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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传承与超越:新时代德法共治视域下的离监探亲制度探究
【作者】 龙大轩闫竑羽
【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
【分类】 监狱学【中文关键词】 德法共治;离监探亲;纵囚归狱;诚信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1
【页码】 59
【摘要】 德法共治在中国社会有着深厚历史渊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监探亲制度的出台,正是对这一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本文梳理古代“纵囚归狱”制度的缘起与脉络,探寻其对今日制度建设之借鉴,分析新时代离监探亲制度的现状,最后在德法共治视域下对离监探亲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出相应的建议。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333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随后司法部提出治本安全观,2018年春节,离监探亲制度时隔十年破冰重启,999名被批准离监探亲的罪犯全部按时返回监狱,充分彰显新时代德法共治的人文关怀。“明德慎罚”“德礼教化”一直是中古政治的主导思想,在这一理念下形成的古代司法制度自然将人道与法治结合一体。从汉开始的“纵囚归狱”事件便是新时代离监探亲的渊源,通过历朝历代的继承与完善,其逐渐成为一项约定俗成的司法模式。历经数千年的沉淀与发展,传统的“纵囚归狱”已演变成为新时期的离监探亲制度,纵然实施现状依然受多方掣肘,但其对于德法共治的传承却是不容忽视的。
  一、历史上离监探亲制度的发展
  离监探亲制度的历史可追溯至秦汉时期。汉魏乃至后世典籍对纵囚事例的记载曾反复出现,从秦末汉初的偶发性事件逐步发展成为历代王朝约定俗成的司法模式,其对罪犯的宽宥和以德理政的方针从古至今一以贯之。唐代是中华法系的形成时期,其司法制度之完善也达至古代社会的巅峰,正是在这样辉煌的时代背景下,唐太宗“贞观纵囚”之举似平地惊雷备受关注,历代学者对其是非功过褒贬不一,但从事件本身的客观结果来看,古代“纵囚归狱”制度着实贴合“礼法合治”“以德化民”的政治主张。古代“纵囚归狱”制度经历了从秦汉时期的偶发行为到东汉的制度化模式再到唐以后的承袭的过程,[1]梳理其缘起与发展脉络,探究其背后蕴藏的法理与情理的融合,对新时代离监探亲制度的建设大有裨益。
  (一)秦汉之际纵囚事件的偶发行为
  “纵囚”一词,最早见于秦代的出土文献《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中:“纵囚,与同罪。”[2]同时《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对“纵囚”的含义有如下解释:“论狱[何谓]不直,可(何)谓‘纵囚’?罪当重而端轻之,当轻而端重之,是谓‘不直’。当论而端弗论,就其狱,端令不致,论出之,是谓‘纵囚’。”[3]
  由此可见,秦代律令中的纵囚行为并非法外施仁,而是与“不直”罪相仿的官吏犯罪,罪犯应当收入监狱而未被收入为纵囚,直接官员将会受到法律处罚,甚至被连坐与所纵之囚同罪。秦自战国时期起,受商鞅变法唯法独尊、韩非“法术势”相结合、李斯崇法尚刑等一系列严刑峻法思想的影响,认为并不存在法外有情、情有可原的情况,这种思想一直延续至秦朝末年。重法的理念导致秦统一六国而二世即亡,诚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此背景之下,汉高祖刘邦的首次纵囚行为称得上是司法制度史上的一大“义举”。
  中古史传对“纵囚归狱”的记载不胜枚举,在汉唐之间尤为各朝良吏所效仿。有史记载,秦末(汉高祖)刘邦时任亭长,“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郦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丰西泽中,止饮,夜乃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4]高祖押送囚犯去郦山,途中有囚犯逃亡,自认为到郦山时囚犯也几乎逃亡殆尽,于是夜里在丰西泽中将所剩囚犯放走,自己亦远走他乡。所纵囚犯十余人自愿跟随高祖,高祖的德行仁心为后期汉王朝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此打开纵囚的新篇章。
  此阶段的纵囚行为仍属于偶然性行为阶段,大多为官吏临时作为,不具备成制的借鉴模式。纵囚事件发展之初,“临时起意”的纵囚行为层出不穷,在汉魏南北朝的记载颇多,很明显,不同于后世的“岁夕”“伏腊放囚”等定制,当时的纵囚行为并没有统一的模式,其往往取决于押送囚徒的官吏或者一方良吏的悲悯情怀。就其原因而言或体恤罪犯或因天气、军情等客观原因或出于仁义道德等等;就其对象而言所纵之人亦具有特定性,或孝或义,并没有大规模发布诏令;就其主导者而言,在未成制之前,大多纵囚事件的主导者是良吏而非君主,纵然君主倡导仁政,但纵囚的始发者是直接与罪犯接触的官吏,这只是官吏为政契合君主的治国理念,却终究不能形成极具影响力的方针政策;至于纵囚的目的,并非要刻意宣扬德政,而发自于良吏本身的德行素养,汉魏循吏政治正是以这样一种仁政、人道的模式为后世所传扬。纵囚事件的发展成制,不论是出于国家大政方针还是民族传统亦或是循吏政治,都是后世司法制度承袭借鉴的典范。
  (二)东汉至唐纵囚的制度化模式
  “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5]儒家思想标榜的亲亲尊贤不同于“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之于法”[6]的法家理念。秦汉交替,独尊“法”为治国根本的法家让位于以“忠恕”“中庸”为宗旨的儒学,尤其是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德主刑辅”“引礼入法”的原则被贯穿于整个社会的政治活动中,“纵囚归狱”便在这一宽缓的氛围中被制度化,成为定制。
  汉唐之间的史籍,对“纵囚归狱”的事件记载颇为详尽。东汉时,马援“为郡督邮,送囚至司命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纵之,遂亡命北地。”[7]马援因哀囚徒之命而纵之,亡而遇赦。又有钟离意曾因寒冬囚徒病不能行上书光武帝“‘君所使掾何乃仁于心?诚良吏也!’意遂于道解徒桎梏,恣所欲过,与剋期俱至,无或违者。还,以病免。”建武二十五年,“(县)人防广为父报仇,系狱,其母病死,广哭泣不食。意怜伤之,乃听广归家,使得殡殓。……广敛母讫,果还入狱。意密以状闻,广竟得以减死论。”[8]钟离意两则纵囚案例,或体恤囚徒天寒无衣病不能行或怜悯防广悼念母亲之孝道苦心,在儒家“孝”“仁”“信”的思想主导下,二则案件当事人均在“宽缓”的刑罚氛围中得以“善果”。《后汉书》中记载建武初年“(虞延)仕执金吾府,除细阳令。每岁至伏腊,輒休遣徒系,各使归家,并感其恩德,应期而还。”[9]在虞延治下,每年伏腊时节便会纵囚归家,囚徒们感念此种恩德,皆如期归狱。同书载中山相戴封“时诸县囚四百余人,辞状已定,当行刑。封哀之,皆遣归家,与克期日,皆无违者。”[10]戴封任山中相时,在四百余人行刑之际,纵其归家,所有囚徒都如期而返。汉代儒学兴盛,在礼治、仁德思想的影响下,其司法制度渐趋清明,每到特定时节,便会批准一批囚犯归家,长此以往,“纵囚归狱”的制度便在汉代形成并为后世沿袭。它不同于古时皇帝“大赦”,被纵囚的罪犯仍需要按时返回监狱接受刑罚,纵囚只是“恤刑”的一种手段。
  汉以后的典籍记载均为特定节日官吏纵囚归家,承袭汉以来的主张,形成一种良吏之间的为政策略。《晋书·良吏曹摅传》载:“曹摅为临淄令,狱有死囚,岁夕,摅行狱悯之,曰:‘卿等不幸致此,新岁人情所重,岂不欲暂归耶?’囚皆感泣,摅狱出之,克日令还。掾吏固争,不听,至日果如期返。”同书载:“范广令堂邑,丞刘荣坐事当死,家有老母。至节,广辄遣归,荣如期至。”曹摅和范广怜皆是在固定节日被纵囚归家探望,在这种教化之下的囚犯,真正达到了“有耻且格”的目的。如此事例不胜枚举,至南北朝时期《宋书》记载南郡相谢方明于年终放江陵狱囚;又《梁书》载王志于冬至日遣囚还家过节;何子季守建安,每伏腊日,放囚还家;后周萧上州刺史,至元日,狱中囚悉放归家;张华原为兖州刺史,至年暮,各给假五日;孙伏伽送流囚李参等七十馀人至京师约定日期,悉脱其枷。[11]清人赵翼在其《陔丛杂考》一书中对历代纵囚案例进行梳理,后又在《廿二札记》中对个别朝代进行补充,种种记载表明,此时的节日纵囚已成为一种模式,为历代循吏所效仿。
  由以上史籍观之,在汉以后的“纵囚归狱”事件,多因悲悯情怀或岁末伏腊,此种做法既符合统治者一直宣扬的“以德配天”“代天行伐”的天命观,顺应天时巩固统治,又符合司法制度发展要求的“慎刑”“恤刑”的主张。汉至唐是中古法律制度形成的重要时期,德法合治、引礼入刑的法治理念也在这一过程中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三)唐以后对纵囚制度的承袭
  “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12]唐代法律体系愈发完备,德刑并举的司法模式被广泛应用,“纵囚归狱”的司法制度被引入到统治阶级的高层领域,唐太宗“贞观纵囚”一事,学界对其是“誉者声称其人,毁者重讥其诈。”[13]但是结合唐代宽和包容的政治氛围来看,究其本质“纵囚归狱”不过是一场与“同居相为隐”“秋冬行刑”别无二致的慎刑恤杀政策,充分体现了大唐的政治自信和“惟刑之恤”“宽严得中,刑当其罪”的司法理念。
  关于太宗纵囚,《新唐书·刑法志》记载:“(贞观)六年,亲录囚徒,闵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纵之还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诣朝堂,无后者,太宗嘉其诚信,悉原之。”[14]又据《资治通鉴·唐纪十》载:“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仍赦天下死囚,皆纵遣,使至期来诣京师。”[15]唐太宗为彰显仁政而放数百余囚犯归家,在历史上实属“壮举”,后又因死囚全部按期归狱,嘉其诚信而免除刑罚。无论是纵囚还是录囚,暂不究其渊源如何,二者从本质上都是唐统治者彰显仁德、恤刑慎罚的手段。
  在中国历史上,唐代算是一个海晏河清、政治清明的朝代,纵囚制度的实施者由之前的执法官吏转变成为一国之君,这种演变是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的进步,更是整个司法制度历史上的跨越。在君主集权的政治社会,君王诏令具有极强的强制力和执行力,“纵囚归狱”主导者身份的变化,更加推动了此项制度生生不息的延续。
  唐之后,中华法系形成,各朝代沿袭唐代各项制度,“纵囚归狱”的司法模式自然也在被效仿之列。宋、元、明、清虽然在刑罚刑种上具有较之唐代的严苛性,但在总体思想的主导下,或是出于笼络民心的意图,纵囚制度似乎被默认为统治者维持社会秩序的一种政治手段。例如《宋史·冷豳传》:“寒食放囚归祀其先,囚感泣,如期至;”[16]《元史·世祖本纪》:“至元十年五月,诏天下狱囚,除杀人者待报,其馀概行疏放,限八月内如期自至大都。后果如期至,遂赦之,共二十二人;”[17]《明史》:许文岐为黄州守,狱有重囚七人,纵归省,刻期而还。乃请于上官,贷之。[18]唐代司法制度对宋元明清有着深远的影响,纵然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民族差异多样,中央集权加大也并未改变法外施仁的政治理念。
  白居易《七德舞》中盛赞的“怨女三千放出宫,四百死囚来归狱”的大唐盛况,充分彰显了古代法治思想中的天理人情、广行忠恕之道。“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可不畏惧!”[19]在这种“君舟民水”理论的指导下,作为一国之君当然知道要成为一代明君,必须使得民心归一,而纵囚的行为正是在最严苛的法律之下网开一面,于无望之处焕发生机,从根本上稳固社会心理,完成明君政治的目标。
  北宋时期,欧阳修在《纵囚论》一文中,抨击唐太宗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不过是“上下交想贼以成此名”。欧阳修之所以会做出此种反面激烈的评价,离不开当时的政治环境。赵宋王朝长期面临内忧外患的状况,“冗兵冗官”现象严重,统治者为粉饰太平,曾大力悬赏“狱空”[20]官吏,甚至给与升官、减磨勘的奖励。长此以往,难免有官吏为求取官职投机取巧,谎报“狱空”之风泛滥成灾,狱政制度混乱。[21]由于唐宋政治的差异,在北宋的政治氛围之下,此种认为沽名钓誉、作秀政治的观点并非没有存在的可能性,但从客观角度来讲,唐太宗贞观纵囚却是给当时的百姓和囚犯家庭带来可喜的期待,这也就符合中古律法“务在宽简”“慎刑恤杀”的思想,为后世司法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借鉴蓝本。
  二、新时代离监探亲制度的阐释
  从汉开始的“纵囚归狱”的司法模式,经过数千年的承袭与发展,也被纳入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中。新时代离监探亲制度是在历史、政治、文化等多方条件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它不仅体现了中古时代“明德慎罚”“出礼入刑”“礼法合一”的主导理念,更包含了从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依法治国”“德法合治”的大政方针。在政策上,习近平总书记十九大报告提出“国家总体安全观”,司法部积极推动罪犯离监探亲的治本安全观的实施;在司法上,从理论层面到实践层面,不断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行。破冰重启的离监探亲制度正是对古代“纵囚归狱”制度的新时代阐释与传承。
  (一)离监探亲的运行现状
  离监探亲并不是直接借鉴古代的纵囚归狱制度而来的,其在社会主义新时期有其独特的判定标准和批准程序,由于牵涉范围广,风险大,责任重,该项制度从现行《监狱法》制定至今,鲜为实践,直至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德法共治,方才再次走入人们视野。
  1994年《监狱法》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有前款(第五十七条第一款)所列情形之一。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在服刑期间一贯表现好,离开监狱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监狱可以根据情况准其离监探亲。”
  2001年司法部《罪犯离监探亲和特许离监规定》第2条规定:“对具有《监狱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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