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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研究》
“八议”源流与腹边文化互动
【作者】 苏亦工【作者单位】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分类】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中文关键词】 八辟;《周礼》;君臣伦理;农耕文化;游牧渔猎文化
【英文关键词】 Eight Regulations; Rites of Zhou; monarch and minister ethics; farming culture; culture of nomadic; fishing and hunting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1
【页码】 171
【摘要】

“八议”律条自曹魏入律以后,经晋唐以迄明清,成为中国固有法律的鲜明特征之一;但近世西学东渐以来,亦曾饱受訾议。“八议”语源出自《周礼》“八辟”,或许在某种抽象意义上反映了两周时代的礼制精神。申言之,“八辟”可能是出自君臣之礼,或君臣之礼的某一环节,以示君主对臣下的体恤和优抚。从两周时代的国体、政体和君臣关系考察,这种君臣之礼的存在也是可能的。本文进而比较了中原王朝与边疆诸族政权在君臣关系和政治伦理等领域的差异,指出前者是尊卑关系,后者是主奴关系,伦理亦然。源于八辟的八议律条是中原政权的独特创造,有赖于农耕文化的支撑;在以游牧、渔猎文化为主导的边疆政权入主之时,便难免会发生种种变异。

【英文摘要】

The legal articles of Eight Deliberations were incorporated into law in the Wei Dynasty and, after the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Jin and Tang dynasties to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ad become one of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Chinese inherent laws. However, with the spread of Western culture to the East, the Eight Deliberations have also been subjected to severe criticism.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Eight Deliberations etymologically originated from the Ba Pi(Eight Regulations) in the Rites of Zhou, and they might in an abstract sense reflect the spirit of etiquette in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Zhou dynasties. Specifically, the Eight Regulations probably came from the etiquette between monarchs and ministers, or certain aspects of the monarch-minister etiquette, to show the monarch’ s compassion and special care for his ministers.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state system, the regime as well as the monarch-minister relationship in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Zhou dynasties also shows that it is possible that such a monarch-minister etiquette had existed. Moreover, this article compares the monarch-minister relation and political ethics between the Central Plains Regime and that of frontier ethnic regimes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former is a kind of superiority-inferiority relationship and the latter is a kind of master-slave relationship. The legal articles of Eight Deliberations, which originated from the Eight Regulations in the Rites of Zhou, were the unique creation of the Central Plains Regime and depended on the support of farming culture. When the frontier ethnic regimes dominated by nomadic, fishing and hunting culture came into power, all sorts of variations would inevitably take plac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3315    
  中国法律自东汉以后逐渐走向“儒家化”。[1]作为法律儒家化典型代表的“八议”,自曹魏时开始入律,阅晋唐以迄明清,千六百年间,始终为各朝律典之一条,对中国社会及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在晚清西方平等思想输入以后,其也受到了不少诟病。本文试就“八议”的制度渊源及文化意义略抒己见,以期就正于方家。
  一、如何看待“八辟”及《周礼》
  “八议”之称始见于汉代,考其语源,应脱胎于《周礼·秋官·小司寇》中的“八辟”:“以八辟丽邦法,附刑罚:一曰议亲之辟,二曰议故之辟,三曰议贤之辟,四曰议能之辟,五曰议功之辟,六曰议贵之辟,七曰议勤之辟,八曰议宾之辟。”东汉郑玄注谓:“其犯法则在八议。轻重不在刑书。”[2]孙诒让说:“八辟皆不用恒法,故须临时议之,《汉书·刑法志》谓之八议。”[3]
  耙梳文献,汉人提及“八议”的情形不一而足。例如《后汉书·应劭传》载:“今杀无罪之初、军,而活当死之次、玉,其为枯华,不亦然乎?陈忠不详制刑之本,而信一时之仁,遂广引八议求生之端。夫亲故贤能功贵勤宾,岂有次、玉当罪之科哉?”[4]《汉书·刑法志》载:“《周官》有五听、八议、三刺、三宥、三赦之法……八议:一曰议亲……八曰议宾。”[5]《史记·五帝本纪》舜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轨,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维明能信。”《史记集解》引马融语曰:“谓在八议,君不忍刑,宥之以远”。[6]
  程树德说:“八议之制,见于《周礼》,至秦而废……是八议之说,至汉末始盛。……则律无八议甚明。三国时盖犹沿汉制。《唐六典》注八议始于魏,是汉时尚未以八议入律也。”[7]按此说法,八议之制在先秦时既已存在,到了嬴秦统一中国以后方予废止。此说是否可信呢?要想说清这个问题,就不能不探讨《周礼》之真伪及年代。然而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学界历来聚讼纷纭,争论不休。[8]诚如李学勤先生所言,《周礼》一书“为儒家经典中争论最久也最多的一种”。虽然对《周礼》一书的认识尚未完全统一,但已形成不少共识。《周礼》应非出自周公,也“不全为实录”,[9]但确实保留了包括西周在内的许多先秦史料。[10]因此,对于《周礼》所记述的各项制度的所属时代,应采取“动态的眼光”,经过具体的分析考证方可确定。
  日本学者竹内康浩指出:研究西周的历史,如果利用《周礼》来进行考察的话,“就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在西周时代,刑罚体系和执行机构都已经非常完备了。再者,如果依据《周礼》编纂者为周公之说,那么周公在法律思想史上的地位也会得到高度评价。”然而在他看来:“只要还没有能够确立稳妥的标准,能将《周礼》中所含的史实和非史实部分区别开来,那么在考察西周时期的实际情况时,就首先要把《周礼》从资料中剔除。这样的考虑在方法上是适宜的……因此,以《周礼》作为材料的研究是《周礼》研究而非西周史研究,由于这样的理由,决定一律不予采用。”为此,竹内康浩专门批评了中国1980年代以后出版的几部有代表性的《中国法制史》教材,特别是“胡留元、冯卓慧两氏的《西周法制史》”。他指出:这些研究“自身是否经过确切的论证,并非没有异论存在,特别是在日本持否定见解的人是很多的。这样看来,那里论述的种种的事例,极端一点可以说,对于我们日本研究者来说几乎没有任何意义,甚至可能只是空谈。”[11]
  胡适常言:“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只可说七分话,不可说八分话,更不可说十分话。”[12]竹内康浩对于《周礼》和《吕刑》的看法可能有点走极端,但是按照胡适之先生的治学原则还是可取的。
  具体到《周礼》中所载的“八辟”,我们究竟应当怎样看待呢?若似程树德先生那样不折不扣地相信其为先秦实行过的制度,显然是不足以服众的。若像竹内康浩般一概弃置不信似也不妥,还是应该采取前述李学勤先生主张的那种“动态的眼光”,审慎地鉴别求证,可疑者存疑,可信者采信。
  二、“八辟”为两周君臣之礼说
  自汉代起,人们确认《周礼》史料价值及其所属时代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借助《左传》等先秦文献加以相互印证。汉人若郑众、郑玄,唐人若贾公彦,清人若孙诒让以及现当代诸多学者皆然。晚近以来,也有不少学者通过金文等出土材料,从文字和制度等不同层面证明《周礼》是先秦的文献和制度。
  范文澜先生《群经概论》中《周礼》部分第三节《周礼不伪证》归纳清人汪中、陈沣,近人黄侃、陈汉章等人的研究成果,共罗列73条证据证明《周礼》确为先秦的制度。[13]与此大致同时,刘师培在其所撰《群经大义相通论》一书中特辟有《周官左氏相通考》《周易周礼相通考》两章,也提出30条证据。[14]许子滨先生在《陈汉章〈周礼行于春秋时证〉析论》一文中又进一步增补了7则《周礼》《左传》可以互证的事例。[15]
  除了文献考据以外,自20世纪初始,更有学者“利用金文研究的成果来判定《周礼》的成书时代”。譬如1928年杨筠如的《周代官名略考》、1932年郭沫若的《周官质疑》,特别是1986年张亚初、刘雨的《西周金文官制研究》等,都收获不小。目前,学者们在这方面的努力仍在持续,兹将相关成果,列表如下页。
  从表中所举各例可以看出,历代学者以《左传》证《周礼》者最为普遍。“八辟”中的“议亲”“议贤”“议能”“议贵”“议勤”“议宾”,均能从《左传》中找到曾在先秦施行的直接或间接的例证,应非出于偶然。诚如有学者指出:“《左传》据事直书,所载春秋时人的言行,绝大部分是春秋时代的实录。书中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典章制度、礼乐文化,如实地记录了各种礼典,包括冠、婚、丧、祭、飨、射、朝、聘,其中聘礼尤备,还有丰富的军礼。春秋时人的言行往往与礼仪密切关联,在在说明当时礼乐虽有所崩坏,但仍得到相当程度的保留。综合《左传》所录,并与《国语》等文献参互证明,庶几可重构春秋时之礼制。”[16]
  然而从总体上看,尽管学者们在“八辟”行于先秦时代的史实考证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甚至突破,但具体到某些特定的制度和细节,则依然是“信者自信,疑者自疑。”[17]
  八辟行于先秦事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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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辟│汉 │注  │唐疏       │清疏    │现当代学者补证│笔者 │备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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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能│郑玄注:《春│         │      │新近有学者补充│郑注《春秋传》│
│  │秋传》曰:“│         │      │两例:①《左传│指《左传·襄公│
│  │夫谋而鲜过,│         │      │·僖公二十八年│二十一年》。时│
│  │惠训不倦者,│         │      │》晋文公欲杀魏│叔向受弟羊舌虎│
│  │叔向有焉,社│         │      │鮤,因爱其材而│牵连被囚,祁奚│
│  │稷之固也,犹│         │      │拾之;②《左传│说范宣子以救叔│
│  │将十世宥之,│         │      │·昭公元年》晋│向。[20]   │
│  │以劝能者。今│         │      │赵孟称赏鲁叔孙│       │
│  │壹不免其身,│         │      │豹之能而为之请│       │
│  │以弃社稷,不│         │      │免。[19]   │       │
│  │亦惑乎?”[1│         │      │       │       │
│  │8]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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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勤│郑玄注:憔悴│         │孙诒让:注云│       │郑注引《诗经·│
│  │以事国。  │         │“憔悴以事国│       │小雅·北山》以│
│  │      │         │”者,《诗·│       │释之。“憔悴”│
│  │      │         │小雅·北山》│       │,《诗经》本作│
│  │      │         │云“或尽瘁事│       │“尽瘁”。郑注│
│  │      │         │国”,《左昭│       │或据《左传》引│
│  │      │         │》七年传引作│       │《诗经》。  │
│  │      │         │“或憔悴事国│       │       │
│  │      │         │。”[2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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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宾│郑玄注:谓所│贾公彦:《春秋》襄│      │新近有学者引《│此处贾疏除引《│
│  │不臣者,三恪│二十五年《传》云“│      │尚书·酒诰》中│左传》外,并引│
│  │二代之后与?│虞阏父为周陶正,而│      │:“厥或诰曰:│《礼记》中之《│
│  │      │封诸陈,以备三恪”│      │群饮。汝勿佚,│郊特牲》、《乐│
│  │      │之言,《郊特牲》云│      │尽执拘以归于周│记》两篇以加强│
│  │      │“尊贤不过二代”之│      │,予其杀。又惟│其论证。   │
│  │      │语,故郑云“三恪二│      │殷之迪诸臣惟工│       │
│  │      │代之后”。案《乐记│      │,乃湎于酒,勿│       │
│  │      │》云:“武王克殷,│      │庸杀之,姑惟教│       │
│  │      │反商,未及下车,而│      │之,有斯明享”│       │
│  │      │封黄帝之后于蓟,封│      │一节,认为这是│       │
│  │      │帝尧之后于祝,封帝│      │“对违反戒酒命│       │
│  │      │舜之后于陈。下车而│      │令的殷商臣工,│       │
│  │      │封夏后氏之后于杞,│      │不用刑杀,而以│       │
│  │      │殷之后于宋。”此皆│      │教育为主。对殷│       │
│  │      │自行当代礼乐,常所│      │遗民的宽宥政策│       │
│  │      │不臣,为宾礼礼之,│      │,正是“议宾之│       │
│  │      │故为宾也。[22]  │      │辟”的体现。”│       │
│  │      │         │      │[2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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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北大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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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辟│汉注  │唐疏    │清疏       │现当代学者补证  │笔者备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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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辟│    │贾公彦:案《│孙诒让:《大司寇》│①金景芳:《周礼·│贾氏似以“刑│
│  │    │曲礼》云:“│云“凡卿大夫之狱讼│秋官·小司寇》说:│不上大夫”为│
│  │    │刑不上大夫”│,以邦法断之。”注│“以五刑听万民之狱│“八辟”具体│
│  │    │。     │云:“邦法,八法也│讼。凡命夫命妇不躬│表现形式之一│
│  │    │      │。”此八辟所议,百│坐狱讼。”《左传》│。     │
│  │    │      │官府最多,故亦以邦│襄公十年说:“王叔│      │
│  │    │      │法断之。[24]   │与伯舆兴讼焉,王叔│      │
│  │    │      │         │之宰与伯舆之大夫禽│      │
│  │    │      │         │坐狱于王庭。”是当│      │
│  │    │      │         │时“刑不上大夫的例│      │
│  │    │      │         │证。”[25]②有学者│      │
│  │    │      │         │引《礼记·文王世子│      │
│  │    │      │         │》篇中“公族无宫刑│      │
│  │    │      │         │”一句推断“刑不上│      │
│  │    │      │         │大夫”句之具体含义│      │
│  │    │      │         │。[2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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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亲│    │      │孙诒让:《左·昭》│         │《公羊·闵公│
│  │    │      │六年传云:“昔先王│         │二年》:“庆│
│  │    │      │议事以制,不为刑辟│         │父弑二君何以│
│  │    │      │”。《易·中孚·象│         │不诛?将而不│
│  │    │      │辞》“君子以议狱缓│         │免遏恶也。既│
│  │    │      │刑”。“八辟皆不用│         │而不可及,缓│
│  │    │      │恒法,故须临时议之│         │追逸贼,亲亲│
│  │    │      │,《汉书·刑法志》│         │之道也。” │
│  │    │      │谓之八议。”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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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贵│    │      │         │①《左传·昭公元年│      │
│  │    │      │         │》:郑徐吾犯之妹美│      │
│  │    │      │         │,公孙楚聘之矣,公│      │
│  │    │      │         │孙黑又使强委禽焉…│      │
│  │    │      │         │…犯请于二子,请使│      │
│  │    │      │         │女择焉。……适子南│      │
│  │    │      │         │氏。子皙怒……伤而│      │
│  │    │      │         │归……。②《亻賸匜│      │
│  │    │      │         │》铭文所记“牧牛”│      │
│  │    │      │         │诉“乃师”案。[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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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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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辟│汉注  │唐疏    │清疏     │现当代学者补证    │笔者备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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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贤│    │      │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
│  │    │      │       │卫侯因杀叔武而与元?争│      │
│  │    │      │       │讼败诉。       │      │
│  │    │      │       │《春秋公羊传》:“(经)│      │
│  │    │      │       │晋人执卫侯归之于京师。│      │
│  │    │      │       │(传)归之于者何?归于者│      │
│  │    │      │       │何?归之于者,罪已定矣│      │
│  │    │      │       │,归于者,罪未定也。 │      │
│  │    │      │       │……卫侯之罪何?杀叔武│      │
│  │    │      │       │也。何以不书?为叔武讳│      │
│  │    │      │       │也。《春秋》为贤者讳。│      │
│  │    │      │       │何贤乎叔武?让国也。”│      │
│  │    │      │       │[2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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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传世文献考据还是结合金文的研究成果,可以证明八辟行于先秦之世的直接证据仍嫌不足。
  有学者提出:“从中国古代法制演进的角度看,‘八辟’反映了周代的历史实际。”[29]但他又说:“这并不意味着当时已有如此完备的法律条文。从法制发展的一般规律看,当然不能排除其时尚未形成系统的规定,上引条文乃后人根据周代法制的实际情况加以整理、归纳而成这种可能。”[30]另一位学者也认为:“在先秦的司法实践中,确实贯穿着‘八议’原则”。[31]但其同样承认:“说明《周礼》中的‘八议’应形成于战国之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当时就存在如此系统的规定,不排除《周礼》作者根据实际情况加以整理完善的可能。”[32]这两位学者的态度是审慎的,他们并未宣称两周时期已经形成了像后世“八议”那样完备的法律和制度;而只是证实在先秦的司法实践中,针对某些特殊身份的人,存在着特殊对待并临时议定处分办法的实例或原则。
  沈文倬先生指出:“近代学者往往不理解礼书与《诗》、《书》等书的功用不同,就一般特征而言:《书》是朝廷文诰,《诗》是宫廷乐词,都是托文字以流传;而‘礼’则在于实践。‘仪礼’指各项典礼,重在从演习到实行的仪容动作;‘周礼’指朝廷实施的职官制度。所以,当实行时最多札记备忘,毋须写成文本;一直到快要(或已经)失于实用时,才有好事者加以记录。理所当然,成书在其部分亡佚之后,因此,纵然《周礼》‘后出’,也不妨碍这书本保持‘周礼’的本来面目;不该因‘后出’而将其看成‘伪作’。”[33]这段话指出了非常重要的两点,一是周礼重在实践而非文本;二是“周礼”是官制,要从官制的角度去考察“八辟”。从前述历代学者断定《周礼》不伪的方法中可以看出,借助《左传》展开论证者最为普遍。为什么会这样呢?有学者指出:“《左传》一书,是今天研究春秋时代的一部最重要和必读的书。弥足珍贵的是,书中如实记录了春秋时期的礼乐文化……《左传》是先秦礼书的重要辅助读物。从某种意义上说,《左传》本身就是一部重要的礼书。”[34]
  《左传》类似史书,是“纪实之作”,真实地记录了周礼在春秋时代实行的事例;而《周礼》《仪礼》之类礼书,则有如法典或法规,“只是礼制条文的陈述”,是否得到遵行,无从自证,必须通过客观的、外在的证据方能证明。[35]借助《左传》来考察周礼的施行状况,正如借助案例报告来检验法律的实际运行情况一般。通过考察文献,“八辟”中至少有六种均能从《左传》等先秦文献中找到施行过的证据,应是对当时社会真实状况的某种反映。
  《周礼》是官制之书,“八辟”是治官之法。孙诒让说:“‘以八辟丽邦法,附刑罚’者,《大司寇》云:‘凡卿大夫之狱讼,以邦法断之。’注云:‘邦法,八法也。’此八辟所议,百官府为多,故亦以邦法丽之。贾《疏》云:‘案《曲礼》云“刑不上大夫”,郑注云:“其犯法则在八议轻重,不在刑书。”若然,此八辟为不在刑书,若有罪当议,议得其罪,乃附邦法而附于刑罚也。’诒让案:依《曲礼》注义,盖凡入八议限者,轻罪则宥,重罪则改附轻比,仍有刑也。”[36]
  钱玄先生更进而解释说:“邦法即《大宰》之八法,八法中有‘官法’、‘官刑’均为治百官之法……按此八议之人,以官吏为多,故此八议之人犯罪,先议其所犯之罪,然后以治理百官之官法、官刑处理,此即所谓‘以八辟丽邦法’,再结合一般之刑法科条,此即所谓‘附刑罚’……以上‘八议’、‘不躬坐’、‘三宥’,为统治者对宗族及卿大夫有罪者之特殊待遇,意即‘刑不上大夫’一语所包含之具体内容。”[37]
  沈文倬先生也指出:“《周礼》是记录官制的书,大宰居众官之首……其所掌职事中,‘八法’治官府是治理众官之法,实是全书纲领,最为重要。八法阐明,就能若网在纲,无事不举……八法,就是官属、官职、官常、官成、官法、官刑、官计……而八法是治百官府的‘法’。”[38]
  换言之,“八法”是治理官僚群体的内部规章的总称。有资格列入八议之人,以官吏为多。凡此类人犯罪,先按“邦法”,也就是“八法”处理,然后再按刑罚处置。由此推断,两周时期的八辟,应该与魏晋以后法律化的“八议”截然不同;但从表面上看略似汉代的情形,须请示皇帝,集议讨论,个案处理。就此而言,《周礼》中的“八辟”应该是在抽象意义而非具体意义上反映了两周时代的礼制。此礼为何?依笔者愚见,似当为君臣之礼,抑或君臣之礼的某一环节。
  诚如西汉文帝时贾谊所言:“故古者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厉宠臣之节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不谓不廉,曰‘#簋不饰’……故贵大臣定有其鱙矣,犹未斥然正以?之也,尚迁就而为之讳也。故其在大谴大何之域者,闻谴何则白冠?缨,盘水加剑,造请室而请鱙耳,上不执缚系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闻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颈韡而加也。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脁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过耳,吾遇子有礼矣!’”贾谊生于汉高祖七年(前200年),[39]去秦统一六国不过21年,少年聪颖,年十八即“能诵诗书”,对两周礼制应该有所耳闻。他所描述的这段古礼,很可能就是与八辟相关的君臣之礼。
  《论语·八佾》孔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又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礼记·燕义》:“君举旅于宾,及君所赐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礼也。君羂拜之,礼无不羂,明君上之礼也。”宋儒吕大临说:“古之君臣宾主之相接,有飨、有燕、有食,飨礼亡矣,独燕食之礼存焉……君尽君之礼以下下,故宾入及庭,降一等揖之。宾受爵拜,君皆答拜;臣尽臣之礼以事上,故君举礼赐爵……。”[40]
  孔子所说的“事君”之礼和“使臣”之礼,《燕义》所说的“臣礼”和“君上之礼”,以及吕大临的阐释,是对周礼的客观描述呢,抑或只是孔子或《燕义》作者个人对周礼的理解甚至杜撰呢?沈文倬先生认为:“无论《尚书》、《逸周书》、《毛诗》或《左传》、《国语》都能证明春秋以前各种礼典正在实行,而最能具体而确凿地证明礼典先于礼书而存在的,莫过于《论语》一书。《论语》述礼之文不下四十余章,可以明显地看出:孔子时礼的书本还没有撰作,而礼物和礼仪所构成的礼典正在普遍实行……把《论语》一书有关礼的记载加以分析和综合,可以证明一个事实:在春秋以前,礼物与礼仪相结合的各种礼典自在各级贵族中普遍实行。孔子是知礼者,担任过赞礼(摈、相)一类的职务,所以在他和弟子们的问答中反映了那么多礼的理论和实践……经过出土实物和先秦典籍各方面的检验,完全证实殷、西周到春秋,由礼物、礼仪所构成的各种礼典,自在奴隶主贵族中普遍地经常实行。”[41]
  如此言可信,我们有理由认为:孔子所说的君臣之礼在当时是确实存在的,并且是周礼的重要内容和“核心精神”;而“八辟”正是君臣之礼,或“君使臣”之礼的组成部分和具体内容。当然,《周礼》多述制度、职官,[42]故本文以“八辟”为周礼君臣之礼,亦系从制度、职官所体现之礼义和精神立言,未可滥解。
  三、两周时代的政治文化与君臣伦理
  要说明“八辟”为周礼中的君使臣之礼或君待臣之礼,单纯探讨“八辟”本身似乎是不够的,还必须从宏观上考察“八辟”是否合乎周礼的基本精神及两周时代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背景。
  众所周知,西周是建立在宗法制基础上的国家,周礼作为维护宗法制的规范体系,其基本精神就是“亲亲”“尊尊”。[43]近世礼学大师曹元弼说:“礼之大体曰亲亲、曰尊尊、曰长长、曰贤贤、曰男女有别。此五者五伦之道,而统之以三纲: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长长统于亲亲,贤贤统于尊尊。”[44]作为周礼核心组成部分的君臣之礼,[45]当然必须维系“亲亲”“尊尊”的基本精神。归纳一下“八辟”中的八种身份关系,首曰“议亲”,其余七议,也是或亲或贵,合乎周礼“亲亲”“尊尊”的原则。
  《礼记·大传》云:“圣人南面而听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与焉。一曰治亲,二曰报功,三曰举贤,四曰使能,五曰存爱。五者一得于天下,民无不足,无不赡者;五者一物纰缪,民莫得其死。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得变革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礼记·文王世子》云:“故父在斯为子,君在斯谓之臣,居子与臣之节,所以尊君亲亲也。故学之为父子焉,学之为君臣焉,学之为长幼焉,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得,而国治。”《中庸》也说:“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
  这里所说的“亲亲”“报功”“举贤”“尊贤”“使能”“敬大臣”“体群臣”“怀诸侯”等君臣之道,正与《周礼·天官·大宰》中的“八统”相应,都属于“驭群臣”“驭万民”之术。[46]孙诒让《周礼正义》引汪德钺语云:“八统,一曰亲亲,此(笔者按:指八辟,下同)亦曰议亲;二曰敬故,此亦曰议故;三曰进贤,此亦曰议贤;四曰使能,此亦曰议能;五曰保庸,此亦曰议功;六曰尊贵,此亦曰议贵。独七曰达吏,此曰议勤,盖国家劳觀之役,皆小吏受之,其服勤最久者,亦有以宥之也。故郑注达吏谓举勤劳之小吏,其说最确。”[47]
  秦汉大一统以后,礼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亲亲”让位于“尊尊”。赵光贤先生曾指出:“据礼家说法,宗法制度有“尊尊”与“亲亲”二义,可是汉儒则强调“尊尊”之义,这是因为在统一帝国之下,君权特别提高了。把君统从宗统中分离而独立,就突出了天子的地位。”[48]如果从这个角度观察,“八辟”首重亲亲,恰合周礼的宗法精神,则其理念应创生于两周而非秦汉以后,纵使在当时尚未形成稳固的制度,但其所表达的价值观念应与两周时代的政治文化和君臣伦理相契合。
  《孟子·万章下》:“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王勃然变乎色。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王色定,然后请问异姓之卿。曰:‘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
  “贵戚之卿”,赵岐注谓“内外亲族也”,杨伯峻先生以为不然。“以汉代而言,外戚当权,可以说是‘贵戚之卿’,霍光且废昌邑王而改立宣帝,但不能以之解释《孟子》。《孟子》此文以‘贵戚之卿’与‘异姓之卿’对文,则‘贵戚’为同姓可知。?之儒家所传宗法制度,亦当如此解释。‘外戚’不在‘贵戚之卿’数内也。”[49]此观点应是正确的。孟子所说“贵戚之卿”与“异姓之卿”的差别,应该还是周代世卿世禄制度下的情形,与战国秦汉时代有很大不同。朱熹说:“此章言大臣之义,亲疏不同,守经行权,各有其分。”[50]亲疏不同,权责有异,这正是周礼亲亲之义在君臣关系和君臣之礼上的具体表现。
  “反覆之而不听,则去”,赵岐注曰:“异姓之卿谏君不从,三而待放,遂不听之,则去而之他国也。”焦循也认为:“三谏不从,待放而去”在先秦有特定意蕴。[51]《白虎通·谏诤》篇云:“诸侯之臣诤不从得去何?以屈尊申卑,孤恶君也……如是君待之以礼,臣待放;如不以礼待,遂去。”[52]《白虎通》系汉人班固所撰,若依其说,则“待放”也是周礼中“君待臣”之礼的一种。东汉王逸所撰《楚辞章句》提出,屈原被楚王放逐后,之所以迟迟不肯去国,就是在遵守待放之礼:“谏者,正也,谓陈法度以谏正君也。古者,人臣三谏不从,退而待放。屈原与楚同姓,无相去之意,故加为《七谏》,殷勤之意,忠厚之节也。”[53]
  此说似可解释孟子说同姓之卿与异姓之卿在谏诤时的不同态度和权责差异。盖同姓之卿与国君“同宗共祖,自然就不能像游宦者那样行路其君,传舍其君,故虽被放逐,犹拳拳于宗国,徘徊而不忍去。”[54]《孟子·梁惠王下》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寓意正在于此!其深意非沉溺于西人所谓权利、平等、法治、宪政之类高调者所可得而喻,道不同者也。
  晚近有学者专门研究先秦“待放”之礼,认为:待放是古文献所载的一种处理君臣关系的方式,但在春秋典籍中,待放之事则未见一例。战国之时,诸国争霸,世卿制度已破毁不堪,代之而起的是所谓“客卿”之制,更不可能行待放之礼。因此他提出:“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看待待放之说:一是相信周礼有此规定而一直未能实行;一是认为后儒附会赐环之礼,才创造出这么一种调和君臣关系的礼制。”[55]无论待放是否为先秦周礼中的君臣之礼,从中至少可以看出两周时代的君臣关系极富人情味,相互间爱敬友谅,有礼有报,同舟共济,充分体现了周礼的“亲亲”之道,与后世君臣悬隔,彼此不侔有很大不同。
  孟子曰:“缪公之于子思也,亟问,亟馈鼎肉。子思不悦。于卒也,詄使者出诸大门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后知君之犬马畜?。’盖自是台无馈也。悦贤不能举,又不能养也,可谓悦贤乎?”曰:“敢问国君欲养君子,如何斯可谓养矣?”曰:“以君命将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后廪人继粟,庖人继肉,不以君命将之。子思以为鼎肉使己仆仆尔亟拜也,非养君子之道也。尧之于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仓廪备,以养舜于畎亩之中,后举而加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贤者也。”[56]
  显然,在孟子看来,君之待臣不能像豢养宠物一般,只有物质上的供给,而无内心真诚的礼敬和尊崇。《孟子·离娄上》云:“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简言之,君臣相处之道,必须像尧之待舜那样,才称得上是尊贤;同样,臣之待君,亦必须像舜之待尧那样,才称得上是忠君。
  《左传·襄公十四年》载有一段晋侯和师旷讨论君臣之道的对话。“师旷侍于晋侯。晋侯曰:‘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对曰:‘或者其君实甚。良君将赏善而刑淫,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勿使过度。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秔、隶、牧、圉皆有亲昵,以相辅佐也。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颂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谏失常也。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57]谨防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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