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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东方法学》
“美丽中国”目标实现中的刑法短板及其克服
【英文标题】 The Criminal Law Deficiency in Realizing the Goal of “Beautiful China”: A Way-out
【作者】 陈洪兵【作者单位】 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分类】 刑法学
【中文关键词】 环境刑法;污染环境罪;法益;罪过;准抽象危险犯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5
【页码】 40
【摘要】 为了克服环境污染治理中的刑法短板,应坚持解释论与立法论“两手抓”。环境刑法保护的法益是环境本身,而非传统的人身、财产法益;环境法益不同于公共安全法益,故意排污并不符合投放危险物质罪的构成要件;无论故意排污还是因管理不善过失导致环境污染,都应作为犯罪处罚,故“模糊罪过说”具有现实合理性;污染环境罪属于一种准抽象危险犯,“严重污染环境”是对排污行为本身的限制;安装“天网”同时捕获普通野生动物和珍贵野生动物的,应当数罪并罚;多年后方显现污染后果的,并未超过污染环境罪情节加重犯追诉时效。应将环境犯罪作为独立一章进行规定,置于危害公共安全罪章节之后;应根据不同的环境要素对污染环境罪进行分解;应将污染环境罪法定最高刑提升至十五年有期徒刑。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8693    
  “‘雾霾中国’的现实与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建设‘美丽中国’的图景形成了巨大反差”。[1]我国长期以来奉行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整体恶化,这种“不断恶化的环境状况与公民不断提高的环境质量要求,是我国当前突出的社会矛盾之一”。[2]
  当前我国环境问题之所以爆炸性增长,固然与我国政府一向奉行的重经济发展而轻环境保护的执政理念有关,但与我国环境刑事司法自身存在短板,以及环境刑法作为环境法的保障法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也不无关系。[3]如何克服“美丽中国”目标实现中的刑法短板,使环境刑法真正成为治理环境污染与破坏的一把“利器”并发挥应有的功能,无疑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环境刑法[4]适用中的问题
  (一)实际判决情况
  截至2016年10月3日,北大法律信息网显示全国法院环境犯罪案件判决数如下:[5]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刑法修正案(八)》之前的罪名)37件;污染环境罪3370件;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5件;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1件;非法捕捞水产品罪1221件;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606件;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1430件;非法狩猎罪1528件;非法占用耕地罪(《刑法修正案(二)》之前的罪名)13件;非法占用农用地罪5473件;非法采矿罪2229件;破坏性采矿罪0件;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罪(《刑法修正案(四)之前的罪名》)12件;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2461件;非法收购、运输、加工、出售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制品罪1095件;盗伐林木罪6901件;滥伐林木罪17312件;非法收购盗伐、滥伐的林木罪(《刑法修正案(四)》之前的罪名)336件;非法收购、运输盗伐、滥伐的林木罪159件。
  虽然上述统计数据可能少于实际的判决案件数量,但还是可以大致反映出以下几点:(1)从1997年增设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至《刑法修正案(八)》生效的十四年间,实际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判决的案件极少,以致被学者称为“零判决”现象。[6]只有在《刑法修正案(八)》生效之后,准确地讲,只有在2013年6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环境污染解释》)颁发之后,污染环境罪案件才出现明显增长。[7](2)以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和破坏性采矿罪判决的案件极少,相关条文实际上处于“闲置”状态。(3)环境刑法中适用较多的是污染环境罪、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非法狩猎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非法采矿罪、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非法收购、运输、加工、出售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制品罪、盗伐林木罪、滥伐林木罪。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作为环境刑法核心罪名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在《刑法修正案(八)》生效之前适用率极低,原因在于1997年《刑法》将其犯罪成立条件限定为“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为了加大对环境污染犯罪的惩治力度,《刑法修正案(八)》将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成立条件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罪名也相应修改为污染环境罪。对于这种“最重要的修改”,虽然刑法理论界一致认为因此降低了入罪门槛,加大了打击力度,增强了可操作性。[8]但由于何谓“严重污染环境”,被认为仍不明确,致使《刑法修正案(八)》颁布至《环境污染解释》出台的两年多的时间里,全国法院以污染环境罪判决的案件仍然屈指可数,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刑法》338条的“虚置”状态。《环境污染解释》第1条第1项至第5项,将在饮用水水源等特定地区排污、非法排污3吨以上、超标3倍以上排污、以私设暗管、利用渗坑等特定方式排污以及两年内曾因排污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违规排污的,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而构成污染环境罪。应该说,《环境污染解释》迎合了民众要求严惩环境污染犯罪的期待,使得《刑法》338条从“虚置”状态转变为“活跃”条款。但刑法理论界普遍批评认为,该解释突破了“严重污染环境”的文义射程,系“司法解释立法化”,属于一种越权解释,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9]此外,污染环境罪判决数量井喷式增长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10]从全国来看,污染环境罪最为常见的入罪情节也是“非法排放含重金属或其他污染物超标3倍以上”,也即实务中判处的污染环境罪多为行为犯,所造成的危害后果较小,且存在过度犯罪化倾向。[11]然而,对作为排污大户的大型企业定罪处罚的却极少。再如,受到国内外媒体普遍关注、造成海洋生态巨大灾难的渤海湾溢油事件,最终以康菲公司实际支付行政罚款20万元、承诺支付海洋生态损害赔偿金16.83亿元和渔业损害补偿金10亿元而了结,船舶溢油污染刑事追究缺位之现状由此可见一斑。[12]事实上,我国目前尚无因海洋环境污染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13]
  (二)理论上的关注点
  之所以司法实践中环境刑法的适用差强人意,未能有效遏制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刑法理论界在诸多问题上的认识肤浅及立法本身不够完善有关。目前环境刑法理论界主要关注如下问题:(1)环境刑法的立法理念是应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抑或生态的人类中心主义?(2)环境刑法是保护传统的人身、财产法益还是环境本身?(3)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是故意、过失抑或双重罪过?(4)如何理解污染环境罪中的“严重污染环境”,污染环境罪系结果犯、行为犯、实害犯抑或危险犯(包括抽象危险犯和具体危险犯)?(5)《环境污染解释》是否属于越权解释而违反罪刑法定原则?(6)如何区分污染环境罪与投放危险物质罪?故意排污的能否认定为投放危险物质罪?非法采矿罪、盗伐林木罪与盗窃罪之间是否存在竞合,能否从一重处罚?(7)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同时猎捕了普通野生动物和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是应从一重处罚还是数罪并罚?(8)多年之后方显现环境污染后果的,是否已超过污染环境罪追诉时效而不能受到追诉?(9)达标排污(未违反国家规定)造成严重后果的,能否定罪处罚,应否取消污染环境罪中的“违反国家规定”?(10)如何划定环境犯罪主体的处罚范围?(11)我国环境刑法的立法模式是应维持目前的刑法典模式,还是应改采英美的附属刑法模式抑或日本的特别刑法模式?(12)应否根据不同的环境要素细化污染环境罪罪名?(13)应否增加禁止继续从业的资格刑以及责令补种树木等非刑罚处罚措施?(14)应否提高污染环境罪、盗伐林木罪、滥伐林木罪等罪的法定刑?(15)应否增设非法开采地下水罪、虐待动物罪、非法引进物种罪、故意毁坏林木罪等新罪?(16)应否废止破坏性采矿罪,而改设破坏矿业环境罪?等等。
  二、解释论路径
  (一)立法理念及法益的嬗变
  目前我国刑法理论界关于环境刑法的立法理念或者环境伦理价值观,主要存在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以及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分歧。[14]人类中心主义的核心观点是,人类是宇宙中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其他一切事物的价值只具有相对于人类的工具价值,人类之外的自然及其存在物,被排除在道德考虑之外,对人是否有利,是一切价值判断的唯一尺度与道德标准。[15]而生态中心主义的基本立场是,环境伦理学必须从道德上关心无生命的生态系统、自然过程以及其他自然存在物。[16]应该说,在环境日益恶化的当今中国,人类中心主义已经不能很好的保护自然环境和资源。[17]不过,为了解决十三亿人的温饱问题以及社会各种突出矛盾和问题,保持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仍是中国政府当今及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工作重心,[18]因而主张设置虐待动物罪[19]之类犯罪的生态中心主义,在目前的中国尚属于“奢侈品”而过于超前。相对而言,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赢,以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具有妥当性,因而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支持。[20]
  《刑法修正案(八)》将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成立条件——“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意味着环境犯罪由保护传统的人身、财产法益(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转向保护环境法益本身,因应了环境伦理价值观或者立法理念由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转变,而值得肯定。[21]虽然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最终也是为了保护人类的生命、健康和财产,但人身、财产法益只能是间接法益、最终法益,而环境本身才是直接法益、首要法益。例如,禁止滥砍滥伐和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直接保护的不可能是人的生命、身体的安全,而只能是生态环境本身。又如,违规排污虽然未必立即造成人身、财产的损失,但不可否认会造成环境本身的损害,日积月累,由量变到质变,必然最终危及人的生命、健康。2013年以来中国大面积雾霾的爆发以及近年来民众患癌症死亡率的明显增加,就是例证。
  (二)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
  在《刑法修正案(八)》通过之前,关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罪过形式就一直存在争议,[22]《刑法修正案(八)》生效之后,罪过形式的争论更加激烈。关于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理论上存在故意说、[23]过失说、[24]双重罪过说(即复杂罪过说、混合罪过说)、[25]罪过形式例外说、[26]模糊罪过说[27]等各种学说,而“引起各方观点差异化的症结在于研究者将该罪罪过的重心集中在对行为所持的态度还是对该行为所引发结果的主观心态”。[28]不可否认,虽然司法实践中存在因为管理不善导致排污管道破裂等过失致污的情形,[29]但绝大多数案件都属于行为人故意排放、倾倒、处置污染物的情况,而行为人因为追求的是经济利益,通常并不希望严重污染环境结果的发生。如果强调罪过是对行为的态度,就可能认为罪过形式是故意,而如果认为罪过是对结果的心态,则可能认定罪过形式为过失。之所以多数认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罪过形式为过失,是因为条文中存在“事故”的表述,而之所以有力学说认为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为故意,是因为条文缺乏“事故”之类的确定为过失犯的文理根据,根据《刑法》15条第2款“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的规定,只能认为污染环境罪为故意犯罪。[30]但问题是,我国《刑法》对“过失”犯罪进行明文规定的并不多,而要求认定为过失犯罪必须有“事故”、“玩忽职守”、“严重不负责任”等所谓文理上的根据,[31]也并非当然之理。一则,《刑法》138条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中虽然存在“明知”这一通常属于故意犯的表述,理论与实务却还是认为该罪属于过失犯罪;二则,虽然《刑法》304条故意延误投递邮件罪中存在“严重不负责任”这种通常属于过失犯的表述,却被认为属于故意犯罪;三则,虽然《刑法》334条第2款中并不存在过失犯罪中“事故”之类的典型表述,司法解释却将该款罪名确定为采集、供应血液、制作、供应血液制品“事故”罪;四则,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传染病菌种、毒种扩散罪、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等罪中虽然缺乏作为过失犯的“事故”之类的典型表述,刑法通说教科书却认为这些犯罪的主观方面为过失。[32]
  认为一个罪名或者构成要件,只能要么是故意要么是过失实施,而不可能既是故意又是过失,否则就违背了严格区分故意与过失的刑法规定和罪过原理的观点,其实也似是而非。首先,一个条款所表述的构成要件同时包括了故意与过失,而且适用同样的法定刑的立法例,在我国刑法分则中并不少见,例如《刑法》397条的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第398条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与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第432条的故意泄露军事秘密罪与过失泄露军事秘密罪。其次,对于法定刑并不太重的法定犯,最高司法机关越来越倾向于不严格区分故意和过失,而适用同样的犯罪成立条件。例如,过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两高”)为了区分作为故意的滥用职权罪与作为过失的玩忽职守罪,有意区分规定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的立案标准,[33]但最近却统一了两罪的立案标准。[34]又如,虽然《刑法》408条食品监管渎职罪中存在“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以及“事故”的表述,但“两高”在确定该条罪名时并未区分故意与过失,而是将罪名笼统确定为食品监管渎职罪。对此,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曾明确指出,“这主要是考虑《刑法》408条之一将食品安全监管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并列规定,且法定刑完全相同,分别确定罪名没有实际意义;相反,实践证明,滥用职权与玩忽职守的区分,往往遇到困难、引发争议,将本条确定为两个罪名,难免会给司法适用和理论研究人为制造难题,且可能引发不必要的上诉、抗诉或者申诉,浪费国家司法资源。”[35]最后,《刑法》14、15条只是强调了无责任则无刑罚的责任主义,加之我国刑法对过失犯大多缺乏“过失”的明文表述,故只要行为人对危害结果至少存在预见可能性进而定罪处罚,就不能认为违反了《刑法》15条第2款的“法律有规定”和罪刑法定原则。
  另外,认为污染环境罪主观方面为故意的学者,一般主张过失的成立过失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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