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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研究》
被追诉人的权利处分:基础规范与制度构建
【作者】 郭松【作者单位】 四川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分类】 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权利处分;程序选择;处分限度
【英文关键词】 right disposition of the accused; procedural choice; limit of disposition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1
【页码】 155
【摘要】

被追诉人处分权利是现代刑事诉讼维系协商性乃至行政式案件处理方式正当性的关键机制。我国在制度层面明确确立被追诉人权利处分机制,既有现实必要,也有理论根据。当然,认可被追诉人处分权利,并不等于任何条件下的权利处分都具有正当性,更不意味着权利处分可以不受任何限制。相反,被追诉人处分权利必须满足特定的程序与实体要件,并受他人权利、法律优位与公共利益等因素的制约。鉴于权利处分必然减损被追诉人受法律保护的程度,再加上我国保障被追诉人权利处分合法性的相关机制存在较多疏漏,当前在制度构建方面最为紧要的工作是明确权利处分的构成要件与可处分的权利范围,并确立必要的核查机制,以防止被追诉人的权利处分沦为公权力主体实现特定目的的工具。

【英文摘要】

The right disposition of the accused is not only the key mechanism for modern criminal procedure to maintain the legitimacy of the negotiable or administrative case handling method, but also the inherent reason for the full flexibility and activity of criminal procedure system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under the rule of law. There are both practical demand and theoretical basis for China to clearly establish the mechanism for right disposition of the accused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Recognizing right disposition of the accused does not mean that the right to waive under any conditions is justified, or that right disposition can be free from any restrictions. On the contrary, right disposition of the accused must meet certain substantive and procedural requirements. The substantive requirements mean that the accused has the ability to dispose and the declaration of will of disposition is voluntary. The procedural requirements means that the public authority has the obligation of notification and that the right disposition of the accused should be limited by the rights of others, public interest and compulsory provisions of the law.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right disposition inevitably reduces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the accused and is indeed convenient for public authority to handle cases and that there are many omissions in the mechanisms for guaranteeing the legality of right disposition of the accused in China, the most important task in the current system construction is to clarify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right disposition and the scope of the right that can be waived, and establish of the necessary verification mechanism, so as to prevent right disposition of the accused from being reduced to a tool used by the public authority for achieving specific purpose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3325    
  一、问题的提出
  纵观当代西方法治国家的刑事诉讼实践,其程序展开及具体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追诉人意思自由下的程序选择或者行为选择。被追诉人处分权利就是其中的重要机制之一。这是指被追诉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依其自愿的意思表示主动放弃某种权利。从法律后果上讲,这种处分,尤其是对某些宪法性权利的放弃,必然造成被追诉人受法律保护程度的减损,甚至可能导致权利本身的灭失。
  诚然,受法律传统与诉讼理念的影响,有关被追诉人处分权利的制度设计与程序功能,主要见诸传统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与实践,这尤其体现在罪状认否与辩诉交易等制度中。在美国,被追诉人被赋予诸多针对国家追诉的防御权,但是否主张以及如何行使这些权利,几乎完全取决于被追诉人自己的意愿。而被追诉人放弃包括宪法性权利在内的各种权利,可谓司空见惯,公权力主体也甚少主动干涉合法的权利处分。比如,有实证研究发现,几乎所有犯罪嫌疑人在审讯中都放弃了他们的“米兰达规则权利”。[1]
  在传统大陆法系国家,虽然实体真实主义与法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被追诉人的权利处分,但司法实践还是为权利处分留出了一定的空间,[2]比如以同意为前提的测谎、经辩方同意在法庭宣读侦查阶段所制作的书面笔录等。而日渐勃兴的协商性司法实践与刑事诉讼契约观念,更是将被追诉人的权利处分推到了显要位置,并大幅扩张可处分的权利范围。正是在此背景下,魏根特在谈到德国刑事诉讼法中不可放弃的原则时指出,“相对简单的是被告人的权利:因为只要涉及他的法律地位,他虽然不能放弃一般的权利保护,但可以根据自主决定权在针对他的刑事程序中放弃行使权利”。[3]与此类似,日本在近年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中,通过强化当事人主义而不断扩大被追诉人的处分权;被追诉人不仅可以放弃一般性的程序权利,还能对与证据、争点以及诉因等相关的问题行使处分权。对此,田口守一指出:“有关这种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程序处分权制度,得到了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广泛的承认。”[4]
  在我国,根据刑事诉讼法(2012)第208条的规定,“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是适用简易程序的基本条件。这意味着法律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允许被告人放弃无罪推定的权利,并可以处分接受普通程序审理的权利。这无疑是刑事诉讼法在处理被追诉人权利处分问题上的重大发展。2014年展开的刑事速裁程序试点,事实上也在相当程度上承认被追诉人对获得正式审判权的放弃,并进一步扩大了权利处分范围。比如,刑事速裁程序的适用,不仅需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意适用速裁程序”,“承认自己所犯罪行”,还要求其“对适用法律没有争议”,并“同意人民检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议”。[5]有学者认为,这意味着被追诉人可以放弃部分审判权、辩护权、一定的量刑上诉权以及其他与之相关的诉讼权利,如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权、申请鉴定权等。[6]2016年推行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在某种程度上允许甚至鼓励被追诉人为了获得实体上更大的从宽处理而与公权力主体协商放弃更多的权利,而这一改革试点的成果也得到刑事诉讼法(2018)的确认。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最高人民法院2017年发布的《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庭前会议规程(试行)》第19条、第20条,在某种意义上认可被追诉人可以在庭前会议中对相关证据与事实争点进行处分,[7]即被告人可以自愿放弃对证据能力与争议事实的诘问权与辩论权。这意味着,被追诉人处分权利的范围已不再局限于程序权利,而是扩大到与证据和事实认定相关的权利。
  从上述有关规定可以看出,相比于西方法治国家,我国虽然未在法律层面明确确立被追诉人权利处分制度,但实质意义上的权利处分实践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且呈扩大化趋势。当然,这些实质上的权利处分也深刻地影响着诉讼程序的展开及具体形态。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由于权利处分必然会减损被追诉人受法律保护的程度,降低国家追诉的难度,并能节约相当的司法资源,故公权力主体不太可能会阻止被追诉人处分或者放弃权利,反而会以各种方式鼓励其处分或者放弃权利。[8]被追诉人也会在权衡利害关系、实体与程序利益的基础上,选择以协商形式或单独自愿的方式放弃某些权利。
  在此背景下,我们已无法全然否定被追诉人自行放弃或同意处分某些权利的现实。正如林钰雄所言:“既然许多基本权的权利人得为基本权之舍弃,例如抛弃财产,那么,刑事诉讼法上似乎并无必要禁止同意之强制处分。”[9]但另一方面,被追诉人的很多权利在性质上属于对抗国家追诉权的防御权,它们划定了公权力主体的行为边界;有些权利还是维系现代程序法治所必需的权利,具有强烈的公共属性,不纯粹是个人权利。这不仅意味着,我们需要防范实践中可能存在的各种正当化程度不足的权利处分,尤其要防止权利处分成为公权力主体“合法”干预或侵害被追诉人权利的“后门”;这也表明,被追诉人并非可以任意处分所有权利,权利处分存在相应的界限。
  综上可见,当前的重要课题已不是被追诉人应否或能否处分权利,而毋宁是结合我国刑事诉讼的具体情况,论析确立被追诉人权利处分的正当基础,并进一步明确权利处分的构成要件与界限,最终构建相对完整的被追诉人权利处分制度。夫妻本是同林鸟
  二、被追诉人权利处分的确立
  从比较法的角度看,被追诉人处分权利有两种类型:一是被追诉人主动放弃权利,如美国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放弃“米兰达规则权利”;二是被追诉人与公权力主体达成合意而放弃权利,最典型的就是控辩协商中被告人放弃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判的权利。前者更多源于个人自决权下自己决定自己案件的理念,[10]后者则与多种因素促成的互惠性、协商性司法理念和实践紧密相关。此外,公法、私法之分不再泾渭分明,私法的一些方法、理念对刑事司法领域的渗透,也是被追诉人处分权利获得极大发展的重要原因。[11]就我国而言,确立被追诉人权利处分制度具有特殊的制度背景与现实意义。
  第一,协商性司法的扩展与被追诉人的权利处分。协商性司法是指,诉讼主体通过对话与相互磋商,达成互惠协议,以此解决刑事争端的一种司法方式。[12]目前,协商性司法已超越法系界限成为西方法治国家日常性的司法实践,以至于王兆鹏感慨道:“执法者利用各种方式与被告协商,与被告为某种条件之交换,以求对刑事案件快速解决,俾减少法院的负荷,似已成为世界性的刑事诉讼新潮流。”[13]然而,这种看似充分尊重被追诉人程序选择与价值诉求的合意式案件处理方式,在很多场景下却是以程序简省和权利克减为外观的。这使得协商性司法并非具有天然的合法性,而是需要某种正当化机制作为其合法性的保障。
  就比较法上的经验而言,这种合法性保障主要是引入权利处分制度,明确被追诉人可以在满足特定条件的情况下放弃相关权利。亦即程序简化的正当性源于被追诉人自愿放弃权利,[14]即以被追诉人自主的权利处分来担保案件处理过程与结果的可接受性。例如,美国的辩诉交易之所以能“合法”地省略审判程序而不致引发正当性质疑,原因就在于它有两个方面的弃权机制:一是程序方面,被告人必须自愿、明智地放弃宪法所保障的获得充分审判的权利及其涵盖的陪审团审判、与不利证人对质、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等一系列权利;二是实体方面,被告人通过在审前传讯程序中认罪,放弃获得无罪判决的机会。[15]
  应该说,促成协商性司法在西方法治国家兴起的诸多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正因为如此,我国部分检察机关和法院早在本世纪初就开始试水不同形式的协商性司法活动,如刑事和解、辩诉交易、污点证人作证豁免等。虽然这些实践探索大多未形成规模化的制度变迁效应,有的甚至很快就偃旗息鼓,但它们背后“所固有的实体合意和程序合意机制却逐渐为学界与实务界所理解和接受”。[16]与上述实践探索相应,2012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所确立的简易程序与刑事和解制度,都不同程度地蕴含着协商、合意的精神。2014年启动的刑事速裁程序试点,虽然没有提及任何与协商有关的字眼,试点方案却明显体现了协商、合作的因素。随后开始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不仅重申了上述精神,还将速裁程序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可能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为控辩协商的展开创造了更大的空间。可以预计,借助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东风,在“完善繁简分流机制,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理念下,以被追诉人合作为前提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将获得更大的发展,进而可能带动其他形态的协商性、合意式司法实践深入展开。从某种意义上讲,“未来以认罪认罚案件为代表的合作性刑事司法将会成为中国刑事司法的主流,将来的刑事司法实践会形成合意式刑事诉讼与对审式刑事诉讼两种刑事诉讼并驾齐驱的场景”。[17]在此背景下,对于作为这种协商性、合意式司法实践重要的正当性保障机制的被追诉人自愿弃权,是否需要在制度层面予以明确确立,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决策者在通过同意、协商等方式降低诉讼成本、缩减程序环节的同时,却未要求构建相应的正当化保障机制,只是以实体利益的让与来换取被追诉人所节省的程序耗费,或者是在制度层面简单强调合意达成的自愿性,以至于在很多简便化的案件处理实践中,诉讼程序简化与被追诉人权利克减实际上处于对立状态。显然,这样的改革秉持的是繁简分流的效率理念、以实体让利换取程序简省的“施恩”心理,而未能体现对被追诉人主体地位及自主选择的充分尊重。在笔者看来,如果不从被追诉人主体地位的角度确立权利处分机制,明确承认被追诉人在刑事诉讼中可以自由、自主地放弃权利,各种针对协商性司法简省程序的质疑将始终存在,特别是难以消除对被追诉人认罪认罚可能会受到公权力主体强迫的担忧。那么,被追诉人可以处分哪些权利,这样的处分应满足怎样的条件,界限为何?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也需要在制度层面予以明确。
  第二,刑事诉讼法制度弹性的增强与被追诉人的权利处分。经过几次立法、修法,我国逐步形成了一部初具法治化意味的刑事诉讼法典,但多年的实践也表明,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缺乏必要的制度弹性。[18]这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刑事诉讼法应对多样、复杂问题的方式较为单一,难以满足司法实践对公正与效率的多元需求。比如,面对案件数量骤增与司法资源有限之间的矛盾,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简易程序却非常单一,不同类型案件处理的简化程度没有明显区别,差异化、层次化不够。[19]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既不能高效、合理地处理错综复杂的各类案件,也未能真正起到繁简分流、区别对待的作用。其二,刑事诉讼法对法的确定性与刚性的追求过于机械,程序制度没有容纳必要的灵活性因素,导致程序制度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反功能定位倾向。“法律在处理社会生活事件的时候,不可能为了手段而牺牲目的,基于合目的性考虑,法律制度中总是会容纳一定的灵活性因素。”[20]然而,刑事诉讼法的很多制度规则设计忽视了多元的社会事实与制度参与者不同的价值诉求,使得部分程序制度在实践中显得确定性有余而灵活性不足,并逐渐在鲜活的实践面前丧失合理性。这样一来,一旦程序规则不能为制度参与者提供合理的延展腾挪空间,他们就会设法回避规则的约束,或者在制度空间内寻求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替代方案,最终可能形成对正式制度具有极强解构作用的“潜规则”和所谓的非正式司法。
  应该说,程序规则的制度弹性不足并不是我国独有的问题,西方法治国家的刑事诉讼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类似问题。事实上,这些国家的刑事程序运行由竞技式对抗举证和质证向协商式理性对话、妥协与合作嬗变,[21]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解决程序正义模式下制度规则过于刚性与僵化的问题。此外,在制度层面针对上述问题的另一重要策略是,赋予被追诉人不同程度的处分权,认可其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而主动放弃或者与公权力主体协商放弃某些权利。这等于是在传统的强制性程序之外,另行构筑以自愿、契约和合作为特质的程序装置,从而既为制度参与者提供了适应不同任务环境与满足多元利益诉求的策略选择,也为“刚性却无常的制度带来一定的确定性与灵活性”。[22]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被追诉人自愿放弃权利,公权力主体可以打破原先严格的程序设置与流转环节,按照具体情况与实际需要合理调节程序运行。这样处理显然已将被追诉人的利益纳入了程序运行系统,他们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程序展开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从而大大增加了程序制度的灵活性与回应性。这其实也是被追诉人的权利处分之所以能增强刑事诉讼法制度弹性的内在缘由。
  在我国试图通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来带动更大范围内协商性、合意式司法机制的构建,以及程序规则确实存在僵硬、灵活性不足等问题的背景下,在制度层面确立被追诉人权利处分机制,既可以适时回避僵硬且繁复的程序规则,在既定法律框架内利用被追诉人的自我选择及其与公权力主体的协商来解决案件,也有助于应对实践中错综复杂的案件类型,满足当事人不同价值诉求所提出的多样化需求,从而增强程序制度回应复杂现实的能力,最终提高刑事诉讼法的制度弹性。质言之,在确立被追诉人权利处分机制的基础上,应当以可选择、多元化的程序制度代替僵化、层次单一的程序设计,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制度参与者对灵活与合意的制度需求。
  第三,自我决定权的充分实现与被追诉人的权利处分。自我决定权是指,个人按自己的意愿自由支配自己利益的权利,它意味着个人是自己命运的决定者和自己生活的作者。[23]在现代社会,自我决定权的观念不仅具有深厚的思想基础,也有规范意义上的宪法依据,因而受到西方法治国家的高度重视。虽然自我决定权更多适用于私法领域,而刑事诉讼法传统上被归为公法,但它所保护的利益具有多元性,除公共利益之外,还有个人利益,因此,自我决定权在刑事诉讼中也有适用的空间。具体而言,自我决定权意味着被追诉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在既定的程序空间内自由抉择与行动,自主决定与自身利益攸关的问题与事项。显而易见,自我决定权与程序主体理论下的程序选择权紧密相关,甚至可以说,被追诉人的主体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自我决定权来体现的。正是在此意义上,陈瑞华指出:“考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主体性之有无或大小强弱,应当看他们在诉讼中有无基本的人格尊严,能否在涉及个人基本权益的事项上拥有影响力和选择权,能否积极主动地决定自己的诉讼命运。”[24]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被追诉人能够摆脱外界的控制性干预,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志与利益决定诉讼中的相关事项,被追诉人才可能是真正自由的主体。正因为如此,西方法治国家的刑事诉讼法都竭力保障被追诉人享有参与诉讼进程、影响诉讼结局以及自主选择个人命运的权利与能力,[25]并在此基础上认可被追诉人可以合理处分相关权利,从而便于其作出符合自己意愿的选择,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的利益偏好。
  我国宪法虽然没有明确直接规定公民的自我决定权,但根据宪法第24条、第38条、第51条可以推导出,宪法实际上认可公民对自己事务的处理具有自我决定权。[26]然而,尽管被追诉人的程序主体地位在刑事诉讼法中得到确认,但宪法所认可的自我决定权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却很难充分实现。这不仅体现在被追诉人无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支配个人利益,也表现为制度规则为被追诉人提供的程序选择较为有限。在此情况下,如果承认被追诉人可以自由处分相关权利,等于是从消极层面确认了自我决定权。被追诉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合理选择诉讼推进方式,乃至自我决定案件的处理结果,从而能大大彰显其程序主体地位。当然,这也能促进被追诉人多元利益诉求的实现。此外,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的背景下,“建构多元化、层次化的诉讼程序体系以满足合理、有效地处理复杂多样案件的需要,必然应建立在提升被追诉人诉讼主体地位、丰富其自主选择权利的基础之上”。[27]这也需要强化被追诉人的自我决定权,并在此基础上赋予其相应的处分权,“允许辩方放弃部分程序性权利作为协商的筹码”,[28]为构建多元化的程序规则体系拓展所需的制度空间与资源。
  三、被追诉人权利处分的构成要件
  从实践来看,被追诉人选择放弃某些权利,确实带来了相应的程序与实体收益,但其自身权利受损与程序保障水平下降也是不争的事实,从而可能损害整个刑事诉讼体系的正当性。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并不是任何情形下的权利处分都是正当的。相反,只有符合相关要求、具备特定要件,被追诉人处分权利才是合法、有效的。在笔者看来,这样的要件包括实体与程序两个方面,其中实体要件是指被追诉人具备处分能力以及处分系自愿,程序要件则是公权力主体必须履行告知义务。事实上,西方法治国家对被追诉人处分权利也有类似要求。权利放弃只有满足特定条件,才被认为是可接受的。[29]
  第一,被追诉人具备处分能力。详言之,被追诉人需具备相应的处分能力,才能通过自己的行为表示放弃权利,从而自愿且理智地作出符合自己利益的选择。如果被追诉人欠缺处分能力,权利处分即使“受自由意志支配,但也仅仅是一种‘虚假’的自愿,缺少最起码的信息基础和智力支持,”[30]因而不具有正当性。而所谓处分能力,是指被追诉人必须具备相当的辨识与理解能力,能够完全理解所要处分之权利的内涵与处分结果。具体而言,被追诉人在处分权利时不仅要具备一定的理性判断能力,足以权衡权利行使与放弃的利弊,还需要有相当的认识能力,能理解所欲处分的权利的意义、当时的情境与弃权的后果。至于处分行为是否须符合一般理性要求,则在所不问,只要其出于被追诉人自己的理性决定即可。就此而言,处分能力体现的是被追诉人作为独立意志主体的自我决定与自主选择,它与刑法上的责任能力、民法上的行为能力有实质区别,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以责任能力、行为能力作为有无处分能力的基础或标准,它们至多是判断是否具备处分能力的参考因素。也因此,未成年被追诉人有无处分能力,需要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综合考察其辨识能力、认识能力与理解能力来作出判断。至于人身自由受限的被追诉人,原则上也不能因此就断定其丧失上述种种能力,除非羁押状态已经造成被追诉人的理性判断能力严重受损,难以充分理解权利处分的意义与后果。
  其实,笔者界定的处分能力与各种形式的认罪协商中放弃适用普通程序所要求的“明知性”具有共通之处。在美国的辩诉交易中,初审法庭必须在公开的法庭上亲自告知被告人,并确定被告人理解与其所答辩的指控有关的一系列问题、答辩的后果以及要放弃的宪法权利。[31]这实际上是由初审法庭确认被告人具有弃权的处分能力与答辩能力。“在任何时候,只要法官有合理的根据怀疑被追诉人的能力,他就必须推迟接受该被追诉人作出的有罪答辩或者对指控不持异议的答辩,同时提议举行相关程序,对该被追诉人的精神状况进行审查并作出判断。”[32]在日本的简易命令程序中,为确保被告人自愿认罚,检察官必须对其说明各种事项,使被告人理解简易程序的含义,告知其也可以按通常规定接受审判以及接受简易程序将会产生何种后果;相关“说明”与“告知”程序的文书,是法院审查认罚“明知性”的基础。只有经过上述审查,确认被告人“明知”,法院才会签发简易命令。[33]不过,由于“明知性”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内心的主观认知,很难从客观层面判断被告人是否真正理解权利放弃的意义,所以,西方法治国家虽然在规则层面尽力发展相对客观的判断标准,但实务中对“明知性”的审查还是采取综合标准,即除了考察是否满足客观标准,还关注被追诉人的精神状况、智力水平、背景经历以及当时的客观情境等因素。事实上,在放弃隐私权与住宅权的同意搜查中,对相对人是否具备同意能力也是“综合一切情况”进行判断,主要关注相对人的精神状况、教育程度、智商、年龄、征求同意的方式与地点等。[34]鉴于处分能力的有无更多取决于个人情况和主观条件,很难形成统一的客观认定标准,这就决定了实务中对处分能力的判断,也只能采取类似上述“明知性”审查的综合标准。
  此前我国刑事诉讼的相关规定并未充分注意被追诉人的处分能力问题,更未形成相应的制度规范。在刑事诉讼法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实质上扩张了权利处分范围后,相关规定仍付之阙如。考虑到被追诉人处分权利特别是放弃防御权,会更加有利于指控犯罪,从而会无形中增加发生错案的几率;以及目前实践中的权利处分大多属于被追诉人单方主动弃权,公权力主体甚少关注被追诉人的选择是否“明智”;而且,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刑事速裁程序中,被追诉人很难与公权力主体展开英美式的控辩协商,后者也无确认被追诉人有无处分能力的义务,因此,非常有必要在制度规范层面强调,只有在被追诉人具备处分能力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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