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政治与法律》
刑事诉讼均衡论
【作者】 陈浩铨【作者单位】 上海政法学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纳什均衡;合作;配合与制约;法律监督;集合
【文章编码】 1005—9512(2007)04—0136—0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7年【期号】 4
【页码】 136
【摘要】

在对抗式诉讼模式下,不是只有公、检、法三机关才讲配合与制约,司法机关与刑事被告人之间的配合与制约同样十分重要,对该问题的忽略与漠视只会形成刑事诉讼配合与制约的失衡与紊乱。仅仅依靠人民检察院进行法律监督,无法体现法律监督的均衡性,更为科学的法律监督应当是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与人民群众法律监督相结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体现出工具理性的局限性,在法律规定过于原则与笼统的情况下,严格执法工具理性与价值判断价值理性的集合,应该更能体现刑事裁判的科学性。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81417    
  一、刑事诉讼配合与制约的均衡
  对刑事诉讼中的配合与制约问题,一般都认为是指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配合与制约。这从法律解读角度看自然是正确的,但从均衡角度看,则是片面的。
  1979年通过的刑事诉讼法,由于确立的刑事诉讼基本方式是职权主义,因此强调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已经将职权主义的纠问式诉讼改为当事人主义的对抗式诉讼,刑事被告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已经实质性的确立,刑事诉讼的基本格局已经是控、辩对等,法官中立,在这样的基本格局下,司法机关与刑事被告人之间的配合与制约依然被人们漠视与忽略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刑事诉讼配合与制约的失衡与紊乱。从直观角度看,实行对抗式诉讼,意味着刑事诉讼就不是一个单一方向的程序与逻辑推演过程,而是由众多诉讼主体参与对话的对流过程,刑事诉讼法的原则、规定及其适用只有通过主体之间的论辩和阐释,通过说明与澄清才能显示其规范意义,才能明确具体的判断标准以及适用范围与界限。因此,刑事诉讼中的配合与制约具有更为宽泛与深刻的意义。
  司法机关与刑事被告人的配合与制约,尽管在理论方面还处于模糊状态,但在当前司法实践中已有所探索。例如在刑事公诉案件中扩大适用当事人的协商调解诉讼手段,司法机关通过调解在促进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沟通与理解方面架起互利互惠的桥梁就是一种积极的做法。具体来说,比如在一起严重的交通肇事案件中,尽管按照法律,肇事者应当接受刑罚处罚,但被害人及被害人家属最根本的要求大多为获得经济赔偿,如果能重视被害人这方面权益和要求,促成被告人与被害人家属通过经济赔偿实现双方和解,从根本上说,符合当事人真正的愿望与利益。又如,西方一些国家的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也明显地体现了在刑事诉讼中的合作理念。司法机关通过放弃对污点证人一定的刑罚权,换取发现和指控其他犯罪的有力证据,其实质是国家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一纸双赢契约。该运作具有丰厚的现实基础,因为每一个犯罪嫌疑人都可能是一个信息提供者,对于司法人员来说,如果没有这个制度,对付有组织犯罪将更为困难。注重刑事诉讼中的协商调解体现着一种自愿契约精神,国外早有与之相类似的司法制度,如始创于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德国式的协商性司法制度以及不少国家与地区都实行的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等等。 刑事协商调解使被告人与被害人在司法机关协调下达成和解,由于重视了被害人权益的保障,更体现了人文精神。
  多年来,司法机关与刑事被告人、司法机关与其他诉讼参与人之间配合与制约的作用确实被人们忽视与低估了,而这恰恰在很大程度上使本来事半功倍的事变成了事倍功半。当现实中的刑事诉讼实际上仍依循司法机关互相配合与制约原则开展刑事诉讼活动之时,国外的不少司法实践早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就将合作与协商作为刑事诉讼的前提与出发点了。如果我们坚持把公、检、法三机关的配合与制约看作为刑事诉讼配合与制约的唯一对象,那么,无论我们在这方面的配合与制约工作做得如何完美无缺,也无论我们在这方面殚精竭虑制定多少法律规定与实施细则,由于思路的狭隘,因此在本质上都无法改变刑事诉讼配合与制约的失衡与紊乱。
  由此我们还可以引伸出以下两个结论:一是对司法机关与刑事被告人之间配合与制约的忽略,导致的结局大多是零和博弈,一方胜利的基础则是对方的失败,纳什均衡理论早已证明这并非是最佳结局;二是对司法机关与刑事被告人之间配合与制约的漠视,导致双方抗争不断,司法效率降低,司法成本上涨,消耗了诉讼双方大量精力与时间。很长时间以来,提高司法效率一直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但如果不从形而上的司法观方面解决问题,只是注意一些形而下操作层面上的改进,司法效率是无法真正提高的。
  强调司法机关与刑事被告人之间的配合与制约,本质上体现的是民主与理性,民主与理性之所以能够在刑事诉讼中不断深化也就在于人们能够从不同侧面进行自由的探索,最终促进法律的进步。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民主与理性一开始就是,并且始终是促进刑事诉讼进步的动力,为什么民主与理性始终是对刑事诉讼进行评判的标尺,并且往后也将始终伴随着对刑事诉讼理论与实践继续不断的评价或批评。可以肯定地说,从只讲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配合与制约到重视司法机关与刑事被告人之间,司法机关与其他诉讼参与人之间的配合与制约,这种前提澄清与界限重新划定,不能不说是民主与理性对刑事诉讼理论与实践的一种促进:因为民主与理性,配合与合作,两者乃是内在的同构的。正是由于把握住了两者内在本质的同构,因此刑事诉讼中的配合与制约,只有在民主与理性的境域中始能真正地实现,其真正的民主意义也唯赖此境域始能得到充分的理解。因此可以断言,在刑事诉讼中,不是只有公、检、法三机关才讲配合与制约。
  实现司法机关与刑事被告人的配合与制约具有特殊的现实困难。司法机关与刑事被告人都是刑事诉讼的诉讼主体,两者的关系理论上看应当是对等的,因为两者都承担了基本的诉讼职能,但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去具体实现对等是个难题。职权主义的一个立足点在于,司法机关是代表国家对刑事被告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因此,司法机关是刑事诉讼的主导者,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惩罚犯罪,保障人权都是司法机关的职责所在,无所谓诉讼双方的权利对等。而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诉讼是在控、辩双方对抗、争辩中进行的,不仅表现为辩护方知晓自己所享有的权利,还表现为控诉方必须对辩护方的权利予以充分尊重和认可,因此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必然要求实现控辩对等,实现司法机关与刑事被告人之间的配合与制约。尽管理论上有这样的要求,但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与制度却并不明确与完善,因此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只要深入了解现实情况更可得知,不少司法人员在理念上至今没有从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转换到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中来,不少司法人员根本没有控、辩对等的概念与理念。在概念、理念、制度都没有完全转变的情况下,要实现司法机关与刑事被告人之间的配合与制约困难重重。然而,刑事诉讼之所以称为刑事诉讼,难道不正是刑事被告人是诉讼中“讼”之一方吗?如果不借助于刑事被告人“讼”的积极规定,现代意义上的刑事诉讼岂不成了封建时代司法机关的刑事追究吗?可以肯定的是,正如人民检察院是刑事诉讼中追究犯罪的重要一方一样,刑事被告人本身必然也是刑事诉讼的另外重要一方,因此,一方面,我们必须肯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当事人的性质,这一当事人作为诉讼主体就是争议的一方;另一方面,既然刑事被告人始终被认为是刑事诉讼中的中心人物,既然刑事诉讼中的一切活动均围绕被告人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那么刑事被告人就不能不成为争议的另一方,这正是刑事被告人诉讼主体的决定性意义之所在。借助于实践也能说明这个问题。
  从美国的辩诉交易情况看,在州和联邦两级,全部刑事案件中至少有90%没有进入审理阶段。这是因为在审理开庭之前,检察官与被告人的律师之间,已经就所提出的指控以及控方向法院建议的刑罚达成了一致。实际上嫌犯同意采用有罪辩护,以换取某种形式的宽大处理就是一种对等的交易。由于辩诉交易在审前已经决定了判决结果,法官的作用仅限于确保法律和宪法程序的遵循,可见,在辩诉交易中,真正起作用的就是控、辩双方,如果没有某种意义上的对等,辩诉交易也就无法完成。
  这样,刑事诉讼便获得了超越原本意义的新的实在性和理性,诉讼在这个意义上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性质,其体现的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的解决方案也许将成为体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代精神刑事诉讼的一条重要思路。感觉黑人都特别团结
  二、刑事诉讼法律监督的均衡
  刑事诉讼法不仅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实行监督,还对人民检察院在每一个诉讼阶段进行监督的范围、对象、方式和程序均作了具体规定。从法律规定精神来看,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任务是由人民检察院来完成的。而从宪法、刑事诉讼法另外一些规定来看,具有人民群众进行法律监督的含义。按照宪法第125条“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刑事诉讼法第11条“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的审判公开原则所体现的精神看,审判公开的根本目的就是有利于人民群众对审判活动的监督。因此人们不禁会产生这样的疑惑:(1)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公诉机关,主要承担提起公诉,支持公诉的诉讼职能,让起诉机关来承担法律监督重任,如何体现法律监督的公正性?(2)人民群众在审判阶段有权进行监督,那么,立案,侦查,审判第二审,不公开审判案件,执行等诉讼阶段,由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人民群众如何依法监督呢?
  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对刑事被告人提起公诉,同时承担法律监督重任,如此强大的控诉方,在国家强大权力的支持下,与弱小的辩护方展开对垒,其结果必然是没有任何悬念可言的,即使被告人确实无辜,也很难从刑事诉讼程序中挣脱出来。于是寻求一种理想与现实相结合的刑事诉讼法律监督,已成为理论界非常迫切的任务,这既需要理性的抉择更需要大胆的探索。笔者认为,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与人民群众法律监督相结合应该是一种较好的选择。之所以说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不仅应当是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的的法律监督,而且也是人民群众对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是因为只有这两者的结合才能构成刑事诉讼法律监督的基本支柱。真正说来,两者是彼此支撑、彼此拱卫的:正像前者构成后者的法律支持一样,后者乃是前者的基础与保证。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于视角的互补性。人民检察院的视角无疑是从司法机关角度出发的,企图要求人民检察院超越其诉讼地位而将不同视角包容于一身的观点显然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物质普遍性与特殊性原理与形式逻辑自治性原理,只会陷于自相矛盾之中。
  案件及其处理如何进入人民群众视野呢?人民群众进行法律监督,那么与检察院的关系就处于一种相对性之中。人民群众的任务就是分析各种事实与证据在司法机关的处理下是如何结案的,国家法律是如何被适用的。这种法律监督不仅涉及对司法机关处理案件的客观评价,也包括人民群众凭自己的知识与经验对案件的一种评价。于是原有的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的视角可以扩充为人民检察院视角+人民群众视角,显然这样的视角更为全面。虽然人民检察院进行法律监督有其丰富的经验与专业知识,但是大多数检察官都是从司法机关角度来分析案件事实、证据事实以及法律处理的,尽管这样做符合法制要求,但这种对案件与证据的认识、解释与处理由于只是从司法机关单一视角出发因而容易发生偏向。而人民群众法律监督由于与诉讼双方都没有直接利益与利害关系,因此,这种监督的视角更体现了中立性和客观性。人民群众视角不仅与检察院相对而且交互,人民群众视角展开的对案件与证据的认识并不否认检察院相对方面展开活动的合理性,由于诉讼地位不同,案件与证据在检察院视角中是一种意义,在人民群众视角中很可能是另一种意义,这种视角的互补性必然使人们对案件与证据的认识更为全面与客观。
  其次,在于权力结构的平衡性。从现实情况看,刑事诉讼中的权力结构是失衡的,由于权力结构的失衡,司法机关的各种行为得不到有效制约,因此重权力、轻权利、重实体、轻程序仍然是当前刑事诉讼中的突出倾向。要改变这些状况,限制、制约和监督司法机关的权力是必要的,实现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和人民群众法律监督相结合体现了这方面的功能。
  刑讯逼供作为司法实践中的顽症早就引起人们充分重视,但在现有体制下,即使不进行刑讯逼供,非法折磨、疲劳战术、妨害身体、诈欺等现象还是很难杜绝,只有实现人民群众法律监督与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相结合,使得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都在人民群众的监督下进行,才能促使司法人员增强工作责任心,注意严格自律,严格依法办案。在公审案件中,人民群众的法律监督具有法律依据,但刑事诉讼不只包括审判阶段,要确保各项诉讼原则,尤其是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等各项诉讼原则贯彻于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没有人民群众的法律监督是无法保证的。
  对于刑事诉讼法的诉讼原则是否能贯彻于刑事诉讼全过程,一个严肃的理论工作者是不能回避的,简单地认为只要审判公开,诉讼原则就能贯彻执行;或同样简单地认为只要人民检察院进行法律监督,诉讼原则就能贯彻执行都是不负责任的,理论责任心要求我们重新检视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事实证明,即使在审判阶段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81417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