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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研究》
法官个体本位抑或法院整体本位
【副标题】 我国法院建构与运行的基本模式选择【作者】 顾培东
【作者单位】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分类】 法院
【中文关键词】 法院改革;法官个体本位;法院整体本位;法官独立
【英文关键词】 court reform; the judge-oriented mode; the court-oriented mode; independence of judge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1
【页码】 3
【摘要】

法官个体本位与法院整体本位是法院建构与运行的两种基本模式。我国法院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对法官个体本位模式的趋从,但宪法制度安排、法院在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司法的社会生态、对法官的激励与约束条件以及综合统筹运用审判资源的要求等,都决定了我国法院建构应当坚持法院整体本位。学术界从技术化层面论证的“法官独立”以及以此为核心的法官个体本位,都经不起实践逻辑的检验。法院改革的方向,不应是从法院整体本位转向法官个体本位,而应是从以院庭长为主导的法院整体本位转向以法官为主导的法院整体本位。当前法院的综合配套改革亦应在这一理念下进行,满足并完善法院整体本位所要求的基本要素。

【英文摘要】

There are two basic modes of establishment and operation of court system: the judge-oriented mode and the court-oriented mode. To a certain extent, there is a tendency of transition from the court-oriented mode to the judge-oriented mode in the process of the court reform in China. However, this kind of tendency is not compatible with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of the Constitution, the status of court system in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the social ecology of the judicature, the existing incentive mechanisms, constraint conditions of judges and the demand to distribute judicial resources in a comprehensive way-all of which require China to adhere to the court-oriented mode of establishment and operation of court system. Academic researches advocating the so-called “independence of the judge”, which is encompassed by a judge-oriented mode of court system at the technical level, could not stand the test of logic and practice. The direction of court reform should be a transition not from the court-oriented mode to the judge-oriented mode, but from the court-oriented mode dominated by bureaucrats who bear the identity of judge to the court-oriented mode of court system dominated by judges who perform the actual function of trial. The current comprehensive coordinated reform of the court system should proceed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idea and the basic requirements of the court-oriented mode should be satisfied.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3323    
  一、引言
  我国法院在体制、机制以及人员结构等方面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尽管社会各界都对改革的难度保有预期,但从当下情况看,改革的复杂性及其实际面临的问题依然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无论改革方案本身还是方案实施中呈现出的状态,都不完全符合人们的某些期待。
  理论界对改革方案的批评主要集中于改革在“去行政化”方面不够彻底,学者们力倡的法官独立自主判案的目标未能完全实现。比如,院庭长、审委会在案件处理或决定过程中的“行政化”权力还有所保留;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可能会造成对法官的不恰当约束和对法官正当履职行为的不公正处理;人财物省级统管会增大省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控制权力,导致下级法院对上级法院的行政化依附,从而损害审级的独立性。[1]为此,一些学者主张,法院改革需要在进一步“去行政化”方面着手,弱化或消除一切可能造成行政化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更全面地放权于法官或合议庭;减少副院长职数甚至取消副院长设置;取消审判庭,相应取消庭长、副庭长职位;进一步减少甚至取消审委会讨论决定案件的范围,以至于取消审委会。[2]总之,在众多学者看来,只要实现法官自主独立审判,中国司法的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恰成对照的是,法院面临的现实问题在于:一方面,员额制的实施未能造就理想的精英化法官队伍,不能保证法官的综合素质匹配于独立审理案件的实际要求,员额制下法官待遇的改变亦不足以对法官形成长效、充分的激励;另一方面,司法责任制所设定的追责机制难以对法官行为构成全面、有效的约束。相较于过程控制,以后果为主要依据的追责机制,不仅需要付出相应的社会成本,还要以对司法公信力不同程度的损害作为代价。从监督管理层面看,审判权力下放给法官或合议庭后,对案件审理的监管失却了恰当、有效的途径与方式。法院管理层对法官行权失控现象、特别是对审判质量明显下降的担忧,以及对“权力在法官、压力在法院、责任在院长”格局的不安,再度催生出对法官行权过程实施监督管理的强调,[3]使得我国法院固有的法官独立行权与院庭长监督管理之间的张力在新的权力格局下空前突出。从“一五改革”以来法院内部权力关系的几度反复调整推测,法官审判权与院庭长监督管理权博弈的最终结果,很可能是旧有体制在某些方面的复归。
  无论理论界对改革方案的不同认识,抑或法院改革及审判实践中面临的现实问题,都可从根本上归因于对改革所欲型塑的人民法院建构与运行的基本模式定位不清。我国法院的建构与运行究竟应以法官个体为本位,还是以法院整体为本位?不同选择对应着不同的体制与机制类型,影响着法院内部方方面面的关系。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关键期”,明确基本模式的选择,不仅有助于厘清法院改革过程中各种理论与实践的是非,消弭认识分歧,增进改革共识,更重要的是,还将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改革思路,为司法责任制的综合配套改革以及后续改革方案的制定,提供必要的前提与基础。
  旨在充分发挥法官[4]在审判中的基础和主导作用的员额制、司法责任制以及法官职业保障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无疑都是正确的。法院内部简单的下级服从上级的行政化定案机制或审判权运行方式,也必须改变。但是,人民法院仍应注重整体审判资源的综合统筹运用以及法院各主体作用的整体协调发挥,特别是审判活动必须始终处在有效的监督与管理之下。充分放权于法官的同时,法院对个别化的审判活动和审判过程必须拥有充分的知晓度、足够的控制力以及必要的矫正手段。为此,我国法院的建构与运行应当坚持法院整体本位。法院整体本位既是我国宪法制度安排和我国政治制度的必然要求,也具有深厚的现实基础,全面体现着我国司法审判制度的特色。人民法院改革的方向不是要从法院整体本位转向法官个体本位,而是要在坚持法院整体本位的基础上,从院庭长主导转向以法官为主导。脱离中国实际主张法官独立以及简单、教条化地强调“去行政化”,抑或片面地理解“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不仅难助于法院改革的实际推进,甚至易将法院改革引入歧途。
  二、法院建构与运行的基本模式及我国法院改革的取向
  法官个体本位与法院整体本位并不是司法理论中的既有范畴,也不是实践中约定俗成的概念,而是根据语词意涵对法院建构与运行模式所作的概括和分类。所谓的“法官个体本位”“法院整体本位”与既往我国法学理论中的“法官独立审判”“法院独立审判”在很大程度上有所重合,[5]但二者的认识角度并不完全相同。“两种独立”重在体现不同主体的消极的、不受干预的权利,“两种本位”重在强调不同主体在法院内外格局中的重心或基础地位。相应地,两者关涉的范围也有较为明显的区别。比较而言,以后者为视角,更能全面反映法院建构与运行的整体性。借助对不同模式差异的辨识,也能进一步看出我国法院改革的取向。
  (一)法官个体本位与法院整体本位的差异
  首先,司法产品的生产者和负责者不同。在法官个体本位模式中,法官是司法产品的生产者,法官对司法产品的质效全面负责。在法院整体本位模式中,法院是司法产品的生产者及质效的全面负责者。此处需要明确一个前提:生产者与负责者的主体地位是相对于什么而成立的。一种理解是相对于包括当事人以及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各主体的外部社会而成立;一种理解是相对于法院内部而成立。从司法产品的公共性出发,只有面向外部社会、具有社会识别性、在外部社会结构中具有独立地位的主体,才应当被认为是司法产品的生产者与负责者。这意味着,即便法官在法院内部具体实施审判行为,并对内部机构负责,假如在外部社会结构中不具有独立主体地位以及个体的社会识别性,亦不足以被认为是司法产品的生产者或负责者,相应的模式也就不能被视为“法官个体本位”。
  其次,法官与法院以及法院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不同。法官个体本位模式中,法官是审判活动的独立单元,法院主要是法官存在并从事审判活动的空间,是若干法官聚集的“院子”。法官之间呈原子化状态,彼此独立地从事审判活动,无实质性交集。与此不同,在法院整体本位模式中,法官作为法院内部机构的成员存在,是法院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法官依照法院内部权力划分与职责配置从事审判活动,包括法官在内的法院内部成员结构化地结合于一体。法院内部成员的组织化、结构化、系统化是法院整体本位的基本特征。[6]
  再次,审判资源的运用方式以及裁判所实际体现的意志不同。以法官个体为本位,个案审理所运用的审判资源只限于相关法官个体的能力与智慧,即便判决在形式上以法院名义作出,由于其形成过程排斥了法院内部其他主体的参与,体现的只能是法官个体的意志,或者说法官个体意志被法定化地认同为法院机构的意志,法院只是法官个体意志的标签。以法院整体为本位,法院内部审判资源被综合统筹地运用,裁判体现的是法院整体的智慧和水平。尽管在多数情况下,整个审判过程完全由相关法官独立完成,但由此形成的裁判也并非法官个体意志的体现。因为在法院内控机制作用下,法官意志理论上仍然涵摄于法院的机构意志之中,是整体意志的个别化表达。当然,在现实中,法院整体本位下的法官个别性司法活动并不必然真实地体现法院机构的意志,但这是法院体制、机制以及内部权力关系运行所要解决的问题,[7]并不构成对法院整体本位的否定。
  最后,审判运行在法院内部的透明度也有所不同。法官个体本位要求法官独立自主进行审判并完成整个审判过程,在法院内部并不需要任何透明度。并且,越是保持封闭,越能减少来自内部的影响或干扰,越能维持其在内部的独立性。此种模式中,法院的内部监督也不应存在,[8]审判监督更主要依赖于诉讼主体之间的制约以及审级之间的监督。[9]反观法院整体本位模式,法院成员特别是法官的审判行为必须保持应有的透明度,这既是维持法官个别意志与法院整体意志相统一的必要基础,也是法院内部成员依照确定方式参与审判并在过程中矫正个别性司法行为偏差的应有前提。
  以上几点粗略揭示出法官个体本位和法院整体本位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彼此存在联系又有一定交叉。法官个体本位与法院整体本位都承载和履践着司法审判功能,但两种模式遵循着不同的逻辑和机理,反映着不同的法院建构与运行方式。
  (二)我国法院改革的取向
  从现代各国的司法制度与实践看,英美法系法院实行的是较为典型的法官个体本位,法官构成法院内部的基本单元,不仅法院的建构与运行围绕法官个体的审判活动形成和展开,法官亦以其个体名义直接面向外部社会,对外部社会承担责任。[10]外部社会通过对法官个体的司法行为和理念来认知或评判司法。在多数大陆法系国家,虽然裁判在形式上以法院名义作出,但由于强调法官独立,法官行权不受内部的制约或干预。一些国家还允许合议庭法官公开表达对裁判的异见,法官个体在审判活动以及社会中具有较强的识别度。[11]因而就实质而言,大陆法系国家的法院也主要实行法官个体本位模式。
  长期以来,我国法院实行的是典型的法院整体本位模式。法院内部普遍推行多主体、层级化、复合式的定案机制。[12]法官个体不直接承担外部社会责任,又因有层级审批把关,通常也不需对自己经手的裁判承担内部责任。这种行政化的审判方式带来了不少弊端。正因如此,自“一五改革”始,行政化的审判权运行模式一直是改革的对象,[13]“去行政化”成为改革的主线和目标。本轮改革不仅更深刻地触及审判权运行行政化的根基,而且旨在全面建构一个新的法院审判权运行体系与机制,使得法院整体本位模式受到动摇。在技术逻辑的推动下,尤其是在法官个体本位模式之普适性观念的影响下,法官个体本位模式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法院改革的取向。北大法宝,版权所有
  理论界借助对“顶层设计”改革方案的解读,为本轮改革描绘了如下蓝图:首先,通过员额制,从现有法官队伍中遴选出优秀分子,在法官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再从学者及律师中选拔一批优秀者加入,从而实现法官队伍的职业化和精英化。其次,通过司法职业单独序列的管理,对入额法官施以优厚的政治、薪酬和生活待遇,隆其地位,使其获得职业尊荣感和有效的自我激励。最后,通过司法责任制形成对法官行为的有效约束。以此为基础,根据“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14]以及“去行政化”的原则和精神,审判权完全由法官自主独立行使,法院内外任何主体都不得介入法官审判权的行使过程。法院内实行去结构化的“扁平化”管理,取消审判庭以及庭长、副庭长设置,减少以至取消副院长设置。审委会尽可能不讨论具体案件,甚至取消审委会。此外,通过法院人财物与地方脱钩,使法院摆脱对外部的依赖,实现司法“去地方化”,最终达至法官只依照法律、不受任何外部力量制约和影响、独立审判的目标。显然,理论界较为明确的期望与主张,是通过改革使我国法院的建构模式从法院整体本位转换为法官个体本位。
  从司法改革的具体实践看,在弱化行政化因素对审判过程的影响,扩大法官在审判过程中的权力,提高法官职业化、专业化水平以及强化法官职业保障,落实司法责任制等方面,改革实践与理论界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相互契合。理论界构画的图景对实务界及改革实践亦具有一定的诱导力。改革实践也体现出对法官个体本位模式的某种趋从。然而,无论是对改革的原则性要求,还是对改革方案的具体设计,决策层在法官独立行权问题上仍然秉持着审慎态度:既强调突出法官在办案中的主体地位,又强调对法官审判活动进行“全过程监管”,[15]在法官行权的边界上亦有所保留。例如,虽规定了绝大多数案件由独任法官或合议庭直接决定,但某些类型的案件仍然需要由院长、副院长或庭长提交专业法官会议[16]或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17]特别是对各级法院的管理层来说,虽然面对“去行政化”“还权于法官”等口号的强势要求,但对中国法院运行特征的把握、长期实务工作中形成的经验感受、对法院各种现实条件的认知,以及对法院面临的各种现实压力的考量,决定了他们在向法官放权的过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忌惮和疑虑。
  总体上看,改革实践中贯穿着对法官独立行权与强化审判监督的双重强调,也贯穿着向法官放权的激进要求与在放权问题上的谨慎态度。正由于对双重因素的强调以及激进要求与谨慎态度的并存,在制度设计并未对缓解上述张力作出妥帖安排的情况下,在新的审判权力格局中如何落实监管的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法院的改革和运行实际上都处于矛盾与困窘之中。这折射出法院改革在法官个体本位与法院整体本位模式选择上的纠结。
  三、“法官独立”在我国法学理论中是如何被证成的
  法官个体本位的核心内容或依据是“法官独立”。在本轮司法改革的理论探讨中,几乎所有学者[18]都把法官独立作为预设前提,把实现法官独立视为法院改革追求的核心目标。然而,无论是在我国的制度层面还是主流意识形态中,“法官独立”都从未得到承认,不具有当然的正当性。在我国法学理论中,“法官独立”是如何穿越制度与主流意识形态的限界而获得证成的?与此对应的“法院独立审判”这个“中国式命题”又是如何被学者们“终结”的?[19]综合相关文献,证成的主要方式或理据大致有三种:
  其一,法官独立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普遍实践。这一理由可被称为“国际共识说”。持论者认为,《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关于司法独立最低限度的标准》《司法独立世界宣言》《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等一系列国际组织的条约或国际会议的宣言,都把司法独立确立为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或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而法官独立是司法独立的应有意涵。并且,当代各国的司法制度与实践也普遍强调法官独立。因此,法官独立也应是我国司法的必然选择。[20]
  其二,法官独立是结合改革举措对我国宪法相关规定作出的新理解。此种理据可称为“法条理解说”。其主要观点是,我国宪法第131条规定了“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的原则,而法院独立审判原则在司法责任制框架下体现为法官独立审判。陈瑞华认为,“以‘去地方化’和‘去行政化’为指引的诸多改革举措,第一次挑战了那种对‘审判权独立行使原则’的权威定义,体现了‘裁判者独立审判’的精神,第一次将法院的司法行政管理权与司法裁判权予以分离。自此以后,那种动辄将我国审判独立概括为‘法院独立’的观点已经不合时宜了”。[21]
  其三,法官独立是司法客观规律的要求。具体论证依据有三点:(1)依照司法客观规律,司法权是一种判断权,判断权的行使要求判断者具有亲历性。在司法审判中,唯有直接参与案件审理的法官才具有亲历性,因此,只有法官才应享有审判权,否则便是“审而不判、判而不审”。[22](2)裁判者应具有中立性,中立性是公正性的保障。法官具有独立性,才能保持其中立性,进而才能保障裁判的公正性。[23](3)“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原则表明,法官才是案件的审理者,唯有法官才有权作出裁判,也只有作为裁判者的法官才对裁判负责。同理,要求作为裁判者的法官负责,必须保持法官的独立地位,由法官独立行使裁判权。[24]这一理据可称为“司法客观规律说”。
  关于“国际共识说”,我国对于西方主导的国际组织或会议推出的不具有刚性约束的条约或宣言,从来都持一种开放兼保留的态度,根据其是否适应中国国情而选择性参照,或对其原则和精神作出符合我国国情的解释。我国的政治建构特殊,其他国家普遍奉行法官独立的事实,未必能够成为我国接受这一理念的正当依据。[25]
  关于“法条理解说”,我国宪法第131条的规定十分明确,不应对此作脱离立法精神以及条文意涵的理解。宪法规定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并不等于承认法官独立。主体独立从事某项事务与主体在社会结构中的身份独立,两者并不相同。在逻辑上,由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无法推出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的结论,更不能推导出法官独立。机构独立与机构成员的独立完全不是一回事。相对于机构来说,成员的属性永远只能处于派生地位。司法人员在内部关系中是否独立并不影响司法机构的独立,司法机构的独立也并不必然要求或导致司法人员的独立。
  在法官独立的三种理据中,影响最大、最需分辨的是“司法客观规律说”,对此需要进行更为细致的讨论。
  (一)如何理解“亲历性”及其与判断权的关系
  对于“亲历性”的涵义,学者们的解释大致相同。陈瑞华认为:“所谓亲历性,也就是裁判者要亲自经历裁判的全过程。亲历性有两个最基本的要求:一是直接审理;二是以口头的方式进行审理。”[26]朱孝清亦认为:“亲历性是指司法人员(主要指法官,且这里的‘法官’包括参审的陪审员)应当亲身经历案件审理的全过程,直接接触和审查各种证据,特别是直接听取诉讼双方的主张、理由、依据和质辩,直接听取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言词陈述,并对案件作出裁判,以实现司法公正。”[27]不难看出,基于论证“法官独立”甚至“法官独享裁判权”的需要,持论者通常把作出裁判的法官亲自与诉讼参与人[28]在审理中的直接接触作为亲历性的基本要求。理由是,唯有法官与诉讼参与人在物理空间中直接接触,才能近距离观察、聆听各诉讼参与人的表达与表现,才能对案情作出正确判断、正确行使判断权,[29]诉讼法上的言词原则、直接原则也才能得到贯彻和体现。[30]
  其实,学者们对亲历性及其之于判断权的必要性的解说,在实践中并不成立。原因在于:其一,并非所有的案件都具有法官与当事人、证人等直接接触的条件和机会。民商事或行政诉讼中存在大量代理人出庭而当事人不出庭的情况,至于证人、鉴定人等不直接出庭作证,更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普遍现象。试图通过对当事人、证人察言观色来实现亲历性,并不具备现实基础。其二,依据我国诉讼制度,案件审理中包含很多书面审环节,部分案件的二审、再审启动审查以及多数程序性上诉审查等关乎当事人实质利益的审理环节,法官与诉讼参与人都没有直接接触的亲历性,而这并不影响法官作出某种判断。其三,现代科技手段已被广泛运用到法院审判中,录音、录像以及语音识别处理等技术能够清楚、真实地还原包括庭审在内的整个审判过程。借助这些载体,任何人都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案情,并据此作出相应判断。其四,现实中,某一案件的审理往往包含着对多个问题的判断。在法院整体履行审判职能的格局下,合议庭提交审委会、主审法官会议或院庭长判断或决断的问题,往往并不是案件的全部问题。一方面,判断这些问题需要借助的往往不是案件的全部事实。另一方面,相关判断依赖的事实是法官在审理完案件、经历了所谓的“亲历性”环节后,提炼或基本认定的事实,亦即“二阶判断”。即便需要判断的是事实问题,通常也已转化为对具体证据的取舍以及证据证明力的判断,这种判断更多依赖的是对证据规则的理解以及审判经验的积累,与判断者是否与诉讼参与人“亲历”没有太大关系。其五,某些学者论证“亲历”之必要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凭借听取法官汇报而作出判断必然失之偏误,因为法官汇报既可能故意隐瞒某些案情,也可能因表达不充分而无法客观反映全部案情。[31]不可否认,法官汇报案情不真实、不全面的情况在现实中确实存在,然而,对于如此“不靠谱”的法官,又有多少理由赋予其独立判案的权力?提出这些问题,并不意味着本文认同仅凭听汇报而断案,而是不赞成简单地否定法官汇报案件、其他人参与讨论并提供意见这种实践中常见的议事形式。
  如果不是机械地理解亲历性,或为了论证法官独立的结论而预设某种逻辑前提,回到诉讼或审判的实际场景中分析,不难发现,诉讼或审判中的亲历性主要是指:在某一案件的整个诉讼过程中,原则上应当具备法官与当事人或代理人等诉讼参与人直接接触的过程。这既是直接听取诉讼参与人陈述与辩论、体现彼此互动交流的需要,也体现了法院对诉讼参与人的尊重。某一案件的整个诉讼过程,不能没有法官与诉讼参与人的直接接触。“亲历”是诉讼中的一个必要环节,是由保护诉讼主体合法权利的目的派生出的要求。从对审理者的要求看,亲历性也主要指参与案件处理的每一主体,对需要其予以判断的事项,应具备或掌握作出该判断所必要的相关信息,把自己的判断建立在信息充分的基础之上,但并不意味着只有与当事人等诉讼参与人直接接触才称得上“亲历”。[32]把亲历性狭隘地理解为法官与当事人等面对面的接触以及把这种亲历性作为判断权前提的观点,显然失之偏颇。“司法权是判断权——判断必须体现‘亲历性’——只有法官才能实现‘亲历性’——法官必须独立——法官独立意味着排他地独享审判权”,这一看似严密的逻辑实际上并不周延,每一个环节都经不起实践的推敲。
  (二)如何理解审判中立性与法官独立的关系
  “司法客观规律说”的另一主张是审判应当中立,而法官独立是审判中立性的必要保障。这种认识实际上是在未能充分理解西方社会审判中立机理的情况下,不加辨别地将其套用到我国的司法实践之中。在西方司法理论中,司法独立或法官独立确实是司法中立性的必要条件。然而,西方司法的中立性更主要是指政治上的中立性,与其相适应的司法独立或法官独立也主要是政治上的独立。[33]首先,西方社会中,司法通常被认为是中立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纠纷裁决机制,“司法至上”的原理也部分地建诸这样的认知之上。这种中立的定位显现出明确的政治属性。其次,在西方国家的司法需要并有权裁决某些政治性争议。虽然“几乎所有政治问题迟早都要变成司法问题”[34]并不完全符合美国的现实情况,但违宪审查权的存在决定了美国司法的涉政治性,对某些政治争议问题的裁决要求司法保持政治上的中立。再次,多党轮流执政也决定了司法必须中立于政党政治,否则不同党派执政将会导致司法不同的依随。这种政治上的中立性必然派生出对法官独立于政党、独立于政治或其他社会力量的要求。
  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司法并不具有裁决政治争议的功能,司法与执政党保持着密切联系,司法活动在执政党的领导及支持下依法开展。因此,我国司法的中立性集中体现为法院在诉讼当事人各方之间保持中立,在程序及实体上不偏不倚、客观公正。这种中立性的保持与法官在法院内部权力配置中是否独立并无直接联系。法官独立行权,未必能保证其立场的中立。相反,在法院内部控制机制得当的条件下,法官悖离中立性要求的个别性偏差还可以得到有效矫正。因此,以保持司法中立作为主张法官独立的理由,在我国缺乏现实基础。
  (三)如何理解“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在“司法客观规律说”的论据中,“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似乎是最有说服力的一个。不仅因为这一表述中内含着一种合理的逻辑关系,也因为与“去行政化”等仅流行于学术讨论或其他非正式表达中的提法不同,这一表述被写入了顶层设计的正式文本,是司法改革确定奉行的原则。[35]然而,进一步分析表明,由这一表述并不能必然推导出“法官独立”或“法官独立审判”的结论。
  理解“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首先必须界定何谓“审理”以及谁是“审理者”。主张法官独立的学者无一例外地把“审理”不加分辨地限定为法官或合议庭对案件的审理,认为审理的典型形式是庭审,并且“审理者”只能是承审法官。然而,审理的本质是“查明事实、弄清案情、适用法律”。庭审固然是审理的主要内容,庭审外法院成员对案件材料的审阅以及围绕案件所进行的讨论、分析、研判,同样也是一种审理,是“查明事实、弄清案情、适用法律”的具体方式。审理应当被定义为“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弄清案情、适用法律的一切活动”。同理,“审理者裁判”中的“审理者”,只能是法院,而不仅仅指承审法官。即便是作为审判组织的独任法官、合议庭或审委会,也只是代表法院行使审判职能。其次,“由裁判者负责”意味着,只有能够对裁判负责的主体才有资格称为“裁判者”。在我国,能够对裁判全面负责的是法院而不是法官,法官承担不了司法裁判在中国社会中的政治责任、社会责任乃至法律责任。既然承担不了裁判者的责任,就不应把法官称为此种意义上的“裁判者”,也不能以此作为法官独立或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的理由。
  作为改革奉行的一项原则,“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似应从两个层面理解:一是对外部社会而言,法院是案件审理者,依法独立行使裁判权,并对裁判负责,据此排除外部社会力量对司法权行使过程的干预;二是在法院内部,参与裁判过程的任何主体,必须有相应的“审”的过程,把自己的意见建立在通过“审”而获得的必要信息的基础上。无论通过何种形式参与裁判,都必须对具体的参与行为承担相应责任,亦即“行权必有责”。然而,这两个方面都构不成法官独立的理由。
  西方国家中,法官独立通常都是基于政治权力分立理论,在政治维度上被持奉和肯定的,依附于司法独立而成立。[36]在我国,由于这两种“独立”都不被制度或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并且当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中已缺少对此问题的讨论空间,学者们不得不避开其政治属性,试图从技术角度佐证其在中国司法中的合理性或正当性,特别是通过赋予“判断权”“亲历性”等以“司法客观规律”的意义,淡化甚而回避法官独立固有的政治属性,以司法客观规律的天然正当性,抵御其可能受到的政治上或意识形态上的否定评价。这种理论现象的影响虽不能小觑,但终究不会为中国社会实践所接纳。
  四、我国法院为什么必须坚持法院整体本位
  我国宪法第131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而非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这构成了法院整体本位基本的、可靠的法律依据。
  首先,法院整体本位是由我国法院在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决定的。法院选择什么样的建构与运行模式,很大程度上不取决于法院本身,甚至不完全取决于司法活动这一社会实践的特征,而主要取决于法院在特定国家政治结构中的地位。达玛什卡曾系统揭示了司法制度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并引述韦伯的名言加以论证,“包括司法制度在内的法律制度之间的重要差异可以从权力关系的多样性中得到解释”。[37]我国政治结构不承认西方意义上的“司法至上”,始终坚持执政党对司法的领导,宪法中还设定了人大对司法的监督权。在本轮司法改革的各项重要文件中,顶层设计都把坚持和加强党对司法以及司法改革工作的领导作为首要原则,[38]在明确法院人财物省级统管的同时,进一步强调“法院党组仍要向同级党委定期汇报工作,接受同级党委政法委的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39]
  这样的政治格局从三个彼此联系的方面决定了对法院整体本位的选择:其一,党的领导必须通过法院这一机构实现。这不仅指党的方针政策需要通过法院转化为相应的司法理念、司法政策,并将其体现于具体的司法审判实践之中,也指通过法院内党的组织体系把司法审判活动约束于宪法法律的要求以及总体政治秩序的安排之中。其二,个案审判中法律效果与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需要法院整体力量的把握。一方面,在很多案件中,法律问题与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缠结于一体,且相互转化。对此类案件复杂性的认识和对案件的处理往往超出法官个体的能力。[40]另一方面,法官个体与外部社会的联系相对较弱,特别是与政治中枢之间的联系半径相对较长,政治敏感度不足,实际考量的因素也可能不够全面。这也是司法责任制要求法官将重大、疑难、复杂或敏感案件[41]的处理过程及结果上报的原因。其三,在当下政治结构中,法院必须对个案审判实际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社会责任以及法律责任。法院承担的责任与法官承担的司法责任有着重要区别。一是责任性质不同。法官承担的责任主要是技术责任与职业伦理责任,而法院要承担的是政治责任、社会责任以及国家赔偿的法律责任。二是责任后果不同。即便法官承担了相应责任,也不能由此免除或减轻法院的政治责任、社会责任或法律责任。不仅如此,任何一个法官实施了不当司法行为,需要承担政治责任与社会责任的不仅是该法官所在的法院,还可能累及整个法院系统,尤其是最高法院。三是承担责任的条件不同。依司法责任制的规定,在某些案件中,并不存在应当追究法官责任的事由,但法院仍然需要为法官的某种行为承担责任,因为追究法官责任的标准与法院承担外部政治责任与社会责任的条件并不完全一致。这样一种究责机制决定了我国法院必须守持法院整体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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