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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北法学》
论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
【英文标题】 On the Crime of Providing False Report of Account
【作者】 唐稷尧王燕莉【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
【分类】 刑法分则
【中文关键词】 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信息公开制度;刑法
【英文关键词】 crime of providing false report of account;disclosure system of information;criminal law
【文章编码】 1002—3933(2003)05—0019—0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3年【期号】 5
【页码】 19
【摘要】

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是一种面临特定伦理基础的法定犯,也是国家通过刑法重建市场信用规则的一种手段。该罪保护的法益(即犯罪客体)是一种超个人的社会法益,即公司的信息公开制度。因此,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犯罪构成模式应由结果本位向行为本位转换,同时,在定罪时也要考虑量的因素,处罚最值得处罚的行为。

【英文摘要】

The crime of providing false report of account is a“mala prohibita”which faces special base of morality;it is also a method by which the state USCS criminal law to rebuild the market credit.To this crime,what the criminal law intent to protect is a kind of social interest——disclosure system of information.Therefore,to the crime of providing false report of account,we should transfer the pattern in constitution crime from the standard of result to the standard of conduct.Meanwhile,we must consider the element of quantity and punish the act that is the most deserved.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9122    
  
  

我国刑法在第161条早已规定了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但在实践中,虽然在当今的中国(仅指中国大陆,下同),大量的公司企业制造假账早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证券市场中提供虚假的财会报告也已成为中国股市的一大痼疾,并威胁到中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形式上存在严格监管的上市公司,除“琼民源”案以外也鲜有因制造假账而获罪的,更不用说其他普通的公司和企业[3];而就目前理论界来说,在有关公司、金融、证券犯罪的研究正如火如荼的情况下,却很难寻觅对此罪的较为深入的研究。因此,对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进行深人分析具有较为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价值层面分析: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的法定犯性质和伦理背景

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是以违背公司、证券法中的技术性规范为前提的犯罪行为,通常都认为是属于法定犯。自罗马法以来,法学理论中就存在“自体恶”(malainse)与“禁止恶”(mala prohibita)的区别。前者是指某些不法行为本身即具恶性,此等恶性系与生俱来的,而不待法律之规定,即已存在于行为本质中;而另一些不法行为则源自法律自身的禁止规定,而非行为与生俱来的。因此,有些不法行为,尽管法律对它不加以规定,但根据伦理道德的观念,依然是应予非难的行为,相反,有些不法行为在伦理道德上是无关紧要的,其之所以成为禁止的不法行为,纯系法律的规定{1}。后世刑法学者借鉴这一观点而将犯罪作自然犯和法定犯之划分和研究。我国台湾学者林山田就指出,传统的杀人、盗窃行为是自然犯,其行为本身就自然蕴含着犯罪性,处罚依据是建立在“自体恶”的基础上,人们根据一般的伦理道德观念就能对其做出有罪评价。而作为一种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行为,经济犯罪则是法定犯,其构成犯罪非基于自然理性之要求,也不是对“社会伦理的基本价值”所为之不法,而系由行政目的之需要与相关法规之规定,其应受处罚性乃是建立在“禁止恶”基础上{2}。与上述理论相关的是关于法律规范的分类。一些学者认为,法律规范按其设计难度和性质,可将其分为伦理性规范和技术性规范。所谓伦理性规范,“其制定也,本诸恒清,基乎常理,如杀人者死,欠债者还,虽庸夫愚妇莫不知其然也。”所谓技术性规范,“其制定也,完全出乎立法专家的之一种设计,故其内容并非仅凭一般常识所能了解。”{3}一般而言,包含技术性规范的刑法规定所确立的犯罪都可归人法定犯。

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首先必违背公司、证券法中的技术性规范。而公司法证券法都具有以强制性、严格性规范为主,私法公法化的特点,其规范具有明显的行政管理的目的{4}。公司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财会报告的义务是伴随着公司法人制、股份制的产生而出现的,其中所涉及的有关公司财会报告的内容、形式以及真实度的规则都有赖于专业人员的设计和选择,是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结果,是国家维护正常的公司、证券管理秩序的需要。从这一意义上说,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可归人法定犯。

但是如果因为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所具有的法定犯性质而仅对其做规则和技术层面的理解则是远远不够的。日本学者大土冢仁曾指出,法定犯和自然犯的分野只在于社会伦理联系的密切与否,而不是说法定犯就与社会伦理道德毫不相干,二者的区分不是绝对的而是可以转化的{5}。虽然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涉及众多技术性规范,且与国家的行政管运目的相关,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种行为本身所具有的欺诈性却是与人类的基本道德观念所不相容的。因为对公司的出资者和资产的最终所有者(面股东)来说,其主要是通过公司会计账目来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对可能与公司发生交易关系的其他社会公众而言,公司会计账目也是他们了解公司的资产状况和偿债、履约能力的主要途径,而公司及其董事、经理等资产管理者则对上述主体负有善良管理、诚实守信的义务,他们理应提供反映公司真实经营状况的会计报告,这实际上是自古以来人类社会生活中有关诚信的基本道德观在现代社会中的反映。因此,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背后所违背的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所应当遵循的诚实信用等基本道德伦理准则。只是因为一方面这种提供虚假财会报告行为发生在特定的技术领域,另一方面又为市场活动所彰显的逐利性掩盖,反而被社会公众淡漠和忽略了,而公司法证券法所具有的强制性特点和行政干预色彩更加重了该行为的行政犯、法定犯色彩。因此,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比交通肇事罪、走私罪那样的法定犯具有更多的伦理性。但它又与杀人、盗窃等纯粹的自然犯不同的是,后者有着广泛的社会道德伦理基础,是对违反那些普遍承认的社会伦理规范的行为的犯罪化,而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当然还包括许多其他的经济犯罪)在当今的中国面临的则是特定的伦理基础和任务。

今天,经济改革将人们自利动机的闸门开启,利益多元化的格局已开始形成,但与之相适应的道德基础却远未建立,我们的社会不但距离一个讲求信用的社会还很遥远,而且为获取利益而采取欺诈活动正日益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这使交易成本迅速上升,并正侵蚀着尚在建立中的市场体系。而另一方面,由于市场化进程的外在强力推进色彩,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启动力量不是来自于市民社会而是来源于国家,无法像西方社会那样通过市场的自我发育而在较短的时间内自发形成一套完整的市场规范,社会尚缺少与国家提供的市场规则相适应的道德体系,必然要求将绝大部分市场规范先由国家通过立法的方式强制地提供给社会。与此相适应,包括刑法在内的国家法律对市场伦理道德的“唤醒”和确认就有着重要的意义。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刑法不仅使得对犯罪行为的规范评价得以明确,表明犯罪行为在法律上的无价值(评价的机能),而且还同时命令人们做出不实施刑法所禁止的行为的意识决定(决定的机能)。也就是说,刑法通过设立犯罪为一般的个体的社会活动提供了明确的行为准则,此即为刑法的规制机能{6}。因此,刑法设立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正是回应中国当代社会对诚信这种基本道德伦理规范的呼唤。正如我国有学者所言,“现代社会中,具备行政刑法特质的经济犯罪都是违反自罗马法以来就承认的民事、经济交往中应‘诚实守信’这样的社会伦理规范”,“当经济交往频繁、经济秩序混乱时,诚实信用伦理规范意识可能淡泊,在传统规范的约束力不断减弱甚至丧失的情况下,国家就必须确定更强硬、更严密但不一定是新的伦理规范(行政刑法)来规制、框定不法行为,从而强化人们的规范意识”,“行政刑法只不过是用强制的手段来重新唤起沉睡的或被人们遗忘的伦理意识和规范意识”{7}。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是国家通过刑法重建市场信用规则的一种手段。

但另一方面,将重建市场道德观念的希望单纯寄托于刑法的强制力又是有局限性的。因为道德规范的形成最终应当来自社会中各主体之间在实践生活中的合作、容忍和互利,是主体反复博弈后形成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必须遵循的“定式”,是一种哈耶克所说的“扩展秩序”,而不应当是一种通过纯粹的国家暴力强制执行的结果。不仅如此,法律自身也需要以道德为基础,才能获得一种伦理上的支持。任何法律,不仅仅因其强制力,更因为其为民众所认同才能得以有效实施。在一个道德规范为公众所支持并内化为人们正常行为准则的社会,以此为基础的刑法往往能发挥较好地打击犯罪的效益,一旦刑法丧失了其道德基础,社会公众对刑法规范的内在认同感会降低,违法犯罪行为就会上升。而道德约束功能的削弱又使刑法在控制犯罪的活动中失去其前沿屏障,而直接面对日益高涨的大大小小的危害行为,完全处于一种被动的、疲于奔命的境地。这正应了当代西方学者的一段精辟的论述,“在一个没有共同道德观念与价值标准的社会中,人际关系疏远、甚至敌对,因而对于法律的依赖更为强烈而迫叨,但是,在这样的社会中法律的权威性、确定性和影响力亦荡然无存。因此,在一个社会失范状态严重到一定程度的社会中,对于作为冲突解决工具的法律的需求越大,法律的实际效能反而越差。”{8}正因为此,虽然我国刑法早在1995年2月就在《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中设立了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但在实践中却是会计报告造假横行,而刑法却几乎无所作为。事实上,在一个市场信用还是稀缺物的社会,为了可能得到的更大利益而制造虚假的会计记录是不足为奇的。虽然在刑法之外重建刑法的道德基础,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信用机制是改变现状的治本之策,但这显然不是个一蹴而就的事情,而需要一个长时间的道德转换与重构过程。而刑法又不可能对泛滥的会计报告造假行为袖手旁观,当务之急是尽可能发挥其作为法定犯的规制机能,提高刑法有关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的适用效率。

二、价值层面分析: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侵害的法益

在市场诚信基础尚未完全建立,公司企业中各种大大小小的会计造假行为泛滥的情况下,刑法要提高有关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的适用效率必须正确划定处罚的范围,将打击的矛头指向最值得处罚的行为。为此,就必须弄清楚该罪的犯罪客体或日保护的法益。

大陆法系中的法益作为一个基本概念,其基本类似于我国刑法理论中的犯罪客体,都反映的是刑法对某一行为的处罚根据。德国学者就明确指出,法益“必需理解为受法律所保护的社会秩序的抽象价值”,“‘法益的价值’不能等同于行为人造成的实际损害的价值,而是与对社会共同生活有影响的利益的价值有关”{9}[4],对于一个犯罪行为来说,其行为的应受处罚性(即刑事可罚性)取决于三个因素:刑法规范保护的法益的价值、行为的危险性和行为人思想的可谴责性。在这三个因素中,刑法规范保护的法益是决定刑罚处罚范围的根本性要素。行为的危险陛是指其对所保护法益的危险,思想的可谴责性则是由行为人蔑视社会共同生活的基本价值(即法益)所表现出来的。对某法益予以刑法的保护意味着,对以特别危险的方式侵害此等利益的行为,通过法规范以刑罚的方式予以禁止。“构成要件源自规范,而规范则源自法益。”{9}日本研究经济刑法的著名学者芝原邦尔也指出,“在具体解释不同的犯罪类型时所需要的是深思熟虑每一种处罚规定到底是为了保护哪些利益或价值而制定的。在刑法解释上所要求的基本态度是把每一个规定的处罚范围限定于那些真正值得处罚的行为,……必须就不同经济犯罪类型分别明确其具体的保护法益。”{10}我国当代的有些学者,正是认识到了法益的上述机能以及该理论与中国刑法理论的相通性,提出在构成要件的理解中要发挥法益作为犯罪构成要件解释目标的功能,并正确地指出,对某个刑法规范所保护的法益的内容理解不同,就必然对犯罪构成要件理解不同,进而导致处罚范围的宽窄不同,刑法理论必须探讨各个分则条文的目的,即制定该条是为了保护什么法益,根据法益的内容来解释构成要件{11}。

由此出发,要正确划定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的处罚范围,就必须弄清楚该罪的犯罪客体或曰保护的法益。目前国内对此三种观点:一是股东或其他人的经济利益;一是国家有关公司的财会管理制度;一是财会管理制度、股东和其他社会公众的利益以及商业活动中应当遵循的公平和诚信原则{12}。笔者认为,这三种说法都未揭示出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保护法益的本质。第一种观点失之太宽,虽然提供虚假财会报告往往会损害股东或其他人的经济利益,但这只是受害方因信赖虚假财会报告而进行市场交易活动造成的最终后果,而不是该行为直接所侵害的价值,几乎所有有关违反公司法证券法的犯罪行为都可能存在类似的后果;第二种观点失之太浅,因为国家有关公司的财会管理制度也是为保护某种更基本的法益而建立的;第三种观点虽然增加了公平和诚信原则,但这是商业活动中应当遵循的基本价值准则,是刑法惩治经济犯罪的伦理基础,以此作为某一个罪的犯罪客体明显不妥。笔者认为,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保护的法益(犯罪客体)应当是公司的信息公开制度。这一结论是基于该罪所发生的特定领域和涉及的特定主体而得出的。

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由经济,它要求市场活动中每一个人都必须对自己行为的一切后果负责。但作为其前提条件,市场交易各方应当尽可能公开与交易有关的信息,只有这样才能使参与交易的市场主体在充分理解交易内容的基础上进行市场活动。但市场交易活动同时又是典型的陌生人之间的活动,交易活动的双方大多数情况下互不相识,且双方对交易对象的质量所掌握的信息并不对等(例如,你购买医生的服务,医生比你更了解他提供的服务的质量),信息经济学称之为信息不对称。虽然由于社会分工的存在,这种信息不对称是市场交易活动所不可避免的,但如果这种信息不对称状态任其发展,那就会导致交易成本的上升甚至交易的失败。在这种情况下,要降低不对称信息对经济产生的危害,国家就有必要建立干预机制,通过有关信息公开的法律制度来削弱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状况[5]。而向有关市场活动交易方提供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正是信息公开制度中最重要内容。

根据我国《公司法》第175条、第181条的规定,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是指由公司的业务部门或公司委托的其他会计、审计机构,按照国家规定于每一年度终了时制作的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文件,其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财务状况变动表、财务情况说明书和利润分配表。这些信息既是投资人进行决策所必须的,又是一个公司经营实力和履约能力的表征,是市场活动的交易相对方决定其交易行为的重要依据。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公司治理结构下,公司的日常经营和决策大多掌握在董事会和经理层手中,大多数的股东并不直接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股东对公司经营活动的了解和监督都主要依赖真实的财务会计记录,在此基础上通过行使对公司经营的表决权实现对公司的间接控制。对于非股东的其他社会公众(包括潜在的投资者和潜在的债的相对人,如潜在的公司债券的购买人)而言,在决定自己是否会对该公司进行投资或是否与其从事市场交易活动时,公司的财务报告也是影响他们决策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然而,无论是公司的股东还是其他相关的社会公众,都无法深入到公司的内部,他们相对于公司(事实上是公司的董事会和经理层,即公司的实际经营者)都处于天然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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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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