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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知识产权》
美国最高法院在知识产权案件中的法律解释
【副标题】 基于2018年度判例的考察【作者】 金海军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分类】 知识产权法
【中文关键词】 美国最高法院;知识产权;法律解释;遵循先例
【英文关键词】 U. S. Supreme Court;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atutory construction; stare decisis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12
【页码】 84
【摘要】

在美国最高法院2018年度的6起知识产权案件判决中,绝大部分涉及关于制定法特定用语的解释。文章介绍了这些判例的基本案情、判决结果与依据,着重阐述了法院针对涉案法律用语是如何进行解释的。这些用语包括美国专利法中的“销售”“人”,著作权法中的“全部费用”“登记”以及商标法中的“违反道德”等。最后简要概括了美国最高法院在知识产权案件中的法律解释方法与特点。

【英文摘要】

There are 6 intellectual property cases decided by the U. S. Supreme Court in 2018 term, and most of them are related to the statutory construction of legal term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basic facts, reasonings and results of these decisions, with emphasis on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specific terms at issue. These terms include, inter alia, “on sale” and “person” under the Patent Act, “full costs” and “registration” under the Copyright Act, and “immoral” under Lanham Act. In the end, it makes a short analysis on the interpretative methods and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U. S. Supreme Court to decide IP case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4336    
  

一、前言

在新一个年度开庭期来临之际,由特朗普总统提名的卡瓦诺大法官在一片争议声中于2018年10月宣誓就职,接替在当年6月宣布退休的肯尼迪大法官。至此,美国最高法院仍然维持了保守派占多数的格局。[1]一般认为,美国最高法院的保守派与自由派大法官之间,在涉及诸如控枪、堕胎、移民、死刑等案件中有着明显不同的意见,而在知识产权问题上,两派之间则往往并不存在意识形态之争。根据本文作者对于美国最高法院知识产权判例的追踪考察,这一论断基本成立,不过,两大阵营的大法官之间有时针对同一案件也会表达不同的意见,其中呈现出一些有趣的特征,值得关注。[2]纵观2018年开庭期(2018年10月至2019年6月)所公布的知识产权判例,绝大部分的争议正好涉及下级法院对于制定法特定用语的解释而存在的分歧。例如,关于专利法中的“销售”“人”;著作权法中的“全部费用”“登记”;商标法中的“违反道德”等用语。因此,本文对于该年度知识产权判例的考察,重点就在于分析美国最高法院是如何进行法律解释的。

解释乃是一种媒介行为。借此,解释者将他认为有疑义文字的意义,变得可以理解。[3]法律解释(statutory construction)就是确定某一特定法律规定之含义以便法院正确适用的过程。[4]法律必须经由解释,始能适用,解释之中寓有创造之功能。法律用语多取诸日常用语,必须阐明,始能臻于明了,不确定之概念,必须予以具体化,法规之冲突,更须加以调和排除。e然而,面对同样的“白纸黑字”,为什么不同的法官可能作出不同的解释?这里既涉及法律解释的基本原理与适用准则,也可能因法官的立场不同所致。

美国最高法院在2018年度共审理判决73起案件[5],这一数据与往年基本持平。其中,知识产权案6件,专利、著作权、商标案各2件(参见表1)。从最近十年的情况来看,美国最高法院总计作出了785份判决,其中知识产权案件判决51份(占6.5%)。在知识产权案件判决中,专利案判决所占比例最高,共计32份(占62.7%),著作权案与商标案的判决则分别为10份(19.6%)与9份(17.7%)。

表1 美国最高法院最近十年判决案件与知识产权案件数量(2009-2018年) (单位:件)

┌──────┬───┬───┬───┬───┬───┬───┬───┬───┬───┬───┬───┐
│开庭期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小计 │
├──────┼───┼───┼───┼───┼───┼───┼───┼───┼───┼───┼───┤
│判决总数  │92  │85  │78  │79  │75  │76  │81  │70  │76  │73  │785  │
├──────┼───┼───┼───┼───┼───┼───┼───┼───┼───┼───┼───┤
│知识产权案 │3   │4   │4   │6   │10  │5   │3   │7   │3   │6   │51  │
├──────┼───┼───┼───┼───┼───┼───┼───┼───┼───┼───┼───┤
│专利案   │1   │3   │3   │4   │6   │3   │2   │5   │3   │2   │32  │
├──────┼───┼───┼───┼───┼───┼───┼───┼───┼───┼───┼───┤
│著作权案  │1   │1   │1   │1   │2   │0   │1   │1   │0   │2   │10  │
├──────┼───┼───┼───┼───┼───┼───┼───┼───┼───┼───┼───┤
│商标案   │1   │0   │0   │1   │2   │2   │0   │1   │0   │2   │9   │
└──────┴───┴───┴───┴───┴───┴───┴───┴───┴───┴───┴───┘

该年度的另一特点是美国最高法院作出判决的时间分布极不均匀。2018年开庭期总计9个月,美国最高法院在前5个月只完成了18个案件的判决,全年度其余约75%的案件判决,都是在最后4个月所作。尤其是2019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宣判的案件数量高达29件(约占年度总量的40%)。虽然年底集中结案的现象,无论中外法院似乎都存在,但是,将如此大量的案件放在最后一个月密集宣判,前后差异如此悬殊的情形还是比较少见的。就这6起知识产权案件而言,其判决全部是在2019年上半年所作(参见表2)。其中,2起著作权案件是在3月4日同一天宣告判决,有3起案件的判决是在该年度开庭期最后两个月当中作出的。

表2 美国最高法院2018年开庭期知识产权案件判决汇总(按判决公布时间先后)

┌────┬───┬─────────┬───┬────┬────┬───┬────┐
│判决时间│案号 │案件名称     │诉因 │程序/实 │法院判决│是否一│判决结果│
│    │   │         │   │体问题 │撰写者 │致意见│    │
├────┼───┼─────────┼───┼────┼────┼───┼────┤
│2019/1/2│17-122│Helsinn Healthcare│专利法│实体  │托马斯 │是  │维持  │
│2    │9   │ S. A. v. Teva Pha│   │    │    │   │    │
│    │   │rmaceuticals USA, │   │    │    │   │    │
│    │   │Inc.       │   │    │    │   │    │
├────┼───┼─────────┼───┼────┼────┼───┼────┤
│2019/3/4│17-571│Fourth Estate Publ│著作权│实体  │金斯伯格│是  │维持  │
│    │   │ic Benefit Corp.v.│   │    │    │   │    │
│    │   │ Wall-street.com, │   │    │    │   │    │
│    │   │LLC        │   │    │    │   │    │
├────┼───┼─────────┼───┼────┼────┼───┼────┤
│2019/3/4│17-162│Rimini Street, Inc│著作权│实体  │卡瓦诺 │是  │维持  │
│    │5   │.v. Oracle USA, In│   │    │    │   │    │
│    │   │c.        │   │    │    │   │    │
├────┼───┼─────────┼───┼────┼────┼───┼────┤
│2019/5/2│17-165│Mission Product Ho│商标法│程序  │卡根  │否[8:1│撤销/发 │
│0    │7   │ldings, Inc.   │   │    │    │]   │回   │
│    │   │v. Tempnology LLC │   │    │    │   │    │
├────┼───┼─────────┼───┼────┼────┼───┼────┤
│2019/6/1│17-159│Return Mail, Inc.v│专利法│程序  │索托马约│否[6:3│撤销/发 │
│0    │4   │. U. S. Postal  │   │    │尔   │]   │回   │
│    │   │Services     │   │    │    │   │    │
├────┼───┼─────────┼───┼────┼────┼───┼────┤
│2019/6/2│18-302│Iancu v. Brunetti │商标法│实体  │卡根  │否[6:3│维持  │
│4    │   │         │   │    │    │]   │    │
└────┴───┴─────────┴───┴────┴────┴───┴────┘

本文以下按照不同的主题,分别介绍该何进行解释的,在最后部分简要概括美国最年度知识产权案件的基本案情、判决结果与高法院在知识产权案件中的法律解释方法与依据,特别阐明法院针对涉案法律用语是如特点。

二、保密销售构成对专利新颖性要件的“销售阻却”

(一)Helsinn Healthcare S. A. v. Tev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案[6]的基本案情

Helsinn保健公司(Helsinn Healthcare S. A.)是一家瑞士制药公司,制造一种用于治疗癌症病人因化疗所引起的恶心和呕吐的药品Aloxi。Helsinn公司在1998年取得权利后,研发出Aloxi药物中包含的活性成份“帕洛诺司琼”(palonosetron)。2000年初,Helsinn公司向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提交了临床三期试验申请,建议研究0.25mg剂量和0.75mg剂量的帕洛诺司琼。2000年9月,Helsinn公司宣布其开始三期临床试验,并且正在寻求产品的营销伙伴。

Helsinn公司找到一家地处明尼苏达州的MGI制药公司(MGI Pharma, Inc.)作为营销合作伙伴,双方签订了两份协议:许可协议和产品供销协议。许可协议授权MGI公司在美国发行、销售、推广0.25mg和0.75mg剂量的帕洛诺司琼。作为对价,MGI向Helsinn公司支付知识产权许可费。在供销协议中,MGI承诺向Helsinn公司独家购买获得FDA批准的帕洛诺司琼产品。该两份协议均包含剂量信息,并要求MGI必须对于其根据协议所获知的专有信息予以保密。

Helsinn公司和MGI在一次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双方达成的协议,并且,MGI在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提交的8-K表格中,也报告了该等协议。在8-K表格中包含了经过涂改处理的协议复制件,但该报告材料以及联合新闻发布会均未披露协议中所包含的具体剂量配方信息。

2003年1月30日(也就是在双方达成协议将近两年之后),Helsinn公司提交了一份临时专利申请(provisional patent application),包含0.25mg和0.75mg剂量的帕洛诺司琼。在十年之后,Helsinn公司提交了四件专利申请,均根据该临时专利申请日而主张优先权。2013年5月,Helsinn公司提交的第四件专利申请被授予第8598219号专利(以下简称219专利)。219专利的对象就是在5毫升溶液中包含0.25mg固定剂量的帕洛诺司琼。

梯瓦制药公司(Teva Pharmaceutical Industries, Ltd)是以色列著名的仿制药(generic drugs)企业。2011年,梯瓦公司向FDA寻求审批其销售的一种0.25mg剂量的帕洛诺司琼仿制药品。Helsinn公司随后起诉梯瓦公司侵犯其专利,包括219专利。梯瓦公司则提出抗辩,称219专利是无效的,因为在Helsinn公司于2003年1月提出临时专利申请的一年之前就已经“销售”了0.25mg剂量的帕洛诺司琼产品。

根据涉案专利的生效日,219专利是受2011年《美国发明法》(以下简称AIA)调整的。 AIA对《美国专利法》作出重大修改,其中之一是关于新颖性的规定。按照AIA修改后的《美国专利法》第102(a)(1)条规定,若一项发明“在有效申请日之前被公开使用、销售或者以其他方式为公众所知的”,就不能获得专利。同时,《美国专利法》第102(b)(1)条为发明人提供了一年的宽限期(grace period),若相关发明在有效申请日之前一年内“销售”的,仍可获得专利,但“销售”与有效申请日之间超过一年的,将无法获得专利授权。[7]按照第102(a)(1)条所描述的方式为公众所知的技术,通常就被称为“现有技术”(prior art)。其中,因销售某一发明而构成现有技术的规定,也被称作“销售阻却”(on-sale bar)条款。

美国联邦地区法院一审认定,销售阻却条款并不适用于该案。法院认为,根据AIA,除非涉案的销售或者销售要约使得相关发明能够为公众所知,否则,该行为并不构成对发明的“销售”。[8]由于Helsinn公司和MGI对其协议的披露并没有公开0.25mg剂量,因此,该发明并没有在关键日之前进行“销售”。[9]

梯瓦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推翻了一审判决,认为只要销售行为是公开存在的,则即使在销售中未公开披露发明的具体内容,仍落入AIA的销售阻却条款。[10]Helsinn公司不满二审判决,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

法宝

(二)判决结果与依据

美国最高法院于2018年12月4日举行口头辩论,2019年1月22日作出判决。托马斯大法官撰写全院一致意见的判决书,维持了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

美国最高法院认为:将某一发明向第三人进行商业销售,即使要求第三人保密,仍可能导致该发明构成《美国专利法》第102(a)条项下的“销售”。

在根据AIA作出修改之前的《美国专利法》中,已经包含了销售阻却条款。美国最高法院在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判例中认定,若一项发明是“某一商业销售的对象”且“正在准备申请专利的”,则其属于修改前《美国专利法》第102(a)条意义上的“销售”。[11]

美国最高法院在前述先例中对于该条款所作的解释,支持了如下观点,即销售或销售要约并非必须使得该发明处于为公众所知的状态,才可构成导致专利无效的现有技术。[12]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将美国最高法院在AIA之前的先例中所隐含的内容加以明确,认为“秘密销售”(secret sales)也可能导致专利无效。[13]由于在AIA之前的这个先例,美国最高法院遂推定,当美国国会在AIA中对第102(a)条重新立法时,仍然使用相同的用语“销售”,这就意味着它采用的是该词语在早先的司法解释。至于该条款在后来添加的“或者以其他方式为公众所知”(or otherwise available to the public)这一统括性短语,并不足以让法院改变其结论,从而认为国会意图改变“销售”一词的含义。

三、政府机构不属于可提起专利无效行政程序的“人”

(一)Return Mail, Inc.v. U. S. Postal Services案[14]的基本案情

退件公司(Return Mail, Inc.)拥有一项专利,系一种用于处理无法投递邮件的方法(专利号6826548,以下简称548专利)。从2003年开始,美国邮政署(United State Postal Services)与退件公司探讨能否获得该专利的许可,但双方未能达成协议。2006年,美国邮政署引入一套增强版的邮寄地址变换服务系统,用以处理那些无法投递的邮件,但退件公司认为此举侵犯其专利权。美国邮政署于是对548专利提起单方再审查程序(ex parte reexamination),但美国专利商标局(以下简称USPTO)维持该专利有效。退件公司随后向美国联邦索赔法院(Court of Federal Claims)起诉美国邮政署,要求就其未经授权使用该专利而获得赔偿。该案后发生诉讼中止,美国邮政署又提起了商业方法专利复审(coveredbusiness-method Review,以下简称CBM复审)。美国专利审判与上诉委员会(PTAB)认为,退件公司专利请求的对象属于不可授予专利的主题,并据此撤销了该专利的权利要求。退件公司对此裁决不服,向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提起上诉,但该法院维持了PTAB的裁决,其中认定,美国政府属于有资格提出CBM复审的“人”(person)。退件公司不服判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该案涉及2011年《美国发明法》(AIA)对美国专利制度的另一重大修改。根据AIA,美国专利商标局设立了PTAB,这个专利复审机构通过三种行政复审程序,使得专利权人之外的其他“人”可以对授权后专利的有效性提出挑战。这三种程序分别是:双方复审(inter parte review,以下简称IPR)、授权后复审(post-grant review,以下简称PGR)、 CBM复审。PTAB通过相应的审理程序,可以裁决维持专利有效或者撤销全部或部分的权利要求。当事人对该裁决不服的,可以向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寻求司法审查。同时,在AIA之前存在的复审程序,包括在美国联邦法院审理专利侵权诉讼过程中提出专利无效抗辩,从而可由法院判定专利效力,或者通过专利商标局的单方再审查(ex part reexamination)程序裁决专利效力。该案争议所涉及的则是针对商业方法专利而新创设的CBM复审。

(二)判决结果与依据

美国最高法院于2019年2月19日举行口头辩论,2019年6月10日作出判决。索托马约尔大法官撰写法院判决,最终以6:3的结果驳回了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布雷耶大法官提交反对意见,金斯伯格和卡根大法官参加该反对意见。

美国最高法院认为,政府并不属于可根据AIA提起复审程序的“人”。具体理由如下。

1.专利法并没有对“人”这一用语给出明确的定义,故法院适用的是一种“由来已久的解释性推定,即‘人’不包括主权国家”(person does not include the sovereign)。因此,诸如美国邮政署之类的联邦机构并不包含在“人”的范围之内。[15]这一推定反映了“常见的用法”(common usage),[16]也是基于美国国会在《词典法》(Dictionary Act)中的明确指示。《词典法》并没有将联邦政府包含在有关“人”的定义之中,而这个定义被法院“用于确定任何国会制定法(Act of Congress)的含义,除非结合上下文另有所指”。[17]美国最高法院此前在若干案件中均采用了该推定,反对将政府视作法律上的人,即使这样做可能导致美国政府或其政府机构未能获得某种利益或者处于有利的程序当中,就像邮政署在该案中那样。[18]因此,美国最高法院在此亦循此推定,在没有肯定性内容表明存在着相反情形时,政府并不属于被授权可以发动这些复审程序的“人”。

2.美国邮政署必须指明,在AIA的文本或者上下文中存在着某种肯定性指示,表明美国国会有意将政府纳入“人”的范畴,但是,美国邮政署所提出的主张并不具有说服力。

(1)美国邮政署首先主张,AIA在关于授权后复审程序(PGR)的上下文中肯定将政府包括在“人”的范围内,因为《美国专利法》在其他提到“人”的地方,显然就是这样的。美国最高法院认为,根据用法一致原则(consistentusage principle),国会在制定法的某一部分用某一用语指称某一事物,则该用语在该制定法的其他部分也意指相同的事物,但是,该原则“易于屈从于上下文”,特别是当某一制定法用语贯穿于法律之中,并且在不同的制定法条款上具有“不同特征”时。[19]在《美国专利法》和AIA中,至少有18处提到了“人”,但它并未显示出明确的倾向:“人”这一用语有时显然包括或者排除了政府,但有时,它又可以兼作两种解读。仅仅因为在某些地方提到将政府包括在内,并不能作为“肯定性证明”,从而推翻这样的推定,即政府并不是有资格提起AIA复审程序的“人”。

(2)美国邮政署的第二个观点是,联邦政府与专利有着悠久的历史,自1883年以来联邦政府官员即可以合众国的名义申请专利,因此国会必然有意图允许政府利用AIA的复审程序。美国最高法院则认为,政府固然能够获得专利,但不能因此认为国会就有意让政府在刚刚于八年前所设立的AIA程序中作为第三方异议人(thirdparty challenger)参与其中。而且,即便承认政府可以对一项已授权的专利提起单方再审查程序(ex parte reexamination),但根据1981年的《美国专利审查指南》(Manual of Patent Examining Procedure)所示,单方再审查程序与AIA的复审程序是根本不同的。单方再审查程序是USPTO内部进行的,挑战专利效力的一方可以不参加。AIA复审程序则是在提起复审的“人”与专利所有人之间进行的对抗式(adversarial)、审判式(adjudicatory)程序,包括了诉答、听证、证据开示、举证,并且失败的一方享有上诉权。国会或许有充分理由授权政府提起一种不插手(hands-off)的单方再审查程序,但它并没有理由授权政府在AIA的充分对抗式程序(full-blown adversarial proceeding)中担任一方当事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国会在设立AIA复审程序时,其所设想的就是1981年《美国专利审查指南》关于

单方再审查的陈述。由于在新创设的AIA复审程序中的“人”这一用语并没有任何“确定的”含义,因此,并不能用《美国专利审查指南》来解释可以把关于“人”之含义的推定搁置一边,不予理会。

(3)最后,美国邮政署主张其必然是可以提起AIA复审程序的“人”,因为如同其他的被控侵权人一样,它也面临着民事责任,并且可以提出关于专利无效的抗辩。美国邮政署认为,假如否定其享有其他侵权人所能获得的利益——亦即,能够向USPTO就某项专利提出全新的挑战(challenge a patent de novo),而不是只能依据明确可信的证据(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而在侵权诉讼中提出专利无效抗辩——那将是不正常的。美国最高法院则认为,联邦机构面临的风险相比于非政府机构而言低得多,也更具有可预测性。因此,国会对它们予以区别对待是合理的。把联邦机构排除在AIA复审程序之外,也避免了如下的尴尬情形,即一位民间的专利所有权人在一个由某一联邦机构提起且由另一联邦机构监督的对抗式、审判式程序中,为其专利的有效性进行辩护。

四、侵犯著作权案件中可予判赔的“全部费用”

(一)Rimini Street, Inc.v. Oracle USA, Inc.案[20]的基本案情

Rimini Street公司向甲骨文公司(Oracle)的客户销售关于第三方软件的维护服务,从而与甲骨文公司在软件维护业务上形成竞争关系。甲骨文公司认为Rimini Street公司在向其客户提供软件支持服务时,未经许可复制了甲骨文的软件,遂根据《美国著作权法》和其他联邦及州的法律,在内华达联邦地区法院起诉Rimini Street公司。

陪审团认定,Rimini Street公司侵犯了甲骨文公司软件的多项著作权,并且违反了加州和内华达州的计算机接入法律。陪审团裁决,被告因侵害著作权向原告甲骨文公司支付损害赔偿金3560万美元,因违反州的计算机接入法律而赔偿原告1440万美元。美国地区法院在作出前述判决之后,进一步命令被告向甲骨文公司支付律师费2850万美元,其他费用4950万美元。这些费用后来被上诉法院减少至340万美元。同时,地区法院命令被告支付1280万美元的诉讼开支(litigation expenses),用于诸如专家证人、电子证据开示、陪审团咨询等。

该案上诉的争议对象就是1280万美元的赔偿判决。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维持了该判决。上诉法院承认,一般性联邦制定法即《美国法典》第28编的第1821条和第1920条授权联邦地区法院可以判令败诉方承担的赔偿金,所涵盖的费用仅仅被列举为6类。[21]同时,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也承认,该判决赔偿的1280万美元并没有包括在上述6类费用之中。但是,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依据此前的判例,认为地区法院的赔偿判决是适当的。因为《美国著作权法》第505条允许法院判决赔偿一方当事人的“全部费用”(full costs),该用语并不只限于在一般诉讼法中所规定的6类费用。[22]

Rimini Street公司提起上诉。考虑到上诉法院之间对于“全部费用”一语的解释存在分歧,[23]美国最高法院发出调卷令,受理该案上诉。

(二)判决结果与依据

美国最高法院于2019年1月14日举行口头辩论,2019年3月4日作出判决。卡瓦诺大法官撰写法院判决,以全院一致意见撤销了上诉法院的判决,发回重审。

美国最高法院认为:《美国著作权法》第505条中的“全部费用”一语,就是指《美国法典》第28编第1821条和第1920条所规定的那些费用。具体理由如下。

1.第1821条和第1920条定义了在不同主题的美国联邦制定法(比如《美国著作权法》第505条)中所包含的“费用”一语。美国国会可以授权在一般制定法所列举的6类诉讼费用之外的费用,但是,在缺乏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法院不得在第1821条和第1920条具体列举的那些诉讼费用之外给予判赔。美国最高法院的先例一直坚持这一方法[24], 《美国著作权法》并未明确授权法院可以判赔在第1821条和第1920条所列举的6类费用之外的诉讼费用,诸如专家评价费、电子证据开示费用、陪审团顾问费。

2.甲骨文公司的主张不具有说服力。首先,甲骨文公司认为,“全部”(full)一词就是授权法院在第1821条和第1920条的具体列举之外判赔诉讼费用。但美国最高法院认为,“全部”一词是形容词,意指它所修饰的名词的完整部分。它并未改变《美国著作权法》第505条中的“费用”一词的意思。相反,“全部费用”是指全部的根据相关法律所可能获得的“费用”。卡在了奇怪的地方

其次,甲骨文公司主张,《美国著作权法》中的“全部费用”一语是一个历史性专业术语,它包含的内容多于《美国法典》第1821条和第1920条所列举的“费用”。甲骨文公司认为,美国国会是从英国著作权法中将“全部费用”这一用语引入1831年《美国著作权法》的。而在1831年,“全部费用”一语的意思就是指全部的诉讼费用,其范围超过了国会在1853年《美国诉讼费用法》(Fee Act)以及此后的相关立法中所规定的内容。美国最高法院则认为,法院在确定关于诉讼费用的法律的含义时,无须承担过度的历史发掘工作。无论如何,甲骨文公司并未证明“全部费用”在英国法或者美国法上具有某种确定的意思,涵盖了在诉讼费用表所列举内容之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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