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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南海法学》
环保公益诉讼判例中的司法方法研究
【副标题】 基于生态文明建设司法保护的分析与构建【作者】 孙跃
【作者单位】 山东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研究生}【分类】 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环保公益诉讼;司法方法;权利具体化;法律教义学;社科法学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2
【页码】 69
【摘要】

环境权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一项亟待保护的新兴权利。司法是保护环境权的重要手段,其主要启动方式为公益诉讼。通过研究环保公益诉讼典型判例,可以总结其司法方法的经验和规律:法官综合运用法律教义学和社科法学的司法方法来实现环境权向具体民事权利的转化,并通过上述方法解决了对诉讼主体资格的认定、侵权行为的构成以及侵权责任的承担等法律问题,进而展开“法理”与“科学”相结合的裁判说理。对上述司法方法的运用经验进行理论构建,有利于发挥典型判例的示范作用、促进司法智慧与司法经验的沉淀与积累。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0518    
  一、问题的提出
  1972年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指出:“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1]该宣言不仅界定了环境权的基本内涵和世代性、集体性、公益性等基本特征,而且也标志着环境权在国际范围内被正式列为一种新型的基本权利。我国法律体系中虽然没有直接规定环境权,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中均以法律义务、法律责任等间接形式规定了环境权及其保护和救济形式。但也正是由于这些规定具有间接性、概括性和抽象性等特点,导致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法官缺乏具体、明确的法律依据可供适用,从而导致环境权在司法保护和救济方面不尽如人意。具体而言,我国在保护环境权方面的主要手段是政府部门依据《环境保护法》及相关的法律法规采取的行政处罚,受到《环境保护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中部分规定的限制,处罚力度也相对较轻,因而对遏制和治理环境污染的作用可谓是杯水车薪。
  在西方发达国家,环境权的司法保护主要依靠公益诉讼来启动,即公益诉讼与环境权的司法保护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早在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就通过立法和司法的形式建立了环保公益诉讼的一系列制度,以加强对公民环境权的保护和救济。[2]尽管我国早就出台了《环境保护法》,但由于缺乏配套的公益诉讼司法制度,环境权在我国是否具有可司法性在理论和实证角度均颇有争议。[3]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修改时,将环境保护公益诉讼制度写入该法第五十五条,2017年6月《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
此人家庭地位极低
》)修改时又对上述制度进行了立法完善。2015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从司法层面为相关制度的细化操作提供了法律依据。至此,我国对于环保类公益诉讼司法制度的构建已经初具雏形。在宏观层面的司法制度基本建立之后,“环境权能否通过司法(公益诉讼)得到保护”这一命题已经得到了回应,接下来理论界和实务界就应当重点关注和研究“环境权如何通过司法得到保护”这一微观层面的命题。本文认为,对这一命题最佳的研究视角和路径即通过典型判例研究环保类公益诉讼中的司法方法,并基于实践中的成功经验构建体系化的、可操作性的裁判规制。
  首先,从环境权保护与司法的关系角度来看,判例是环境权司法保护的具体化形式,也是将环境权这一“权利话语”转化为“法治话语”的具体体现。从微观上看,判例是司法机关保障环境权行为的载体,也是环境权可诉性和权利救济国家性的体现。司法机关借助国家强制力,能有力地对侵犯环境权的行为予以制止,有利于环境权的真正实现。[4]根据相关判例,司法机关和法官能通过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的认定,将环境权这一集合性的抽象概念具体化为民事法律所保护的权利,如人身权、财产权等,从而使环境权的司法保护和司法救济拥有明确、具体的法律规范作为支持和依据。而上升到宏观层面来看,正是通过鲜活的判例及其中法官对法理智慧的运用,环境权保护才不再仅仅是一种空洞的口号,而是经由国家公权力的保障成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5]
  其次,从环境权保护相关判例与司法方法运用实践的关系来看,典型判例是司法方法成文化的体现。和环境权这一概念类似,法律规范本身也具有抽象性和概括性的特点。司法的本质是对法律的适用,而适用法律的前提即根据特定的案件事实运用法律发现、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论证、利益衡量等法律方法来阐明法理。判例是事实和法律遭遇的场合,是两者发挥相互作用的产物。在判例中,事实被法律化,而环境权则通过法律被具体化。通过研究这一在事实和规范之间“目光往返流转”的过程,可以将具有实践价值的司法方法运用的经验以判例的形式提炼和总结出来,典型判例可以被视为司法方法法典化的表现,是环境权保障中司法智慧的结晶。这些典型判例为日后统一法律解释和适用、提高环境权司法保障的效率和准确率提供了强力的支持。
  最后,从法学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的关系来看,判例研究可以促进相关法学理论研究的实践性转向,提升相关法学理论生成司法方法、回应司法实践的能力。判例本质上是一种经验性的存在,对判例的研究本质上是一条“从经验到理论”的法学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是在总结中国法制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具有规律性的理论,通过从经验事实出发组织自己的研究并关注司法实践中的问题。这种研究方法强调理论来源于实践,但又高于法制实践,重视对理论的检验和证伪。[6]具体到环境保护这一新兴司法领域的相关研究,应当通过对典型案件判例的研究,总结司法实践中环境权保护的司法经验,特别是应将判例中坚持的司法理念和运用的司法方法进行归纳、提炼,构建形成体系化的法律方法论和司法方法论,然后在新的司法实践中对相关理论进行检验和完善。正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所言:“通过研究典型案例,可以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和司法智慧、司法方法,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法律传统,发挥司法规范、指导、评价、引领社会价值的重要作用。加强司法案例研究,能够有效促进理论与实务的良性互动。”[7]在这种“经验—理论—经验”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中,逐渐促成法律方法论的实践化、可操作化,从而实现司法智慧的沉淀和积累。
  二、环保公益诉讼典型判例中的司法方法分析
  为了从具体判例中研究环保公益诉讼中的司法方法的经验和规律,本文选取了2016年两起环保公益诉讼类的民事案件的裁判文书,并主要对其裁判理由部分进行分析和研究。选取的原因主要如下:其一,从实体法层面来看,民事法律是权利本位性法律,环境权中的大量权利在民事法律规范中都可以找到相对应的具体化的民事权利类型。其二,从程序法和司法制度层面来看,这两起案件均是通过适用公益诉讼制度来实现环境权的司法保护,而不同于之前一些通过一般民事诉讼程序来实现环境权救济的案件,因而具有较强的示范作用。[8]其三,从司法方法和判决说理层面来看,这两起案件中法官的判决说理都比较充分,并且较为合理地运用了多种司法方法,可供借鉴和凝练的价值较高。其四,上述案件均在2016年产生了终审结果,[9]尽管2017年也有一些新的关于环保类公益诉讼的判例,但大多数均以调解结案或还没做出终审,对“尘埃落定”的判例进行研究更具有针对性和稳定性。
  (一)判例简介及其基本特征
  1.泰州市环保联合会诉江苏常隆农化有限公司等6家企业环境污染责任公益诉讼案(以下简称“泰州案”)
  基本案情及判决结果[10]:江苏常隆农化有限公司等6家企业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废盐酸、废硫酸总计2.5万余吨,以每吨20至100元不等的价格,交给无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企业偷排进运河,导致水体严重污染。泰州市环保联合会诉请法院判令6家企业赔偿环境修复费1.6亿余元、鉴定评估费用10万元。该案经一审、二审法院审理后,2016年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就该环境污染侵权赔偿纠纷案进行询问,并当庭裁定驳回锦汇公司的再审申请。[11]
  2.中华环保联合会诉德州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大气环境污染责任纠纷公益诉讼案(以下称“德州案”)
  基本案情及裁判结果[12]:2016年7月20日,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中华环保联合会与德州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大气环境污染责任纠纷公益诉讼案做出一审宣判,判决被告振华公司赔偿因超标排放污染物造成的损失2198.36万元,用于德州市大气环境质量修复,并在省级以上媒体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13]
  通过对上述两起案件及裁定书、判决书的主要内容进行初步的分析,可以发现这两起典型案件均具备以下基本特征:首先,从诉讼程序和诉讼主体角度来看,两者都是适用了2014年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以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中关于环境保护类公益诉讼的程序,提起诉讼的主体均为依法成立的民间环保组织。其次,从审理过程中的主要争议焦点和法律适用角度来看,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均是按照《侵权责任法》第八章“环境污染责任”中的构成要件来判定民间环保组织一方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以及污染环境一方的企业应当如何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即两起案件主要适用的实体法律规范均属于民法和侵权责任法的范畴。最后,从审判结果来看,两起案件均以民间环保组织胜诉而告终,法官判决污染环境的企业承担环境质量修复的责任,彰显了我国公益诉讼制度初步建立后环境司法保护的进步。
  (二)两起判例中的司法方法分析
  根据法学范式的不同,司法方法可以分为法律教义学方法和社科法学方法。法律教义学方法旨在通过在理解和恪守现有的法律规范体系的基础之上,结合案件事实,通过法律发现、法律解释、法律推理等司法方法得出裁判结果并进行裁判文书说理,其主要依赖于文义的分析和逻辑的推理。[14]社科法学方法旨在基于对案件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预测,综合性地运用诸如社会学、经济学等各种法律教义学之外的学科知识为案件的解决提供分析和论证路径。[15]通过对“泰州案”和“德州案”的裁判文书中的主要争议焦点进行分析,结合环境权和公益诉讼司法制度的具体特点发现,法官综合运用了法律教义学与社科法学的司法方法,着重解决了对诉讼主体资格的认定、侵权行为的认定以及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等案件的核心法律问题。
  1.主体资格认定的司法方法
  在上述两起案件中,法官首先面对的即是环保类公益诉讼中诉讼主体资格的认定问题。从法理角度来看,当事人的主体资格问题兼有程序性与实体性的双重属性,是法官做出法律判断的先决性条件。[16]在认定原告诉讼资格方面,《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虽然规定了“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其中的“有关组织”还需要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这就需要法官运用法律发现方法中的“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和法律解释方法中的“体系解释”方法。因而,若要判断案件原告是否具有诉讼资格,就必须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两个构成要件进行认定:提起诉讼的原告如果是社会组织,必须符合“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且“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两个方面的条件。从司法方法的角度来看,这是因为:其一,从法律发现的角度来看,《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适用于所有的民事诉讼程序。而《环境保护法》尽管与《民事诉讼法》不是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但其中关于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条款可以视为《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特别条款,因而应当优先适用。其二,从法律的体系解释方法的角度来看,《
夫妻本是同林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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