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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北法学》
裁判公开制度研究
【英文标题】 A Study Of PUblic Verdict System【作者】 尹西明
【作者单位】 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分类】 法院
【中文关键词】 裁判;裁判公开;制度功能;立法选择
【英文关键词】 verdict;public verdict;systematic function;legislative choice
【文章编码】 1002—3933(2003)05—0054—10【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3年【期号】 5
【页码】 54
【摘要】

裁判公开与审理公开是审判公开制度的两大基本内容,但我国却疏于对裁判公开进行必要的研究与规制。其实,裁判公开具有丰富的价值功能,各国立法对裁判公开的层面选择并不完全相同。我国程序立法应当重视裁判公开的多层面性,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作出立法选择。

【英文摘要】

Public verdict and open hearing are the two main basic systems that constitute open trial system.However.few researches and relevant rules and regulations have been made to public verdict.In fact,public verdict is of many valuable functions,and different countries have made their own choices depending on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it.As for our country itself,we should also lay emphasis on this aspect in the procedure legislation and thus make a sound legislative choice in the light of the actual situations of our countr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9112    
  
  

在人们的观念中,“审判公开”作为一项现代诉讼制度已得到普遍认同。但在揭示“审判公开”的内涵时,人们却愿将其仅理解为“审理的公开”和“宣判的公开”[1]。基于这种普遍认同的观念,立法者在规制“审判公开”的法律规范时,也将其关注点置放于“审理的公开”与“宣判的公开”之上,并为此设置了若干几乎无隙的法律规范。对于这种构造的审判公开制度,人们大都予以了默认,而且在默认中感觉到了其相对于秘密审判的进步性。但我们不应回避的是,面对这种审判公开的制度设置,人们——尤其是败诉的人们却总会感到一丝的无奈。因为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并不知道真正裁决他们诉讼命运的人是谁[2],这些人是基于什么样的事实和何种理由裁判着他们的诉讼命运,在裁判过程中,是否所有的裁判者都认为他们应当败诉。这种无奈的情绪窒息着他们对法律的信仰,因为他们感受不到法律所应具有的人文关怀的品质。应当说,这种无奈的情绪已经引起了法学界的关注,一些敏感的学者也就裁判公开制度中的一些问题发表了颇有见的的观点{1}。但应当看到,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界,人们对裁判公开的内涵构成、制度价值及制度构筑还缺乏系统的研究,呼吁在我国确立裁判公开制度的更是廖无几人。为此,笔者拟在揭示裁判公开内涵构成的基础上,对裁判公开的制度功能作一些探讨,并为在我国立法中确立裁判公开制度提出初步设想,以期能引起学界对裁判公开制度的进一步关注和研究,共同为裁判公开制度在我国的确立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石。

一、裁判的语义及内容构成

在现代汉语中,“裁判”一词可作两种解释:一是法院依照法律,对案件做出决定,分为判决和裁定两种:二是根据体育运动的竞赛规则,对运动员竞赛的成绩和竞赛中发生的问题做出评判{2}。在法学界,学者对裁判定义颇多,如有人认为,裁判“广义是指以发生一定法律效力为目的,裁判机关在诉讼程序里的意思表现”{3}。还有人认为,司法裁判是“在诉讼案件中,对有关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分配问题作出有约束力的裁决,而这些权利被认为在原则上已为现行的法律所确定。”{4}这些解释和界定,基本上揭示了裁判的语义,但从法哲学的角度讲,这些解释和界定并不能完全涵盖裁判的全部法律语义。

我们经常看到的,并不是人们对裁判语义的揭示,而且对判决和裁定的语义揭示。在程序法学研究中,学者们对判决和裁定分别作出了许多表述各异但内容相近的定义{5}。在这些定义中,我们发现有四个要素是不可或缺的:一是判决和裁定的主体,即由谁作出判决裁定;二是判决和裁定根据的事实;三是判决或裁定的理由;四是判决或裁定的结论。与此相适应,我国部分程序法在对判决或裁定的内容要求上,也强调应当写明诉讼请求、争议的事实与理由、判决认定的事实、理由和适用的法律依据,判决结果等内容,并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3]。根据这些研究及立法成果,我们可以将裁判的语义界定为:裁判是指裁判者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依照法律对当事人间发生的实体或程序的权利义务所作出的判定。据此定义,可以看出,裁判应当包含下列内容构成:

(一)裁判主体。从裁判应由审判机关作出的角度讲,审判机关为理所当然的裁判主体。问题在于,无论是在大陆法系,还是在英美法系,真正对当事人诉讼争议进行裁判的,都是那些拥有个体司法权的自然人,审判机关实际上仅是名义上的裁判者。在英美法系的对抗制审判中,案件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是明确公开的。在事实问题上,陪审团拥有最终的裁断权;而在法律问题上,法官则拥有最终的裁断权。在大陆法系的审问制审判中,则是由法官主导和控制着庭审进程和裁判结果{6}。我国在很长时期内一直实行一种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较之于大陆法系国家的职权主义模式更注重法官在诉讼过程中所应发挥的主导者或主宰者的作用{7},尽管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我国的审判方式已逐渐由纠问式趋向于对抗制,但这并不影响法官在审判活动中的裁判者的地位。除此之外,我国还在刑事诉讼、民事诉讼中引入了陪审员制度[4],并赋予陪审员享有与审判员同等的个体司法权。更为重要的是,在我国现行政治体制中,对于一些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政党、政府、权力机关的意见往往比法官的意见更起决定性的裁判作用。尽管我们可以从理论甚至立法中找出许多根据证明政党、政府、权力机关的意见不构成裁判,但谁也无法否认,在这类案件中,真正的裁判者并不是法官,而是各级首长或首长机构。从这一层面言,如果把裁判主体仅仅界定为司法机关,显然缩小了裁判主体的外延。应当说,对个案而言,凡是能依职权并具体界入案件裁判的人,都是该案的裁判者,他们可能是法官,也可能是陪审员,还可能是政党、政府、权力机关的首长及机关本身。裁判文书上所显示的法官及法院,并不能完全代表实际的裁判主体。这种状况,决不是司法改革本身所能改变的。因为“在中国特定社会条件下,司法在处理社会变革中的矛盾和冲突时受制并顾及于多方面的压力,从而难以坚守自己应有的法律立场。”{8}因此,坦然直面我们裁判主体的多层性,是研究裁判公开制度所不容回避的问题。

(二)裁判事实。裁判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社会主体间发生了足以引起诉讼程序启动的争议事实。引起诉讼程序启动的争议事实,属于裁判事实。但裁判事实决不限于或者并不主要限于争议事实,除此之外,裁判事实还应包括经裁判主体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此种事实,是裁判的根据。

在人们的观念中,往往将争议事实理解为实体权利义务的争议。其实,在诉讼过程中,实体权利义务的争议仅是争议事实的一种。在许多场合,当事人的争议,除实体权利义务争议之外,还包括程序权利义务的争议和适法的争议,而且,在有些个案中,程序权利义务的争议和适法的争议往往决定着实体权利义务的归属,从而成为首要的争议事实。例如在经商检局检验出口的商品被退回,当事人以经济合同商品质量纠纷起诉,并仅列商检局为被告的案件中,如果原告拒不更换被告,人民法院有权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5]。这是程序权利义务争议决定实体权利义务争议的事例。而在住客人住宾馆后被第三人所害的案件中,原告(住客的继承人)与宾馆所产生的该纠纷是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争{9},则属适法上的争议。在这一事例中,适法争议的解决,必然直接影响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争议的解决。

应当指出的是,争议事实包括争议各方为支持自己观点所提出的证据和依据。只有相应证据和依据支持的事实,才可能构成实质意义上的争议事实。如果当事人所提出的事实没有相应的证据和依据支持(哪怕是虚假的证据和无法适用的依据),则该事实就很难成为实质意义上的争议事实。因为在此情况下,该事实因无证据和依据的支持,本来就不应在当事人间产生争议。对于没有证据和依据支持的事实进行审理,显然是司法资源的浪费。

需要说明的是,在诉讼过程中,争议事实一般是由当事人提出的,但在特殊情况下,裁判者对于当事人各方均未认识到的直接影响案件裁判结论的争议事实,也有责任予以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中指出:在法庭调查中,“审判长或独任审判员归纳本案争执焦点或法庭调查重点”。这里所说的“归纳”,并不完全是指当事人所提出的争议事实,而是还应当包括合议庭认为的争议事实。因为在我国公民法律素养普遍不高、律师介入诉讼率很低的情况下,有些当事人未必能准确地归纳概括出争议事实,在此情况下,审判机关给予必要的司法救济,不仅对于案件的正确裁判有利,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提高了诉讼效率。

相对于争议事实的易归纳性而言,案件事实的查明和认定则是一项极为艰辛的劳动。这种艰辛性不仅体现在查明和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制度选择上,而且更体现在查明和认定案件事实的实务操作中。为了查明和认定案件事实,人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使用了不同的方法和手段,“证据制度也经历了法定证据制度取代神示证据制度,自由心证制度取代法定证据制度的历程。”{10}在证据制度的选择上,我国学者仍在进行着理性的探索,并提出了应从“实事求是”或“客观真实”的证据制度走向自由心证制度”{10}或以自由心证为主法定证据为辅的证据制度{11}。应当说,证据制度的选择固然对个案事实的查明和认定有着法律的影响力,但这种影响力毕竟是宏观的。相对于证据制度的选择而言,裁判主体对个案的实务操作则更为直接地影响着案件事实的查明和认定。在查明和认定案件事实的实务操作中,裁判主体应当直而当事人各方所提供的证据以及依法由自己调查收集的证据,在此基础上依照法律预设的证据制度中的各项证据评判规则[6],对证据进行全而而客观地审查核实,从而确定案件事实。从此角度讲,作为裁判事实的案件事实,与其说是一种客观存在,不如说是一种法律的推定,是一种法律所认定的“事实”{12}。因此,案件事实实际上是建立在对证据的分析判断基础之上的事实。查明和认定的事实,只不过是对证据“进行分析、选择、评析、判断的过程”{10}。法律所认定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之间,必然是存在差距的{12}。它更侧重于证据间的逻辑论证,或者说论证过程本身就是在表述着案件事实,从此角度讲,案件事实应当是由证据、证据的判断及认定所组成的。

(三)裁判理由。裁判理由是架设在裁判事实与裁判结论之问的桥梁,它是裁判结论成立的依据,是裁判结论据以形成的理论基础或前提{13}。对于裁判理由的构成,学者间的认识不尽一致。有人认为裁判理由包括“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这两方面的内容”{14}。日本著名法学家兼子一和竹下守夫教授就认为,裁判理由“是根据主张和抗辩的取舍,明确在主文里引出结论的过程部分,写明必要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15}也有人认为,尽管裁决理由与裁判事实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但裁判理由与事实的认定毕竟是两回事{13},不应将事实的认定作为裁判理由的构成内容。还有人认为,裁判理由包括认定事实的理由和适用法律的理由,认定事实的理由是指法院对所认定的案件事实进行论证,主要是法官对证据的分析、阐述;而适用法律的理由则是指法官对裁判主文的论证,即对为何作出这样或那样的处理结论的阐述{16}。

我们认为,尽管在裁判理由中无法不涉及案件事实,但裁判理由中所涉及的案件事实,应当是已经查明和认定的案件事实。也就是说,案件事实的查明和认定,应当属于裁判事实所应解决的问题(这一点在本文论述裁判事实时已予以说明)。裁判理由并不承载也不应承载事实认定的任务。裁判理由之所以涉及案件事实,仅仅是对案件事实进行法律的评判,表明自己对案件事实的法律态度,评析案件事实的法律价值。例如在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权利人所提供的车票能否作为认定其曾向义务人主张权利的证据,这是裁判事实所应解决的问题。在裁判理由中,仅仅是根据查明和认定的案件事实评判权利人的主张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而不再是对期间长短的查明和认定。案件事实的认定与案件事实的法律评判,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尽管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也不应将二者混同。如果将事实认定归纳在裁判理由中,则不仅使裁判理由与裁判事实存在内容的交叉,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浪费了本来就不富余的司法资源。

构成裁判理由的另一内容是法律适用。在裁判理由中,裁判者不仅应当引用法律,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应当针对个案的案情对所引用的法律进行必要的解释,并以此说明为什么引用这些法律,这些法律为何对本案有适用力。应当说,在一般情况下,裁判理由中的法律适用问题并不难解决。但在特殊情况下,个案中的法律适用则要裁判者耐心而智力地解释。尤其是在法律关系复杂、法律规定过于原则甚至法律规范相互冲突的情况下,对所引用法律条文的含义进行详尽的解释和说明,是裁判者构建裁判理由的重要任务{17}。

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外立法实践中,有些国家的立法有条件地允许判决中忽略事实与裁判理由。如德国民事诉讼法313条之一就规定:“(一)如果当事人至迟于言词辩论终结后的第二天就表示不必要记载事实与裁判理由,并且肯定不会提起上诉时,判决中可以不记载事实与裁判理由。”表面上看,这一立法允许直接裁判而无须事实与裁判理由,但从实务操作的角度讲,任何一项裁判,都还是存在法律适用的。没有法律适用,裁判的的合法性就无从认定。从此角度讲,法律适用应当是裁决理由不可或缺的内容。

(四)裁判结论。一般说来,裁判结论应当是指记载在裁判文书中且对诉讼当事人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判者对纠纷的处理意见。这种处理意见,“终局性地确定了当事人在诉讼标的方面的权利与义务”{13},它被确立为裁判文书的“主文”。但应当指出的是,裁判结论还应当从广义的角度加以理解。因为在合议庭的情况下,由于参加合议的人员认识上的差异,对同一案件所下的裁判结论未必都是一致的。在有些情况下,少数的裁判者可能会同意多数裁判者对案件所下的裁判结论,但却并不同意支持这一裁判结论的裁判理由;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少数裁判者则不仅不同意多数裁判者对案件在事实上和法理上的分析,甚至也不同意多数裁判者对案件所下的裁判结论{18}。这些裁判结论因是少数人的意见而无法左右当事人在诉讼标的方面的权利与义务,无法决定当事人的诉讼命运。但我们不能也不应据此而否认它仍是裁判结论的属性。因此,从广义的角度讲,裁判结论应当包括具有法律效力的结论和不具有法律效力的结论两种。

二、裁判公开的渊源及制度功能

需要指出的是,在考察裁判公开的历史渊源时,应从考察审判公开的发展史加以切入。这是因为,审判公开的语义中,不仅包括审理的公开,而且也包括裁判的公开{7}。而在考察审判公开的发展史时,很多人通常以为审判公开是针对封建主义的司法专横、秘密审判和法官擅断而提出的。其实这是对审判公开历史的一种误解。在封建专制社会,立法者并不是一味地禁止审判公开。在有些场合,立法者还通过制度性的规定鼓励审判公开,例如我国唐代开科取士,判词就为吏部首选科目之一,宋、明各朝,考选官吏,也均试以书判。在司法实务操作中,裁判者升堂问案、宣告判词时,一般也并不禁止百姓旁听。应当说,审判公开并不是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才产生的一种现象。但将审判公开作为一项诉讼原则用立法的形式予以肯定,则是始于美国国会1791年12月15日批准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前10条修正案中的第6条修正案。到19世纪,法国(于1808年)、德国(于1877年)、日本(于1880年)等国相继实行了这一原则{19};20世纪80年代末,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也确立了审判公开的原则[8],自此之后,审判公开作为一项诉讼原则或诉讼制度,已被现代国家的诉讼立法所普遍确认。我国在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以及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法律中对此予以了立法确认。应当指出的是,由于认识上的原因及立法技术的不成熟,我国立法中关于审判公开的表述存在不尽一致的地方,比如我国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丑就要多读书所规定的是审理案件一律公开进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是审判案件一律公开进行,而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则规定审理案件实行公开审判制度。这些不尽相同的表述,并不应成为否认我国审判公开制度中内含着裁判公开的理由;恰恰相反,从立法的时问看,更证明我国立法者是逐渐明晰了审判公开制度的理论内涵,逐步认识到了仅有“审理的公开”而无“裁判的公开”的非科学性。

作为审判公开制度组成部分的裁判公开。之所以应引起理论界和立法者的关注和重视,是由其内涵的制度功能所决定的。这些制度功能主要包括:

(一)显示司法民主的功能

现代社会是民主政治社会。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立法者应最大程度地保障公民民主政治权利的实现。“在中世纪,无论是教会诉讼还是世俗诉讼,都主张采用秘密方式进行,诉讼的整个过程基本是封闭的,不仅对社会,而且对当事人也保持着一种隔绝状态”{20}。这种状态所显示的,是“封建统治者的司法专横”{13}。人类进入资本主义后,司法民主的意识由弱渐强,立法制度上也强调了程序的民主性。同审理公开的民主性并不完全相同[9],裁判公开更具有显示司法民主的功能。这是因为,裁判公开不仅内含着裁判结论的公开,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还内含着裁判过程的公开。在裁判公开的过程中,人们(尤其是当事人)可以最大化地了解到裁判者是如何对纠纷进行裁判的,又是根据何种规则和理由对证据进行认证排除、对法律进行解释适用的。诚如有的学者所言:“公开性是民主的主要内容”{17},通过裁判公开,使公民的司法知情权得到了极大的内涵充实,使司法裁判的透明度得到显著的增强。应当说,裁判公开的程度越高,其所显示的司法民主性就越强。关于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从一些国家关于不同意见能否出现在裁判文书中的立法例中,找到论证的根据。

(二)遏制司法腐败的功能

作为司法权核心权能的裁判权{17},实际上是一种决定当事人诉讼命运的权力。而“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21}这是因为,权力本身具有控制功能,在控制他人的过程中,权力又极易成为获取利益的手段。这一点在司法中似乎更具有明显性。有些学者曾经指出:“暗箱操作”的制度更容易为极小数素质低的审判人员提供以权敛财的方便{13}。因为在“暗箱操作”过程中,裁判者可以不用担心当事人的监督而私匿证据,更不用担心社会性的监督而枉法裁判。所有这些,又往往是以获取了或可能会获取某种利益为前提的。裁判公开制度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暗箱操作”的制度性缺陷,它要求法官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裁判,这无疑切断了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非正常联系途径,堵塞了各种徇私枉法和腐败的渠道{17}。在裁判公开制度的约束下,任何一位裁判者,都必须考虑徇私枉法的裁判公开后可能给自己带来的不利后果。应当说,裁判公开制度的设置,对于遏制腐败的发生和蔓延,是具有一定制度性功能的。

(三)保障正义实现的功能

美国学者伯尔曼在其《法律与宗教》一书中指出:“没有公开则无所谓正义”{22},英国也有句著名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能看得见的方式得以实现。”{23}就裁判公开对保障正义实现的功能而言,与其说是体现在对个案当事人正义利益的确认和保护方面,不如说更主要地体现在它向社会所展示出的正义内容。一份维持正义的裁决公开,将会给社会一种正义实现的信息。这种信息“对社会公众具有提示、感染和教育作用”{24}。它使人们相信司法裁判,更使人们相信正义能够通过司法的裁判而实现。尤为重要的是,维持正义的裁判者能通过裁判的公开赢得公众的尊重,而否定正义的裁判者在裁判公开的情况下,则会受到社会唾弃。在没有私利诱惑的情况下,裁判者如果不是基于业务能力方面的原因,无疑都会通过裁判公开而展示自己维持正义的形象。因此,就整个裁判者群体而言,基于正义而公正地裁判案件,应当是一种信念和立场,而这种信念和立场的确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裁判公开制度所诱发的,同时也是为裁判公开制度所保障的。

(四)提高诉讼效益的功能

效益作为当代法律的基本价值目标{25},已引起了法学界广泛的关注{26}。但在论及诉讼效益时,人们却很少涉及其与裁判公开的关系。其实,裁判公开制度的设置,对于诉讼效益的提高,是有着不可低估的功能作用的。在司法实践中,我们难以回避的一个事实是,上诉审、再审案件的数量一直居高不下。在这些案件的背后,就当事人而言,固然更多地是因对裁判结论的不服,但他们之所以不服,又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没有从裁判文书中发现自己应当败诉的理由,或者是因为他们支持其诉辩的证据和理由受到了裁判文书不应有的漠视、回避甚至曲解。中国有句古话“人争一口气”,为此一口气,不仅当事人会倾家荡产地将诉讼进行到底,而且法院也须为此支出更多的司法成本。尤为严重的是,即使在上诉审或再审的裁判中,由于公开的程度不够,往往致使“一些案件被三番五次地拿来再审,裁判不断地被改来改去,诉讼成了无底的黑洞,无论投入多少人力、物力和金钱,总也得不到确定的裁判结果。”{27}我们固然不应希冀通过裁判公开制度的设置杜绝这些现象的发生。但从诉讼心理角度言,裁判公开制度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会慰平一些当事人的心灵。面对裁判者坦诚而详尽的裁判,当事人看到的是整个裁判过程。在此情况下,当事人如果再去启动诉讼程序,他就必须考虑已经被裁判详尽论证过的证据、事实和理由是否还有可能被翻纠。从此意义言,裁判公开制度的设置,无疑会使当事人及法院节约诸多诉讼成本,从而也会提高诉讼之效益。

(五)培育法官素养的功能

在裁判活动中,任何人都不应轻视法官法律素养的问题。在无其他因素介入的情况下,裁判质量的高低往往是与法官自身的业务素养成正比的。应当承认,培育法官良好法律素养的制度性路径已被各国立法者给予了充分的重视,甚至法官的任职资格也被作出了严格的立法限制[10],但这些制度性的规制,只是从不同方面强调了法官应具有较高的法律素养。而法官法律素养的提高,还主要地源于法官个体内心的驱动。如果没有一种制度促使法官产生提高法律素养的内心驱动,那么,培育法官素养的制度设置就是不周全的。在此问题,裁判公开制度的设置,就显得十分的重要。因为在裁判公开的要求下,任何一个法官的法律素养都应展示于社会公众,公众可以据此对法官的法律素养进行评头论足。这种评头论足,必然会促进法官加强自身的法律素养,因为无论是出于自尊的心理,还是出于职业的责任,法官都不会不在乎社会公众的评论。从另外一个层面讲,裁判公开还要求法官有相应的能力达到公开的标准,如果一个法官尚无能力达到这一要求,那么,他所能选择的,只能是要么努力提高自己的法律素养以尽快达到要求,要么放弃法官的职务而避免职业上的尴尬和难堪。

(六)保证裁判质量的功能

无论对当事人而言,还是对审判机关而言,裁判质量都是整个诉讼的核心关注点。在保证裁判质量方面,各国立法元不给予超常的重视,并为此设置了一系列的制度和原则。就裁判公开于保证裁判质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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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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