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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发生学方法与中国法制史的研究
【英文标题】 On occurrence method and Chinese legal history
【作者】 王海军【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大学
【分类】 中国法制史
【中文关键词】 发生学;发生学方法;中国法制史;方法论
【英文关键词】 occurrence; occurrence method; Chinese legal history; methodology
【文章编码】 1672-3104(2010)06?0064?05【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0年【期号】 6
【页码】 64
【摘要】 发生学成为人文科学领域内重要的研究方法是一个客观现象和必然趋势。中国法制史是人文科学领域中重要的学科方向,而发生学方法的运用并没有在其中体现出来。因此将发生学理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引入中国法制史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同时已经具备了多种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对中国法制史的研究方法、视角和思维方式以及研究范围都具有重要意义。
【英文摘要】 Occurrence becomes an important research method of human sciences, which is an objective phenomenon and an inevitable trend. Chinese Legal history is a vital discipline branch of humanities science, while the occurrence method has not been employed ther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draw this research method into the Chinese legal history study, which has already fully prepared with a variety of conditions. What is more important, it will be significant to the research method, perspectives, ways of thinking as well as the scope of Chinese legal history stud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6065    
  一、发生学方法及研究模式
  (一)发生学和发生学研究方法
  发生学,原本是自然科学领域中生物科学研究动植物的发生发育和演化问题的科学。从词源学上看,“发生学”源自生物学领域的“遗传学”,英文为genetics,它本来是指由英国生物学家W.贝特逊于1906年根据希腊语“繁殖”(generatione)一词正式命名的一门学科。从语义学上看,发生学本来是指17世纪以来逐渐形成的胚胎学,它主要探讨生物学领域动植物的发生发育和演化问题。遗传学、胚胎学及发育生物学都是探讨生物包括人的发生发育过程,它们是现代生物学的基础。{1}虽然发生学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产生的,但是也迅速进入了人文科学研究的领域并成为该领域一种新的研究方法。
  何谓发生学方法,这是一个前置性问题。有关发生学方法,目前形成了几种理解和看法。其一是“在研究自然和社会现象时以分析它们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为基础的一种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要求,把被认知的现象从某种初始状态中分离出来,进而探究这个发展过程的各个基本阶段和趋势”。{2}其二是“研究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过程中采取的、以分析这些现象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为基础的一种研究方法。这一方法要求,把被研究的现象,从作为该现象变化和发展出发点的初始状态中分离出来,逐一探究这个发展过程的各个基本阶段和趋势”。{3}(523)马克思也对这种方法作出了理解,即“反映和揭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形式发展、演化的历史阶段、形态和规律的方法。主要特征是:把研究对象作为发展的过程进行动态的考察;有分析地注重考察历史过程中主要的、本质的、必然的因素”。{4}(218)
  综合这些说法,可以说发生学方法是对历史事物的起源、发展演变过程进行研究的一种方法;研究特点是把某一研究对象从初始状态中分离出来,对其发展的每个阶段进行动态分析,并且对每个历史阶段和过程中形成的状态的主要的、本质的原因进行分析,得出历史事物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当然,该方法也有自身特有的研究模式。
  (二)发生学方法的研究模式
  发生学方法的模式是逆向回溯式的研究和顺序式的叙述相结合的方式。具体而言,其逆向回溯式的研究方式就是以现实的事物的完成状态为研究出发点,研究形成这种事物的主要本质的和必然条件及因素,再对这些条件和因素的形成和发展进行分析,其中就有该事物之前未完成的历史形态;再对这些之前的历史形态进行分析,从而一直向前追溯,发现其事物的最初形态和原始状况,形成一种逆流而上的溯源方式。
  这样的研究方式可以把事物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以及当时的条件和因素探析清楚,从而得出该事物形成发展演变的规律。但这个研究过程进入叙述时必须倒转过来,即进行顺序性的叙述方式,从事物最初状态出发,沿着历史发展的轨迹进行,即从早期历史形式出发,通过复杂历史发展过程,形成了现实的完整状态,是一种按照历史阶段进行的正向表达方式。
  只有把这两种方式结合起来,才能从历史发展过程中探查到事物的产生、发展过程,以及其中的动因、主要条件和本质原因,从而得出事物历史发展的规律,形成一种对该事物的前瞻性观察,对历史事物抱以现实关怀的眼光,从中也就能发现事物的发展前景和趋势。
  二、发生学方法在中国法制史研究上的欠缺及其原因
  发生学方法在人文学科内广泛运用,但是纵观中国法制史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还没有把该方法运用其中,这应该说是中国法制史研究方法的一个缺陷。
  (一)中国法制史研究现状
  中国法制史的研究在我国古代出现较早,先秦典籍《尚书》中就有法制史方面的专门论述和评论,而《汉书?刑法志》可称为关于法律史研究的专门著作,以后各朝代在正史、刑法志、典籍以及其他类别的文字资料中也有大量与法律有关的记载。[1]而较为系统的研究是始于清末,著名的律学家薛允升和法学家沈家本都有出色的研究成果[2]。综观20世纪上半叶,有关中国法制史的著作颇丰,如程树德的《九朝律考》、杨鸿烈的《中国法律发达史》、陈顾远的《中国法制史》、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等著作。据初步统计,50年间中国学者发表有关专著38种,论文140余篇。{5}同时清末的京师大学堂、京师法政学堂等高等学校还开设了“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中国历代刑律考”等中国法制史课程,在法学教育上也体现了对中国法制史的研究。在现代社会,中国开始独立地进行法制史研究,也取得了许多成果,如中国法制史的各种教材,以张晋藩教授主持编著的《中国法制通史》(十卷本)为代表,在法律制度史和法律思想史以及传统法律文化方面出版了一批书籍。其他方面,如习惯法、民间法领域也都取得了不少成绩。
  当然,中国法制史的研究方法也有许多。古代社会的法制史材料大多以叙述为主,结合历史条件和动因进行实证分析;中国近代在研究中国法制史时产生了多种研究方法,例如沈家本的研究中就已开始借用西方概念理解传统法制中的个别现象;在分析个别概念基础上,以法学理论体系为指导研究旧史,已渐成主流,其中梁启超《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是早期的尝试。{5}现代社会的中国法制史研究在以往的基础上也形成了不少有效的方法,例如从史料分析和考据入手的法历史学方法;从法律制度的社会运行和社会效果角度分析的法社会学方法;以田野调查形式研究民族习惯法和民间法的法人类学方法;从横向和纵向对比相关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的比较研究方法。这些方法在现代中国法制史研究中已经形成传统,并且都积极有效地运用在研究中,同时也证明了这些方法对中国法制史研究的重要性。
  从学科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出发,研究中国法制史的这些方法虽然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其中还是存在不足和欠缺,如在人文学科内广泛运用的发生学方法并没有进入到中国法制史研究领域。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某种法律制度或者法律思想,大多都要追寻其起源、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以便系统阐述其在历史中的具体形态和变化形式。如运用发生学方法,在中国法制史研究方面是具有优势和适应性的,但迄今为止,笔者尚未见到在这方面进行探索的有关论著。
  (二)发生学方法欠缺的原因分析
  发生学方法在中国法制史研究中的空白是有一定原因的。
  首先,中国法制史研究源于西方法学研究的框架,其研究体系、理论都是在对西方法学的移植中形成的。
  在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模式的法学传统和方法成为中国法学的主导,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在中国法制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虽然后来逐渐在研究方法上走向多元化,但是阶级分析和历史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还是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些都形成了不能完全摒弃的研究模式,并延续到现代中国法制史的研究中。
  其次,中国法制史研究受到了史学研究的很大影响,形成了在史学的框架下研究法制史的状况,没有形成中国法制史本身应有的研究方法。历史学研究注重考据,中国法制史的研究也必然要运用这种方法。
  因为对于一项法律制度或者法律思想的分析,必定要通过对既有的史料记载进行文本分析,以避免形成空中楼阁式的理论。但是,依靠史学的研究方法使得“法律史学著作更多地被以史料学的标准进行评价,从而造成了法史学科更像史学的一个分支,而其理论贡献则较为模糊的状况。”{6}所以有学者就认为法史学科方法上的主要问题,是片面向历史学靠拢,热衷于研究史料,考订史实,忽视了专史的“专”的特点,出现了法学界的法律史学者被史学界同化的趋势。{7}这也说明了中国法制史研究方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拘囿于史学方法中,且在很短时间内不可能摆脱其束缚,现在法史研究在史学研究的身后前进就显得步履维艰。
  第三,发生学方法引入中国时间较短,而且这种方法在中国法制史学界相对比较陌生。发生学方法大致是20世纪80年代引入我国的。随着皮亚杰的《发生认识原理》被翻译介绍进中国,学界开始关注此种方法,也将其逐渐运用到了人文科学的研究当中,主要的领域是哲学和文学、语言艺术等人文学科,而中国法制史学科对其有一定的陌生感。
  第四,按照当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学者们并没有感觉到研究方法的不足,所以没有主动去接触其他研究方法的意识,发生学方法自然没有被运用到中国法制史的研究中来。
  三、发生学方法在中国法制史研究中运用的可行性
  方法论对于学科的发展是必要的,中国法制史亦是如此。有学者提出“一味地因循守旧,抱残守缺,没有一点方法论上探索的勇气和冒险精神,要想在中国法制史研究方面有大的突破,也是不可能的”。{8}所以要探索一条使中国法制史学科壮大的路线,方法论必不可少。把发生学方法引入中国法制史研究中,就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当然这也不是凭空想象的,因为现在已经形成了把发生学方法引入中国法制史研究的许多条件。
  (一)发生学方法在其他人文学科的成功运用提供了范例
  发生学方法引入到我国之后,被积极运用到人文学科领域,主要是哲学、思想史、经济学、语言学、艺术、文化等的研究,且都取得了不少成果。例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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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张乃和.发生学方法与历史研究[J].史学集刊,2007,(5):43?50.
  {2}顾远明.教育大辞典[Z]. http://10.1.1.35/kns50/crfd/detailcrfd.aspx?QUERYID=50&CURREC=1,2009?11?20.
  {3}刘建明.宣传舆论学大辞典[Z].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
  {4}冯契.哲学大辞典(上)[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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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李贵连,王志强.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反思与法律多元的视角[C]//法史学的传承,方法与趋向.台北:中国法制史学会,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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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陈鹏生.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法文化[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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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夏锦文.21世纪中国法律史学研究的基本思路[C]//继承与创新——中国法律史学的世纪回顾与展望.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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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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