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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知识产权》
地理标志国际保护新发展的路径分歧及我国选择
【作者】 孙智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知识产权研究院{博士研究生},贵州师范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中心{讲师}
【分类】 商标法
【中文关键词】 地理标志;商标法;里斯本协定日内瓦文本;自由贸易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英文关键词】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Trademark Law; Geneva Act of thge Lisbon Agreement; FTA; TPP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1
【页码】 88
【摘要】 FTA、里斯本协定日内瓦文本和TPP协定谈判有关地理标志国际保护的一系列新举动、新做法,进一步反映出世界之间在地理标志保护问题上的不同利益诉求,以及由此而演变出的不同路径走向,即“旧世界”继续努力追求地理标志保护扩大化,“新世界”却维持现状甚至作出种种限制。地理标志国际保护新发展存在的路径分歧,这为我国积极争取地理标志保护谈判的国际话语权,推动构建科学、合理的地理标志国际保护体系提供了机遇和条件。我国作为地理标志资源大国,未来的地理标志保护之路,应当是在立足于我国作为地理标志大国的前提下,通过实现体系化立法、构建地理标志产品质量监控与私权保护相结合的制度运行机制,从根本上实现对我国地理标志的充分保护。
【英文摘要】 FTA, the Lisbon Agreement Geneva Text, the TPP negotiation and other new developments in the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reflect the different interests between the “new” and the "old" world in the protection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The “old” world keeps pursuing the expansion of protection over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and the “new” world wishes to maintain status quo or even put some restrictions to the current protection. The divergence, however, provides good opportunities for China to actively strive for the international voice over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rotection, and push forward the construction of a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system. With abundant geographic indication resources, China should make great efforts to protect the nation’s interests in this regard by realizing systematic legislation and constructing an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featur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roduct quality supervision and private rights protec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3343    
  
  当今全球化时代,地理标志作为一项独特的知识产权客体,对它的保护不仅关系到区域经济和地方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深刻影响着地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更关系到国际经济合作的积极推进和贸易间的有序往来。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历史悠久的文化和资源大国,拥有十分丰富的地理标志资源。加强地理标志保护对我国具有十分显著的现实社会经济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近年来,经过多层面不断努力,我国地理标志资源潜力得到有效发掘,地理标志产品品类增长迅速,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其已成为推动地方(尤其是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不过与资源发掘和产业发展良好势头不相匹配的是,目前我国尚缺乏体系化的地理标志法律保护制度。现行三套地理标志保护体系(即“商标法体系”“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体系”和“农产品地理标志体系”),对地理标志保护的标准并不统一,方式上也不协调,相互之间缺乏有效衔接和沟通,以致目前我国地理标志存在重叠保护和权利冲突等一系列问题,[1]给地理标志产业实践造成严重困扰,制约了地理标志产业经济的发展进程。2018年3月,国务院职能机构改革整合了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职能。经调整,在国家层面,地理标志行政管理职能已由新组建的国家知识产权局承担,同时地方层面的改革也在积极推进。应当说这轮国家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变革意义十分重大,它为完善我国地理标志保护制度做了重要铺垫。所不足的是,到目前为止,其还未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三套地理标志保护体系的各行其是,地理标志保护制度冲突性并存的混乱局面依然存在。下一步,我国地理标志保护之路当何去何从,是维持现状,还是在三套保护体系之间进行选择,抑或另寻他途?前景并不明朗,理论界和实务界亦颇有争议。考虑到地理标志与国际经济贸易的密切联系,及其在推动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合作方面的重要性。如何更好地发挥我国地理标志资源优势,在助力国内地方经济提质升级的同时,推动经济全球化以新的方式向前发展,并深化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和交流(尤其是加强与欧盟及“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实质性对话),成为国家战略层面需要认真思考和深入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鉴于此,本文通过以地理标志国际保护问题为研究视角,旨在对当前国际上该领域的新发展态势作进一步梳理和观察,以期为我国合理应对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并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地理标志保护之路提供一些启示。
  一、地理标志国际保护体系的历史形成与分歧回顾
  从历史上看,地理标志国际保护体系的成长史,同时也是地理标志国际保护问题的争议史。根据相关文献介绍,早在13世纪、14世纪甚至更早的时间里,人类就已经开始了地理标志保护的历史征程。[2]1883年《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3](以下简称《巴黎公约》)的缔结,正式将它推向国际舞台。从那以后地理标志便跟其他知识产权一道,逐步演化为一项全球性的保护议题。所不同的是,地理标志未能像专利、商标和版权那样,早早地获得国际社会一致的重视和广泛青睐。受诸多因素的影响,长期以来地理标志一直被复杂概念术语缠绕和混乱保护体制笼罩,[4]在国际上争议不断,裹足难前。
  自《巴黎公约》以后,相关缔约方为解决该公约在地理标志保护问题上留下的遗憾,分别于1891年缔结了《制止商品产地虚假或欺骗性标记马德里协定》(以下简称《马德里协定》)[5]、1958年缔结了《保护原产地名称国际注册里斯本协定》(以下简称《里斯本协定》)[6]等与地理标志保护有关的国际条约。尤其是《里斯本协定》及其实施细则所建立起的原产地名称国际注册体系,对推动地理标志国际保护的发展意义深远。不过,由于《马德里协定》和《里斯本协定》等条约对地理标志设置了极为“严厉”的保护标准,使其在以欧洲等为代表的“旧世界”和以美国等为代表的“新世界”之间产生了较大争议和分歧,导致这些在《巴黎公约》之后新缔结的地理标志保护条约受到“新世界”普遍排斥,实际影响有限。
  二十世纪下半叶,伴随国际经济贸易交往的日趋频繁和加强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呼声渐强,地理标志顺势又得以与其他知识产权(包括版权、专利、商标以及商业秘密等)一起,被列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的后期谈判议程,并修成正果,成为《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7](以下简称《TRIPS协议》)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应当说,在地理标志国际保护发展史上,《TRIPS协议》的作用是极其特殊的。与《巴黎公约》《马德里协定》和《里斯本协定》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以下简称WIPO)[8]体制下有关地理标志保护的多边条约不同,《TRIPS协议》是WTO管理的一项重要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公约。它是第一个提出“地理标志(geographical indications)”概念,[9]并对其保护作出系统安排的多边条约。《TRIPS协议》不仅对地理标志国际保护建立起了全球性的最低标准,并且还针对不同类别的产品(普通产品和葡萄酒烈酒类产品),配置了差别化的保护体例。[10]作为WTO的基本性法律文件[11],《TRIPS协议》还拥有一整套保证执法的规则。该规则通过与《TRIPS协议》中的争端解决机制相配合,使它成为了现行知识产权国际条约中执行力最强的一项。[12]其广泛的地域覆盖面、完备的执行条款和严厉的执法措施,让地理标志国际保护的力度和范围得以空前提升。如学者所言,《TRIPS协议》之前的相关国际条约,对地理标志的保护要么保护范围模糊不清,有效保护的实现取决于各成员国的诚意;要么条约规定了统一的标准,但是这种标准根本不可行,[13]因而均难谓真正意义的国际保护。《TRIPS协议》的订立,使地理标志国际保护出现了质的飞跃,[14]标志着地理标志国际保护体系正式形成。不过,《TRIPS协议》关于地理标志保护的设定也并不是一个终结性的完美制度。虽然其里程碑式意义十分明显,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在地理标志保护问题上分歧也十分巨大,存在着诸多的未尽事宜,比如关于地理标志的多边注册及其法律效力问题;关于地理标志扩大保护及其后果问题;关于地理标志与商标、通用名称、同名地理标志的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等等。正是由于“新”“旧”世界之间在这些问题上存在极大争议,短期内无法达成一致,最终导致WTO多哈回合谈判的“难产”和地理标志国际保护的前途未卜。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与国际利益格局的不断变化和调整,不同利益诉求方为了实现各自利益最大化,在地理标志国际保护的层面,催生了一系列新的举动和做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强化地理标志国际保护的积极推手——欧盟等地理标志强势利益方,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开展自由贸易协定谈判(FTA)等方式,力图在地理标志国际“强保护”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突破。
  二、利用FTA增进地理标志“强保护”成为一种新趋势
  FTA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体制是以自由贸易协定(FTA)规范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标准,宣示缔约方知识产权保护义务的运行机制。它是典型的双边体制,尤其以协商推进和以点带面的方式,循序渐进地改变国际知识产权规则。[15]后TRIPS时代,因WTO体制在地理标志保护方面的争议搁置和后续谈判的裹足不前,各国都在努力利用FTA谈判等方式,以求尽可能扩大其贸易影响力。FTA体制的形成,发达国家是主要力量,但同时该体制也为诸多发展中国家接受和支持。这一体制同样被欧盟等地理标志强势利益方为推动地理标志“强保护”所积极援用。
  通过FTA保护地理标志,是欧盟的一项重要国际贸易战略和政策。欧盟利用FTA保护地理标志,目的在于使其地理标志在对方国家以及相关的第三国得到尊重,从而保持和提高欧盟成员国地理标志产品的竞争力。[16]据考察,实际上早在2002年左右,欧盟就曾与南非、墨西哥、澳大利亚和智利等国缔结了关于葡萄酒或烈性酒类地理标志保护的双边协定。2011年5月,欧盟与瑞士、列支敦士登签署地理标志保护协定,相互承认并保护包括奶酪、熟食、烘烤食品及啤酒等地理标志产品,并规定未来新注册的地理标志产品也将纳入保护范围。[17]此后,欧盟还与韩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国签订了FTA。截至2016年底,欧盟与越南FTA已达成原则性一致,并将在2018年内签署和生效。[18]除此之外,欧盟目前还在与日本、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及中国等国家和地区进行类似的谈判和沟通。从已经缔结的FTA内容来看,欧盟特别重视对地理标志的保护。比如在欧盟—韩国的FTA中,已将地理标志的保护范围扩大到了包括奶制品和肉类等农产品,而且还规定,在地理标志发生冲突时,欧盟享有地理标志优先权。在欧盟—越南FTA中,相互承认和保护地理标志也是一项重要内容。更引人瞩目的是,欧盟—越南的FTA还建立了一个争议处理框架,用以解决欧盟与越南之间在协定的解释和执行方面可能产生的分歧。这一争议处理框架适用于包括地理标志等在内的大部分领域,在很多方面,它比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更迅捷、更有效。[19]不难预见,欧盟在下一步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FTA谈判中,很可能将以相同或类似的方式,充分利用FTA机制提升其地理标志保护力度和水平。
  考察欧盟的既有实践,可以发现其寄望于利用FTA扩大地理标志国际保护的目标是十分明确的,并且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事实上,早在WTO缔结之时,欧盟方面就已经深刻认识到了《TRIPS协议》的妥协性,尤其是在地理标志保护方面对其利益诉求回应的有限性。因此,进入21世纪以后,欧盟即在WTO体制之外,积极另辟蹊径,运用FTA体制、机制和平台,力求通过采取各个击破的方式,尽最大可能把地理标志“强保护”的理念和行动在全球引向深入,弥补《TRIPS协议》对地理标志保护存在的不足,以此满足其在地理标志保护方面的利益最大化需求,维持其国际贸易优势。目前,这种做法也正在被其他的地理标志强势利益方所积极效仿。
  作为地理标志国际保护领域的新实践、新趋势——FTA模式的生长和蔓延,既给地理标志国际保护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同时也对当前的地理标志国际保护秩序带来了冲击和挑战。在地理标志保护方面,受FTA模式等影响,相关国际规则面临着如何重构和转型的风险和压力。
  三、里斯本协定日内瓦文本为实现地理标志“强保护”配置新标准
  如前所述,在地理标志国际保护的历史进程中,WIPO体制下的《巴黎公约》《马德里协定》和《里斯本协定》等条约虽有重要影响,但实际作用比较有限。为能使地理标志国际保护更进一步,20世纪70年代,WIPO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和做法,例如1975年发布了《关于保护地理标志的条约草案》和《发展中国家原产地名称和地理标志保护示范法》,随后又提出了修订《巴黎公约》第10条第4款(有关地理标志保护)的草案,等等,为之倾注了大量努力。虽说,受制于“新”“旧”世界之间的巨大分歧,WIPO的很多协调和努力收效甚微,但其贡献却不能抹灭。它对后续地理标志保护的国际协调,包括《TRIPS协议》的缔结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储备。2015年5月,在瑞士日内瓦举办的WIPO外交会议上正式通过的《原产地名称和地理标志里斯本协定日内瓦文本》(以下简称《日内瓦文本》),成为WIPO长期坚持不懈、积极推动地理标志国际保护向前发展取得的一项最新成果。《日内瓦文本》共有7章34个条款,与《保护原产地名称国际注册里斯本协定(1976年文本)》(以下简称《1967年文本》)[20]相比较,其内容有显著变化和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地理标志”的内涵界定。直观上看,《日内瓦文本》最为显著的亮点是引入了“地理标志”的概念内涵,并将其与“原产地名称”并列规定、等同对待。例如《日内瓦文本》第2条第1款明确规定,本文本适用于:1.在原产缔约方受到保护、由一个地理区域的地名构成或包含该地名的任何名称,或者众所周知指称该地理区域的另一名称,该名称用于指示一项产品来源于该地理区域,并且赋予该产品以声誉,而该产品的质量或特征完全或主要取决于地理环境,包括自然因素和人的因素(原产地名称);以及2.在原产缔约方受到保护、由一个地理区域的地名构成或包含该地名的任何标志,或者众所周知指称该地理区域的另一标志,该标志标示一项产品来源于该地理区域,而该产品的特定质量、声誉或其他特征主要由其地理来源所决定(地理标志)。[21]同时,第9条还规定,缔约方本国或区域立法中不区分原产地名称和地理标志的,不得被要求在其本国或区域立法中实行此种区分。[22]WTO成立以来,受《TRIPS协议》实施的影响,实际上大多数国家(地区)的制度实践已习惯于使用“地理标志”概念。《日内瓦文本》根据现实情况,适时引入《TRIPS协议》中的地理标志内涵,某种意义上讲,它不但表达了该文本对各国既有实践的尊重,也体现了其对现行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秩序(尤其是WTO体制)的遵从。这一新调整和变化,不但有助于逐步消解当前国际上对地理标志概念术语使用的混乱,同时它还为WIPO体制与《TRIPS协议》两大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之间能够在地理标志问题上展开有效对话和协作创造了条件,进而为地理标志保护的国际协调提供便利。
  第二,《日内瓦文本》扩大了地理标志的保护领域和保护范围。首先,该文本结合实际,对地理标志的保护领域做了必要拓展,明确了跨界地理标志的保护问题。关于跨界地理标志是否保护以及应当如何保护,《1967年文本》并未明确。《日内瓦文本》第1条第2款规定,原产地理区域可以由原产缔约方的全部领土构成,也可以由原产缔约方的一个地区、区域或地方构成。这不排除本文本适用于由一个跨界地理区域或这种区域的一部分构成的第1款所述的原产地理区域。以此明确对跨界地理标志给予保护,弥补了《1967年文本》在该问题上存在的不足。其次,《日内瓦文本》进一步扩大了地理标志的保护范围。该文本不仅规定,对于一个已注册原产地名称或已注册地理标志,用于与原产地名称或地理标志所用于的产品属同一类的产品,但产品非来源于原产地理区域,或者不符合适用于原产地名称或地理标志使用的任何其他要求的,[23]每一缔约方均应提供法律手段制止。而且还规定,如果用于与原产地名称或地理标志所用于的产品不属同一类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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