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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司法(应用)》
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认定和计算方法
【英文标题】 Exploration of Several Problems Involving Living Expense of the Dependant
【作者】 周宏【作者单位】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
【分类】 婚姻、家庭法【期刊年份】 2016年
【期号】 19【页码】 93
【摘要】

由于残疾(死亡)赔偿金新的计算标准尚未出台,被扶养人生活费仍是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重要的赔偿项目,与以往不同的是计算上归入残疾(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限于受害人遭受损害时依法应承担扶养义务的近亲属(胎儿属特例),必须没有或丧失劳动能力且无其他生活来源。劳动能力丧失与否根据年龄节点或劳动能力鉴定结论来确定。生活来源应当具有稳定性、持续性、可靠性和周期性等特征,并且足以维持基本生活。部分收入来源因自身特性而不宜认定为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生活来源”。扶养人受伤前必须具有劳动能力或即使推定没有劳动能力但仍以劳动获得固定收入。此外,本文还讨论了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赔偿标准、起算时间、计算方法和被扶养人收入是否扣减等问题。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4996    
  
  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并未将被扶养人生活费单独作为一个项目列入赔偿范围,理由是残疾(死亡)赔偿金作为受害人可得收入损失的赔偿已经包含被扶养人生活费。因此,从侵权损害的外部关系看,立法明确取消了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赔偿。问题是,侵权责任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并未提出新的残疾赔偿金的计算标准。目前,司法机关仍然沿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损解释》)的分项计算方法,即根据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计算残疾(死亡)赔偿金,根据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两项合并计入残疾(死亡)赔偿金。因此,司法实践中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认定和计算上存在的一些疑难问题,仍然有研究和探讨的价值。
  一、被扶养人的司法认定问题
  被扶养人的认定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被扶养人的范围,即哪些人可以成为被扶养人;二是如何认定已经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
  (一)被扶养人的范围
  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147条也规定了侵权人应对死亡或丧失劳动能力的受害人所扶养的人支付生活费。基于此,有学者将死者生前扶养的人总结为四种情况:(1)死者承担法定扶养义务,但被扶养人并不需要死者扶养,因此死者去世前并未实际扶养的人;(2)死者承担法定扶养义务,被扶养人也需要死者扶养,死者去世前实际上也提供了扶养的人;(3)死者承担法定扶养义务,被扶养人也需要死者扶养,但死者去世前事实上并未提供扶养的人;(4)死者不承担法定扶养义务,但死者去世前一段时间连续提供了扶养的人,并将第(1)种情况称为法定义务说,第(2)、(3)种情况称为实际扶养说,第(4)种情况称为事实扶养说。[1]对此,笔者认为:
  1.必须坚持法定义务说,扶养关系及被扶养人应当法定。从词义上看,广义的扶养包括赡养、抚养和平辈之间的扶助、供养。民法通则对被扶养人并未明确规定,而法定的扶养关系主要规定在婚姻法中。婚姻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至第二十九条对夫妻、父母与子女、祖父母与孙子女等相互扶养的义务作了明确规定。法定的被扶养人范围应该包括配偶、(养、继)父母、(养、继)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此即为我国民法中近亲属的范围。除此以外,其他亲属或者关系人不是被扶养人,不能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然而,并非所有的近亲属在受害人残疾或死亡时都能作为被扶养人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除了满足上述法律规定的条件外,还受到其他的限制。比如配偶,一般必须是没有劳动能力,且主要依靠受害人一方生活。如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相关问题的处理意见》第3条、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年民事审判若干问题解答》第5条均有类似规定,夫妻一方如果没有劳动能力,亦无其他生活来源,可以作为被扶养人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
  2.法定义务说不完全符合损害赔偿法原理,必须加以限制。根据法定义务说,被扶养人可能目前并不需要受害人扶养,比如扶养人20岁因伤致残,但父母45岁尚有生活能力,只是将来面临扶养问题,父母此时是否作为被扶养人?此涉及预期扶养义务或扶养期待权的问题。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人损解释》第28条第2款作了限缩规定。被扶养人主要有两类:一是未成年人;二是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未成年人一般没有劳动能力应无异议,成年人作为受害人的被扶养人必须是丧失劳动能力,从语义上理解就是现在而并非将来或包括将来丧失劳动能力。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就此有专门论述,即根据有关法律和损害赔偿法原理,只有受害人在遭受人身损害时依法应承担扶养义务的人,才可以列入被扶养人范围,后来才需要受害人扶养的人不在此限。因此,被扶养人的认定以实际扶养需要为限,属于扶养期待权的应予剔除。
  但是,这样的限制与胎儿(遗腹子)的权利保护似乎有悖。胎儿尚在母腹中时,其抚养义务人因他人侵权行为导致死亡或伤残而丧失劳动能力,必然使胎儿在出生后本应受到的抚养全部或部分丧失,侵权人自然应对胎儿所蒙受之损害予以补偿。[2]国外的立法对此有明文规定。《人损解释》看似排除,但解释制定者认为之所以没有在条文中规定胎儿的问题,是考虑到人身损害赔偿与继承法律关系的不同。言下之意,可以给予胎儿被扶养人的地位,最高法院对司法实践中确立胎儿被扶养人身份亦持肯定态度。2006年第3期《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载的王德钦诉杨德胜、泸州市汽车二队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即是例证。目前,主张将胎儿列入被扶养人范围的意见逐渐成为主流。但是,审判实践中还有具体争议尚待解决。一是以何时作为确定胎儿为被扶养人的时间节点?一般认为应当是侵权行为发生时尚未出生的胎儿,即怀孕发生在侵权行为发生之前或同时,但也有观点认为侵权行为之后至争议解决之前受孕而成的胎儿也有权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对此,笔者认为,胎儿作为被扶养人本身就是例外,作为例外更应严格筛定其作为被扶养人的资格,以侵权行为发生时作为胎儿是否有权获得扶养费是最合适的选择,亦符合损害赔偿法原理;若侵权行为发生之后受孕形成的胎儿也能作为被扶养人,就会存在道德风险,将会鼓励受害人通过事后怀孕方式获得额外的扶养费,加重侵权人的赔偿责任;另外,如果侵权行为发生后到争议解决前受孕的胎儿能够作为被扶养人,同样,争议解决后受孕的胎儿也理应作为被扶养人,如此被扶养人的范围将过大,且争议解决的时间点也不确定,将会造成侵权法律关系的不稳定性。二是如何主张和处理胎儿.的被扶养人生活费?胎儿出生时若是活体,扶养费自然应该支付,但是死体或流产的情况下,就不存在需要抚养的问题。这种不确定性造成实践中对于胎儿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有不同的做法。有的法院允许一并主张,一并判决支付;有的法院是在判决中明确胎儿的权利和赔偿数额,胎儿顺利出生并存活的,再向法院申请执行;还有的考虑一并主张,但将其中胎儿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交由法院代为保管,待胎儿出生后再交给其监护人,若胎儿流产或出生时为死体时,则将该部分扶养费返还给加害人。最高法院民一庭的倾向性意见认为,胎儿侵权时尚未出生,诉讼开始前或结束前仍未出生,或推迟整个案件的审理和判决,待胎儿出生后确定其受到的实际损害,然后一并审理,或对其他受害人的请求先行审理判决,待胎儿出生并确定其损害后另案处理。[3]但是,最高法院推荐的两种做法并不最优,等胎儿出生后视情况再审理影响司法效率,而胎儿意外流产或出生时死体的几率越来越小,若另案处理则无谓增加司法成本,对受害人而言并不可取。应该说,一并审理判决而由法院暂管胎儿被扶养人生活费的做法“可以避免被扶养人的亲属返还不能或不愿返还情况的发生,还节约了司法成本”,[4]殊值赞同。当然,如果赔偿权利人起诉时并未主张胎儿的扶养费,胎儿出生后仍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向法院起诉。曾经瘦过你也是厉害
  既然胎儿可以作为被扶养人得到救济,有学者就认为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应为法定义务说,故司法实践中要改变实际扶养说的立场,理由是如果胎儿能成为被扶养人,那么同胎儿一样在受害人去世时有劳动能力或有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在将来一定也会丧失劳动能力,也应该成为被扶养人。[5]但笔者认为,将胎儿列为被扶养人而由侵权人支付扶养费正是考虑到胎儿在加害行为发生时已经实际存在被扶养的需要,扶养费损失已经存在。尽管在出生成为活体前其没有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但生命个体的延续性使扶养关系和实际扶养需要在胎儿孕育成功时就已经产生。不难理解,父母实际上从胎儿受孕形成的那一刻起就开始承担扶养职责,所以胎儿成为被扶养人有其法理和伦理基础。而成年近亲属尽管是法定的被扶养人,但侵权行为发生时并没有实际被扶养或扶养需要,侵权人应当赔偿的是给受害人造成的实际损失,并非将来的损失,因此由将来的扶养需要而产生的将来的费用不在损害赔偿之列。
  3.事实扶养说不应采信,任意扩大了被扶养人的范围。通过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的确可以解读出事实扶养说,但是否符合立法本意则有待考究。从《人损解释》第28条第2款对被扶养人的含义界定来看,最高法院显然是将受害人没有法定扶养义务而事实上提供扶养的人排除在被扶养人的范围之外。比如受害人终生未娶的叔伯,即使已经丧失劳动能力,事实上由受害人供养,双方形成事实上的扶养关系,但不能作为受害人的被扶养人而主张扶养费。事实上的扶养关系可能基于受害人的善意形成,如丧偶儿媳甘心赡养原来的公婆、受害人甘愿扶养无亲无故的孤寡老人,也可能基于双方的合同形成,比如遗赠扶养协议、附扶养义务的赠与合同。这类扶养关系中的被扶养人无权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即使自愿扶养他人非常值得褒扬和提倡,但不能为了弘扬传统美德而要求侵权人承担受害人在道德范畴加给自己的负担。另外,如果将事实扶养关系纳入被扶养人的范围,一则容易引发道德风险,当事人可能会为了获得更多的赔偿金而虚构、捏造扶养关系;二则事实扶养关系难以认定,多长时间、多大范围提供扶养才算形成事实扶养关系,一般性的帮助、照顾与持续性的扶养如何区分,这都给司法实践带来难题。当然,对于实践中存在的特殊个例要有清醒的判别,不能一概否定。比如受害人收养孤儿,由于各种客观原因未办理收养手续,无法形成有效的收养法律关系,但如果受害人确实对孩子进行了抚养,双方之间已形成扶养关系,[6]这时受害人主张养子女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予以支持。
  (二)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认定
  《人损解释》第28条并未明确成年被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的标准或年龄节点,但司法实践中,成年人达到一定年龄即推定或拟制丧失劳动能力,男性为60周岁,女性为55周岁。之所以作如此规定,恐怕是考虑可操作性,也有一定依据。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两份文件规定,男年满60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就可以退休。过了法定退休年龄就可以不再劳动而享受退休待遇,视为丧失劳动能力有一定合理性。而女性不以50周岁而以55周岁为界点,主要是考虑随着社会生活水平提高,人的预期寿命不断增加,退休年龄亦有延后的趋势,劳动能力的丧失界点也应延后,因此女性以55周岁为丧失劳动能力界点更合理。不过,这种通过司法经验确定的实践理性或惯例并无法律效力,亟待法律或司法解释作出明确规定。另外,这种推定本身也会产生一定的问题。如果受害人父亲59周岁,甚至更极端,事故发生时离60周岁只差一天,这种情况如果不列入被扶养人范围,恐怕有违常理和不公平。因为男性满60周岁、女性满55周岁即认定丧失劳动能力本身就是一种法律拟制,并不代表人一旦过了上述年龄就确定无疑地丧失劳动能力,过了退休年龄仍以自己的劳动获得收入的人大量存在,而没有超过退休年龄就已经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也不少,司法实践通过对退休年龄与劳动能力有无做技术性的关联,提升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以下简称人损案件)审理的可操作性,对个案可能会产生不公平(除了不到60周岁不能获赔,过了60周岁实际没有丧失劳动能力却可能获赔)。不过,对不特定的赔偿权利人而言,总体上还是公平合理的。
  对于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近亲属,若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则需要证明已经丧失劳动能力,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要求当事人提供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伤残鉴定报告、医学证明或民政部门出具的证明等证据。对于上述各类证据,其证明效力如何,笔者结合实践中出现的情形进行分析。
  首先,劳动能力鉴定结论是证明劳动能力是否丧失及丧失程度的最有力证据,但却是赔偿权利人最难提供的。根据我国现行的劳动能力鉴定程序,劳动能力鉴定应由用人单位、工伤(非工伤、疾病)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向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申请,除此以外,其他的主体原则上无权提起。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一些地方的劳动能力鉴定部门逐步放开这种限制。然而,对于个人申请劳动能力鉴定,能否适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的《职工非因工伤残或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标准(试行)》,实践中还存在很多问题。第一,鉴定管辖问题。当受害人的成年近亲属户籍地和侵权行为地不一致时,应向哪里的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鉴定?尤其在起诉后,是户籍地、受理法院所在地还是两地都可以?第二,鉴定性质问题。人损案件中的劳动能力鉴定只是要确定受害人近亲属是否已经丧失劳动能力,从而支持或驳回被扶养人生活费请求,与职工因工伤或非工伤、疾病等导致丧失劳动能力的鉴定并不相同。前者类似于诉讼中的司法鉴定,后者原则上属于社保部门的行政职权范围。第三,鉴定程序问题。对于本文探讨的劳动能力鉴定,在没有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情况下,一般也只能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流程和方法进行操作,即由设区的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60日内作出鉴定结论,个人不服的,自收到该鉴定结论之日起15日内向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再次鉴定申请。问题是,若受害人近亲属不是案件当事人,如何提出申请?若被鉴定人以外的当事人不服鉴定结论,是申请再次鉴定,还是要求重新鉴定?若受害人近亲属诉前申请鉴定,其他当事人如果不服,恐怕早已超过再次鉴定申请期限。对此,笔者建议,将本文涉及的劳动能力鉴定从职工工伤、非因工伤残或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中分离出来,仍由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进行鉴定,但其仅作为司法鉴定机构提供专业意见。鉴定程序依照《司法鉴定程序通则》(司法部令第132号)操作,初次鉴定由法院所在地设区的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完成,重新鉴定由省一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鉴定期限不再受《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约束。
  其次,伤残鉴定报告或残疾证(明)并不能当然就可以认定已经丧失劳动能力。伤残鉴定报告往往由司法鉴定机构根据《人体损伤残疾程度鉴定标准(试行)》或《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作出,残疾证则由民政部门根据残疾人实用评定标准认定和发放,二者并无实质区别,都是对伤残程度作出的评定,只是标准不同。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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