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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治与法律》
就业权保障与劳动基准的平衡研究
【副标题】 以构建和谐社会为视角【作者】 刘金祥
【作者单位】 华东理工大学【分类】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中文关键词】 和谐社会;就业权的保障;劳动基准;劳资平衡
【文章编码】 1005—9512(2007)02—0017—0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7年【期号】 2
【页码】 17
【摘要】

劳动者就业权的保护不能单纯用提高劳动基准来实现。我国劳动立法应平衡劳资双方的权利与利益,确定劳动基准应以“宽覆盖、严执法”为出发点,促进就业的法律制度应立足于增强劳动力市场的弹性;要从制定出台就业促进法、合理制定具体的劳动基准、制定劳动定额标准、建立欠薪保障制度、完善最低工资制度等方面保障劳动者的就业权。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81388    
  一、劳动者就业权的保护不能单纯用提高劳动基准来实现
  《劳动合同法(草案)》第二稿(以下简称“草案二审稿”)公布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其中一个重要的争论焦点在于,劳动立法大幅度提高劳动基准(此处的劳动基准是广义的,包括最低工资标准、劳动保护标准、福利基准、招退工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是切实保护了劳动者的权利,还是限制了劳动者的权利?大幅度提高劳动基准,不但不能切实保护劳动者的正当权利,反而限制了劳动者的正当权利,尤其是不利于保障劳动者的就业权,从而会对和谐社会的构建产生负面影响。制定全面、科学的劳动基准才是保障和实现劳动者就业权的根本所在。
  1、立法最需要保障的是劳动者中的弱者就业权
  劳动者其实分成不同的层次,好像一座金字塔,包括上层的经理人员、中层的专业技术人员、下层的产业工人以及最底层的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等。让这些人在同一条线上接受法律的保护,只会让底层的劳动者更加弱势。现在最需要法律关注和保护的是金字塔的最底层,但是现行法律对无业、失业等最需要关注的人员却关注不够。对于这些人来说,就业才是生存之本,才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保障社会成员的充分就业也是国家和政府的重要责任。法律的制定,要有利于他们就业,要从各个方面营造有利于促进就业的氛围和制度环境,要使国家和政府在促进就业方面的责任得到强化和顺利实施。
  2、立法限制劳动者的流动性会使就业机会受到严重冲击
  由于企业“被动招工”的风险大大增加,同时企业解聘员工受到各种限制,人员流动性大为降低。从短期看,企业为了避免“被动招工”,可能采取“严进”的用工政策,减少使用人员,这本身就会大量减少就业。从长远看,在企业奉行“严进严出”用工政策的情况下,由于底层劳动者从事的工作一般可替代性较强,需要一定的人员流动性以实现就业,在岗位稀缺、流动停滞的就业环境里,底层劳动者首当其冲受到冲击。
  3、“草案二审稿”可能产生“三铁”保护模式,不利于就业权的保障
  所谓“三铁”是指“铁饭碗”、“铁工资”和“铁交椅”。“三铁”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用工制度的缩影,主要体现在用工能进不能出,岗位能上不能下,工资能高不能低。用工能进能出、岗位能上能下、工资能高能低是市场经济劳动用工的基本要求,不应予以漠视。“草案二审稿”的规定将造成劳动关系凝固化。在岗位稀缺、流动停滞的就业环境里,替代性强的底层劳动者首当其冲受到冲击。中国现阶段每年新增四五百万大学毕业生、农村有1.5亿富余劳动力,全社会为解决就业做出了巨大努力,而“草案二审稿”的规定可能进一步加重就业压力。
  “草案二审稿”以为机械地提高劳动基准就能够给予劳动者最大的保护,但直接的后果却往往是“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的回归,从而加重就业压力,[1]从根本上动摇了对就业权保障的制度基础。因此,新的法律制度的构建,必须着眼于就业权的保障和劳动基准的平衡问题。
  二、劳动立法应平衡劳资双方的权利与利益
  目前我们国家正面临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和谐社会需要物质基础,而这个物质基础需要资本来倡导。一个社会的和谐,首先需要资方与劳方的和谐。劳资双方当然具有不同的利益,政府也应当平等对待劳资双方的自由、权利和利益。面对各方的不同意见,科学合理的劳动立法应平衡考虑劳资双方的权利与利益,为员工与企业之间形成自由、公平的劳动合同关系创造制度基础。劳动立法的视角理应着眼于创造这种制度基础,树立以下的理念:
  1、必须充分关注劳动与用人单位的双方利益适度平衡从发展的观点看,劳动立法既要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应当保护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劳动关系的和谐是劳资双方的和谐,两者缺一不可。在目前情况下,因为劳动者相对于用人单位来说经常处于弱势地位,劳动立法才倾向于对其进行重点保护。劳动者权利固然需要保护,但也应有一定的限度,也不能完全忽视用人单位的利益,更要考虑双方的利益适度平衡、权利和义务适当对等,否则,有悖市场经济参与主体适用法律平等的基本原则。如果一味强调保护劳动者利益而忽视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劳动立法的调整就会矫枉过正,重点保护也就失去了平等、公平的正义基础。
  2、必须将关注点放在“宽覆盖、严执法”上我反正不洗碗,我可以做饭
  我国《劳动法》是调整我国劳动关系的基本法,《劳动合同法》是《劳动法》的核心,从属于《劳动法》,是对现有《劳动法》的补充和完善。笔者赞同有的学者对现有《劳动法》的评价:高标准、窄覆盖、宽执法。众所周知,标准是刚性的,只能上,不能下。问题是提高标准是否能做到,实施不了怎么办?提高标准要有经济基础,在我国目前劳动就业形势非常严峻的状态下,前有数百万急需就业的大学毕业生,后有从农村城市化转移出来的数亿农民工像无家可归的孩子难有地方落脚,社会本身还有大量的失业人员。社会就业压力急剧膨胀,提高标准不是理性和现实的选择。底层劳动者需要的是生存权、就业权、底线标准的劳动保护,标准越高,底层劳动者越得不到保护。因此,目前的劳动立法要解决的是如何宽覆盖、严执法,立法的视角应对此加以关注,另外,还要照顾我国的文化背景等众多因素,否则法律出台后,会影响到其顺利实施。
  3、关注增强劳动力市场的弹性
  目前的劳动合同立法有刚性有余、弹性不足的弊端。劳动合同法应向更具弹性的世界潮流方向发展,让劳动关系调整更具弹性,为其伸缩空间留下余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劳工组织曾试图使劳动关系标准化,但后来发现,这种方式不利于就业。政府应该保障公民就业的基本权利,但对工资水平不一定做出硬性规定。工资和就业水平往往是市场博弈的结果,而只有全社会的效率得到普遍改善,工资和就业的总水平才有可能提高。
  各国政府对就业市场的干预和监管,不管是想保护劳工还是要扩大就业,一般都是出于好意。但是现代经济极其复杂,其中某些政策动机和效果之间的关系,往往不符合人们的直觉和常识。所以尽管有些举措十分必要,但决策和实施必须特别小心,否则可能得不偿失,事与愿违。
  政府是劳工利益的保护者,但不是政府干预越多,劳工得到的利益就越多。事实上,政府过度干预往往会损害劳动者的长远和根本利益。典型案例包括1947年印度通过的、试图让大型制造业的工人拥有更多权利的《劳资争议法》和法国的《首次雇用法》所引起的不利后果与争议。
  4、劳动立法应当立足我国目前国情,立法目标和任务是促进就业
  从目前我国的国情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来看,维护社会的稳定是各级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最重要目标之一。将这一目标置于劳动立法的框架中,可以解析出两个基本的立法目标和任务,即促进就业和平衡劳资双方利益。因为在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解决就业问题仍然是保护和实现劳动者权利的首要任务,因此,稳定和创造就业岗位,最大限度地促进就业,也应当是这次劳动合同立法追求的目标之一。而只有平衡了劳资双方的利益,才能够使双方在诚信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各自的作用,同时营造和谐的氛围。而这样的结果同时也会对就业起极大的促进作用。
  劳动立法如果能够在促进就业和平衡劳资利益方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则可以认为其已经基本达到了立法的目的和初衷,也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三、就业权的保障和劳动基准的制度构建
  1、尽快出台促进就业法
  就业体现的就是生存权和发展权,要建设和谐社会,就要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就业岗位不足与劳动者工作需要增加的矛盾。在目前的法律保障上,国内主要是《劳动法》,其内容虽然涉及了促进就业,但力度不够,因此出台《促进就业法》呼声颇高。党中央、国务院对加快就业立法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对现行一整套有中国特色的积极就业政策进行总结和评估,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普惠性、长效性的法律制度和机制,为扩大就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法律环境。我国政府在研究制定“十一五”规划中,已将促进就业和再就业列为了工作重点,有关部门正在积极研究并将加大促进就业法立法的力度。[2]
  2、合理制定具体的劳动基准
  (1)全面引进SA8000,建立劳动基准认证机制。“SA8000标准”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关于企业社会道德责任标准对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的企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3]在实施中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因此,在我国全面引进SA8000,建立劳动基准认证机制已刻不容缓。第一,建立适合中国国情又能与国际劳工标准基本接轨的劳动基准,并严格执行是维护劳动者权益一项重要措施。首先,制定富有人道和尊严的劳动基准是社会发展的目标,从源头上约束“寻低竞争”。劳动基准既是劳工的权利,也是人类社会共有的道德标准,同时也反映了企业的管理水平和社会责任。其次,积极提高劳动力素质,改善劳工标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提升自己竞争力。第二,用劳动基准认证来维护劳工的基本权益。认证制度是通过消费者依据产品的质量、环境保护和劳工权益等来选择产品,而企业则通过向第三方提出申请,以通过认证获得市场的“通行证”,否则其产品就可能失去市场,从而影响企业的生产行为。认证是企业的一种自觉行为,每年还需要年检,实现对企业生产监管的经常化、制度化;企业通过认证建立起自己的信誉,从而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形成企业的“向上竞争”。第三,最低劳动基准、最低工资、最基本的社会保障,这是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手段。但企业职工利益的保护,更多的是要靠职工通过集体协商、民主管理等途径来实现。促进劳动者保护,工会是一个必要条件。但目前工会影响力和认同度仍有待提高。工会勇于介入涉及职工利益的问题,才能彰显其地位和作用。[4]
  (2)制定劳动定额标准,保障劳动者权益。随着国有企业的转制、改制,以及合资、私营、民营企业的发展,由国家有关部门制定行业劳动定额的做法被逐步取消,取而代之的是由企业按各自的情况和要求实施各自的劳动定额标准。
  由于没有合理的定额标准,在这些企业,员工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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