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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行政与法》
法律供需均衡视角下法律对经济之反馈刍议
【英文标题】 On Legal Feedback to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Supply and Demand Balance
【作者】 王几高【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博士研究生}
【分类】 法律经济学
【中文关键词】 经济增长;供需均衡;禀赋主义;“创造性破坏”
【英文关键词】 economic growth; supply and demand balance; endowment doctrine; “creative destruction”
【文章编码】 1007-8207(2019)01-0110-0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1
【页码】 110
【摘要】 将法律制度作为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变量纳入模型考虑已经成为学界的基本共识。禀赋主义将法律与经济的关系假定为一种单向因果关系,认为一旦正确的法律制度建立起来,则自然会实现经济增长,这种仅从法律供给角度考虑二者关系的观念在“法律与发展运动”的社会实践中被证明是片面的。如果将法律需求纳入考虑范围,并承认经济发展主要源于一种“创造性破坏”,那么法律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的是一种高度复杂、循环往复的“行为及策略性反应”过程,法律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在于法律制度对经济发展中“创造性破坏”具有良好的回应能力。
【英文摘要】 It has become the basic consensus in the academic world that the legal system should be taken into the model as an important variable in economic growth. The endowments assum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terms as a one-way causal one, and endowments believes that once the correct legal system is established, it will naturally promote the growth of economy. This concept proved to be one-sided for it only takes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supply into consideration in the social practice of the “Law and Development Movement”. If legal needs are also taken into account and in the condition that we admit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mainly due to a kind of “creative destruction”,then we can say there is a highly complex cyclical of the process of “behavioral and strategic response” between law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ore reason why law can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is that the legal system has a good ability to make respond to creative destruc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7182    
  一、禀赋主义的理论、法律实践及反思
  (一)禀赋主义:从韦伯、诺斯到拉波塔
  从经济发展史来看,传统的商业惯例、社会习俗、家族关系和宗教力量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交易双方的诚信程度予以要求,从而给经济活动和交易行为带来保护性力量。但是,现代经济中的交易规模巨大、交易环节繁杂以及参与人数众多所带来的根本性变化,使得传统的非正式规范无法成为维持现代市场秩序的制度支撑。20世纪初,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商业组织及近代工业革命产生的主要条件是围绕着资本主义商业组织的制度框架得到有效保障,包括:企业产权受到承认和保护,商业组织能够在市场中自由进入、竞争和退出,商业组织可以依据恰当的会计方法所进行的合理核算来做出决策,法律及其他相关制度具有可信赖性和可预期性,劳动者能自由享受其个人劳动成果,产权可以转让以及可以通过公开募集资金的方式为公司融资。他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即提供“理性规则”的法律秩序通过对交易行为提供“预期”和强制权力的保障而支撑着现代经济活动的开展。
  韦伯的这一理论被新制度经济学加以继承和发扬,其中美国经济学家诺斯通过对经济史的梳理考察后发现,西方世界之所以能在近代崛起,根本原因在于西欧社会产生和发展出高效率的经济组织,而高效率的经济组织的出现又依赖于在制度上通过确立产权来对从事经济活动的行为创造出一种激励机制——使得个体的经济行为变成一种私人收益率无限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以实现规模经济效应、提高要素市场的效率。可见,有效实施的产权和契约法通过提高企业家的可预测性、降低交易的成本,使得经济高速发展。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以拉波塔为代表的研究团队(以下简称LLSV)从微观的截面数据就法律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进行了定量化研究,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内选取了49个有公众公司的国家,对其法律渊源、投资者保护的法律规则以及执行效果等重要内容进行了分类,通过对法律变量和财务变量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投资者权利保护程度、法律执行质量等法律变量与资本市场规模、公司价值等金融变量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性。LLSV的研究对法律改革实践产生了深刻影响,世界银行在其研究基础上设计了衡量法律治理、司法质量以及政府规制水平的五大类指标,以此量化分析各国、各地区的商业法律与规制情况,自2003年起每年出版《营商环境报告》对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商业法律、产权保护等商业规制环境进行评估,并提出改善各国和地区投资环境的政策建议。
  在这种分析路径下,法律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被暗示为一种单向因果关系:法律制度——经济秩序和效率——经济增长。一旦合理的法律制度被建立起来,那么经济增长就成为一种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结果。美国学者米尔霍普和德国学者皮斯托将这种观点称为“禀赋主义”,其理由是这种观点实质上是将法律制度视为与高速公路等基础建设类似的、经济腾飞前所需的一项固定资产投资,即它是一种稳定的外部因素,不会变动不居,在法律适得其位时,经济社会的发展路径也就被决定了。
  (二)禀赋主义理论下的法律改革实践及反思
  禀赋主义对法律改革实践产生了巨大影响,“法律与发展运动”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大批来自发达国家(早期主要是美国)的法律学者、政治学家致力于将所在国的法治理念和法律制度输出并移植到发展中国家,兴起了“法律与发展运动”,这些行动主义者在国际组织、发达国家政府、高等院校和私人基金的资助下,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们建立本国“现代的”法律制度体系以实现本国的“现代化”。
  法律与发展运动分为两个阶段:“旧法律与发展运动”和“新法律与发展运动”。前者始于20世纪50年代终于20世纪70年代。在这次运动中,美国分别派了大约150个、50个、50个“使团”到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法律人士除了在本国被组织起来参与各种实践活动之外,还被挑选出来到美国斯坦福、哈佛、耶鲁、威斯康辛等大学接受培训和交流,整个运动耗资巨大,仅美国法律援助计划中的资金投入就达到2000万美元。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法律与发展运动陷入了危机和困境,1974年其主要领导者正式宣告了这一阶段法律与发展运动的“死刑”。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们认为,尽管这次法律运动是充满善意的,但却不是科学严谨的,因为这些改革尝试是建立在一个大胆假设——法律制度体系具有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功能的基础上,而这种大胆假设一方面缺乏某种发展完善的理论支持和论证,另一方面又没有在其发源国家获得实证数据的检验。
  “新法律与发展运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至今,很多国家在经济发展政策的设计中强调市场机制和经济自由的复归,取消了制约市场机制和扭曲资源配置的各项计划管制,在转型国家中一般会同时推进两类改革:I类改革,即宏观稳定、价格自由、向国际市场开放等;II类改革,即市场导向型法律体系和相关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商业、银行部门的深层次发展和适合的监管机制等。在这次运动中,来自欧美国家的法律专业人士怀揣各种宪法、民商法典和立法政策建议蜂拥而至,15个主要国际性发展机构和20多个发达国家的政府部门加入了发展中国家法律改革与技术援助的项目之中。这次运动是否能够最终达到预期安排和效果尚未形成定论,但这次运动依然带有“旧法律与发展运动”固有的缺陷:虽然这些从发达国家中移植过来的法律制度已经成为当地立法,但这些新法律规则的实施程度乏善可陈,执行效果不尽人意。因此学界广泛认为该运动的效果和影响相当有限。
  对法律与发展运动反思和总结有很多,其中美国学者戴维·杜鲁贝克在总结教训时指出,在落后国家和地区的政策制定者看来,美国和西欧等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代表着一种更加高级和更为先进的法律发展阶段,同时他们往往没有思考他们自己国家的社会环境、文化传统和制度需要。在这种背景下,所移植的那些植根于自由主义文化和强调个人价值实现的西方法律制度,同本国的社会环境、文化传统和制度需要可能完全不相容,因而没有理由认为外国的法律会天然地与本国的现实相互匹配和衔接。因此,必须对这些制度需要本身进行研究,制定的解决方法也必须适合本国的需要。将法律供给视为一种可以单独实现经济发展预期目标的手段和工具,可能太过简单ak过于理想。
  二、法律供需均衡决定了法律制度功能的实现
  (一)法律供需均衡的经济意义
  法律供需分析的假设前提是存在着一个具有类似于市场机制属性的法律市场,市场机制是通过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两支力量共同推动的.在法律市场中,法律制度获得生命力、有效地实现其功能价值也是由法律供给和法律需求两个方面的均衡所达到的。
  法律供给是指国家机关在特定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提供和适用法律规则以规范社会主体的行为。诺斯认为,国家的基本职能是提供各方博弈的基本规则,这些基本规则主要承担两个方面的重要目的:一是确定竞争与合作的基本准则以促成产权结构形成,从而对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中的所有权结构予以界定;二是在第一个目的框架中,降低因界定、谈判和实施作为经济交易基础之经济契约而发生的交易成本,从而使得投入产出率水平达至最大化,进而增加国家税收基础。{1}此外,由于正式制度在本质上具有公共或半公共产品属性,由国家集中化方式而不是民间分散化方式来进行制度供给,可以有效地低制度供给成本。
  法律需求是一种制度需求,是社会主体因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产生的对国家机关的立法、执法、司法活动进行“购买”(主要体现为“遵守”法律)的主观愿望和客观能力,是人们对于现有的和未来的法律资源的肯定性需要和现实性行为。{2}法律需求的根源在于作为需求主体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具有“经济人”属性,即其行为选择是以自身利益或效用最大化为准尺。法律需求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其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现有法律制度的效用、主体利益偏好以及非正式性规范等。
  法律供需均衡是指国家机关进行立法、司法、执法等法律供给与人们遵守法律的主观愿望和客观能力的法律需求之间达到彼此适宜状态。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法律供给和需求没有达到均衡状态,法治的方向应该是尽可能使法律的供需关系趋向均衡。尽管现实社会中法律供需均衡难以达到或转瞬即逝,但这种供需均衡的逻辑结构为立法和司法活动提供了一种参照标尺。
  (二)法律需求对经济治理的价值
  首先,如果其他的非正式制度能够有效地、低成本地保护或协调相关市场主体的利益诉求,那么即便是现有的法律供给充沛且在促进市场发展方面效果良好,市场主体也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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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美)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冯玉军.法经济学范式研究及其理论阐释[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01).
  {3}{6}{9}(美)柯提斯·J·米尔霍普,(德)卡塔琳娜·皮斯托.法律与资本主义:全球公司危机揭示的法律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M].罗培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4}(美)弗兰克·B·克罗斯,罗伯特·A·普伦蒂斯.法律与公司金融[M].伍巧芳,高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5}{8}(美)丹尼尔·伯克威茨等.全球视野下的法律移植效应[J].清华法治论衡,2014,(01).
  {7}(美)汤姆·金斯伯格等.法律与经济发展:我们知道什么?我们不知道什么?[J].制度经济学研究,2006,(04).
  {10} Robert Charles Clark, The Four Stages of Capitalism: Reflections on Investment Management Treatises, 94 HarvardLaw Review.pp561-582(1981).
  {11}刘志铭,郭惠武.创造性破坏、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新古典熊彼特主义增长理论的发展[J].经济评论,20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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