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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行政与法》
互联网金融犯罪实证研究
【英文标题】 An Empirical Study on Internet Financial Crimes
【作者】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课题组【作者单位】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
【分类】 犯罪学【中文关键词】 互联网金融犯罪;网络诈骗;非法集资
【英文关键词】 internet financial crime; internet fraud; illegal fund-raising
【文章编码】 1007-8207(2019)01-0101-09【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1
【页码】 101
【摘要】

随着网络金融成为我国金融业发展的新型模式,互联网金融犯罪已经成为影响我国金融安全的主要因素。因此,课题组通过对深圳市宝安区互联网金融犯罪进行实证研究,试图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期为办理该类案件提供新的思路。

【英文摘要】

Because Internet finance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Internet era and traditional finance; Internet financial crime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ecialization and intellectualization while violating traditional economic crimes. Because of the large number of victims, the huge amount of money involved, the concealment of criminal means and the wide spread of the region, there are many difficulties in the process of combating this kind of crime. Therefore, through the empirical study of Internet financial crimes in Baoan District of Shenzhen City, the research team tries to put forward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in order to provide new ideas for handling such case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7179    
  一、互联网金融犯罪现状及特征
  互联网金融是指传统的金融机构联合互联网企业利用网络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实现资金快速融通、在线支付、投资的新型金融业务发展模式。{1}互联网金融犯罪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利用互联网实施的投资模式犯罪行为,主要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另一类是利用互联网实施的支付模式金融犯罪行为,如信用卡诈骗罪等。据相关数据统计,近五年来(2014年1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宝安区人民检察院”)依据互联网金融犯罪的分类,共受理审查逮捕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94件320人,其中批准逮捕83件280人,不捕9件51人,受理审查起诉该类案件88件320人,起诉60件171人,不诉17件124人;受理审查逮捕集资诈骗案件27件97人,其中批准逮捕23件75人,不捕2件6人,受理审查起诉该类案件24件81人,起诉6件10人,不诉0件0人。课题组对前述案件梳理后发现,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呈现以下特征:
  (一)被害人的涉众性
  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的受害人多为不特定的普通群众,少则几百个,多则上万个,一般都是盲目跟风。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受现阶段国内投资渠道偏少,银行存款利息不高,通货膨胀预期强烈等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是近年来国民收入逐渐增加,民间有了较多闲置资金,通过投资保值增值的愿望强烈,所以一旦听到收益较高的投资品种,资金就会蜂拥而至。{2}同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金融的业务经营范围也突破了地域的局限,由此降低了利用互联网金融实施犯罪活动的成本,且突破了传统经济犯罪局限于一省或一地市的范围,蔓延至全国甚至境外。以宝安区人民检察院2017年所受理审查起诉的10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为例,涉及投资人500人以上的有5宗,涉及投资人1000人以上的有2宗。
  (二)涉案数额的巨大性
  互联网金融犯罪大多以P2P网贷平台、虚拟货币等为主,以高额利息为诱饵,吸收社会上不特定对象的资金,只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运作,平台都会吸引大量投资者且会收到大量的投资资金,累积成资金池。因而,犯罪金额普遍比其他犯罪要大,造成的损失也是动辄几千万、上亿元。在2017年宝安区人民检察院所受理审查起诉的10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涉及投资额1000万以上的有6宗,涉及投资额1亿以上的有2宗。而2016年宝安区人民检察院所受理审查逮捕的侯某某等人特大集资诈骗案的涉案数额达60亿。
  (三)犯罪手段的隐蔽性
  利用互联网实施金融犯罪活动的人员和单位不少都进行了工商登记,以合法公司的名义,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从事违法活动。在返利方式上,利用“循环消费”“消费返还”“网络加盟”“消费增值”等名目众多的“马甲”和更为复杂的返利算法来掩盖经济犯罪的实质,与传统的金融领域犯罪相比,有更强的迷惑性。有的企业甚至聘请专业技术人员负责网站框架工程设计和数据管理维护,定期销毁、清洗企业交易记录、人员架构、信息通讯等关键信息。{3}
  二、打击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的难点
  (一)侦查过程中取证难
  ⒈电子数据证据固定难。和传统经济犯罪相比,互联网金融犯罪证据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线上证据和线下证据都大量存在,同时电子数据成为最主要的证据形式。一是涉及范围广泛。线下证据包括账户交易明细、开户信息、公司注册登记信息等,在这方面互联网金融犯罪和大多数网络犯罪相似,涉及到工商、税务、国土等多个部门和多个地区。线上证据则包括存储在服务器、云盘等不同平台上的交易明细和资金往来,还有一些涉案信息保存在外省甚至外国的服务器,需要侦查人员奔赴外地或者请求上级公安机关和国际组织的协作。在海量的互联网信息中鉴别和消除冗余信息、准确定位和挖掘涉案关键信息的难度较大。二是证据调取时效性强。受制于存储空间和存储规则的限制,资金交易、系统日志、账户信息等网络信息记录的保存期限有限,以致侦查员对一些时间久远或者数据量巨大的电子数据不能完全取证而只能采取抽样取证的方式。三是证据易受破坏。电子数据的内容可以被有专业技术和管理权限的人员修改,同时电子数据存储的介质可能会被犯罪嫌疑人出于逃避侦查的考虑人为地予以破坏,在不同的存储介质之间复制、转移、压缩时会发生遗失和变形,造成取证失实和数据遗失。如夏某某窃取他人信用卡信息并在互联网套现一案中,夏某某在案发前不久,伙同其他犯罪嫌疑人将其作案所用笔记本电脑等工具丢弃于水塘之中,公安机关多方打捞,均未果。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
  ⒉跨境打击犯罪协助难。互联网技术推动了金融服务手段的现代化,公众得以便利地享受金融服务。网上银行的支付方式突破了资金划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加之移动互联网支付、第三方支付方式的出现,仅需一台联网的计算机或手机终端就能在任何时间完成跨区域、跨境资金周转,随之互联网金融犯罪也呈现出明显的跨区域、跨境作案的特点。如郭某某诈骗案中,犯罪嫌疑人经营金融平台所使用的服务器系其通过中介租用的国外服务器,公安机关侦办该案时,通过多种途径均无法扣押该服务器或提取到服务器的数据。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各国的经济联系日趋紧密,各国金融机构的业务来往也越来越频繁,这给犯罪分子实施互联网金融犯罪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犯罪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但因跨境互联网金融犯罪侦查涉及境外的调查取证、抓捕犯罪嫌疑人、冻结资金、追赃等工作,经常受案件管辖权、各国法律对互联网金融犯罪的规定各异、中国是否与他国签订双边条约或者加入多边条约以及政治意图等因素的影响,国际侦查合作与司法协助具有相当难度。即便在境外取得证据,还存在我国法院认可率低、认证难的问题。至于境外追赃,由于赃款多被犯罪嫌疑人在当地转变为固定资产,变卖困难,即使变卖也严重贬值,挽回经济损失亦存在很大难度。
  (二)社会公众缺乏金融风险意识
  ⒈公众缺乏金融投资知识。政府监管机关虽通过各种渠道提醒公众和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切勿相信高收益回报的投资理财和网络金融,但依然有很多人上当受骗,他们往往只注意到网络金融的广告宣传,被天花乱坠的策划描述所迷惑,为高收益的诱惑所吸引,而忽视这些公司在宣传方面的虚假本质。如侯某某等人特大集资诈骗案中,犯罪嫌疑人侯某某等人利用其所掌控的系列公司,以传播道德文化、解决就业、实现国家富强稳定为宣传口号,利用公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造成党和政府支持其推销“富民就业工程”的假象,欺骗投资人投资其“富民就业工程”,大肆吸收资金。
  ⒉公众存在非理性投资心理。在现实中,有的被害人明知属于高风险项目,仍冒险投资。在击鼓传花的投资思路下,不断加大投资资金,即便知道所投资的平台运作模式类似“博傻游戏”,但总是幻想后续应有“接盘侠”,自己的资金能获利先行逃离。如郭某某诈骗案中,该投资平台日息2%,但不少被害人在知悉该平台无任何盈利项目的情况下,仍盲目投资,以至于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三)实务中存在法律适用疑点
  ⒈罪名定性问题。一是利用互联网实施的支付模式金融犯罪案件定性问题。该类案件中,有部分案件的定性存在较大的争议,尤其是利用所窃取的信用卡信息在互联网使用获利的行为。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夏某某窃取他人信用卡信息非法获利案中,夏某某伙同他人制作高仿银行的钓鱼网站非法获取持卡人信用卡信息后,利用所获取的信息登录真实的银行网站,将持卡人银行卡内的钱款转至境外赌博网站或者第三方交易平台,最终获取钱财。一审法院认定夏某某等人构成盗窃罪,判处诸被告人2年至1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而宝安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陆某某信用卡诈骗案中,陆某某使用木马程序非法获取持卡人信用卡信息后,利用获取的信息登记真实的银行网站,将持卡人银行卡内的钱款转至自己控制的银行账户或在网上消费,最终获取钱财。后一案例与前一案例中的行为类似,但一审法院最终认定陆某某构成信用卡诈骗罪。二是以传销方式吸收公众资金类案件定性问题。实务中,该类案件在团队计酬方式的同时亦存在投资者根据投资额每月(每日)获取固定收益的行为,这种情况在法律适用上存在罪名的交叉竞合。传销系一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特殊形式,是择一重罪处断,抑或是仅认定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仍存在争议。如刘某某等5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1],犯罪嫌疑人刘某某设立的企业大力宣传该公司及其产品空气净化器,招募县、区、省级代理商,并设计出成为不同级别代理商的条件、奖励制度,加入的会员通过缴纳不同金额的保证金成为不同级别的代理商,以缴纳费用的多少和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奖励的计算标准,宝安区人民检察院在该案的定性上最终认定该案属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三是反向喊单的非法期货平台案件定性问题。很多涉案公司的高管称在直播间或QQ群中直接喊反向建议,明明知道涨却喊跌,明明知道跌却喊涨,诱导投资人逆行操作而亏损。但反向建议毕竟是一种建议,其行为本身并不能支配、控制投资行为的输赢,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并不必然导致“被害人”因此行为“交付财物”继而直接造成“被害人”亏损。所以,在法律的适用上其定性尚有争议。四是非法期货平台与代理商间合谋分配客损案件定性问题。该类案件争议的焦点在于客损能否直接作为认定诈骗罪的依据。在该类案件中,“被害人”的财物损失包括交易的手续费、过夜费和交易的亏损两部分。手续费和仓息系交易成本,亏损系交易产生的结果,其中亏损是主要获利。首先,交易手续费、过夜费系平台、会员、代理商的盈利,但该手续费和过夜费是现货交易行为中必然存在的交易成本。虽然“被害人”的交易行为是“自愿”进行的,但如上所述,手续费和仓息是投资行为的正常支出,在“被害人”的认知范围之内应由“被害人”自行承担,而不能认定为诈骗罪中因受骗自愿交付的财物。其次,关于客损。所谓“客损”即“被害人”交易后的亏损。非法期货平台与会员、代理商往往明文约定或达成默契,客损由交易所收取,全部返还会员,之后会员再根据各个代理商的盈利情况对这部分收入予以瓜分。根据正常交易规则,客损应归属于交易对方。而涉案公司中,客损由现货交易的平台提供者——交易所收取并返还给会员,明显存在不合理之处(阻断交易)。但该客损属于涉案平台诈骗所得还是盈利所得,争议较大。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某商品交易中心诈骗案中,宝安区人民检察院认为,平台与代理商对客户亏损部分进行分配,说明涉案平台以投资人的亏损作为盈利目的,该部分资金属于诈骗所得,从而认定该情节属于上述平台实施诈骗的依据。而一审法院则认为,正因为涉案商品交易中心没有正规资质,客户亏损的金额必然留在平台账上,属于在非法经营中的盈利所得,平台与代理商按约定对客户的亏损进行分配实属必然,不能作为认定诈骗的依据[2]。五是对赌性质的期货平台案件定性问题。该类案件一般是指虚构平台或代理境外非法期权平台对赌、兑换筹码(有赢有输)。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办理的某金融平台期权案,嫌疑人设立公司,代理境外二元期权[3](网址:www.fx77.com,注册地新西兰)的营运,培训客户投资二元期权(未得到中国授权及监管),在涉案期权网站选取标的物(股票指数、汇率指数、黄金指数等)后投入资金买某一指数在一定时间段的涨跌,如果买中,就可获得投入资金65%-85%的回报,如果没买中,投注资金就归期权公司所有。客户注册后将人民币打入境外期权的账户后,该账户会根据实时的美金兑换比率兑换成美元筹码,客户持美元筹码进行操作。本案系在网络平台上对金融信息买涨买跌的行为,这种行为同赌博极为相似,而公安机关即以赌博罪提请宝安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又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所办理的某商品交易中心诈骗案,涉案平台即存在投资人与平台对赌的情况,宝安区人民检察院则以诈骗罪提起公诉,一审法院认定该案的性质为非法经营罪。
  ⒉犯罪主体的认定问题。对于互联网金融犯罪主体事实,可以界分为两类:第一类主体是互联网平台的提供者,实践中常见的包括洗钱罪、集资诈骗罪以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这一类犯罪的主体通常在整个犯罪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第二类主体是互联网金融活动的参与者,实践中常见的包括诈骗罪以及信用卡诈骗罪等。{4}但互联网金融活动的参与者目前《刑法》规定的主体仅仅包括个人。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单位构成互联网金融犯罪事实的现象并不少见。从宝安区人民检察院所办理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行为人多成立相应的企业进行运营,各类人员分工较细,往往采用公司化的运作方式,且涉案企业往往仅从事吸收资金、放贷业务。宝安区人民检察院在办理该案类件中往往认定为自然人犯罪,但一审法院亦存在以单位犯罪论处的观点,故在司法实务中存有争议。
  ⒊犯罪数额的认定问题。一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人亲友投资款是否应记入犯罪数额的问题。《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非法集资刑案解释》)第1条第2款规定:“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依据这一规定,仅向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不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但行为人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后,行为人亲友的投资款是否应记入行为人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总额,则存在较大争议。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丘某某等2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4],宝安区人民检察院认为,被告人丘某某等人所吸收的涉案金额均属于非法吸收的公众存款,但一审法院认为,其中行为人亲友、股东、员工的投资款不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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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李鑫,徐唯燊.对我国互联网金融若干问题的辨析[J].财经科学,2014,(09).

{2}陆朝晖.打击和防范互联网金融犯罪的对策研究[J].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17,(06).

{3}刘坤,高春兴.互联网金融犯罪的特点与侦防对策研究[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5,(05).

{4}段威,俞小海.互联网金融犯罪中的事实问题研究[J].犯罪研究,2016,(05).

{5}许继璋.互联网金融犯罪中投资者权益的保护[J].法制博览,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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