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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重大计算错误
【副标题】 兼谈错误规范的一元发展趋势【作者】 郝丽燕
【作者单位】 济南大学政法学院【分类】 民法总则
【期刊年份】 2016年【期号】 3
【页码】 91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5015    
  目次
  一、引言:计算错误研究的意义
  二、计算错误在“二元”错误规范体系下可能的价值矛盾
  三、隐藏的计算错误
  四、公开的计算错误
  五、计算错误的具体类型
  六、结论:一元错误规范的发展趋势
  摘要:计算错误包括写错计算结果、计算基础错误和算数性错误,后两者本质上属于动机错误。隐藏的计算错误原则上不影响意思表示的法律效力。因为计算错误的形式多样,公开的计算错误不能统一为“扩大的内容错误”。重大计算错误可能是意思表示的解释问题,可能是交易基础障碍问题,也可能是单方动机错误问题。属于单方动机错误的计算错误由受领人诱发时;或者受领人“识破”此类计算错误,但未指出,而是予以利用时;亦或者受领人明显应当“识破”此类计算错误时,意思表示错误的风险由表示人转移到受领人,计算错误为重大错误。此规则可以一般地适用于其他动机错误,结合错误规范的发展趋势,二元错误规范体系将由一元错误规范体系替代。
  关键词:意思表示的错误;动机错误;计算错误;隐藏的计算错误;公开的计算错误
  一、引言:计算错误研究的意义
  错误乃人之常情,自人类社会出现交易行为以来,频发于交易中的价格等的计算中,通常表现为数字的算数性错误,计算基础(比如数量、单价、汇率等)发生错误,或者计算结果表达错误,此类错误被统称为“计算错误”(Kalkulationsirrtum)。[1]尽管“计算错误”已经成为民法中的一个专业术语,但是如何处理计算错误,其如何影响意思表示或法律行为,仍然是各国私法中的一个难题,这主要是因为计算错误的表现形式多样,很难形成统一的处理方法。[2]
  我国民法错误理论对计算错误鲜有研究,《合同法》及《民通意见》中的重大误解制度亦未提及计算错误。我国目前对计算错误的规定主要集中在招投标领域,[3]《评标委员会和评标方法暂行规定》(七部委12号令)和《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七部委30号令)对投标报价中的算数性错误的处理方法作出规定。但是交易型社会中计算错误随时随处可见,远不止招投标领域,并且计算错误不限于算数性错误,理清计算错误对意思表示或法律行为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计算基础错误和算术性错误从本质上看属于动机错误,[4]因为此类计算错误发生在意思的形成阶段。意思表示的错误近期有“二元”错误规范体系和“一元”错误规范体系之争,传统的错误“二元论”始于萨维尼的关于引起意思欠缺的错误与不引起意思欠缺之错误的分类,[5]依“二元论”,表示错误与动机错误不同,动机错误为非重大错误,原则上对意思表示的效力不发生影响。[6]但是错误的“一元论”提出对表示错误和动机错误设定统一的要件,主张动机错误也应当是重大错误,一方面因为表示错误与动机错误有时候很难区分,另一方面因为只要使意思表示无效,交易安全就会被破坏,[7]区别表示错误和动机错误并无必要。鉴于此,确定动机性计算错误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是重大错误,对错误法的理论及立法构建也有重要意义。
  二、计算错误在“二元”错误规范体系下可能的价值矛盾
  在传统的“二元”错误规范体系下,狭义的“表示错误”和“内容错误”为重大错误,“动机错误”原则上为非重大错误,但是“性质错误”作为特殊的“动机错误”通常被认为是重大错误。[8]计算错误在很多情况下影响的是报价,曾有观点提出,价格属于性质的范畴,因此计算错误是重大错误。[9]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价格本身不能构成标的之性质,因为标的之价格很难固定,一般都随着供求不断变化,错误估价的原因不应当仅仅是对标的之性质的错误认识,[10]很多情况下是对市场供需的错误认识。也可以认为对价格的错误估计是典型的交易风险,不能视为性质的一部分。
  狭义的“表示错误”通常情况下是技术上的差错,[11]此类“技术”上的差错时常出现在计算错误中,最常见的情况是计算基础和算数本身都没有错误,计算结果也正确,但是意思表示人在对外表达最后报价时写错了数字,比如把小数点的位置标错,或者少写一个“零”。发生这种计算错误时,意思表示人内心的真实意思与对外作出的客观表示不一致,存在“自然关系的障碍”,出现“意思的错误表现”,萨维尼把这种情况称为“没有意思的表示”,[12]《德国民法典》第119条第1款将这种错误定义为“表示错误”,是法律上的重大错误,意思表示人可以撤销意思表示。
  与“表示错误”不同的是,意思表示人在计算的过程中写错某个数字,比如最终报价是多个款项相加之和,表示人在计算过程中将某个款项的数字写错,导致计算的最后报价出现错误,表示人将这个错误的数字对外予以表示。此时,表示人内心真实“意思”与对外的“表示”一致,这种计算错误显然属于“动机错误”的范畴。动机错误原则上为非重大错误,因为出现动机错误时,“意思”与“表示”的一致性并没有受到妨碍,而且动机通常是意思表示人做出意思表示时的设想、希望等,对此受领人一般不感兴趣,意思表示人对动机错误原则上应当自担风险,[13]如果任意地允许表示人可以基于动机错误撤销意思表示,将严重威胁到交易安全。
  从“二元”错误学说的理论分析,以上这两种情况的结果并无不妥,但是却引起一个法律价值上的问题:如果意思表示人在最终报价时写错了数字,就是表示错误,可以撤销意思表示;如果他在计算价格的过程中写错某个数字,导致最终的报价错误时,则为动机错误,原则上表示人不能主张意思表示可撤销。这两个行为可以说是完全可以类比的、机械的过程,两者都是写错数字,但是发生在不同阶段却出现截然相反的法律后果,这样的结论有悖于法律价值上的公平。“二元”错误论在计算错误中引起的价值矛盾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如何处理计算错误问题。
  在处理动机性计算错误的法律后果时,德国民法理论和裁判通常将其区别为“隐藏”的计算错误和“公开”的计算错误,其法律后果多有不同。
  三、隐藏的计算错误
  计算错误可能只发生于意思表示人方面的内部,即意思表示人在对各个明细进行计算时出现错误,但是对方当事人没有共同参与到计算过程中,其没有认识到表示人方面出现计算错误,也不可能认识到,这种计算错误被称为“内部”的计算错误(Interner Kalkulationsirrtum),或者“隐藏”的计算错误(Versteckter Irrtum)。[14]发生“隐藏”的计算错误时,意思表示人对外表示的只是最后的错误计算的数字,[15]而且这个错误计算发生在意思形成阶段,属于动机错误,原则上不具有法律上的重大性。[16]1903年德国帝国法院的裁判[17]确认了这一点:售货人员计算价格时出现的计算错误发生于意思表示的前置阶段,涉及的仅仅是法律行为之外的因素,因此表示人不得以计算错误撤销意思表示。此后关于隐藏的计算错误,理论界和司法裁判中的观点一致——当受领人不知道表示人如何计算时,计算错误是非重大的动机错误,不能影响意思表示或法律行为的效力。联邦法院的裁判甚至认为,即使受领人认识到表示人的隐藏的计算错误,表示人也不能基于错误撤销意思表示。[18]
  现代民法中的错误规范更注重交易安全及信赖保护。在信赖保护中,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当事人一方对另一方的信赖基于何种原因发生。[19]当计算错误仅仅发生于意思表示之前的阶段,受领人没有参与到计算过程,这种错误的风险应当由意思表示人自己承担,此即为发生动机错误时的“表示人自担风险原则”,[20]意思表示人自己做出的意思表示为“显然的事实”,但是其内心的动机则是隐藏的,不能要求受领方承担风险。发生于意思表示人“内部”的计算错误即使根据信赖保护及风险分担规则,也应当由表示人自己承担错误风险。
  从比较法的视域看,“隐藏”的计算错误也不应该具有法律上的重大性,因为几个规定了计算错误应当予以修正的立法,比如《瑞士债法》第24条第3款,《意大利民法典》1430条,包括我国的《标准施工招标文件》中的相关规定,都以受领人认识到计算基础为要件(见下文四),那么反向推之,不被受领人认识的、隐藏的计算错误则不能影响法律行为的效力。
  四、公开的计算错误
  尽管德国的帝国法院在1907年的判例中再次确认,发生于意思表示人内部的“隐藏”的计算错误不具有法律上的重大性,但是其后又补充了一点:若错误的计算成为缔结契约时关键性谈判的内容,则另当别论。[21]从这个看似随性的附注中,发展出了“扩大的内容错误”理论(Erweiterter Inhaltsirrtum):只要计算不是只发生于意思表示人的内心,而是成为双方谈判或者协商的内容,计算错误就属于对外“公开”的计算错误,这种情况下计算已经成为意思表示的内容,相应地计算错误就是“内容错误”,表示人可以基于“公开的计算错误”撤销意思表示。帝国法院在之后的几次判决中对“扩大的内容错误”理论予以确认,[22]意欲据此突破动机错误不具有法律上的重大性的壁垒,解决二元错误体系下计算错误存在的上文提到的矛盾:只要意思表示人明确表达计算基础(也被称为“计算标准”),或者相对人根据一般交易习惯或者诚实信用应当知道表示人的计算基础时,计算基础就是意思表示的内容,可以类推适用《德国民法典》第119条撤销意思表示。联邦普通法院(BGH)很长时间没有继续沿用帝国法院的“外部计算错误即为扩大的内容错误”,也未明确反对,但是仍然认为“隐藏”的计算错误是非重大的动机错误。[23]日本民法理论中也提出了“内容说”,认为只要动机被表示出来成为意思表示的内容时,可以适用《日本民法典》第95条。[24]
  其他的立法例同样显示,如果受领方认识到计算基础,不能认为此时的计算错误非重大,任由错误的计算结果成为意思表示或合同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施工招标文件》规定,投标报价有算数错误的,评标委员会应对投标报价进行修正,修正的价格经投标人书面确认后具有约束力。根据该文件,评标委员会对报价的修改的情况被限于简单的“算数”错误,实践中评标委员会能够从标书中知道计算基础,从而判断投标人方面发生了算数性错误,进而对这样的错误进行修改。《瑞士债法》第24条第3款规定:“单纯的计算错误不妨碍合同的约束力,但是必须予以更正。”该条款处理的是合意问题,合同双方当事人对共同的计算基础达成一致时,合意优先于错误的计算结果,[25]法律条文中的“单纯的”说明了这里的错误仅仅是指算数性错误,换言之,该条款的适用要求双方当事人对计算基础已经达成共识,[26]那也意味着受领人认识到计算基础,反之,对外不能被另一方当事人认识到的计算错误不能适用该条款。[27]当计算基础成为合同的一部分时,计算基础势必为受领方认识,此时的计算错误为公开的计算错误。这几个立法规定适用的条件是计算基础是合同的内容,远高于德国司法裁判的要求——计算基础是谈判的内容,即被“视为”意思表示的内容。
  德国司法裁判意欲借助“扩大的内容错误说”解决所有的“公开”的计算错误,该尝试在理论界遭遇了不同的批评声音,可以说被普遍拒绝。[28]一方面并非所有的谈判内容都会成为意思表示的内容,如果一方当事人仅仅为了使对方相信其报价最低而告知其计算基础,事后双方仅就最终的价格达成合意,此时计算基础并没有成为意思表示的内容。[29]当计算错误发生于做出意思表示之前,从本质上看仍然是动机错误,在进行法律行为的过程中,即使一方当事人告知对方其动机,此时考虑动机错误对受领人的信赖的危害程度降低,[30]但是这种情况下动机原则上也不足以成为意思表示的内容。对于计算基础亦然,单纯地使对方知道计算基础,不足以使计算基础成为意思表示的内容,因为这种告知很可能仅仅因为意思表示人“贫嘴”而发生,而任何人不能因为“贫嘴”而获得回报。[31]意思表示人基于自己认为正确的计算基础来计算报价,并在谈判中将该报价告知向对方,原则上应当自己承担计算中的风险,[32]受领方一般不会对具体的计算基础、计算过程感兴趣,他所感兴趣的只是最终的数字。如果要使动机具有法律上的意义,则必须使其上升为法律行为的“条件”(Bedingung),[33]显然,简单地使受领方知道计算基础和计算过程不足以使其成为合同的条件。
  现行《德国民法典》第119条第1款规定的内容错误是指所做出的意思表示的实际意义与表示人理解的不一致,因此内容错误又被称为“意义错误”(Bedeutungsirrtum)。[34]对意思表示内容的错误设想之所以是重大错误的原因在于,意思表示人不意欲产生对外做出的客观表示的法律后果。但是,发生计算基础错误时,表示人的内心意思和客观表示是一致的,他在做出意思表示时希望计算结果发生法律后果;另一方面他也希望正确的计算结果发生法律后果。[35]换言之,如果计算基础成为意思表示的内容,意思表示中就包括了两个计算基础,一个是客观表示的计算基础,一个是主观意欲的计算基础,这两个计算基础平等,都应当成为意思表示的内容。因此,内容错误的规定至少不能直接适用于公开的计算错误中,否则一个意思表示将有两个不同的计算基础,也就会出现两个不同的报价,这显然不符合法律教义学对内容错误的规范。[36]
  此外,因为计算错误的形式多样,某些情况下可能涉及意思表示的解释问题,某些情况下可能是交易基础问题,某些情况下可能是单方动机错误,不能笼统地将所谓的“公开”的计算错误概括性地归纳为意思表示的内容,[37]应当区别对待“公开”的计算错误,针对不同情况做出不同处理。[38]
  五、计算错误的具体类型
  (一)涉及意思表示的解释的计算错误
  涉及意思表示的解释的计算错误包括以下两种。
  1.误言(误载)无害真意(Falsa demonstratio non nocet)
  计算错误有时可以通过解释意思表示予以纠正。当意思表示人的表示与内心真实意思不一致时,在德国民法、日本民法和台湾地区民法中均适用“解释”优先于“撤销”原则,[39]换言之,首先要根据意思表示的解释方法、规则探寻并确定意思表示的内容,确定是否形成合意,是否存在错误。尽管德国民法中的错误是指“意思表示”的错误,但是在双方和多方法律行为中,其条件仍然是“合意”(Konsens)的形成,[40]“无契约则无错误”,若仅仅存在“非合意”(Dissens),则无必要讨论错误问题。
  意思表示的解释经历了“意思论”和“表示论”的争议,现代民法为了合理平衡表示人和接受人之间的利益,适用“效力论”(或称“第三人视角论”),即探寻客观接受人对意思表示的合理理解的意思。[41]如果意思表示人的内心真实意思与对外做出的表示意思不一致,但是与接受人理解并接受的意思一致时,只要按照自然解释法探寻表示人的内心真实意思即可,表示人对外做出的表示意思不再重要。因为通过解释探寻意思表示的内容时,通常涉及表示人和接受人两方对立的利益冲突,当接受人理解并接受的意思表示恰恰符合表示人的内在真实意思时,则意味着意思表示的客观外在价值对接受人没有产生信赖,此时仅按表示人的真实意思解释,对接受人而言并不存在不利之处,该解释意思表示的原则被称为“误言(误载)无害真意”(Falsa demonstratio non nocet)。
  “误言(误载)无害真意”原则同样适用于计算错误,当受领人明确知道表示人的计算基础,能够根据所获悉的计算基础理解表示人所要表达的正确数字,并且愿意接受正确的数字时,意思表示以表示人内心正确的数字为内容,不涉及意思表示的错误。[42]这类错误通常是那种意思表示人对外做出意思表示时,出现的错误非常明显,受领人可以通过解释意思表示知道正确的计算结果,并且受领方愿意以正确的计算结果为合同内容,比如卖方的表述为“每吨煤1000元,那么100吨共1万元”,这时出现的错误是简单的算数性错误,买方很容易就能知道卖方正确的总报价为10万元。卖方的意思表示中存在计算结果的错误,表示人作出的客观表示偏离其内心的真实意思,存在通常意义上的意思表示的错误。但是,计算错误在这种情况下非常明显,受领人能够通过解释意思表示获得表示人内心的真实意思,并且愿意接受表示人的真实意思,此时意思表示的内容是客观正确的计算结果。但是,如果受领人认识到意思表示人发生了计算基础错误,他能够根据正确的计算基础得出正确的数字,但是并不愿意按表示人的真实意思缔结契约,而是主张依客观表示的数字缔结契约,因为客观表示的数字对其有利,则并非“误言(误载)无害真意”的情况,而是重大的动机错误(见下文)。
  2.隐藏的不合意(Versteckter Dissens)
  如果对意思表示进行解释后,结论是双方当事人未达成合意,此时不存在意思表示的错误问题,而是《德国民法典》第155条意义上的“隐藏的不合意”。发生计算基础错误时,经解释也会出现隐藏的不合意,通常因为意思表示的意义不单一,包含多个平等的决定计算结果的计算基础,一方面表示人不能确信自己对外表示的意思单一确定,另一方面受领人也不能合理信赖自己的理解,因为他认识到或应当认识到意思表示存在矛盾。[43]帝国法院裁判的“白银案”(Silberfall)[44]就是典型的“不合意”的情况:K向V提供“800纯度”白银,每公斤报价320;但是V需要“1000纯度”的白银,每公斤报价400;K在换算“1000纯度”的白银的总价时出现计算错误,使每公斤“1000纯度”的白银价格为360。在该案中,表示人K的意思表示包含双重意义,即单价为360和400,且这两个计算基础平等,受领人V也无法确定自己的理解,因为他也认识到了报价的矛盾。K与V没有形成合意,自然不必继续探讨计算错误问题。
  (二)共同计算基础错误
  如果某个计算基础或标准成为双方当事人的交易基础,此时发生的计算错误是双方动机错误,如果让意思表示人单独承担风险,不具有法律上的合理性,特别是双方当事人对发生的计算错误责任对等时,应按照交易基础障碍的相关原则或法律处理。德国帝国法院的“卢布案”(Rubelfall)[45]和联邦法院的“证券牌价案”(Boersenkursfall)涉及的即是典型的共同计算基础错误的情况。[46]
  在“卢布案”中,[47]原告借给被告3万卢布,被告给原告出具的借条上载明“被告返还7500马克”。双方当事人在借款及出具借条时同时误认为,卢布对马克的汇率是4∶1,实际的汇率是100∶1。该案中,意思表示人的内心真意与对外的表示一致,意思表示本身没有错误,其错误出现在意思形成阶段,即双方当事人错误地认为卢布对马克的汇率是4∶1,才引起最终计算结果的错误,毫无疑问,此时双方当事人对计算基础有同样的错误认识,存在“双方动机错误”。“证券牌价案”涉及的是双方当事人共同对某有价证券的牌价发生错误认识,其处理方式与“卢布案”相似。
  双方动机错误的解决路径在现代德国民法中适用“交易基础障碍”规则,该规则的发展经历了早期的“情事不变说”、“情事变更说”、“前提说”,之后拉伦茨提出了区别主观交易基础和客观交易基础,其中主观交易基础即双方当事人设想的交易基础,实际涉及的是双方动机错误问题。[48]情事变更原则已经在各国民法中得到普遍承认,2002年前,德国的大量判例借助前提理论和行为基础理论(也称交易基础理论),对陷入动机错误者提供法律保护,[49]2002年1月1日生效的《德国债法现代化法》第313条将交易基础障碍原则法律化。共同计算基础错误实际是双方当事人对主观交易基础发生共同的认识错误,[50]根据交易基础障碍规则,双方当事人可以变更合同,即按照正确的计算基础计算最终结果;若维持原合同效力对债务人而言“不可承受”(Unzumutbarkeit),则可以解除合同。在“卢布案”和“证券牌价案”中,按正确的计算基础确认合同的内容即可。
  (三)重大的单方动机错误
  《德国民法典》的错误规范以萨维尼的错误学说为核心,尽管当时“信赖保护”、“交易安全”等理念已经进入民法学视野,但是毋庸置疑,“意思”理念彼时深入人心,动机错误原则上不是重大错误。当“意思”在现代民法理念中逐渐失去其神圣地位时,动机错误不影响意思与表示的一致性这一理由就不能应然地阻碍动机错误具有法律上的重大性,当然,也不能走向极端的对立面,一般性地认为所有的动机错误都是重大错误。传统的关于动机错误的观点认为,每个人在做出意思表示前都会对实际情况做出不同的设想或者期望,如果任意地允许动机错误影响意思表示的效力,交易安全势必荡然无存。换言之,交易安全也是动机错误不具有法律重大性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当交易安全不值得或不需要保护时,动机错误则可以影响意思表示或法律行为的效力。《德国民法典》的继承法中的动机错误原则上是重大错误,其原因就在于死因法律行为中不存在交易安全和受领方的信赖利益。
  现代民法错误规范的构建越来越注重信赖保护[51]和公平合理地分配风险,[52]“交易基础障碍”的理论和立法承认就体现了出现双方动机错误时双方当事人应当共担错误风险的理念。发生计算错误时,如果受领人方面信赖利益的需保护性在特定条件下降低,或者意思表示人在特定条件下不应当自己承担意思表示错误的风险时,作为动机错误的计算错误则可以具有法律上的重大性。
  1.受领人诱发的计算错误
  当错误的发生可归责于意思表示的受领人的行为时,让意思表示人单独承担计算错误的风险,明显不公平。在受领人诱发的计算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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