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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现代法学》
必须旗帜鲜明地实行法治
【作者】 高绍先【分类】 法理学
【期刊年份】 1980年【期号】 4
【页码】 14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846    
  人治与法治的讨论正在法学界深入开展。在讨论中主要有三种不同的意见。一是法治论,明确主张坚持法治,反对人治;二是结合论,主张兼收并蓄,熔人治与法治于一炉;三是取消论,认为人治与法治的提法不确切,应当抛弃这两个口号。虽然还没有任何一篇文章(就作者所见)主张坚持人治反对法治,但实际上持这种观点的也不少。
  究竟是人治好,还是法治好,二者应当结合,还是干脆取消,这不仅是名词、概念的争论,而是涉及到社会主义国家行使职能、进行管理的原则和方法的重大问题。弄清这个问题,对我们实行经济、政治体制方面的必要改革,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评结合论与取消论
  主张人治与法治结合的同志认为,治理国家,既要有法,也要有人,只讲法治会导致法律万能,必须同时强调人治才全面。
  这种观点是把治国的原则、方法和法律、干部的具体作用混为一谈了。治国既要有法,也要有人,这是自不待言的。没有人,连国也成不了,还谈什么“治”?问题在于人治和法治并不等于人和法。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入治解释成要人不要法,把法治解释成要法不要人,而认为二者必需结合;也不能因为人治并不否定法律,法治并不排斥人的作用而认为二者并无矛盾。对一种理论,我们应当着重看它的基调、它的本质和它的倾向。作为治国的理论,人治与法治之间的分歧有着更深刻、更广泛的内容。这种分歧是客观存在的,不能调和,也不能抹煞。
  人治和法治的理论早在我国的先秦时期就已形成,虽然那时的思想家们并没有公开表明自己是“人治主义”或“法治主义",但全而研究他们的学说就不难看出。以儒家为代表的政治家把治国的着眼点放在统治阶级中的少数人甚至个别人的品德才智上,认为国家的治乱,起决定作用的是最高统治者的贤愚,他们虽然在某些场合也承认法律的作用,但同时又把法律看成最高统治者个人意志的产物,法可以依言而立,也可以依言而度,圣旨就是案件的终审判决,国家的内政外交,官吏的任免升降,都可由皇帝个人的喜怒好恶进行决策,因而在国家管理上带有很大的擅断性和随意性。法治主义则相反,他们把治国的着眼点摆在依靠整个统治阶级的权威上,主张把统治阶级的意志通过法律固定下来,强调治理国家的统一性和稳定性。以集先秦法家之大成的韩非为例,他主张制定成文法,“设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定法》)通过法律“矫上之失,诘下之邪,治乱决缪,绌羡齐非”,(《有度》)反对驾凌法律之上的特权阶层,“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同上)法治主义虽然也不反对道德教育的作用,但他们不是宣杨儒家的仁义道德,而是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即重视培养国民的法律意识,以形成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法律秩序。有的同志对韩非主张“中人之资”可以当一国之君颇为反感,认为这是重法轻人。其实韩非的这种主张倒是从实际出发的。他对“中”有一个明确的解释:“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难势》)他有一段颇值得玩味的议论:“今废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同上)这段话是很有针对性的。按照儒家的观点,尧舜是千世难逢的圣君,期望尧舜带来治世,岂不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吗?在封建社会里,君位是世袭的。哪有个个皇帝如尧舜的道理?所以他主张只要有一部反映整个统治阶级意志的完备法律,皇帝执法于上,臣民守法于下,就可以谋求国家的长治久安,而不必期待几百年才出一个的圣贤;即使出了暴君酷吏,那也只能引起暂时的混乱。可见,韩非这段话主要是反对“天下安危系于一身”的人治观点,而不是主张皇帝可以不学无术。
  只讲法治,不讲人治,会不会导致“法律万能”呢?这种就心是不必要的。管理一个国家千头万绪,没有一种方法可以万能。法治只是一种原则,不能代替任何一项具体工作。从我国的具体情况看,法律从来没有万能过,倒是“法律无能”的时候居多,而造成法律无能的原因,正是实行人治的结果。从历史上看,中国封建社会一贯重人治,轻法治,所以对圣君贤相的赞颂不绝于经传,后代对前代主要是从统治者的个人作风上去总结“为政得失”的经验教训,而对本国和世界的良法善规却极少研究。在“天不变遭亦不变”的思想指导下,汉承秦制,唐依隋律,许多皇帝都以“恪守祖训”为美德,一般老百姓也把太平盛世的希望寄托明主和清官身上,因而人治思想源远流长。这种换人而不改制的传统观念正是我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因循守旧、昧于改革的重要原因。
  结合论看似全面,实际上抹煞了问题的主要矛盾方面,不能从根本上杜绝国家管理上的擅断性和随意性。因此,不论从理论上或从实践上看,人治和法治是互相排斥而不是互相结合的,强调入治只能是对法治的否定,而不会是对法治的补充。
  主张取消论的同志认为,国家的治乱是由社会制度决定的,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制度的本身,而不是统治的原则和方法。人治和法治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政治主张,应当抛弃这些提法。
  社会制度对国家的治乱起决定作用,这种观点当然不错,但这并没有回答为什么同是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会出现繁荣发达的盛世,也会出现内外交困的乱世。我们现在也是在同一个社会主义制度下讨论人治与法治的。建国三十年来,我们的社会制度没有改变,我们却既有过飞跃发展、安定团结的时期,也有过停滞不前,甚至动乱倒退的时期。研究人治与法治问题,正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如果认为只要建立了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一切就会自然而然地好起来,我们今天的一切改革也就用不着了。
  法治是封建阶级、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提过的政治主张,这是无庸置疑的。但是,我们今天进行的人治与法治的讨论已不是先秦儒法斗争的继续,我们主张的法治,也和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法治论有着本质的区别。当然,也不可否认,我们今天主张的法治和历史上的法治论有着某些渊源。
  法治思想有它本身的发展历史。封建的法治论有很大的局限性,它从来不具有民主的色彩,而是和君主专制连在一起的。因而封建法治无疑含有以严刑峻法,残酷镇压人民的反动性,这是必须加以批判的。但是封建的法治论对推动当时的政治改革,建立和巩固新兴的地主阶级政权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它比起封建的人治来更能有效地保证整个阶级的统治,这一点对我们是有借鉴之处的。资产阶级的法治理论是和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思想同时产生的。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们以三权分立学说取代了“朕即国家”的传统观念,用人权天赋取代了君权神授,用民主自由取代了君主专制,用罪刑法定主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取代了封建法律的专横独断和公开的等级身份制度,形成了现代意义的法治概念。
  资产阶级建立的现代国家是比中世纪的封建国家严密得多、复杂得多的政权组织。靠封建的法治方法已不能应付日益复杂纷繁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事务,所以资产阶级不断致力于国会制、内阁制、政党制、民主制、普选制等等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讲究严格的立法程序,制定越来越多的法律规范,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纳入资产阶级法律的管辖范围。正如列宁指出过的资产阶级“不能不追求自由和法制,因为没有自由和法制,资产阶级统治就不彻底,不完整、无保证。”(《列宁全集》第十八卷350页)为了保证资产阶级统治的“彻底”与“完整”、他们必须采取比先前统治者使用过的更有效、更科学的统治方法。这就是资产阶级实行法治的历史必然性。
  资产阶级法治之所以值得批判不在于法治方法的本身,而在于实践中的虚伪性和反动性。资产阶级把他们的国家标榜为法治国,声称统治阶级的一切活动都是有法律根据的,这当然比“君权神授”的说教更易为人接受;资产阶级充分发挥法律的作用,保证统治权牢牢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即使无产阶级参加选举,甚至在议会中占有相当席位,也不能使政权易主。但正如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一样,我们批判虚伪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法治,是为了实现进步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法治,而不是通过批判,取消法治这一概念。针对我国民主不够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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