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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治与法律》
试论我国民事诉讼费用制度
【作者】 穆昌亮【作者单位】 贵州大学
【分类】 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民事诉讼;诉讼费用;比较研究;诉权保护;诉讼制度创新
【文章编码】 1005—9512(2007)04—0187—0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7年【期号】 4
【页码】 187
【摘要】

在现代法治国家,“接受审判”的权利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而要实现这一基本权利,让普通民众真正接近正义或者真正享受司法福利,合理的诉讼费用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应从以下几方面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费用制度:树立正确的诉讼收费观;诉讼费用立法权收归人大;扩大法定民事诉讼费用的范围;扩大司法救助范围,健全救助体系;建立诉讼费用保险制度;加强对诉讼费用的管理。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81447    
  民事诉讼费用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从理论上说,民事诉讼费用的征收牵涉到收费行为的性质、当事人诉权的行使和诉讼成本等重大理论问题;同时,诉讼费用又与收费数额的大小、收费比例的高低以及收费的程序、诉讼费用的分担等实际问题相关联。诉讼费用制度是一国诉讼理念、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控制能力以及司法功能和地位的反映。通过民事诉讼费用这个话题,我们可以引申出对有关中国司法改革及诉讼制度完善与创新的思考。
  一、民事诉讼费用制度的一般理论
  (一)民事诉讼费用制度与诉权保护
  1、 保障诉权依法行使。我国宪法虽然没有关于保障当事人诉权的明确规定,但宪法承认人民主权原则,并明确规定保护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平等权、自由权等基本权利。以上公民的基本权利要获得真实的保障,必然要求国家通过设立司法制度承担解决权利纠纷、防止权利受到侵害的义务,同时公民享有获得司法保护的权利。而民事诉讼费用制度作为民事诉讼制度的一部分,保障公民诉权行使是其当然职责。
  2、 防止滥用诉权。民事诉讼费用通过诉讼费用的征收标准、费用负担及相关程序等制度的设置运行,使得当事人在提起诉讼时,以及行使由诉权派生的各种诉讼权利时,不得不考虑滥用权利的后果,从而自觉规范其行为,达到民事诉讼制度有效运作,平等保障双方当事人权利的目标。
  3、司法制度的现实条件。保障诉权依法行使与防止诉权滥用如同两条相互缠绕的主线,贯穿于民事诉讼费用制度的始终,两者作为共生共存的对立统一体,在民事诉讼费用制度的成长历史中此消彼长,在矛盾的运动中推动着制度的发展。民事诉讼费用制度的具体构建也必然是寻求在保障诉权依法行使与防止诉权滥用两极之间的平衡点。与其他所有制度一样,一国民事诉讼费用制度的建构离不开该国政治、经济、社会条件的限制。具体而言,民事诉讼费用制度的平衡点由政治经济社会状况所决定。
  (二)征收诉讼费用的理论依据
  关于诉讼费用的收取问题,从国外情况看,原则上各国法院都向当事人收取不具有报酬性质的裁判费用,即相当于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其他诉讼费用。但当事人应否交纳具有报酬性质的裁判费,即相当于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案件受理费,各国立法上和学理上有着截然不同的规定和解释。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一些学说:
  1、司法无偿说。即当事人无需向法院支付具有报酬性质的裁判程序费。该说认为,现代法律禁止公民在权益受到侵害时进行自力救济。保护私权应当成为国家的责任,法院如果向当事人征收具有报酬性质的裁判费用,则不符合法官独立的原则。因此司法对当事人而言应是无偿的,裁判费用应由国家承担。[1]
  2、国家无偿服务说。该学说认为,现代国家是征税国家,国家设立的任何一项制度都建立在国民交纳的税金基础上,并具有提供公共服务的性质,民事诉讼制度也是如此。
  3、当事人程序基本权利保障说。该说认为,民事诉讼是国家取代自力救济而设置的依法解决民事纠纷的制度,国家通过行使审判权解决法律意义上的民事纠纷,是国家向国民以及民事主体承担的一项义务。因此,在法治国家里,任何人都有利用民事诉讼制度解决自己与他人之间发生的争议的权利,即接受司法裁判的权利。这项权利又称当事人权或当事人程序基本权,属于公民基本权利以及人权的一部分。
  4、有偿主义。该理论主张,民事诉讼当事人应承担裁判费。民事诉讼是当事人为了自身利益进行的诉讼,因此让整个社会来承担少数人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进行诉讼的费用,最终实际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是不合乎情理的。尤其象我国这样一个经济尚不发达的国家里,社会无法免费提供充足的司法资源,也无力全部承担司法机器运转的费用,完全的不征收裁判费用显然是不行的。[2]
  有偿主义更多是从诉讼费用的作用看待征收裁判费的问题,其理由是: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利己的判决,诉讼在本质上是为了摆脱诉讼负担,争取自己利益的一场斗争,裁判费作为一种诉讼负担,最终为败诉人承担,这样有利于促进当事人为摆脱诉讼负担而展开利己性诉讼活动。
  当事人进行诉讼须承担一定的裁判费用,但以不妨碍当事人的诉权实现为条件,即诉讼费用不应该成为当事人实现自己权益的障碍,法院门槛的高低无论是对贫困者还是富有者都应是可以接受的,这应成为各国尤其是我国考虑诉讼费征收政策的一项指导性原则。也就是说,裁判费的征收针对的是审判行为和诉讼行为,而不应成为诉讼的要件,更不应成为法院谋取利益进行创收的借口和通道。
  二、我国民事诉讼费用制度的现状与评析
  (一)我国民事诉讼费用制度的现状
  1、诉讼费用的范围。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7条、1989年《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一章和1999年《〈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补充规定》,我国诉讼费用包括以下两种:(1)案件受理费,包括一审、二审及部分再审案件受理费。1989年《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28条规定,依照审判监督程序进行提审、再审的案件免交案件受理费,后1999年《〈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补充规定》对第28条进行了修改,规定两种情况下,再审案件仍要交纳案件受理费。(2)财产案件诉讼中实际支出的,令当事人承担的费用。包括:(a)勘验、鉴定、公告、翻译费;(b)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在法院决定日期出庭的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费和误工补贴费;(c)采取诉讼保全措施的申请费;(d)执行费;(e)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调取应当由人民法院调取的证据时实际支出的费用。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补充办法》取消了原《收费办法》中规定的“人民法院认为应当收取的费用”这一口袋式的费用类型。之所以要取消这一费用种类,原因在于这是基于概括性立法而形成的弹性条款,这一弹性条款为人民法院乱收费提供了方便。但应该看到,这种对诉讼费用种类采取明文列举的方式,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人民法院的乱收费,并不能完全根绝。因为有的人民法院在乱收费时并没有超出法定的费用种类,而是在法定的费用种类内不按规定的征收方式或比例收费。
  2、诉讼费用征收标准。征收诉讼费是国家基于一种政策考虑,通过征收这个杠杆,来影响当事人利用诉讼程序的行为,以达到社会总资源的优化配置。征收诉讼费的标准会根据通货膨胀率、国民收入和法院实际开支而调整。依照国家规费的性质,案件受理费要同本国的财政水平相适应,也要与民众的一般支付能力相适应。
  3、诉讼费用负担。我国民事诉讼费用负担的基本原则是败诉方负担,这也是世界各国的通例。败诉方负担的合理性在于使真正拥有民事权利的主体不负担成本以保障主体实体权利的最大限度的完整,促进主体积极行使自己的诉权。由于民事诉讼的发生原因大都是败诉方当事人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民事义务造成的,因此进行民事诉讼的费用理应由败诉方负担。同时,各国也规定了败诉方负担原则的例外规则,我国也是如此,根据1989年《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四章及1999年《(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补充规定》都有相应的规定。
  4、诉讼费用征收程序。民事诉讼费用中的裁判费用涉及当事人与法院的征收交纳关系,《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12条规定,受理费由原告预交。被告提出反诉的,根据反诉金额或者价额计算案件受理费,由被告预交。《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31条规定,案件审结时,人民法院应将诉讼费用的详细清单和当事人应负担的数额用书面通知本人。同时,在判决书、裁定书或者调解书中写明当事人应负担的诉讼费用。当事人凭交款收据和判决书、裁定书或者调解书,向人民法院结算诉讼费用,多退少补。在实践中,裁判费用征收程序是采取法院先向原告方、上诉方或申请方预收费用,结案后按裁判结果在当事人之间分担的方式。如果预交裁判费用方胜诉,则有权依判决向败诉方追偿,如败诉方不履行,胜诉方有权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3]
  5、诉讼费用救助。为充分保障当事人行使诉权,与其他国家一样,我国也实行诉讼费用救助以补充和保障诉讼费用制度。我国目前规定诉讼费用援助的内容主要体现在《民事诉讼法》第107条的规定的“当事人交纳诉讼费用确有困难的,可以依照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缓交、减交或者免交”,以及1999年《〈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补充规定》中规定的五种法定情况。
  (二)现行民事诉讼收费制度评析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关于民事诉讼费用方面的法律法规几经修改以求完善,在保障当事人诉权,减少滥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我国的民事诉讼费用制度还存在着不尽人意的地方,有待于进一步的修改完善。
  1、我国的诉讼费用实际只涵盖了程序费用和法院实际支出即裁判费用,而将当事人费用和律师费用排除在外。比较而言,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都认为当事人因进行诉讼,尤其是因出庭而支出的必要费用,将其作为参与分担的诉讼费用。有些学者认为,我国把当事人费用和律师费用排除在诉讼费用范畴之外的做法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在诉讼费用制度上的体现。[4]
  2、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在诉讼费用负担上的规定还比较单薄,尤其在贯彻诚实信用原则,防止当事人滥诉方面还做得不够。比较而言,德国等国家将被告即时认诺、未履行必要的通知义务、迟延期日以及上诉审中提出新主张等情况都作为被告负担原则的例外,令相应的责任人负担诉讼费用,对于引导当事人正当行使其诉权,及时有效地履行诉讼义务以保障诉讼公正,节约诉讼成本不无意义,值得我们借鉴。
  3、在诉讼费用征收程序方面,法院这种让预交讼费的胜诉方当事人向败诉方索要讼费的做法,面临着合理性解释的困境。如果败诉方没有可执行的财产,或者法院没有强制执行能力,当事人预交的讼费就与判决裁定的其他司法救济一起落空。依据受理费的国家规费性质,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公法关系,依败诉方负担诉讼费的原理,诉讼费征收应该是败诉人与法院之间的关系,双方当事人之间并无直接关系发生,由此如将胜诉方向败诉方索要诉讼费视为两者之间存在私法关系显然不妥。
  关于当事人不服诉讼费用裁判是否可以提起异议程序,寻求法律上救济的问题,我国1989年《人民法院收费办法》第29条明文禁止当事人单独就诉讼费用的裁判提起上诉,当事人只能对诉讼费用金额计算问题申请复核。《德国民事诉讼法》第99条第1项也明确规定,关于诉讼费用的裁判,如非就本案裁判提起上诉或抗告,不得请求撤诉。这不符合现代法治的原则,它限制了当事人对诉讼费用正当的异议权和上诉权。随着经济发展,案件标的金额不断增加,按照标的金额征收的诉讼费用往往数额巨大,对于诉讼费用负担裁判,当事人有异议却无法得到任何救济的机会,这将严重影响当事人充分行使其诉权,法院也丧失一个阐明法律和其决定正当性的机会。
  4、就我国现行的有关诉讼费用缓、减、免方面的规定,主要存在几个严重缺陷:(1)缓、减、免的适用范围不明确。 (2)援助对象狭窄,只限于公民,有许多当事人仍被排除在救济之外。 (3)程序模糊。 (4)人民法院负有的援助义务同其本身利益相冲突。 (5)最高法院的《司法救助规定》缺乏对当事人申请司法救济的权利保障,一旦人民法院拒绝缓交或减交诉讼费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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