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论我国民事诉讼立案登记的积极要件
【副标题】 兼评《民事诉讼法》第119条
【英文标题】 Positive Requirements of Filing Registration of Civil Litigation in China and a Review of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119 of Civil Procedure Law
【作者】 肖建华王勇
【作者单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
【分类】 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立案登记制;立案积极要件;诉权享有要件
【文章编码】 1009-1505(2017)02-0050-0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2
【页码】 50
【摘要】

以往学界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要求的立案登记积极要件“门槛高”,然而,在现行立案登记制模式下,这种解读已不适宜。现行民事诉讼立法上的立案积极要件是可以解释的,也是可以适用的。司法现实中的“立案难”问题并不能归咎于立法。未来我国民事诉讼法对立案登记积极要件修订时,立法者应考虑到尽早过滤无法律利益的诉、兼顾诉讼解纷的固有界限、秉持宽容的立案受理理念的外部因素。由此留下的解纷真空,则可通过讼外解纷机制的构建和完善来填补。

【英文摘要】

In the past, academics used to have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high threshold” of the legislation on civil action filing requirements. However, in the current case filing register system, such interpretation is no longer appropriate. Positive case filing requirements of the current civil procedure legislation can be explained and also can be applied. The problem of “being difficult in filing a case”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judiciary cannot be the reason of blaming the legislation. In the process of designing and applying civil action filing requirements in the future, legislators should consider filtering the lawsuits without legal interest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the inherent limits of litigation mediate and adhere to tolerant concept for filing. The vacuum of dispute resolution left thereafter can be supplemented through building and perfecting the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besides litiga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6278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为全面贯彻落实立案登记制,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30日颁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中明确规定了民事诉讼立案登记制度。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2015年5月1日正式施行《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登记立案规定》),由此,立案登记制在我国法院系统全面推开。然而,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立案登记的积极条件并没随之改变,先前学界对其“门槛过高”“起诉条件高阶化”的解读,在立案登记制下是否仍然存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特别是立案积极要件)有无可能作适应立案登记制的解释?在立法没有修订的情况下,以往关于民事诉讼立案积极要件高阶化问题有无化解的途径?本文拟重新阐释《民事诉讼法》119条,透视我国现行民事诉讼立案登记制度中的立案积极要件,并且尝试回应前述问题。
  一、民事诉讼立案登记积极要件的规范基础
  民事立案登记积极要件是指原告在起诉时必须具备的要件。我国《民事诉讼法》119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该四项要求就是立案积极要件,《民诉法解释》和《登记立案规定》对此还进行了具体化的规定。应当说,当前我国民事司法实践中运行的立案登记制还是有规范依据的,并且有具体程序作保障的。
  (一)立案登记制度中的立案积极要件规范
  在立案登记制实施之前,我国民事诉讼立案审查制的立案积极要件法律依据是旧《民事诉讼法》(1991年制定,2007年修订)108条。然而,现行《民事诉讼法》(2012年修订)119条并没有改变旧法规定的立案积极要件。[1]我国《民事诉讼法》要求原告的起诉要满足当事人资格,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法院主管和管辖方面的要求,法院应此进行审查之后才能确定是否立案。先前有学者认为,该立案积极要件立法“门槛过高”,对原告的起诉提出这样的要求明显苛刻。这或许会让我们产生疑惑:司法政策确立了立案登记制度,为什么现行法上仍适用立案审查制所确立的立案积极要件规范呢?如果二者是冲突的,这又如何让我们在规范文本与立法意图之间取舍、衡平?
  在笔者看来,立案要件与立案模式并不是一回事,立案要件是对诉的成立提出的要求,而立案模式要解决的是“法官审查民事立案积极要件的范围和程度”问题。尽管现行的立案积极要件规范依旧延续着立案审查制时期的规定,但我们不能认为这些规范只能作立案审查制立案要件的理解。不管民事诉讼立案是“审查制”,还是“登记制”,现行法只是对立案积极要件做了原则性规定,其与立案模式无关。通过司法政策以及司法解释的发展,现行《民事诉讼法》119条中的规范内涵早已超出了它的字面意义,将其看作对以往立案审查制时期的立案积极要件规范替代和扩张,却也并非不合情理。
  此外,我们不妨对此从比较法的角度反观大陆法系主要国家关于民事立案积极要件的立法。根据《日本民事诉讼法下跌你应该笑还是哭》133条,起诉状应当载明事项:(一)当事人的姓名(包括原告和被告——如果有——应当列明当事人的法定监护人);(二)原告的诉讼请求;(三)诉讼理由(诉讼理由是法律所要求的用以证明原告对被告请求对的事实){1}。差不多相同的规定也出现在德国民事诉讼立法中,起诉状的内容部分是必须记载的或应当记载的:当事人和法院是必须记载的;必须对标的和所提起请求权的理由进行具体说明,应当说明诉讼主张的证据手段{2}687。类似的规定也出现在法国民事诉讼法中,《法国民事诉讼法》648条规定,“如果申请人是自然人,文书上应当写明其姓名、职业与住所及常用名、国籍、出生日期与出生地点;如果申请人是法人,文书上应当写明该法人的法律形式、名称、总机构住所地以及法定的代表法人的机关,但并不要求指明组成该机关的自然人的身份。”《法国民诉讼法典》第56条,“除规定执达员文书的应载事项外,传唤状应载有以下各项内容,否则无效:1.指出已向哪一法院提起诉讼;2.诉讼标的并陈述理由……”{3}412。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国家早就实行了“立案登记制”。尽管上述域外关于民事起诉状应载事项的立法例略有不一,但将我国立法与它们稍加比较,就足以留给我们这样一种印象:我国《民事诉讼法》119条规定的立案积极要件并没有离奇的“门槛过高”。
  (二)立案登记积极要件对当事人诉权的保障
  在民事诉讼立案审查制时期,法院依职权对原告起诉进行实质审查后,认为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口头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4}。这种更多强调法官“权力中心”的立案程序构造往往会造成对当事人程序保障的不周延。基于这种认识,立案登记制度改革应是对以往法官职权主义特征的立案审查程序构造的修正。
  此次民事立案登记制度改革中,更具突破性和实质性的发展,应是其完善了对原告程序诉权保护的制度。具体体现,首先,《民诉法解释》和《登记立案规定》确立了保障原告程序诉权的程序规则,即实行当场登记立案,对不能确定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的,法院应接受书面材料并出具书面凭证,且应在法定期限内决定是否立案。这种“当场立案或处理”的程序要求,可以有效防止法院以各种法律外的理由推倭甚至不接收起诉材料的现象发生,充分保障了原告接近司法的权利。其次,对不符合形式要件的起诉,实行一次性全面告知和补正,这将从技术操作层面为原告起诉提供便利,规避了以往法院故意拖延立案或刁难原告的现象。再次,对不符合法定要件的起诉,应当依法作出不予受理或不予立案的裁决,出具书面文书并载明理由,这意味着法院应对不予受理的起诉要出具书面裁定,从而抑制了以往法院以口头方式作出不予受理裁决的恣意。第四,当事人可依上诉或申请复议的形式对不服的不予立案裁决进行救济,该规则强化了原告在立案阶段的程序参与,完善了原告对程序诉权救济的权利。最后,司法解释建立了以上级法院内部监督和各级人大及常委会、检察机关、新闻媒体和人民群众外部监督相结合的立案监督机制,同时也完善了对违法滥诉行为的制裁措施。
  依上所述,现行关于民事立案要件的立法明确了立案登记积极要件规范;立案登记程序规范又把立案环节纳入到了程序保障范畴,充分保障了原告的程序诉权。换言之,规范民事立案积极要件与加强对原告程序诉权保障是相辅相成的,即只有在对原告程序诉权保障的基础上规范民事立案积极要件才是立案登记制的应有之意。
  二、民事诉讼立案登记积极要件之重新阐释
  学界以往对民事诉讼立案积极要件的批评,主要是立案积极要件设置不当。学者认为,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108条既涉及到起诉要件,又涉及到诉讼的形式要件,还涉及到诉讼的实质要件{5};将起诉要件和诉讼要件揉合在一起,事实上为当事人行使诉权设置了相对较高的“门槛”{6};高阶化的立案受理条件严重阻碍了当事人诉诸司法权利的可能性{7}。如果能够将诉讼要件从起诉条件中剥离出来,司法实践中的立案难顽疾将大为改观。我们先不问这种思路是否真能解决立案难问题。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学者的论述并没有明确回答要将哪些要件剥离出来,哪些要件应作为起诉受理(立案)审查的内容,以及审查的理论依据等重要问题。学界认为起诉要求中夹杂着诉讼要件,是立案难主要症结。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些仅从立法文本字面上得出的结论,实际上忽视了对立案积极要件规范的理论基础和立法依据的考察。立法从当事人、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与法院管辖方面对立案积极要件作了大致轮廓性规定,与法官审查这些要件的尺度无关。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立案积极要件,需要在立案登记制的背景下进行具体化的解释。
  (一)当事人方面要件的分析
  当事人的状况对诉讼法律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具有决定作用,法院必须在程序开始时对此予以确认,不能允许“不明之人”或者“有关人员”提起或者对他们提起诉讼。对此,法院在起诉阶段一般按照原告在起诉时提交的诉状和其他诉讼材料中双方当事人之表示对谁是当事人问题确定{8}146。
  先前有学者认为《民事诉讼法》119条第(一)项中“有直接利害关系”是对原告适格的要求,但原告适格与否因涉及到案件实体因素,法官须在诉讼系属后经当事人实体辩论才能判定。“旧《民事诉讼法》108条中的有直接利害关系,是要求原告是正当的当事人”{7};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规定,是要求法院在审查当事人的资格时对原告采“适格说”{9}; “《民事诉讼法》108条要求的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涉及到对实体法律关系的审查,在立案阶段很难查明”{10},都是有代表性的观点。对上述“原告适格须在诉讼系属后才能判定”的论述,笔者甚是赞同。实体资格是表现了当事人与诉讼标的的实体关系并且回答了当事人是否正确的问题{2}251-252。不过,在笔者看来,在立案阶段,“有直接利害关系”并非是对原告适格的要求。当事人在发生法律争议后提起诉讼的行为,在法律性质上是当事人行使诉权的行为,诉权是进行诉讼的自由,是一种法定权力的体现{3}99。但这种诉权不能与实体权利相混淆,实际上,实体权利是诉权的客体{8}279。
  我们应当怎样理解“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规定呢?笔者认为,“有直接利害关系”应解释为“原告在起诉时需具备诉权享有要件的要求”,即原告在起诉时需证明自己因诉讼可能获得的“利益”。按照法国民事诉权理论,诉权是否受理有两项基于诉讼当事人本身的条件,即诉讼“利益”与“资格”。“利益”必须是“正当的利益”,而诉讼“资格”则是“受到损害的权利”与“诉权”结合起来的联系{3}150_151。法国学者对诉权享有要件中的“利益”要件进行了具体解释,当原告行使诉权可以为其受到的“损害”进行“救济”,则该人具有诉讼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参考文献】

{1}阿德里安·A -S ·朱克曼.危机中的民事司法——民事诉讼程序的比较视角[M].傅郁林,陈湘林,唐桂英.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231.

{2}罗森贝克,施瓦布,戈特瓦尔德.德国民事诉讼法[M].李大雪,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

爱法律,有未来

{3}让·文森,塞尔日·金沙尔.法国民事诉讼法要义[M].罗结珍,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4}傅郁林.中国民事诉讼立案程序的功能与结构[J].法学家,2011(1): 99-113.

{5}毕玉谦.民事诉讼起诉要件与诉讼系属之间关系的定位[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4):60-69.

{6}宋朝武.民事诉讼受理制度改造的理性视角[J].法学论坛,2007(3):41-46.

{7}刘敏.论裁判请求权保障与民事诉讼起诉受理制度的重构[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2):44-50.

{8}中村英郎.新民事诉讼法讲义[M].陈刚,林剑锋,郭美松,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9}黄新华.对我国民事立案受理制度修改的思考与完善[J].司法改革评论,2013(1): 55-70.

{10}徐昕.解决“立案难”要立足中国国情[J].中国审判,2007(1): 10-11.

{11}罗伊克·卡迪耶.法国民事司法[M].杨艺宁,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12}张卫平.起诉条件与实体判决要件[J]·法学研究,2004(6):58-68.

{13}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M].林剑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218.

{14}张卫平.民事案件受理制度的反思与重构[J].法商研究,2015(3):3-15.

{15}王福华.民事起诉制度改革研究[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1(6):1-9.

{16}宋旺兴.论民事诉讼立案审查制度[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8(2):83-90.

{17}奥特马·尧厄尼希.民事诉讼法[M].周翠,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176.

{18}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M ].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09.

{19}许尚豪.“立案登记制”后如何审查立案[N].人民法院报,2014-12-24(5).

{20}吴泽勇.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性原理[J].法学家,2010(5):81-101.

{21}张卫平.起诉难:一个中国问题的思索[J].法学研究,2009(6): 65-76.

{22}禹爱民,李明耀.立案登记制如何穿越现实屏障[N].人民法院报,2015-05-04(2).

{23}吴泽勇.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适格[J].法学研究,2014(3):148-167.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26278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共引文献】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引用法规】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