2 │【例4】或“谢文 │
│     │不履行颁发毕业证书职│卷第77号案例      │杰案”     │
│     │责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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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 │何小强诉华中科技大学│《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2│【例5】或“何小 │
│     │履行法定职责纠纷案 │年第2期         │强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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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 │甘露不服暨南大学开除│《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2│【例6】或“甘露 │
│     │学籍决定案     │年第7期         │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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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 │          │《中国行政审判案例》第3 │        │
│     │          │卷第93号案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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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指导性案例第38号    │【例7】     │
│     │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            │        │
│     │行政诉讼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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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何小强诉华中科技大学│指导性案例第39号    │【例8】     │
│     │履行法定职责纠纷案 │            │        │
└─────┴──────────┴────────────┴────────┘

  (二)关键的变化:“不违反”法规范要求与一元规范结构论的走向
  1.沿袭与差异的出现
  【例2】“褚玥案”判决所采用的前提也同【例1】一样,依据《学位条例》8条规定,认为通过法规范授权的方式,高校作出的授予学士学位证书的行为属于行政职权。在事实关系方面,此案与【例1】有共同之处,都是因考试作弊成为是否构成不授予学士学位的要件。[15]但是在判断校规的属性方面,则与【例1】出现了一定的微妙差异。
  在授予学位的行政权与校规之间的关系方面,一审判决认为:
  天津师范大学在其制定的《天津师范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第13条中规定的不予授予学士学位的情况并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关于不授予学士学位的原则性情况。另外,考试是对学生掌握、运用知识的能力和程度以及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的评价,天津师范大学及其所属学位评定委员会对于褚玥存在考试作弊情况,结合授予学士学位的相关规定,认定褚玥不具备授予学士学位的条件并作出不授予学士学位的决定,并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
  从判决书的字面文意来看,校规本身与法规范的关系中,法规范居于优越地位。就结论而言,与【例1】一样,【例2】一审判决中判断也是强调校规“不违反”《学位条例》等法规范。但是微妙之处在于,校规设定的“作弊者不授予学士学位”的事项,并不被判决排除为构成了不授予学士学位的(消极)要件,而这与【例1】一样,设定学士学位授予要件的法规范中并没有这项规定。无疑,这里的校规“不违反”法规范则与【例1】中的情况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其构成了授予学士学位这项行政权的要件事项。【例1】的“不违背”是指处于行政权外部的“自主性校规”不得侵入行政职权的规定事项之中,即不能干预法规范事项,不能成为“介入性校规”。而【例2】的校规“不违反”法规范则是从行政职权的内部而言,是指该校规的相应规定内容构成了行政职权行使要件本身。这样,“不违反”的要求使得校规成为存在于行政职权内部,具有合法性的条件。具有法规范内容明确化的校规就置于行政职权之内,开始脱离了“自主性校规”的范围而变成“介入性校规”。
  高校具有“依法自主办学”的权力,这是《高等教育法》11条规定的内容。对此办学自主权【例2】一审判决指出:“对在校学生学习成绩的评价标准,高等学校有权自主决定。这种自主权在不违背法律原则的前提下应当受到司法的尊重”。如果仅仅从文面上进行理解,无疑可以得出与【例1】相同的结论,即这里的办学自主权基于高校是法人的地位,因此此条款中规定的成绩评定标准等事项属于“自主性校规”,其只要没有侵入法规范的管辖领域,司法就不予评判而应予以尊重。但是,当【例2】一审判决将考试作弊与成绩评定等事项纳入到学士学位授予的行政职权的内容中后,构成了行政职权对是否授予学士学位的(消极)要件,可以发现,这里的“自主办学权”的属性则与原本的自治性定位发生脱离,变成了行使该项行政职权的内容,成为制定“介入性校规”的根据。而且,依据此所制定的有关学位授予要件的“介入性校规”。
  【例2】二审判决也支持了一审的观点,认为校规第13条“对考试作弊者不授予学士学位的规定,符合社会公知的学术评价标准,亦是高等学校行使教育管理自主权的体现,并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4条的规定”,由此,将依据“高校自主权”制定的违反考试作弊的校规内容成为学位授予的要件事项,纳入了行政权的内容之中。
  当然,【例2】在上述的司法判断框架中,在论证方面尚有不是非常明确之处。如按照上述内容中的推断,判决将原本属于“自主性校规”中的作弊处理条款内容,转化成为“介入性校规”的内容,而后者因属于规定了学士学位授予行政职权要件的内容,因此需要以规范该行政职权的法规范为根据。这样,【例2】中“不违反”所获得的合法性,则至少在文面上属于“不抵触”属性而非“根据”或“依照”属性。而对此方面校规与法规范之间的关系,【例2】则在明文方面并没有阐述清晰。
  2.关键性定位的转变
  与【例1】相比,【例2】对校规的定位已经出现一定的变化。与此相关的是,【例3】“武华玉案”判决则较为清楚地表述了这种转变。
  【例3】涉及到的被诉行政行为是,按照校规(《华中科技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第25条第4项)的规定,不授予因课程考试作弊受警告处分者硕士学位的决定。该判决首先沿袭了【例1】中的认定方式,认定高校该行为是可诉,并从法规范授权组织的角度认定高校具有被告资格。但判决并没有述说理由,而是直接作出结论,由此可见【例1】中对法解释的理由,已经作为先例在后续的判决中发挥出了法规范属性的作用。
  在对于校规的定位方面,【例3】中司法判断的思路表现如下:
  其一,“上位法”概念的出现及其定位。
  判决明确提出了“上位法”的概念。[16]该判例在“判决要旨”部分指出:“高等学校有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25条的规定,在不与上位法相冲突的情况下,结合本校实际情况,制定学位授予工作细则”。[17]这是第一次在这类判决内容中使用了“上位法”概念的判例。
  这里的“上位法”是指行政法规《学位暂行条例实施办法》[18],其根据是国务院《学位条例》(1条)。《学位暂行条例实施办法》第25条规定,“学位授予单位可根据本暂行实施办法,制定本单位授予学位的工作细则”,因此,以此条为根据设定了学位授予方面要件的校规,就构成了该行政法规的下位法,设定了这些行政权行使内容的校规便成为“介入性校规”。
  其二,被授权裁量中的“自主权”。
  在【例3】中,法院认为:“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25条‘学位授予单位可根据本暂行实施办法,制定本单位授予学位的工作细则’的规定,有关制定《华中农业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且《华中农业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等有关法规、规定解释的复函》的规定不相抵触”。可见,《华中农业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成为以《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的施行规范,其内容将该法规范所规定的授予学位的要件具体化,因此,作为校规的《华中农业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也就具有了“介入性校规”的属性,而非高校基于法人的地位所制定规范内部秩序的“自主性校规”。
  既然作为高校校规的《华中农业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已经被认定为是属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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