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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东方法学》
民事执行中“完成财产调查”的认定标准与运用向度
【英文标题】 Factors Determining the“Completion of Asset Investigation” in Civil Enforcement
【作者】 苏福【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分类】 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民事执行;财产调查;认定标准;执行权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5
【页码】 138
【摘要】 财产调查是民事执行的始点、前提和关键。制定科学的“完成财产调查”认定标准并依据该标准开展财产调查,可以准确判断被执行人有无履行能力、履行能力大小,推动有财产案件“应执尽执”、无财产案件有序退出。开展财产调查要在重构“调查财产”概念、创新“完成财产调查”认定标准的基础上,制定程序上严格依法、范围上“全面覆盖”、手段上网络查询和实地调查“双穷尽”、责任追究上“应追尽追”、监督上“全面公开”等“完成财产调查”认定标准,并将之运用于判断是否穷尽财产调查措施、认定“无可供执行财产”上。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8700    
  引言
  财产调查,是人民法院民事执行的始点、前提和关键,在民事执行程序中居于重要地位。在“被执行财产难找”、“执行财产难寻”、“协助执行人难求”、“应执行财产难动”的“四难”当中,“被执行财产难找”是前提性问题,只有解决了“被执行财产难找”,才可能解决其余“三难”。要解决“被执行财产难找”,最核心的是确定科学的“完成财产调查”认定标准,即执行人员必须“调查哪些被执行财产,通过什么方式调查,调查到什么程度”才算“穷尽了手段、找完了财产”。但是,长期以来,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对民事执行中财产调查“怎么查”、“查什么”、“查多少”以及“查多深多细”缺乏足够的关注,财产调查一直缺乏可操作、能评判的标准,“怠于调查”、“消极调查”、“选择性调查”等问题突出,以致经过财产调查后得出的“被执行人履行债务能力”结论缺乏权威性。只有出台科学的“完成财产调查”认定标准并依据该标准完成财产调查,才可能准确判断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有完全可供执行的财产、有部分可供执行的财产、无可供执行财产,对应采取“完全兑现权利”、“部分兑现权利”、“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不同执行路径,进而达到“案件执行繁简分流、执行管理规范有序、执行质效明显提升”的目的。因此,科学的“完成财产调查”认定标准对于规范执行行为尤其是规范财产调查行为,准确甄别执行案件有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推动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应执尽执”、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有序退出,助推“基本解决执行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为此,笔者拟以“完成财产调查”认定标准为题,研讨民事执行中的财产调查问题,供大家参考。
  一、财产调查概念的反思性解读
  目前,“财产调查”概念尚未形成定论。在诸多学说中,根据不同学说侧重内容的不同,可以大致区分为财产调查说和制度说。财产调查说指的是该制度的核心在于查明被执行人财产的有无,而其中查明财产的途径或者方法显得特别重要。如谭秋桂教授认为财产调查是查明债务人财产情况的制度。[1]李浩教授认为财产调查即是财产发现的制度。[2]洪冬英教授认为财产调查是调查被执行人财产状况的制度。[3]制度说则认为,财产调查制度是一个系统的制度,包括了相关主体的证明责任分配、权利义务配置等内容,调查被执行人的财产只是该制度的一部分内容。如杨春华教授认为财产调查是有关法院、债权人、债务人、协助执行义务人等在执行财产调查过程中发生的权利义务制度的总和。[4]
  笔者认为,对任何概念的研究必须建立在甄别与概念密切相关的其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基础上。因此,研究财产调查,也必须对围绕“财产调查”这一支撑性概念的“调查主体”、“调查范围”、“调查对象”、“财产调查深度和广度”等相关概念进行深入探讨,在此基础上界定“调查财产”的概念。
  (一)调查主体
  调查主体,即谁有权调查财产。从世界范围看,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模式,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种: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英美法系国家奉行“当事人主义”,依当事人的申请展开调查,如英国的法庭可根据有权强制执行判决或命令的人单方面提出的申请,命令判决债务人就被执行的财产的有关问题接受讯问。实行当事人主义有一个前提:公民具有很强的诚信意识和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与我国社会信用机制不健全以及很多被执行人对自身信用状况漠不关心的社会环境不同,域外被执行人大多关心自己的社会信用度,奉行“当事人主义”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大陆法系国家奉行“职权主义”,由执行实施组织或人员依职权主动展开调查,如德国和日本都是由执行人员(德国为执行员、日本为执行官)主动进行被执行财产的调查。在我国,主流的观点认为财产调查权属于执行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能由国家行使。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奉行的也是职权主义。但是,在执行案件数量不断激增的大背景下,基于缓解案多人少的压力,我国法院开始加大执行申请人和被执行人在财产调查中的参与度和责任心。其主要有:一是要求申请执行人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二是尝试实行“委托调查调查令”制度,即将本属于执行法院行使的财产调查权,委托给申请执行人或申请执行人的代理律师行使,申请执行人及委托律师在委托调查的权限范围内行使财产调查权;三是强化被执行人的财产申报责任,要求被执行人在规定期限内如实申报自己所拥有的财产,否则就将受到对其不利的责任追究。因此,从调查主体看,我国在坚持执行法院承担财产调查主体责任的同时,注重强化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财产线索、被执行人在规定期限内如实申报财产的责任,实行的是“职权主义为主、兼顾当事人主义”的模式。这种模式是符合当前我国民事执行工作实际的。
  (二)调查范围
  调查范围,是指在财产调查中“财产”的范围。这在韩国等国家的民事执行法中被称为“责任财产”。[5]具体来讲,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形态范围。这是指“财产”的组成形态。在韩国,“财产是指具有金钱价值的一切权利和物,包括物权、债权、无体财产权、社员权、动产、不动产等。”[6]我国现行法律、司法解释没有采取概括式的方式明确规定调查财产的形态范围,但采用“列举”加“兜底”的方式规定了人民法院依职权和被执行人申报财产的范围。如2012年修改的《民事诉讼法》第242条:“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机关查询被执行人的存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状况。”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11月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2条规定被执行人应当书面报告下列财产:(1)收入、银行存款、现金、有价证券;(2)土地使用权、房屋等不动产;(3)交通运输工具、机器设备、产品、原材料等动产;(4)债权、股权、投资权益、基金、知识产权等财产性权利;(5)其他应当报告的财产。出于全面调查财产的目的,加之,随着新型财产形式的不断出现,司法实践中执行法院需要调查的财产种类日益增多。但因为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在需要协助执行时,有关单位往往以种种借口不予协助。因此,应当将可作债务履行的所有财产均纳入财产调查的范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新形态财产不断出现,财产调查的形态范围也应当相应扩大。
  2.对象范围。一般而言,被执行财产原则上应当限于被执行人的财产,执行法院不能调查被执行人以外的案外人财产。但是,如果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无法清偿债务,执行法院可以延伸调查以下特定案外人财产:一是执行依据中的争议产生时婚姻存续期间的配偶名下的财产;二是承诺为被执行人履行义务的第三人名下的财产;三是对被执行人负有法定义务的利害关系人名下的财产。因此,财产调查的对象范围原则上限于被执行人的财产、特定情形下可扩展至被执行人配偶、特定第三人的财产。
  3.时限范围。一是过去的财产,即查控的财产必须是执行开始时属于债务人的财产。执行开始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经债务人有效的处分已成为他人所有的财产时,就不能成为执行对象。二是未来的财产。一般而言,债务人未来可能取得的财产(如继承开始前的被继承人财产等)不能成为执行对象。但是以下情况除外:(1)未到履行期限的请求权;(2)执行开始时已经具备了基础性的法律要件,至少能够认定为期待权的财产;(3)只要债务人作出意思表示就能取得财产(如法律行为的取消、契约的解除和解止,以及买回等)。在第三种情况下,债权人可以通过行使债权者代位权,主张自己的权利。[7]故,从时限上看,调查财产的范围,原则上应当是在调查时已经属于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但在特定情况下也可以考虑将在预期的将来属于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纳入调查财产的范围。
  因而,民事执行中财产调查的范围为被执行人名下、与被执行人有关的特定第三人名下的当下及其特定情形下的未来所拥有的一切形态的财产。
  (三)财产调查的深度和广度
  财产调查的深度和广度是从财产调查的“横向”和“纵向”视角提出的要求,主要是:一是从财产调查的广度看,在资金、不动产、动产等诸多财产形态中必须调查哪些种类财产。二是从财产调查的深度看,对每一类财产的调查必须达到何种程度,即是否需要对每一种类下的财产全部调查到位。例如,对于被执行人名下的金钱类财产,是否需要对所有的银行账户都予以调查核实。立足于财产调查的应然状态,从“横向”上看,财产调查应当实现被执行人名下财产、特定案外人名下财产“全覆盖”;从“纵向”上看,对每一种类下的全部财产调查实现“应查尽查”,每一具体财产的权属状况、物理状况、标的瑕疵等情况都应唯一确定、一目了然。
  综上所述,所谓财产调查,就是为强制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采取依职权调查、申请执行人提供线索、被执行人主动申报等方式发现被执行人及特定案外人当下、特定情形下未来拥有的所有形态的财产的行为。
  二、“完成财产调查”认定标准的理论阐释
  “完成财产调查”认定标准是通过科学的程式化、“模板化”的制度设计,使每个执行人员在开展财产调查时都知道“查什么、怎么查、按什么规范查”被执行财产,“按图索骥”地完成财产调查工作。同时,也为外界评估“财产调查”是否完成、完成质量好坏提供较为准确的参照。
  (一)制约“完成财产调查”认定标准的因素
  财产调查规范程度的高低、财产调查实施效果的好坏,是受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制定“完成财产调查”的认定标准,需要弄清楚影响财产调查的因素及其大小,以期为制定“完成财产调查”认定标准找准问题,突出重点,明确方向。
  1.财产展示形式。从财产是否具有实物划分,“财产展示形式”可分为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按照是否在现实社会存在,“财产展示形式”可分为现实财产和虚拟财产。按照是否需要记载划分,“财产展示形式”可分为需要信息记载的财产和不需要信息记载的财产。这里的“财产展示形式”特指财产是否需要文字、数据等信息予以记载。当下,几乎任何类型的财产都可以通过文字、数据等信息来记载其持有、转让情况,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数据化特征。财产的展示形式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财产无法以现实存在的实物来展示,只能通过文字、数据等信息予以记载,如股权、知识产权等财产性权利。第二种类型,财产虽能以客观存在的实物来展示,但同时必须以文字、数据等信息来记载其持有、转让情况,如存款、不动产、特定的动产(车辆、舰船、飞行器等)等。这些财产,通过提取被执行人姓名(名称)等“关键词”,往往就能从相关的载体或平台获取被执行财产的信息,进而发现被执行财产。并且,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越来越多的财产将通过文字、数据等信息予以展示。第三种类型,财产以客观存在的实物来展示,不需要、没必要以文字、数据等信息来证明其权属,如一般动产、人民币等。这类财产秉持“谁占有、谁拥有”的原则,谁实际占有该财产,谁就是该财产的所有者,不以是否存在以文字、数据等信息记载为先决条件。
  因此,被执行财产展示形式的多样性决定了需要强力推进信息化建设,最大限度地将处于相互分割的“孤岛信息”整合于统一的财产信息调查平台,将各类信息资源进行相互融合、互联共享,通过统一的财产信息调查平台抓取全部的以文字、数据等信息展示的财产。全国执行网络查控系统(即“总对总”查询系统)就是非常成功的实践案例。但是,对于没有或者无需通过文字、数据等信息予以展示的财产,必须通过改进传统的行之有效的手段和方式来进行财产调查。故而,制定“完成财产调查”认定标准,必须对完成“网络调查财产”和“实地调查财产”的规范化提出明确、具体要求。
  2.财产组成结构。一般而言,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群体的财产组成结构是不同的。相对于经济活动不活跃的欠发达地区,在经济活动活跃的发达地区当事人的财产中满足基本生活必需的财产占其全部财产总量较低,而非实物财产占全部财产总量的比例要高,可供执行财产的范围明显要大。相对于贫困阶层,在富裕阶层的当事人的财产中,满足基本生活必需的财产占其全部财产总量的比例明显要低,非实物财产占全部财产总量的比例明显要高,可供执行财产的范围明显要大,履行债务的能力明显要强。但在经济活动不活跃的欠发达地区和贫困阶层,财产的组成机构却恰恰相反。发展到极端状态,绝对贫困当事人的财产几乎全部用于满足基本生活必需,以实物资产居多,可供执行财产的范围非常狭窄,履行债务的能力几乎丧失。
  因此,财产调查方式也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不同有所差异。对经济活动活跃地区、富裕阶层的财产调查力度要更多地通过网络查询等高科技手段实现,更加注重实物之外的其他财产的调查。在信息化至今没有实现全覆盖,当地人们习惯游离于信息展示之外持有财产的广大边远山区、偏僻地区,财产调查方式要突出针对性和特殊性,更多地通过悬赏举报、现场搜查等传统方式实现,更加注重实物资产的调查。同样地,“完成财产调查”的认定标准也要充分体现针对性。
  3.申请执行人期待和执行力量不足、执行能力不够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从申请执行人的角度讲,实现其胜诉权利是本能需求。确保被执行财产全部发现是其在财产调查环节的基本要求和朴实愿望,不允许财产调查缺位,被执行财产被遗漏。但是,在人民法院“案多人少”矛盾成为常态、执行人员整体水平仍需提高的情况下,效率与公平的矛盾注定将无时不有、无处不在,被执行财产“应查尽查、能发现全部发现”在多数情形下只停留在理论层面。否则,法院的执行积案将会“堆积如山”,事实上有财产但发现不能的情况客观存在。这虽与执行申请人的期望格格不入,但也绝非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现状。因此,制定“完成财产调查”的认定标准不能不切实际地盲目追求“客观真实”的理想状态,而需要在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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