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犯罪研究》
侦查行为激励机制刍议
【副标题】 以破解侦查人员“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为中心
【作者】 倪铁【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
【分类】 刑事侦察学
【中文关键词】 侦查行为;信息不对称;激励机制;绩效评价
【期刊年份】 2015年【期号】 6
【页码】 13
【摘要】

在某种意义上,侦查制度也可以被视为是一种激励机制,合理的侦查制度能够有效地激励侦查人员采取合法侦查行为,高效达成侦查目标。当前侦查制度的设定并不合理,侦查组织目标导向模糊、竞争激励不足、绩效评价体系不合理、薪酬分配制度不健全等因素造成了侦查行为激励机制的功能缺陷,并导致了以下激励困境:“内部成本外部化”、“外部成本内部化”、“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可以通过廓清侦查组织目标、构建信息平衡机制、完善隐性激励机制,来解决侦查成本的“外部性”问题,完善侦查行为的激励机制。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0910    
  
  

激励(incentive),是指对某种行动的刺激,刺激可以是收益(胡萝卜)或成本(大棒)。[1]激励也是行为科学的核心内容,是激发人的动机使人有一股内在动力,朝着所期望目标进取的心理活动过程。激励还可以说是管理者激发下属的某种动机和需要,使他们的行为达到一定目标的过程。[2]激励机制有特定的含义:通过满足主体的基本需求、激发主体的工作动机使其努力工作、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3]运用激励和激励机制能够有效地调整人们的社会行为,而这恰恰是法律极为重要的功能之一[4],“法律实际上是一种激励机制,它通过责任的配置和赔偿(惩罚)规则的实施,内部化个人行为的外部成本,诱导个人选择社会最优的行为。”[5]作为“打击犯罪”、“保障人权”、“提起公诉之前的程序”的制度安排,[6]侦查制度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为是一种激励机制,它通过各项侦查规则来配置侦查权力和程序权利,诱导侦查人员选择合乎程序法治的高效侦查行为。在公正与效率成为刑事司法活动“强势话语”的时代背景下,侦查制度必须为“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提供科学的激励机制,营造有利于优秀侦查人员“人尽其用”的良好环境,提升侦查行为的整体质量。

一、侦查行为激励机制的内涵

“在刑事案件中,有关犯罪行为的大量信息掌握在罪犯手中,别人难以观察。如何使得罪犯自己有积极性披露私人信息,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激励问题。”[7]在侦查活动中,建立犯罪嫌疑人激励机制无疑对节约侦查资源,提高侦查活动效率具有重要意义。[8]同时,侦查人员也掌握着丰富的信息,如何使侦查员“有积极性”地收集、分析、整理、验证犯罪信息,并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也是个重要的激励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合理设计侦查制度,对涉入侦查程序各方主体的利益进行整合和分配,引导侦查人员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充分调动侦查人员、犯罪嫌疑人、证人、被害人的积极性,激励侦查程序各方主体理性地选择行为,从而达到侦查绩效的激励优化,实现侦查制度预设目标的目的。侦查行为激励机制是一个包括侦查人员等各方程序主体在内的综合体系,对侦查人员的合法侦查行为激励是该机制的核心内容。

法律的立足点一直是“世俗人”,规范的是人的具体行为,实现稳定合理的社会整体秩序,以保障社会成员的权利和利益。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价值核心。[9]作为刑事司法领域中的一种利益分配机制,侦查激励机制也应该以“人”为中心,建立在尊重人格、尊重权利、尊重人的需要的基础上,它必须能充分体现法治程序的人本精神。一个科学的侦查行为激励机制应包括以下质素:

第一,物质激励。侦查行为物质激励主要是通过工资、福利、奖金、物质补助等,对侦查人员的物质需求予以适当满足,以激励侦查人员努力工作。马斯洛将人类的需求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已经满足的需求不再构成激励因素。无论是哪一层次的需求无不依赖于一定物质条件,越是基础的需求,对物质的依赖度越大。侦查人员是自然人和社会人,他们也有物质需求,他们需要从侦查工作中获得稳定的经济收益。因此,准确评价侦查人员的工作绩效,并设计体现等差的薪酬制度,辅之以适当的福利分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充分激励侦查人员采取合法侦查行为的积极性。

第二,成就激励。成就作为一种高层次的需求,它体现了社会认同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侦查事业是需要奉献精神和无私精神的工作,不少侦查人员选择侦查职业,并不是将之单纯地作为一项“养家糊口”的工作,而是视之为满足成就感的一项事业。因此,可以通过荣誉激励、职位激励和职称激励等,让侦查人员充分地体会到侦查工作的成就感;可以通过单位、群体、公众的高度评价,满足侦查人员的荣誉感和成就感,有效地激励侦查人员为取得成功不懈努力。

第三,榜样激励。我们常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英雄楷模所起到的示范作用比枯燥说教的激励作用要巨大得多。侦查组织满足侦查人员模仿和学习的需要,树立侦查英雄的模范形象,通过其表率作用产生激励效果。

第四,团队激励。任何一项侦查行为的实施都不是孤立的单个侦查人员所能独自完成的,无论是讯问,还是现场勘查,都离不开侦查团队的倾力合作,因此,侦查激励机制必须能激发侦查人员的团队协作精神。作为一个整体,侦查组织要做到团结、协调、高效,但这并不意味着否认侦查人员的个体差别,即团队激励因素在鼓励侦查组织团结一致的同时,并不抹杀侦查人员个体力量,它是整体激励与个体激励的有机结合。

第五,环境激励。侦查行为是追求公平正义的刑事司法活动,侦查程序也以“平等”“权利”等价值追求为其运行目标。这样的价值取向要求我们:不仅要在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之间做到“平等”、“公正”,也要在侦查组织内部形成一个公正、平等、自主的制度环境和工作环境。侦查组织在制定组织规章制度时,力求为侦查人员的平等、自主行动留下充分的制度空间,并努力设计公平的评价体系,从而激励“人尽其用”的良好工作环境。

在侦查行为激励机制这一有机体系内部,各种激励侦查人员的方式和手段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它们相互交融,共同发挥着激励作用。如侦查成就激励无法完全排除物质内容;成就激励中的职位激励和职称激励直接为侦查人员带来物质收益;榜样激励与团队激励也相辅相成,榜样激励是一种个别激励,注重侦查人员个体激励作用的发挥;而团队激励则是一种整体激励,关注侦查组织整体的发展;侦查环境激励更是一个混溶的激励质素,它关注侦查组织的“生态”,既包括侦查制度、政策的“大”环境,还包括侦查具体运作的“小”环境。所以,在侦查激励机制具体运作过程中,必须将侦查物质激励与非物质激励结合起来,把侦查整体激励与个别激励结合起来,将正激励与负激励结合起来,[10]把内生激励和外生激励结合起来,[11]发挥各种激励质素的合力。

二、侦查行为激励机制的功能性障碍[12]

在中国的立法和司法领域中,大量规章制度都涉及侦查的程序运作,并都试图建立合理的侦查行为激励机制。《刑事诉讼法》设“侦查”专章,占程序规定的五分之一篇幅;公安部发布施行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

法小宝

》大部分与侦查有关;《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单立“侦查”一章,而且在“强制措施”、“审查逮捕”的两章中有大量条文涉及到侦查程序。它们要求侦查人员必须采取合法侦查行为,并粗疏地规定了对不法侦查行为进行惩治,严重的不法侦查行为要受到刑罚惩处,而非法证据的证明力也因此受到负面评价,这构成了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层面上的“负激励”。侦查组织也设定了众多内部规章、条例,并结合相关财政制度、人事制度、劳动制度、奖罚制度等,还通过一些具体的“命案招标”、“悬赏通缉”等侦查制度,为高效合法的侦查行为提供“正激励”。整体看来,当前中国侦查领域中已经初步建立起“正激励”和“负激励”相结合、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的侦查行为激励机制。

但是,当前侦查行为激励制度并不完备,侦查制度所确立的正、负激励因素存在的功能缺陷,造成了“权利保障的激励不足,而不法讯问的激励过度”。这种激励的不足与过度,在现行侦查程序运作过程中,形成了以下激励困境——“内部成本外部化”、“外部成本内部化”、“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13]

(一)侦查成本的“外部性”

经济学理论建立在“人是趋利的经济人”的基本假定之上,由于个人总是在社会中生活的,个人对于自己利益的追求,对自己需求的满足,总会对于他人或社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经济学将这种影响命名为“外部性”。“外部性”从“成本”角度看,[14]形成了两种基本情况:个人承担了不应由自己承担的“外部成本”,个人吃了亏,“外部成本内部化”;或外部承担了应由个人承担的“成本”,个人占了外部的便宜,“内部成本外部化”。经济学的激励问题,也就是消灭“外部性”的问题,或者说,是将“外部性”进行“内部化”的问题。即个人活动承担个人活动的成本,并享有个人活动的效益,不占外部的便宜,也不让外部占到便宜。当一切相关的成本由自己支付、一切相关的效益自己享有时,个人便得到足够的激励。[15]

对侦查行为的激励分析也应该遵循“经济人理性”的假设,即把每一个侦查行为的权衡建立在人性的正确理解和个体分析基础之上,[16]这有利于从各种层面上揭示——如安全感、归属感、成就感、声望等,特别是自我价值——需求的最大实现。[17]当我们从激励机制的角度分析侦查行为和侦查制度时,我们可以发现侦查领域中广泛存在的“外部性”。

一方面,侦查人员、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证人等侦查程序参与者承担了部分本应由社会承担的侦查成本,侦查行为的“外部成本内部化”现象普遍存在,无法充分激励侦查人员、被害人选择法律预期行为的积极性。首先,侦查人员承担了部分社会成本。我国各级侦查组织所需的侦查成本按规定应由同级政府财政拨付,但各地政府的财政情况并不相同,相当多的地方政府对办案经费保障不到位,侦查成本投入不足。据调查,许多基层公安机关每年得到的财政拨款经费仅占全年实际支出的50%左右,有的甚至只有30%左右,[18]这些经费用于侦查活动数额更是有限。在没有足够的社会成本投入时,很多地方的侦查人员外出办案都是自己垫付交通费、通讯费用,甚至因公负伤时的医疗费用都得自己支付!其次,犯罪嫌疑人也承担了部分社会成本。在侦查实践中,普遍存在“一关了事”、“拘留必捕”、“别罪逮捕”等等现象,犯罪嫌疑人被简单地羁押,侦查人员不愿意支付成本来进行嫌疑人人身危险性的调查评估,不愿意消耗成本提供对人身自由限制更小的刑事强制措施来代换羁押,[19]而经济犯罪嫌疑人个体则为此付出了惨重的机会成本和伦理成本。再次,我国对参与侦查的程序当事人——证人、举报人、检举揭发人等——所付出的成本补偿制度也未建立,证人等要对社会正义、经济秩序的公共需求个体出资。数额巨大的侦查成本原来应由国家和社会全额负担,但在我国特殊的侦查权力配置格局和特别的财政制度下,这些社会成本却被非正常的转嫁到个人身上,从而出现了侦查行为“外部成本内部化”的变异现象,在不知不觉间提倡“各个个人放弃自己的利益而为他人(被害人、被告人或公众)的利益而牺牲”的道德,它“存在着致命的缺点,即它是一种缺乏自尊的道德”。[20]

另一方面,我国的侦查实践中也存在着“内部成本外部化”的不正常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违法侦查行为。最典型者当属本应由侦查人员承担的违法责任成本转嫁到了社会公众头上。在侦查过程中,侦查人员承担着合法进行侦查的责任,在违反程序规则进行违法侦查时,他必须承担因其不合法行为所带来的程序后果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体责任,侦查人员必须为侦查程序的违法行为支付特定的成本。虽然,法律成本不同于企业中的成本,法律成本要不断投入,其效益需要一个较长时期才逐步显现出来,[21]不法侦查人员负担的责任成本由于运作程序相当漫长、涉及众多要素,而“难于进行严谨的计算分析”。[22]但依“比例性”原则(或称均衡性原则)应对违反义务的程序性违法行为予以惩处,让其负担相应的责任成本,激励其充分认知合法侦查行为是“在特定约束条件下追求自我利益的一种选择”。[23]但是,我国目前针对侦查程序性违法行为所配置的违法责任以及落实机制很不完善,只设计了言词性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构成犯罪的程序性违法的刑事责任惩戒规则,并未确立侦查程序性违法的行为失效,也没有完整而体系的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承担机制。“由于我国违法侦查的发现几率极低、无法定罪的成本极小和次级制裁机制的乏力,程序性制裁根本无法成为依法取证的‘激励机制’”。[24]而程序性判决以及侦查法官的设立更是因涉及及到刑事司法体制的整体变革而遥遥无期,本应由违法侦查人员承担的责任成本转嫁给了社会,造成侦查行为的“内部成本外部化”,无法为非法侦查行为提供有效的“负激励”。

(二)侦查人员的“逆向选择”

经济学家将信息不对称分为事前的信息不对称和事后的信息不对称,事前的信息不对称是指行为之前存在一方知道而另一方不知道的信息,这使得行为人得不到充分的决策信息,不敢作出预定的行为,结果是转向其他代替性行为,或是直接放弃该行为。这种情况被称为“逆向选择”,即该做的事情不做了。在1970年,美国经济学家阿克尔洛夫提出“柠檬”模型,开创了逆向选择理论的先河。他指出,现实生活中市场主体不可能占有完全的市场信息,当一方对于交易可能出现的风险状况比另一方知道的更多时,便会产生逆向选择的问题。[25]

在侦查行为实施之前,犯罪信息与侦查信息在不同侦查程序主体——尤其是侦查主体和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分布不均衡,存在着差异性或非对称性。由于当前侦查绩效考评机制的缺陷,合理激励机制没有建立,侦查人员“逆向选择”,放弃合法侦查行为,转而求诸非法侦查行为,这在侦查启动阶段表现得最为明显:在立案程序中,侦查组织并没有充分完成犯罪信息的发现、收集和分析研判等项工作,针对刑事罪案的信息优势尚未建立;而犯罪行为人则深知犯罪行为、犯罪现场和其他犯罪行为人的具体细节,具有犯罪信息方面的优势。一方面,立案制度不能有效地激励侦查人员迅速启动侦查。合理的立案制度能够有效激励准确及时启动侦查,但是,当前中国启动侦查的法定标准是“有犯罪事实存在”和“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在未采取侦查行为、收集足够丰富的犯罪信息之前,侦查人员无法建立信息优势,也就难以启动侦查。另一方面,当前的破案绩效评价制度不能有效地激励侦查人员准确立案。当前侦查实践中,衡量侦查人员水平高低的主要是破案率,而破案率由侦查破案数与立案数的比值来测算。提高破案率有两种途径:一是提高侦查破案的数量;二是降低刑事案件的立案数量。前者要求侦查人员本身素质的提升、高科技手段的使用、侦查谋略得当、侦查团队的精诚协作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而这些都需要长时期的积累,很难得到“立竿见影”的激励效果;但后者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犯罪的发生具有自己的行为规律,具有不可控性,但是,立案数量却可以通过“不破不立”、“先破后立”等违反程序法的方法实现。破案成绩突出者可获得物质奖励、嘉奖荣誉、职务升迁等,得到了充足的“正激励”;而其违法不立案等行为却没有严格的程序法制裁,也不会导致严重的实体法惩治的恶果,没有相应的“负激励”。这形成了一种“逆向选择”:非法侦查启动行为对合法侦查启动行为的“驱逐”。

(三)侦查人员的“道德风险”

在经济学上,事后的信息不对称指的是行为之后存在的私人信息,信息优势方容易自作主张地违反规则,从而导致“道德风险”。经济学意义上的道德风险,是在交易过程中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益的同时,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为。[26]作为一种极具专业性的刑事司法活动,侦查具有封闭性和自足性,检察机关不可能对侦查人员的行为进行全面细致的严密监控,犯罪嫌疑人、证人、被害人的程序权利也未形成有力的制衡,侦查前就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更加严重,程序运行终结后有关的信息也未在程序主体之间进行充分的流动,这就为侦查人员的“道德风险”提供了滋生的空间,也使得侦查程序中,侦查人员的道德风险比违纪违法风险更为常见。[27]

信息不对称加剧诱发了侦查人员的“道德风险”。侦查行为实施的过程,从信息论角度来看,就是在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等侦查程序参与人之间不断进行信息交换的过程。随着侦查程序的推进,侦查人员收集了越来越多的证据,掌握了越来越丰富的犯罪信息,慢慢建立起相对于犯罪嫌疑人的信息优势,加之侦查人员本就具有法律知识、诉讼地位的优势,信息不对称越来越明显。侦查人员可以采取现场勘验检查、鉴定、讯问、询问,使用特情耳目、派遣卧底等方法,还拥有丰富的信息来源途径、专业化的信息收集方法以及雄厚的信息搜寻成本支持。而犯罪嫌疑人处于被追诉地位,同时还陷入信息匮乏的状态——被采取拘留、逮捕等刑事强制措施,与外界来往中断,信息来源途径限于:侦查人员告知、讯问时候的问答等,来源于律师帮助的信息极少。虽然,犯罪嫌疑人也会隐藏一些侦查人员所没有掌握的罪行信息,甚至还通过非法手段与外界保持信息的联通,但整体看来,侦查人员具有诉讼地位和信息收集的绝对优势,这决定了侦查人员在与犯罪嫌疑人在信息交流时必然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当侦查人员得不到足够的信息来认定犯罪嫌疑人罪行,又认为有必要,或出于策略的考虑时,也会通过欺骗、引诱、刑讯等非法手段获取信息。现行侦查制度并没有建立严格的非法言辞证据排除规则,也没有建立非法侦查行为的程序性裁判和惩戒机制,侦查行为的“负激励”严重不足诱发了侦查人员的“道德风险”。

在中国现行侦查制度尚不完善,难以有效防止侦查人员的“道德风险”,不法侦查行为屡屡出现。在侦查行为实施过程中,犯罪嫌疑人、检察官等无法掌握侦查信息,侦查人员所建立的信息优势得到进一步强化。在当前的侦查领域中,既没有引入侦查法官对强制性侦查行为进行事前司法审查或事后司法授权,也没有实施“检警一体化”进行检察完全控制,侦查人员(主要是警察)“一家独大”,大搞“一言堂”。缺乏中立第三方对侦查程序的控制,检察的侦查监督措施单一、方式滞后,犯罪嫌疑人的法律帮助权受到法律的重重限制,法官、检察官、犯罪嫌疑人等都没有足够的信息量,侦查人员很容易超越法律的“界碑”。此外,非法侦查行为的责任追究体制不完善,不但缺乏违法侦查行为的程序性制裁机制,而且非法所得的实物证据仍可作为证据使用。这一系列科学侦查程序规则的欠缺,导致整个侦查程序的封闭性,侦查人员和其他侦查程序主体之间的信息,不但在侦查启动之前得不到有效的沟通,而且在侦查终结之后往往也无通畅的交流。这种信息的不对称使得侦查人员可以在侦查中大行“道德风险”行为,导致了“把秩序置于民主和个人自由之上”的不合理现象。[28]

三、侦查行为激励困境的成因分析

我国当前侦查制度无法为合法侦查行为提供有效的激励机制,它无法让“外部性”通过侦查人员、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证人等侦查程序参与者的个人行为选择来“内部化”,不能让他们自觉、自动、自愿地承担个体侦查成本。侦查行为激励机制之所以面临着困境,有以下一些具体原因:

(一)侦查组织的目标导向模糊

目标激励理论表明:大多数激励因素都是通过目标来影响工作动机的,目标是引起行为的最直接动机,任何形式的组织都可以通过定义目标来明确激励组织成员的努力方向。[29]在侦查实践中,也经常定位侦查组织整体目标来激励侦查人员:侦查组织通过设定一定的侦查目标,引导侦查人员按照组织整体目标设定个案、个体目标,通过个人目标的完成而实现侦查组织的整体目标。侦查人员在组织整体目标的指引下设定个人目标,满足个人目标实现,使个人的价值充分体现出来,产生巨大的激励作用。但在我国当前的侦查制度中,侦查组织的多元目标造成了组织目标导向模糊,削弱了其他激励因素的积极作用,严重制约了侦查人员高效行为的积极性。侦查组织目标导向模糊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侦查组织的整体目标混乱,甚至错位。当前中国侦查组织的目标定位并不明晰,它既打击犯罪,又保障人权,既维护自由,又追求秩序。侦查组织往往承担着“执法为民”、“构建和谐社会”、“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神圣而崇高”的社会责任,组织使命是“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定位,而其作为专门性刑事司法机关的专业定位却被弱化,专业性被政治性所冲淡。在侦查组织的目标设定中,往往强调其打击犯罪的刑事镇压因素,而对人权保障的目标相对忽视;在侦查组织目标系统内部,过于强调高效侦查,而忽略程序正义,效率有余而公正不足。另一方面,个体目标游离整体目标,侦查人员与侦查组织的目标没有很

  ······
小词儿都挺能整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10910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共引文献】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引用法规】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