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的正当性判断标准研究
【英文标题】 Research on the legitimacy review standard of relatively centralized administrative licensing power
【作者】 刘恒彭箫剑
【作者单位】 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文关键词】 行政许可权;相对集中;判断标准;行政审批局
【英文关键词】 administrative licensing power;relative centralization;review standard;administrative licensing bureau
【文章编码】 1672-3104(2019)02-0039-11【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2
【页码】 39
【摘要】 行政许可权的横向配置存在多种集中模式,行政许可权应该相对集中到何种程度最为妥善,缺乏标准,莫衷一是。欲使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成为行政法上可被操作之制度或方向,势必应有更为明确且具体之内涵。现有研究成果表明,行政许可权相对集中的问题主要是行政权力横向配置的问题。因而在判断行政许可的权力配置模式是否具备正当性的问题上,宪法层面上的国家权力配置的原则与方式具有启发意义。应当通过最低限度标准、功能适当标准和边际约束标准等三个要件对相对集中的组织行为予以判断。同时满足三个标准,行政许可权的相对集中行为即具备了正当性。
【英文摘要】 There are multiple intensive modes for the horizontal disposition of administrative licensing power. There is no standard answer to such a question as "to what extent should administrative licensing power be relatively centralized," about which people often have totally different ideas. In order to make a kind of relatively centralized administrative licensing power become a practical system or orientation in administrative laws, we need to define some more specific and clear contents for such relatively centralized administrative licensing power. Some current research results have shown that the subject of comparatively centralized administrative licensing power is in essence an issue in the horizontal disposition of administrative power. Therefore, the rules and methods used in constitutional disposition of national power can provide useful enlightenment for the judgment whether a kind of dispositional mode of administrative licensing power is justifiable or not. Furthermore, judgment on any comparatively centralize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should be made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ree major elements, namely, minimal standard, functional appropriateness standard, marginal restriction standard. Only when all the three standards are fulfilled at the same time, can the comparatively centralize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of administrative licensing power be justified.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7224    
  一、问题的提出
  自古以来,权力如何划分与行使一直是中外政制研究的中心议题,近现代立宪主义的思潮与革命中满怀着人们的一种朴素期望,即国家的权力能够受到控制。分权理论家认为“以某种形式表现的权力分割以及职能分离正是我们政府制度的核心”{1}(7)。虽然现代社会的军事、社会和经济需要总使得权力极具侵略性与扩张性,以权力高度集中为特征的行政国家不可避免,但是“我们还应当问一问什么权力、多少权力在集中以及如何能有效限制它们这样一些问题”{1}(10)。
  关于行政分权的研究与运用是宪治分权论在我国行政法治领域的映射。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行政权力相对集中的立法文本及实践,逆向思考权力散落、权力脱节、权力壁垒引发的政府职能困境,开拓了行政组织制度设计中权力配置“合法性与最佳性权衡的二维面向”{2},为分权学说的探讨注入了新的元素与活力。
  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是相对集中行政权范畴的子内容,2003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以下简称《行政许可法》)25条规定,可以由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许可权。在实践中通常由行政审批局行使其他行政机关的行政许可权,此种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的方式引发了不少争议[1]。第一种观点认为设立行政审批局往往是一种权力的“绝对集中”,制度设计不够科学合理。例如有学者认为:“行政审批局模式强调许可权能的一律集中、彻底集中,是对行政权力的绝对化分配,未慎重考虑许可权力集中与配置的科学性乃至不同许可权之间的协调与分工等事宜。”{3}有学者指出:“行政许可实施权的集中行使往往是绝对集中而非相对集中,绝对集中不仅与相对集中的改革初衷相悖离,而且在行政活动专业性、技术性日益增强的当下,绝对集中的做法也未必可行。”{4}第二种观点认为设立行政审批局是一种权力的“相对集中”,而非完全集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地方将一级政府所属部门的行政许可全部集中到一个部门的改革试点,只是把那些能够集中在一起办理的许可事项集中起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消解了部门对行政审批改革的掣肘,是行政审批改革新的突破口{5}。
  虽然现阶段行政审批局改革模式并不违反《行政许可法》25条文本上的规定,但行政审批局具备“合法性”的“法”不单是要符合代表国家权威的成文之法,更要从深层次的文化体系、观念制度与社会期待上获取正当性,而行政审批局模式隐含的全能政府倾向令人担忧。行政许可权力相对集中,“似集权又似分权”。说其“集权”,在于通过权力强化和合并来增强管制,维护官僚利益;说其“分权”,在于通过程序分离实现行政自制之目的。其实,集权与分权之间又非绝对,关键在于具体做法。做得好,集权可以变分权;做得不好,分权亦会变集权。现阶段学术界与实务界对于“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之讨论,至多是一种理念的观察描述或试错。若欲进一步使其成为行政法上可被操作之制度或方向,势必应有更为明确且具体之内涵,以作为行政许可权力聚散离合之基准。其中最遏咽喉因素者,乃“相对集中”的标准究竟何在。行政许可的集中到何种程度才是妥适的,有待更精细的标准之提出。
  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由来已久,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传统的“权力本位、管理本位、人治本位”{6}的行政法律文化土壤没有孕育出现代意义上公民本位的行政许可制度。注重行政管理还是侧重权利保护,这是建制行政许可制度所要取舍权衡的两个重要价值。以往行政审批制度常常异化为以寻求政府统治、建制强大的国家行政机器、集中掌控国家行政权力为目的的工具,无法将行政权与公民权从互生龃龉之对立格局中释放出来。行政许可始终被单一地视作政府管制之手段,权利保护并非制度所要侧重彰显之价值。探讨行政许可权集中到何种程度才是适当的,更深层次的目的,在于超脱纯粹地严格限制和有效制约政府的论点之外,进一步思考传统限权思想如何兼容现代公共行政,如何从公民本位的角度推动转变政府职能,审慎地进行权力分配,优化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继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迈进现代化。
  二、我国行政许可权的集中样态梳理
  本文欲提炼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正当性之一般标准,自然先要理清现有的行政许可权的集中方式与类别,学界和实务中已分别从两个层次展现了行政许可权的集中面貌。
  (一)学理归纳
  集中行政许可权首次出现在2003年9月28日的《国务院关于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的通知》中[2]。目前学界对如何认识相对集中许可权大致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为“实质说”{7},认为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仅指许可决定权的集中,行政许可机关空间场所上的集中属于行政许可的办理制度改变,不属于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持此种观点的有王太高、徐继敏、肖洪飞等人。据此观点,相对集中许可权仅指《行政许可法》25条的规定。第二种观点为“形式说”{8},认为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不仅仅是指许可决定权的集中,受理权、审核权的集中也是行政许可权的集中。许可权可以划分为受理、审核、决定等步骤。决定权是许可权的核心和关键,但是受理、审核等也是许可权的组成部分。有学者认为从法律意义上对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存在三种理解{9}:①空间场所上的集中;②职能部门内部的集中或机械式集中;③职能部门间的集中,即将分散在不同职能部门(机关)的行政许可权集中在某一部门(机关)。持此种观点的有王敬波、黄小勇、李路、方洁、朱光磊等人。据此观点,相对集中许可权不仅指向《行政许可法》25条,同时指向第26条关于方便申请人办理行政许可的规定。“形式说”更契合本文窥视权力集中全貌的研究意图。
  我国的行政许可权是如何集中的?学者们根据不同的标准对行政许可权的集中方式作出了不同的类型划分,具有代表意义的有:①郑传坤教授等人提出存在分部集中和分口集中的方式。分部集中就是以每一个行政机关部门为对象进行行政许可权的集中;分口集中就是按行政管理的领域进行集中,如建设领域、农业领域、教育领域等{10}。②方洁副教授提出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的选择有四种可能模式,分别是虚体型模式、协调型模式、实体型模式、综合型模式{11}。③王敬波教授将相对集中行政许可制度的运行模式分为了程序集中和实体集中,纵向集中和横向集中,机关内部集中和机关之间集中,区县级政府集中、市级政府集中和省级政府集中{8}。④王太高教授将相对集中行政许可分为三类,即物理集中、机构集中和部门集中{4}。
  (二)实践考察
  与学术界多重的类型化方式不同,实务中对行政许可权的集中方式只有行政服务中心模式和行政审批局模式这一划分习惯,至于两者之间的渊源、关系、差异如何,仍需详细的学术加工梳理。
  行政服务中心“最初是各地政府创新而自行设置的机构,行政服务中心的设立缺少合法性基础,没有可支撑的法律依据”{11}。行政服务中心既不属于行政机关,也不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不具备独立的行政主体资格。“升格”为行政机关级别的行政审批局在面对上述质疑时情况虽有所改善,但其组织法上的地位也同样堪忧。行政审批局的机构组成、法定职权、权力形式、职能范围、法律责任等在组织法和许可法上均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其他设定行政许可的法律法规中也并未含有涉及行政审批局的规定,总体而言,行政审批局处于一个不为法律规控的局面。
  从行政服务中心模式到行政审批局模式的制度变迁,是行政许可权由“形式集中”到“实质集中”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基于行政效率考虑的行政集权过程。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制度变迁的第一个变化是组织结构上的变革。从外部组织结构来看,行政服务中心纵向上受地方政府统一领导,横向上由各职能部门派驻,双重组织双重牵制,特点概括为“井字型”。而行政审批局演化出的是传统的对上负责组织结构关系,只接受地方政府领导,行政审批局与其他职能部门之间是简单的平级独立关系,特点可以概括为仅对上负责的“箭头型”。从内部组织结构来看,“不同政府部门在行政服务中心独居一所,各占一席,业务数量少一块也行,多一处亦无不可”{12},进驻窗口部门之间关联松散,特点可以概括为“蜂巢式”。而行政审批局按照金字塔结构由上往下逐级下达审批政策、指令或任务,逐级指挥、协调和控制,层级关系明显,内部自成一体,特点可以概括为“金字塔式”。相较之下,行政审批局模式的外部府际关系更加明晰,内部科层式的组织结构更加简约,显著地降低了府际沟通合作的成本与政策命令执行的成本,也反映了对行政效率的追求是贯穿制度变迁过程的主要制度需求[3]。
  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制度变迁的第二个变化是行政许可权力事项配置上的变更。如何确定行政审批局的权力范围,关键在于如何处理行政审批局与原职能部门的关系。如何划分行政审批局与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配置人、财、物资源,实务部门采用了“职能划转”四个字等替权力配置。行政管理的核心是职能,机构设置、人事调整最终都是围绕职能运作,将职能部门的行政审批职能划转给行政审批局,原职能部门的工作重点转为行业规划、行业监管和向相对人提供服务{13},为如何处理行政审批局与原职能部门的权力关系提供了思路,行政权力的横向配置问题也就转化为了行政机关之间的职能划分问题[4]。
  行政服务中心所行使的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属于“借用型”,权力来源于其他行政机关的职能部门,权力行使的名义、过程和结果都归属于原职能部门。行政服务中心在其中只是“外壳”的作用,本质上仍是各职能部门在行使自身的行政许可权,因此只有“集中、到位”,并未涉及职能划转的事宜。而行政审批局所行使的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属于“分割型”,权力原本属于其他行政机关的职能部门,但原职能部门不再行使某些行政许可权,转交行政审批局继续行使这些职权。行政审批局以自己的名义,独立从事行政许可行为,独自承担法律责任。所谓职能划转,实质上就是将环保、住建、工商等行政机关的行政许可权力进行分割,由一个行政机关集权行使。目前在实务界确定的相对集中行政许可事项范围的原则可以概括为“应进必进”原则和“有序扩张”原则。“应进必进”指对审批项目直接相联、前置后置、不可或缺的事项,原则上全部予以集中。同时,统筹考虑集中部门审批事项的总体情况,按照集约性、相连性和便利性的要求,将相关部门的剩余事项也一并列入集中范围。“有序扩张”指优先推动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关系紧密、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社会反映强烈的许可事项相对集中,根据运行情况和实际需要,再有序扩大集中范围。
  事实上,由于审批事务极为复杂、缺乏微观层面理论的指导,且地方政府对制度创新收益存在极大期待,认为集中程度与制度收益成正比,“应进必进”原则和“有序扩张”原则分别表现为了“能进必进”和“无序扩张”,行政审批局模式尽可能地将能划转的行政审批事项和职能划转,忽视专业、专属权能管辖的限制,权力边界模糊,权力范围扩大。
  三、权力配置正当性判断标准的证立
  上文展示了行政许可权的多重集中方式,何种妥善,缺乏标准,莫衷一是。优化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不单是一个行政法上的问题,行政机关的权力配置话题是政治哲学理论上国家权力配置知识领域的延伸。宪法是行政法的根基,行政法是具体化的宪法,宪法和行政法的许多基本原则与内涵都是一致的,宪法上的国家机构设置原则对行政机关的组织设计发挥着价值引导功能,行政组织的设计和行政许可权力的运行不能违反宪法原则。在争论行政许可权集中到何种程度才是正当的理论问题无从入手时,不妨渊源回溯,从宪治精义中逻辑推演出一套可适用于部门法的判断标准。
  (一)最低限度的强有力政府
  “国家的起源与正当性”,这一主题贯穿了西方几千年的政治哲学思想史。西方政治哲学谱系中的国家理论有两个极端:一端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守夜人式的国家”;另一端是各种各样的乌托邦理论。乌托邦被设想为具有最大最多的国家职能,能够解决人类社会的所有问题,而“守夜人式的国家”只履行保护责任,将国家职能减少到最低限度{14}。麦迪逊等宪治倡导者更多地选择了向“守夜人式的国家”这一边倾斜,他们坦诚承认政府的不可或缺,并同时强调这一政府应当是有限政府。
  何为有限政府,学者诺奇克有过奠基级的论述,他认为有限政府是一种最低限度的政府。他首先从自然状态中个人权利会受到侵害起论,人们互助从而形成“保护性社团”,但是这种“保护性社团”过于业余,由于竞争出现“支配的保护性社团”。然后通过禁止任何独立者的报复行动,形成了“超低限度的国家”,最后通过对独立者损失予以赔偿的“赔偿原则”引申出了“最低限度的国家”。诺奇克提出:一个国家最低限度应该具备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国家具有对使用强力的垄断权,禁止任何个人或机构私自进行惩罚和索取赔偿。第二,国家应该保护所有公民,而不仅仅为某些公民服务{15}(7-9)。“所谓‘最低限度的国家’就是管事最少的政府,其基本功能是保护人们安全和强制履行契约。”{15}(11)“‘最低限度的国家’是正当的而且是唯一正当的。”{16}不过挑战摆在面前:“自由须有规则。政府就是失去自由。”{1}(1)诸多理论都试图解决此两难问题,其中分权学说无疑占据统治地位。分权学说奉行不干涉主义,维护自由,反对绝对权力,认为只有权力处于分割状态下,才能形成有限政府。但是事实上,古典自由主义对防范政府侵蚀个人自由的过度追求导致了权力的不当分离,政府职能遭到了削弱,这无法满足近现代对国家在社会经济方面的功能需求。为此,一种“最低限度的强有力政府”的说法被提出{1}(14),分权论者开始考虑如何与现代社会对政府行为的起码要求相兼容。
  20世纪末以来,世界各国虽因政治社会背景不同提出了差异化的政府改造方案,但对政府职能转变趋势却有着高度共识。“现代国家应放弃往昔大有为之给付者、政策决定独断者、集权领导者、官僚统御者等角色。”{17}即使进入了福利国家主义时期,对政府权力无限制扩张的批判仍不绝于耳,学者罗伯特·希尔斯在《反利维坦—政府权力与自由社会》一书中对美国政府如此批判:“在经过大约40年的潜心研究之后,我慎重地提出:要彻底反对利维坦。因为我发现它的存在基本上意味着浪费、破坏和邪恶。”[5]我国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法治政府是否是一种有限政府,应当从两个角度看待。一方面,有学者认为:作为我国政府改革目标的“法治政府”概念,与那种认为私有制永恒合理、神圣不可侵犯,标榜个人权利和自由至上的自由主义“有限政府”理念在本质和目的上是完全不同的,不可把二者混为一谈{18}。但另一方面,法治政府同样反对集权专断,有限政府与法治政府存在着一定的共通性。正如学者所述“对于有着长久‘万能政府’色彩的我国政府,只有按照‘有限政府’的原则,加大限制政府的力度,才能真正实现‘依法治国’”{19}。从这一角度来看,法治政府与有限政府并不矛盾,法治政府应当是一种有限政府。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中明确提出: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是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要任务。我国不将分权与否作为判断政治统治具备正当性的标准,但在正当性判断过程中仍应承认权力必须是有限度的、受制约的,对权力的绝对集中应当持否定态度。
  可以从理论层面探讨有限政府理论与社会主义国家法治建设的相容性,上述关于国家职能限度的讨论多为形而上层面的,但亦为行政组织的设计和行政许可权力的运行设立了不可违背的基本准则,顺此转化成行政许可领域发展中的经验性术语予以论述。行政许可权是一种典型的国家公权力,强权、硬权属性十分显著。学者Colin Scott指出:“许可是一种十分严厉且具有公法上之强干扰性的规制模式。行政许可制度存在巨大的负面作用,如限制和阻碍竞争、可能导致权力滥用,而且许可制度是有成本的。许可是强政府的产物,政府在采取许可制度过程中,应考虑其他能够达成相同制度目标的替代性工具。”{20}为了说明行政许可制度权力过于强势,存在巨大的负面作用,应当对其进行限制,我们假设这样一个理论模型:某种待许可的产品是安全有效的(A1)或者相反(A2),许可机构可以作出许可(B1)或不许可(B2)的决定。那么理论上会出现四种情况:第一,A1-B1,安全有效的产品通过了许可;第二,A2-B2,非安全有效的产品未通过许可;第三,A1-B2,安全有效的产品未通过许可;第四,A2-B1,非安全有效的产品通过了许可。第一、二种情形下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若勤勉尽责,无可厚非。而对于第三种A1-B2情形,行政机关为了规避风险以免失职,往往设置了冗长的监测和批准程序,致使安全有效的产品迟迟不能入市。即使在拖沓之后得以入市,又易引发产品市场垄断问题。对于第四种A2-B1情形,官员的腐败问题常常导致监管缺位,致使危害性产品流入市场,利益腐蚀安全。总之,因规制措施导致的受益者众还是受害者众,很难衡量,任何一项行政许可仍应在不同时期急切地考虑是否存在其他能够达致相同规制目的的替代性工具。此外,在许可过程中,行政机关以静态的、千篇一律的条件和标准来对待不同背景、不同生活条件、具不同风险承担能力的个体,可见行政许可与其说是人们所需的安全、质量和效果保证的“看护人”,毋宁承认其本质上就是国家进行经济性规制的命令?控制型的工具。行政许可权力本身就意味着强政府,是所有行政权力之中最理应受到严格规制的权力之一,对行政许可权力的设置与分配应当秉持最低限度的权力约束规则。至此总结出本文的第一个论断,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需要一个最低限度的判断标准。如何确保满足最低标准呢?自由主义是通过“自由—限权—分权”路径予以实现的,那么除了分权模式之外,何种方式可以维持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的最低限度?
  (二)权力配置功能适当主义
  我国《行政许可法》设计了行政权力的规制模式,将行政许可权力分为设定权、实施权和监管权,并通过“条块结构”将行政许可权力分割于层级不同、部门不同的行政机关当中,彼此之间形成权力制约。应然状态下分割后的行政权力一一对应配置于适当的行政机关。但理想型与现实型之间存在差距,本应A行政机关行使的权力却由B行政机关在行使,这便是相对集中许可权制度设计所要解决的初始问题。让A行政机关可以行使B行政机关的行政许可权,B行政机关不再行使,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的制度初衷是作为一种调适行政许可实施权力配置的“过渡措施”而存在的{21},是一种矫正性、补充性、修正性的制度设计,行政许可权力的配置机制最终还是要通过机构改革的职能划转和权力调整,实现权力归位。那么,如何判断某项行政许可权力应当是属于A行政机关而不属于B行政机关的呢?即A行政机关能否集中行使B行政机关权力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现实中并不能找到一套行之有效的标准很好地解决此问题,职能交叉、权力混合的现象始终存在。回到宪法层面讨论,实行三权分立的国家面临着类似的难题。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者之间的边界何在,三者之间存在各种复杂混乱、标准模糊的权力混合,运行互为掣肘,传统的形式主义分权学说并不能很好地解决此问题。三权之间若要严格区分开来,既是超脱经验与实践的,也是不符合效率规则的。那应当如何正确配置国家权力?在国家权力运行的实践要求下,一种功能主义的国家权力配置学说开始出现,对传统的分权理论进行了反思、补充乃至重构。与其教条化地强调权力的分立和对抗,不如更积极地决定国家权力的形成与配置,强调妥当配置后的权力应该更加有效,其行为更加正确,同样可以达致限制国家权力这一传统目的{22}。对此,学者Walter Krebs是这样解释的:其中限权的机理在于“功能划分诫命(功能主义原则)绝非是一种形式上权限分配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参考文献】 {1}维尔.宪政与分权[M].苏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2}朱新力,梁亮.公共行政变迁与新行政法的兴起[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3(1):113-120.
{3}朱新力,黄玉寅.“行政服务中心”模式的实践、正当性与时代出路[J].浙江学刊,2013(5):145-153.
{4}王太高.相对集中许可权实践中的误区及出路[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6(1):121-127.
{5}王克稳.论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的基本问题[J].法学评论,2017(6):44-51.
{6}李蕊,丛淑萍.中国行政法律文化30年演变与发展[J].法学论坛,2008(6):18-23.
{7}胡振杰,黄长杰,李利军,等.行政许可法实用知识问答[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51-53.
{8}王敬波.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行政权力横向配置的试验场[J].政法论坛,2013(1):170-176.
{9}黄小勇,闫晶,张爱军.推进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的思考[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1(3):32-35+66.
{10}郑传坤,易学志,刘建.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制度构建研究[C]//文正邦,郑传坤.宪法与行政法论坛:第三辑.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214-216.
{11}方洁.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理论与实践的困境与破解—以行政服务中心“一站式服务”为视角[J].政治与法律,2008(9):63-69.
{12}王胜君,丁云龙.行政服务中心的缺陷、扩张及其演化—一个行政流程再造视角的经验研究[J].公共管理学报,2010(4):24-30+123.
{13}顾平安,易丽丽,张弦.开局之局:中国第一个行政审批局的探索与实践[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6:66.
{14}姚大志.现代之后—20世纪晚期西方哲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87.
{15}罗伯特·诺奇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M].姚大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16}钱玉英.“最低限度的国家”:诺奇克国家理论述评[J].政治学研究,2008(5):82-90.
{17}詹镇荣.变迁中的行政组织法—“从组织形式选择自由”到“组织最适诫命”[J].“中研院”法学期刊,2010(6):1-60.
{18}贠杰.有限政府论:思想渊源与现实诉求[J].政治学研究,2005(1):10-18.
{19}肖勇.论“有限政府”[J].社会学研究,2003(2):23-25.
{20}SCOTTC.作为规制与治理工具的行政许可[J].法学研究,2014(2):35-45.
{21}乔晓阳.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释义[M].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2003:116.
{22}张翔.国家权力配置的功能适当原则[J].比较法研究,2018(3):143-154.
{23}应松年,薛刚凌.行政组织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67.
{24}何海波.行政法治,我们还有多远[J].政法论坛,2013(6):25-43.
{25}王建勋.驯化利维坦—有限政府的一般理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7:3.
{26}詹福满,苗静.有限政府理论的现代解读[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5(3):8-18.
{27}徐继敏.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的价值与路径分析[J].清华法学,2011(2):79-87.
{28}艾琳,王刚.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探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84.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67224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相似文献】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