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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法学领域十年来的重大论争和教训
【副标题】 对若干问题的思考和观点【作者】 于浩成
【分类】 法理学【期刊年份】 1989年
【期号】 3【页码】 2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7292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广大法学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搞“两个凡是”,不唯上、不唯书,联系实际,独立思考,提出了许多重大问题,并通过讨论和争辩使一些问题得到解决或初步解决,从而推动了我国法学的进步和发展。现在仅就笔者曾常参与的,主要是法理学和宪法学方面的一些争论问题综述如下:
  1.关于要法治还是要人治,能否提“以法治国”的争论。
  由于毛泽东同志在1958年讲过“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实行,还要什么法律?”以致法律虚无主义盛行,政策大于法律、高于法律,法律成了可有可无。正是如此,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严重破坏,庄严的宪法竟被践踏成一张废纸,连国家主席的人权也得不到任何保障,人治实际上已经成为个人专断、一言堂、家长制的同义语。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里说的正是应以法治代替人治,实行以法治国。但政法部门和法学界有一部分人一直有不同意见。我认为,“以法治国”的提法与坚持党的领导是一致的,并不矛盾,因为宪法、法律,正是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法律化和定型化;“以法治国”也不是主张“法律至上”和“法律万能”(其实,即使主张“法律至上”也没有什么不好,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不是提出法律应是至高无上的吗?),因为“以法治国”并非“唯法治国”,并不否认道德,教育、思想政治工作等等在治国安邦中的巨大作用。至于有些同志主张法治应与人治相结合,认为只讲法治、不讲人治似乎是轻视了人的因素和人的作用,其实是一种误解,因为主张法治并非单纯依靠法律条文,而轻视人的因素和作用,“徒法不能自行”,道理是不言自明的。
  这一场讨论意义重大,因为要法治还是要人治是关系到能否正确接受“文化大革命”这场巨大灾难的教训的重大问题。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指出:“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819页)因此,为了防止“文化大革命”这场悲剧的重演,以法治代替人治,实行以法治国是绝对必要的。
  2.关于法的阶级性和社会性问题即法的本质属性问题。
  这是近几年来法学界讨论得十分热烈的问题,最初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周凤举同志,他在《法学研究》1980年第1期发表了《法单纯是阶级斗争工具吗?》一文,对传统的关于法的定义提出了质疑。建国以来,在我国出版的《法学概论》书籍、以及大专院系、专业所用的讲义、教科书中,对于法的定义一直是沿用苏联维辛斯基的公式,可以说是几十年“一贯制”固定不变。根据这个定义,法被认为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现象,是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工具,没有阶级就没有法。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明确宣告:在我国,剥削阶级已经基本消灭,阶级斗争已不是当前我同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会考虑到,如果我们仍然把法仅仅看成阶级斗争的工具,那么就不好解释为什么在被统治阶级已经不存在的情况下,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强法制建设。在这里,理论同现实之间的不协调情况显然可见。周凤举不早不晚,恰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提出了这个问题,这绝不是偶然的,可惜的是当时未能引起人们的注
  1983年夏天,中国政治学会召开了关于政治学定义和体系问题的讨论会。我提出了在阶级社会中国家具有两种职能,即阶级压迫的职能和公众事务管理的职能的意见,随后又提出了与国家两种职能相适应,法也具有阶级性和社会性这两重性的观点。
  3.关于政与法、政策与法律的关系的争论。
  长期以来,我们把政与法合在一起并提,如政法机关、政法工作、政法院校等,其实政治与法律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从理论上说,用政治来统帅法律是必要的,因为政治应该统帅一切,列宁就说过一个阶级如果不首先从政治上考虑问题,就不能维持其统治。但是,政治不能代替其他的一切,政治既不能代替文艺,文艺创作有其自己的特点和自身的规律性,政治宣传品与文艺作品不能相互代替,同样,政治也不能代替法律,法律也有自己的特点和自身的规律性,如公正性、稳定性、统一性。我们多年来习惯于根据形势变化和一时政治需要来实施法律,这就使法律同政策一样,灵活性过大。我们的法律本来就制定得过于灵活,不够严密,并在实施中运用更加灵活。例如量刑,就发生畸轻畸重情况,哄抢西瓜一案为首的二人竟判无期徒刑,故宫盗宝未遂也竟判了死刑,未免过重,但江西省前省长倪献策贪赃枉法,使国家蒙受六百万美元的重大损失,仅仅判刑二年,又未免太轻。这就使法律失去了公正性和统一性,不利于维护法律的尊严。建国以来我们基本上是依靠政策,依靠发动群众性政治运动来推行政策,而不是依靠法制,实行以法治国,一切工作纳入法制的轨道。不久前有的领导干部仍然说,现在应从依靠政策过渡到既依靠法律又依靠政策。事实上,建国已近40年,完全应该做到以法治国,厉行法治。政策必须通过法定程序,由权力机关通过变成法律,才能成为国家意志,具有强制性,政策如果不经过这样的程序,只能由民众自说执行。当前,我们在“先改革,后立法”,还是“先立法,后改革”的问题上也是有争论的。在88年七届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两条修正案以前,土地转让和私营经济早已既成事实,法律只不过来个“追认”,这种做法是不利于提高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和权威的。
  4.关于四项基本原则与宪法之间关系问题的争论。
  1982年制定新宪法以后,对于四项基本原则与宪法之间的关系问题,我提出过如下的观点:四项基本原则是宪法的指导思想,但是,要注意宪法对于四项基本原则的写法是不一样的。宪法是规定我们国家的根本制度的,因此,宪法要把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这两个条文写进去,明确规定我们国家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社会主义是我们国家的根本制度,而且有法律的强制性、规范性,用法律来保障它,任何人不得违反。我们的刑法也明确规定,凡是破坏社会主义、破坏人民民主专政的是反革命活动,要加以惩办。但是,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两项就不同了,因为它不属于国家制度的问题,所以只能在宪法的序言里提到,作为历史经验的叙述和政治方向的宣告写在里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主要是靠党的政治主张、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和广大党员的模范行动来吸引人民群众,使人民自觉自愿地服从党的领导,所以不能作为一个法律条文来强迫所有的公民听党的话。我们不是靠下命令让人民都来服从,不是说每个公民都有服从共产党领导的义务。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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