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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东方法学》
司法裁判结果责任的古今之辨
【英文标题】 A Historical Review of Liabilities of Judicial Decision-Making
【英文副标题】 方法学期刊年份=2017期刊号=5页码=146标题=司法裁判结果责任的古今之辨英文标题=A Historical Review of Liabilities of Judicial Decision-Making副标题=以《红楼梦》自杀事件的解读为例
【作者】 薛文超【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分类】 刑法学
【中文关键词】 《红楼梦》;引起自杀;责任主义;结果责任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5
【页码】 146
【摘要】 因不法行为引起自杀是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的疑难问题,在我国刑事司法解释和判例中,往往会被作为犯罪的构成、加重或从重情节处罚。我国明清例律对该问题有着鲜明独特的裁判立场。在清代司法判例的视野下,《红楼梦》里有代表性的四个引起自杀案例一般会得出肯定归责的结论。但从当今刑法理论的因果关系、责任主义和被害人责任等视角来审视,有的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这其中的关键问题是对刑法的责任主义原则的悖反。以小说中的案例研读刑法问题,生动易懂且不失深刻。当前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对引起自杀行为的处罚同样存在与刑法理论相悖反的结果归责倾向,应当避免。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8697    
  不能因为出了人命就不论理啊!——凌解放(二月河)[1]
  一、引言
  古今之间的刑事法制度殊异,而其中较受认同的不同点之一是,古代刑事法普遍实行结果责任,而现代刑事法贯彻“无犯意则无犯人”、“没有责任就没有刑罚”的责任主义原则。[2]如同以拉丁文表述这两句原则的英国,经过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结果责任占据支配地位,到爱德华·科克时代确立刑法上的责任主义,责任主义原则经过漫长的历史进程才得以确立。中国古代刑事司法中,是否与西方历史上同样否定现代刑事司法的责任主义原则?如果是的话,结果责任何以体现?
  责任主义抑或结果责任原则的界分体系宏大,无法充分展开。笔者仅选取一个问题点,试图通过探讨古代与现代刑事司法对该问题分别的立场,对问题作管中窥豹的一览。这个问题点,就是因不法行为引起被害人自杀。无论古代抑或现代刑事司法中,这类案件的判例都不鲜见,并成为刑事司法中的疑难。“文学可能有助于理解法律成长的某些关键阶段。”[3]从古代文学作品的生动案例研判对引起自杀行为的可能处罚就更为有趣。这一典型阶段即明清,举之典型作品即《红楼梦》。《红楼梦》虽是一部虚拟的小说,但其深刻的时代背景与生动的叙事,对引起自杀事件的刑法研判具有贴近真实的意味。
  二、问题意识:我国对不法行为引起自杀的处罚与疑惑
  笔者对“引起自杀”的疑问来自于实务中法官涉嫌滥用职权引起受害人引火自焚案件中关于是否构成犯罪的讨论。[4]多数意见认为,能否找出依据以认定法官朱某存在违法办案行为,是本案是否构成滥用职权罪的核心。只要认定其存在违法行为,则其构成“滥用职权从事公务,致一人死亡”的法定后果。笔者对此存在疑惑:即使其行为不法,然而行为不法与造成他人死亡与自杀之间,依旧是不同的,是否归责存在刑法因果关系上的障碍。而且与此案类似,我国有玩忽职守案的判例肯定了对引起自杀的归责,如“周国富玩忽职守案”。[5]学界对此问题存在不同的立场,但都存在解释力不足的问题。
  “肯定说”认为“致人死亡、重伤”包括被害人自杀。[6]暴力干涉婚姻自由、虐待引起被害人自杀身亡是典型个罪。[7]对此,我国传统的“偶然-必然”因果关系论给出的理由是:“自杀案件中的原因与结果之间的联系,在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内在的必然联系,而恰恰是外在的偶然联系。例如因侮辱引起被害人自杀的,死亡的内因,是在其当时的心理状态支配下而实施的自杀行为;外因是侮辱行为,是一种偶然联系。”[8]该观点虽然有所区分但同样肯定了偶然因果关系的归责。
  “否定说”认为可归责的死亡后果不应包括引起被害人自杀的情形。[9]其理由是基于结果加重犯因果关系与自己责任原则。张明楷教授认为,一般加害行为引起被害人自杀身亡的,不能将死亡结果归属于加害行为,例如毁损容貌导致被害人自杀的,不得将死亡结果归属于伤害行为。但“当自杀是加害行为的当然结果这种极为罕见的情形,或许可以将死亡结果归属于加害行为”。[10]
  “折中说”认为对此应以罪刑相适应原则进行具体考量。“在危害行为的直接影响下,被害人为躲避伤害而致重伤或者死亡的,属于犯罪致使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加重犯。”而“被害人被害以后,因感到羞辱想不开而自杀伤亡,属于犯罪造成严重后果的结果加重犯”。[11]但该观点实际也是肯定了不法行为引起自杀的归责。
  我国刑法典未将引起自杀行为规定为犯罪,也没有条款明示这一情节。但从司法解释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我国对不法行为引起自杀是处罚的。存在将之作为构成、加重、从重情节的情形。笔者对我国现有司法解释及司法适用中常见引起自杀处罚的情况作统计,参见下表:

┌─────┬────────────┬─────────────┬──────┐
│情节类型 │罪名          │对自杀情节的表述     │评价依据  │
├─────┼────────────┼─────────────┼──────┤
│构成情节 │渎职罪[12]       │情节严重,且属特大案件  │司法解释  │
│     ├────────────┼─────────────┼──────┤
│     │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 │致人死亡         │司法适用  │
│     ├────────────┼─────────────┼──────┤
│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情节严重         │司法解释  │
│     │侵权罪[13]       │             │      │
│     ├────────────┼─────────────┼──────┤
│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情节严重         │司法解释  │
│     ├────────────┼─────────────┼──────┤
│     │寻衅滋事罪       │情节恶劣、情节严重    │司法解释  │
│     ├────────────┼─────────────┼──────┤
│     │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致使自杀、自残造成重伤、死│司法解释  │
│     │的化妆品罪       │亡            │      │
│     ├────────────┼─────────────┼──────┤
│     │军人违反职责罪     │致人重伤、死亡      │司法解释  │
│     ├────────────┼─────────────┼──────┤
│     │侮辱、诽谤罪      │情节严重         │司法适用  │
│     ├────────────┼─────────────┼──────┤
│     │遗弃罪         │情节恶劣         │司法适用  │
│     ├────────────┼─────────────┼──────┤
│     │非法侵入住宅罪     │情节严重         │司法适用  │
├─────┼────────────┼─────────────┼──────┤
│加重情节 │强奸罪         │情节特别严重,造成严重后果│司法解释  │
│     │            │的            │      │
│     ├────────────┼─────────────┼──────┤
│     │拐卖妇女、儿童罪,绑架罪│直接、间接造成重伤死亡  │司法解释  │
│     ├────────────┼─────────────┼──────┤
│     │虐待罪         │致使重伤、死亡的     │司法适用  │
│     ├────────────┼─────────────┼──────┤
│     │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   │情节严重,致人死亡    │司法适用  │
│     ├────────────┼─────────────┼──────┤
│     │非法拘禁罪       │致人重伤、死亡      │司法适用  │
│     ├────────────┼─────────────┼──────┤
│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情节严重         │司法解释  │
│     ├────────────┼─────────────┼──────┤
│     │抢夺罪         │其他严重情节(情节加重)  │司法解释  │
├─────┼────────────┼─────────────┼──────┤
│从重情节 │诈骗罪         │造成自杀,酌情从严惩处  │司法解释  │
└─────┴────────────┴─────────────┴──────┘

  可以看出,尽管学理上存在争议但我国刑事司法上对“引起自杀”的处罚还是非常宽泛的。不独当代,在我国古代刑事法(特别是明清两代),对引起自杀的处罚更为宽泛。笔者拟以《红楼梦》中阐述的自杀事件为典型案例,对该问题进行探讨,以对其中法理作出比较的考察。
  三、案例分析:历史视角下《红楼梦》自杀事件的刑法判解
  《红楼梦》前后共写了十三个人物的自杀,前八十回八人,后四十回五人,情态各异,不一而足。[14]从起因上,有奸情败露、畏惧权势、婚事不成、不堪受辱、恶主欺凌、殉葬等;在方式上,则有自缢、投河、投井、自刎、吞金、服毒、触柱等;在评价上,有令人扼腕惋惜、痛心不已的,也有让人感觉罪有应得的,甚至摸不着头脑的。从刑法角度对这些自杀事件的解读,中心议题是能否将自杀之结果归责于引起自杀之行为人。本文选取其中的四个自杀事件来解读,其一是在清代刑事法制度中考察,其二是以现代刑法理论审视,不求以偏概全,只图能够以刑法理论较为深入地把握个案因果。
  以法律阐释红楼故事,不能脱离一朝一代的法制背景。《红楼梦》故事发生的年代被作者有意隐去,“无朝代年纪可考”。《红楼梦》系曹雪芹于乾隆年间居北京西郊时所著。依现有研究,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有曹雪芹的“自传”性质。以清代法律为背景对上述自杀事件作出解读,想必是恰当的。
  (一)《红楼梦》四起自杀事件之梗概
  1.王夫人、贾宝玉与金钏儿投井
  贾宝玉与金钏儿调笑,被佯装午睡的王夫人发现,王夫人一怒打骂了金钏儿,并要将金钏儿撵出贾府。金钏儿苦求不允,竟投井自尽。事后,宝钗问王夫人金钏儿为何投井,王夫人虽言辞闪避,借口推脱,但自问“岂不是我的罪过?”宝钗安慰王夫人说,金钏儿可能并非投井,多半是失足。不过,两人自欺之言虽然平息了金钏儿家人,却引来了贾府的一场风波,贾环向贾政告状说系宝玉“强奸不遂”以致丫鬟投井,[15]被盛怒之下的贾政差点儿打死。
  王夫人自问金钏儿的自杀是否是“自己的罪过”,想必笃信佛陀的王夫人必定有悔愧之心,否则也不会向宝钗撒谎。然而,法律能不能回答王夫人的疑问?若诉至府衙,金钏儿之自尽应否怪罪到王夫人头上,并令其承担责任?贾环诬告贾宝玉强奸不遂,是什么样的可能后果成为贾政暴怒的部分原因呢?
  2.王熙凤与张金哥、守备公子双殒命
  王熙凤在馒头庵(水月寺)小住,庵中主持净虚求王熙凤帮忙处理一桩婚事纠纷。意图将原已受聘礼许配给了长安守备的公子的张金哥退订,嫁给长安府太爷的小舅子李衙内。王熙凤争强好胜,又见其中有利可图,便口出豪言,索要了三千两银子。[16]随后王熙凤假借贾琏的名义修书给节度使云光,以“上级”的身份迫使长安守备退婚,收回了聘礼。不料,父母虽然不义,一对未婚儿女却极尽情意,张金哥得知退亲后自缢,守备之子知道金哥自尽后,也投河而死。结果竟是三家都没得到好处,惟独王熙凤白得了三千两银子。可是,王熙凤不怕“阴司报应”,但在刑律上论,她对两人的自戕是否应当承担责任?
  3.柳湘莲与尤三姐自刎
  “揉碎桃花红满地,玉山倾倒再难扶”,尤三姐自刎是全书中最为令人心痛的画面之一。柳湘莲以宝剑为信物与尤三姐许下婚约,然不久后听信闲言,怀疑尤三姐所居住的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猫儿、狗儿都不干净”。于是借口央求尤三姐退婚,返还宝剑。尤三姐在侧间听到了柳湘莲悔婚的真正原因,不堪此辱,绝望下拔剑自刎,以自证清白。
  后悔不已的柳湘莲“避祸走他乡”,他所避何祸?文中也有线索。尤三姐拔剑自刎后,“贾琏忙揪住湘莲,命人捆了送官”。“尤二姐忙止泪,反劝贾琏:你太多事!人家并没威逼她死,是她自寻短见。你便送他到官,又有何益?反觉生事出丑。不如放他去罢,岂不省事?”此处“威逼”两字,恰是道出了祸事的缘由:柳湘莲可能涉嫌大清例律之“威逼人致死”条。试想,如若无胆小怕事的尤二姐阻拦,贾琏将柳湘莲送官后,是否真的构成此罪呢?
  4.王熙凤、秋桐、胡太医与尤二姐吞金
  这一案要说的主要还是王熙凤。在唆使与尤二姐有过婚约的张华逼婚,迫使尤二姐离开贾府之计不成之后,她又利用贾琏新收的侍妾秋桐逼杀尤二姐,言语侮辱使身怀六甲的尤二姐大病一场。更为不幸的是,请来给尤二姐治病的庸医胡太医(胡君荣)误诊,认为“不是胎气,只是痂血凝结”,遂滥用虎狼之药致使尤二姐流产。王熙凤又继续挑唆秋桐对病中的尤二姐多番辱骂,使得绝望中的尤二姐想到“病已成势,日无所养,反有所伤,料定必不能好。况胎已打下,无可悬心,何必受这些零气,不如一死,倒还干净”,于是吞金而死。在这些过程中,“凤姐又无露出一点坏形来。”王熙凤从没有直接指示秋桐逼迫尤二姐去死,最直接的举动无非是“没人处常又私劝秋桐,你年轻不知事,他现在是二房奶奶,你爷心坎上的人,我还让他三分,你去硬碰他,岂不是自寻其死。”同时,更是假惺惺地对病中的尤二姐关爱有加。
  在尤二姐自杀事件过程中,有王熙凤暗中挑拨秋桐辱骂尤二姐,导致有孕在身的尤二姐生病,进而胡庸医乱用虎狼药使得尤二姐流产,王熙凤再挑唆秋桐辱骂尤二姐,最终导致尤二姐自杀。在这一系列多人之恶和多重因果下,谁来对尤二姐的死负责呢?
  (二)依清代法律对自杀事件的刑法判解
  将《红楼梦》故事置于现代法律情境下,以刑法理论为古事今判,思维的火花始自学习张丽卿教授的《曹雪芹〈红楼梦〉中王熙凤四个事件的古事今判》一文(下称张文)。[17]张文以现代刑法因果关系理论为模型,考察王熙凤主导的四个施用诡计,致人于死的事件是否归责于她。法律与文学经典的结合,应有互为工具之效果,一则以法律为背景更深入地理解故事,二则使法律的研讨不至于布满理论的灰色,而是更加兴味盎然,生动有趣。
  本文同样以刑法理论解析红楼故事,与张文有三处不同:一是专注于《红楼梦》之自杀事件,针对这一事件类型所需借助的刑法理论并不一致;二是张文立意于现代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分析,未侧目于清代刑法背景;三是分析的案例多有不同,即使在共同分析的案件上(张金哥二人、尤二姐),得出的结论也与张文相异,试作商榷。
  1.金钏儿之死
  贾宝玉与金钏儿调笑,因而王夫人动怒,责骂她,且威胁要将其赶出贾府。事实因果关系上,王夫人的责骂导致了金钏儿的自杀是清晰的。对金钏儿的责骂显属污蔑。平民之间捏造奸赃事情,污人名节致死,应照诬告致死例律绞监侯。然而,王夫人与金钏儿是主奴关系,在清代法律上就因此变得不同。清代判例记载有因主人污蔑导致奴婢自杀的判例。《刑案汇览》之“挟仇污蔑小功亲之婢女自尽”一案裁判认为,“吴宗明挟嫌污蔑,致毙人命,情固可恶,但香孜系该犯小功亲之奴婢,究有尊卑之义,且死系自尽,该抚将该犯照殴小功亲之奴婢于凡人绞罪上减二等拟徒”。[18]可见,平民因污蔑致奴婢自杀的,应予以处罚,但应减等。同时,因引起自杀并非处罚的典型情况,考虑到自杀行为人的责任存在,比照殴伤致死再减。可见,王夫人污蔑婢女致自杀身亡,是可能负担刑事责任的。
  然而具体来看,王夫人也可能完全不担责。《唐律疏议·名例》曾规定:“奴婢同于资财。”扑责奴仆原是主人当然的权利,即使因此而致死,只要事出无心,并非故意殴死,便可不负责任。[19]相反,奴婢殴家长,则处罚很重,不分故意或者过失,因而致主人自尽的,皆处死刑。特别是贾府这种官宦世家,又并非平民可比,与身分又低于平民的奴婢,其间悬殊更甚。清代法律又就此加以特殊的考虑,官吏对于奴婢的伤害罪较常人对于奴婢为轻。《清例律》规定,官吏致死奴婢除刃杀须杖一百,并革职不许折赎外,殴死、故杀不过罚俸、降级等处分,较寻常家长殴杀故杀奴婢须杖六十徒一年的处分又轻多了,官吏根本不受身体刑或自由刑。[20]王夫人虽非官吏,但是贵族官吏的家属,法律上的特权优待扩大于之。[21]王夫人对其婢女金钏儿的责骂,相较于责打更轻,因此造成金钏儿自杀的后果,作为犯罪处罚的可能性是极低的。不过,考虑到刑律上的可能责任及道德上的愧疚感,王夫人事后的担忧和对金钏儿家人的种种抚慰,就有了来由。
  假如贾环的污蔑是真,因贾宝玉强奸金钏儿未遂导致其自杀,那么贾宝玉是否承担刑事责任呢?有学者认为,贾宝玉“强奸不遂”后致死人命如果属实,构成强奸未遂致死的重罪,应当判处极刑。[22]
  这种观点是有失偏颇的,没有注意到贾宝玉与金钏儿之间的主奴关系。常人之间因奸致人自杀的,构成威逼人致死,皆属死刑。然而根据条例所载“家长之有服亲属,强奸奴仆雇工人妻女未成,致令羞忿自尽者,杖一百,发近边充军”。[23]就具体案例而言,有“强奸使女(属下包衣之女),量减一等,满徒”的判例。[24]贾环的诬告甚是狠毒,若宝玉之罪坐实,承担徒刑、充军之责,对于贾府的影响无疑是命运性的。贾政的盛怒、宝玉挨打是有法律上之来由的。
  2.张金哥两人之死
  王熙凤收受他人钱财从中作梗,以势压人,导致立下婚约的张金哥、守备公子自杀。其自尽不仅是一对有情儿女面对不得不改嫁另娶时的以命相搏,还有着法律上的根由。古代婚姻的成立必须要有婚约,即定婚。定婚具有强制履行效力:“若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笞五十。其女归本夫。虽无婚书,但曾受聘财者,亦是。若再许他人,未成婚者,杖七十;已成婚者,女家主婚人杖八十。后定娶者,男家主婚人知情与同罪,财礼入官。不知者,不坐。”[25]可见,擅自悔婚是一种犯罪行为。定婚便意味着夫妻身份的确立,而退婚则意味着离婚。“在‘一女不事二夫’的封建妇女贞节观念支配下,退婚往往导致人命、官司的现象就不足为奇。”[26]
  由于婚约的强制力,悔婚及迫使悔婚的行为均为犯罪,例载“周应玥强抢袁二妹改嫁致其自尽”一案,[27]后立下婚约的男方主婚人周应玥因此处流刑。不仅因抢婚引起自杀的构成犯罪,仅仅是明知已有婚约之女而强娶的,也是犯罪。[28]则本案张金哥之父张财主,强娶民女之李衙内,均不免受刑律之罚。王熙凤虽然不是男女双方的主婚人,但作为掮客使得更高级别官僚介入,使得毁婚成为事实,对“强娶”一事发挥了重大的、直接的作用,在法律上是不能脱干系的。且王熙凤系官宦之妻,利用权势从中收受钱财,在清代例律中,“官吏受财”是犯罪,“家人求索”也是犯罪。
  3.尤三姐之死
  柳湘莲的悔婚引起了尤三姐自杀,正如上文所述婚约成立之“虽无婚书,但曾受聘财者,亦是”,柳尤二人间以宝剑相赠,属于“受聘财”,已属法定婚约,柳湘莲便不可轻易悔婚。贾琏所说:“定者,定也。原怕返回,所以为定。岂有婚姻之事,出入随意的?”正是此意。仅因谗言猜忌,就断然反悔,造成“每日望着剑,自喜终身有靠”的尤三姐希望破灭自尽。因悔婚之不当行为引起的自杀,如上例可能承担流刑以上的处罚。因此,若真是将柳湘莲送官,处刑是不可避免的。只是,柳湘莲之悔婚为较低程度的不法,若无自杀之结果,仅处杖责,而因尤三姐之自杀这一后果,可能处绞候,这系结果加重犯的情形。
  不过,柳湘莲并不构成威逼人致死。律文载构成该罪要“因事威逼,必有逼迫不堪之情”。悔婚并非威逼的法定情形,因此这一点上,尤二姐“人家并没威逼她死”的说法是恰当的。
  4.尤二姐之死
  王熙凤暗中挑唆,秋桐的恶言相向以及胡太医乱用药,环环相扣使得尤二姐陷入了自杀的境地。
  多重因果下,谁应当对尤二姐的死负责呢?在结果责任倾向较重的司法背景下,对尤二姐自杀具有事实因果关联的行为,都有可能被刑事追责。首先,秋桐的恶言辱骂,导致沉郁自卑的尤二姐不堪承受,选择一死了之,据此惩罚秋桐是有依据的。例载“背地闲谈族妇之非致妇自尽”案,被处以流刑。又载“捏造奸赃款迹挟嫌污蔑以致被污之人忿激自尽者”,拟绞监侯。另外,“秽言污蔑”、“秽语辱骂”、“秽言讥诮”造成自杀的,皆被处刑。[29]同样身为侍妾的秋桐辱骂尤二姐致死,应当负担刑事责任。
  其次,胡太医误诊尤二姐的病情,滥用虎狼药导致堕胎,也可以被认为是引起尤二姐自杀的直接原因。贾琏对尤二姐的重视与怜爱,多半来自于此,尤二姐在贾府的地位也系于此。尤二姐之死的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原因,应该是堕胎后的自觉“无可悬心”。在清代例律中,庸医杀伤人,构成过失杀人或过失伤害罪。[30]但对误诊引起自杀的,未见判例记载。不过,从清代对引起自杀处罚的广泛性来看,这种严重过错引起的自杀,应当是不可能免予刑责的。
  再次,王熙凤之暗中挑拨,依据清代例律,则不应认定为犯罪。虽然王熙凤的确主观上有谋害尤二姐的故意,但是其所实施的诸如引尤二姐入大观园、唆使张华诉尤二姐悔婚、安插秋桐挟制尤二姐等,都不是导致尤二姐自尽的违法行为。王熙凤并无实际或指示他人迫害尤二姐的行为,没有构成犯罪的理由。
  四、法理解读:引起自杀行为刑法评价中责任主义的贯彻
  (一)责任原则是阐述引起自杀行为的中心问题
  引起自杀行为不同于自杀关联行为,即教唆、帮助、相约自杀的行为。其基本特征在于:引起自杀之不法行为本身一般并非侵害生命法益;不法行为在心理上促使、诱发自杀决意,而非在客观上帮助或者提供手段的行为;引起他人自杀可能是不法行为罪名的构成、加重或从重情节;在主观上,不法行为人对被害人自杀不存在故意。刑事不法行为引起自杀存在两种情形:一是非法持枪、非法销售致命毒物等提供了他人自杀条件的行为;二是缔造了被害人自杀的主观诱因或提供了客观上帮助的不法行为,这是笔者分析的重点。在刑法理论上考察不法行为引起自杀,所牵涉的三个重要理论角度,都可以归结为责任视角的考察,即对不法行为人及被害人主观因素的认识与评价。而这是不应对不法行为引起自杀处罚的关键原因。
  1.因果关系上的判断最终归结为责任问题
  引起自杀的不法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可归责的因果关系,是现代刑法理论的重点。“归因”判断仅仅是构成要件符合性判断的一部分,而刑法上对行为与结果关系的落脚点是“归责”。对引起自杀行为的判断,在现代刑法因果关系论中主要是归责判断。“认定因果关联,永远只是根据规范的目的来提出结果归责问题的一个辅助手段”。[31]
  我国刑法理论旧说之“必然—偶然”因果论,因过于意识形态化已经被学界放弃。[32]这一理论实际上并未在归责判断上给出答案。“直接—间接”因果论以及“事实—法律”因果论同样存在如此的困境。依大陆法系条件说判断,不法行为引起自杀,条件关系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并可以将被害人的自杀视为“介入”的因素。按照条件关系的中断说,介入的自杀行为是独立发挥作用的原因,足以中断原有的因果关系,但是“这也并不能否定有原因力的行为对于结果发生所起的作用”。[33]这些学说缺乏解释的共同点是缺少归责层面的判断。
  依相当因果关系说,只有“一般会发生”的原因引起结果时才可归责,但相当性的判断标准本身是极其可疑的。被害人实施自杀的可能非常具有个体的差异,认定相当性的存在十分牵强。相当性判断的模糊性是该理论最为人诟病的内容,并因此被指摘为“空洞无用”。[34]但即使如此,也不能否认这一理论的归责功能及限缩刑罚权发动的效果。韩国判例据相当因果关系论,否认遭到强奸的被害人回家自杀的情形中,强奸行为与被害人的自杀行为之间的相当因果关系。在实施奸淫行为当时,被害人基于恐惧采取逃避行为而造成死伤,具有可归责的相当因果关系。[35]这一判例的结论较为清晰,但实际也并未给出答案,因为逃避行为本身,很难被评价为自杀或者是对自杀含义的扩大理解。
  客观归责论最重要的贡献是区分了因果关系和责任归属。依客观归责论的三层次。[36]其一,不法行为虽并非直接侵害生命法益,但若在特定情境下创设、提高了引起被害人自杀的风险,是可以归责的。其二,对不法行为的风险是否超过注意义务的保护范围,如处罚引起自杀的不法行为的规范目的,一般都是生命法益以外的其他法益,很难被类型化为具有侵害生命法益的风险,自杀的结果超出了法条设定的注意义务。其三,对风险负担来说,自主实施自杀行为而致死亡的,实际是被害人本身对其生命的负责领域。从这三点来分析,依客观归责论,一般也很难将自杀结果归责于不法行为人。
  明清时代对刑法因果关系的分析极为薄弱,但是也非完全不重视。清代判例中就有区分原因,而导致减轻处罚的案例。如“闻杀奸不遂因而羞忿自尽者奸妇拟绞监候”案,四川督抚坚持认为“叶尚美之自杀,设非其父将其斥骂,事隔数日,即义忿志气渐消,愧迫之情亦息,自不致转念轻生,叶尚美自抹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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