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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南海法学》
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理论基础、实践考察和制度完善
【副标题】 基于比较法视野下的思考【作者】 吴家文
【作者单位】 桂平市人民检察院{经济学学士、法律硕士},中国法学会{会员},贵港市法律人才库人选,广西行政法学研究会{理事}
【分类】 行政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比较法;检察机关;法律监督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2
【页码】 78
【摘要】

自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以来,我国在推进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进程中,完整经历了“顶层设计、法律授权、试点先行、立法保障、全面推进”探索与实践的五个阶段,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在诉讼主体、诉讼范围、诉讼程序、举证责任、检察撤诉、配套机制等方面均存在一些具体问题。因此,基于比较法视野,借鉴域外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有益经验,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切实做到“七个进一步”,是不断完善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设计的必由之路。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0516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部署。随后,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在北京、福建、贵州、甘肃、内蒙古等13个省(市、自治区)开展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试点工作,并先后出台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方案》《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两份规范性文件,对试点工作做出了具体部署。经过两年的试点,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试点探索与实践总结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成果,并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公益司法保护道路[1]。2017年7月1日,开始施行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自此,行政公益诉讼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尽管在推动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过程中,我国完整经历了“顶层设计、法律授权、试点先行、立法保障、全面推进”探索与实践的五个阶段[2],但是司法实践中,在诉讼主体、诉讼范围、诉讼程序、举证责任、配套机制等方面依然存在不少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据此,本文从两个案例出发,在深入阐述行政公益诉讼基础理论的基础上,考察域外行政公益制度的有益经验,分析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的探索与实践情况,总结分析当前我国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完善对策,以期基于比较法视野下为完善我国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提供一些建设性意见。
  一、问题提出:全国首例与广西首例检察行政公益诉讼案分析
  (一)案件回顾
  1.全国首例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山东省庆云县人民检察院诉县环保局不依法履行职责案[3]
  山东省庆云县人民检察院诉县环保局不依法履职一案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开展后,官方公布的全国首例检察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该案一开始就受到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引起了社会的热烈讨论和学术的百家争鸣。早在2014年10月,庆云县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该县庆顺公司污水处理厂厂长涉嫌污染环境罪一案时,发现污水处理厂在未通过建设项目环保设施竣工验收的情况下,从2008年8月开始就进行环保型纸用染料项目的违法生产,年产量高达12000吨。与此同时,其还排放了大量污水,严重污染了环境,遭到当地群众多次举报。对此,当地党委政府高度重视,责成环保部门严格履行监管职责。庆云县环保局也多次对庆顺公司进行行政处罚,但是,在监管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为此,县人民检察院于2014年5月、2015年1月,先后向庆云县环保局发出了两份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庆云县环保局虽然给予了回复,但仍未依法正确履行监管职责,致使群众反映的污染问题一直未得到有效解决。为促进依法行政,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经过诉前程序后,庆云县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12月以县环保局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确认县环保局批准未通过建设项目环保设施竣工验收的庆顺公司进行试生产、试生产延期的行政行为违法,撤销其违法行政处罚决定,并责令县环保局依法履职。2016年5月6日该案开庭审理,6月20日公开宣判,法院一审判决支持了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自此,官方认可的全国首例行政公益诉讼告一段落。
  2.广西首例检察行政公益诉讼案——宾阳县人民检察院向县水产畜牧局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
  2017年8月,宾阳县人民检察院在梳理该院办理的县水产畜牧局工作人员涉嫌玩忽职守案时发现,县水产畜牧局作为中央财政现代化农业——优势水产品产业发展资金项目的法定监督管理机构,未能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支持、发展现代化农业政策,未能严格履行法定监督职责,致使中央财政“池塘改造”专项补助资金损失人民币113.99万元。发现案件线索后,宾阳县人民检察院层报南宁市人民检察院,为了保证案件质量,两级检察机关专门召开了专题会议,研讨案件审查方向、证据把握关键、文书制作规范等各环节问题,最终形成统一意见,并由宾阳县人民检察院向未依法履行职责的县水产畜牧局依法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
  (二)案件分析
  山东省庆云县人民检察院诉县环保局不依法履行职责一案,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期间提起的,是一种探索实践。当时,其诉讼主体、诉讼程序主要依据《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改革试点方案》以及《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来判定,就整体而言,该案诉讼程序较为完整,诉前程序、诉讼程序等各个环节也比较清晰。而广西首例检察行政公益诉讼案是在公益诉讼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的背景下提出的。尽管有试点地区的经验总结和模式样本可以借鉴,但是其整个流程也只止步于诉前程序——向未依法履行职责的行政机关发出诉前检察建议。检察建议作为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的一种重要方式,在行政公益诉讼中,是诉前必经程序,也能达到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目的。但是,如果行政机关在接到检察建议后,仍未及时对检察机关提出的建议进行整改落实,依法履责,就不能实现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最终目的。在此情况之下,检察机关以行政机关为被告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以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就非常必要。
  就全国和广西的两个案例来看,提起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依据是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做出的《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的决定》和《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改革试点方案》《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以及2017年7月1日实施的修订后的《行政诉讼法》,检察机关依据这些授权性规定和后期的立法完善获得了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依法享有对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的污染环境、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侵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诉讼的权力。这些文件明确了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在现实中,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屡屡发生,屡禁不止,检察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履行对行政权的法律监督职能,是检察机关立足本职的题中之意。但是,分析前述两个个案,可以发现在推进检察行政公益诉讼探索与实践之初,就面临着不少突出的问题。
  其一,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先行与立法滞后的冲突。尽管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爱法律,有未来》中明确提出了“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检察机关在履职时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不行使职权的行为,应该督促其纠正”,2015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做出了《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的决定》,随后最高人民检察院也正式下发《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改革试点方案》和《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等规范性文件,对试点案件范围、诉讼主体、诉讼程序、权利义务、诉讼请求等都做出了明确规定,但是在试点期间,有关行政诉讼原告的规定依然是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及其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试点期间,当时的《行政诉讼法》及其他法律法规仍未对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进行明确规定。直到2017年6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修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决定,并于7月1日开始实施,这才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这种改革先行和立法滞后的矛盾目前依然突出,使得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仍然面临着一个能与不能的尴尬境地。
  其二,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主体资格定位尚不明确。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的《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改革试点方案》《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以及2017年7月1日施行的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只是规定了检察机关的“公益诉讼人”的身份,即在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不作为,造成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时,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没有也无法提起诉讼时,检察机关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理论界也有不少“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天生就该享有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的论断,如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秦天宝教授就认为,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有权力抗衡的能力,由检察机关作为公共利益代表人,充当行政公益诉讼原告,不仅合适,也切实可行[4]。但是,如前所述,现行法律法规中并未明确检察机关参与行政公益诉讼的方式,是直接提起诉讼还是支持诉讼抑或督促提起诉讼。如此,在检察行政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在“控辩审”三角关系中是居于何种位置呢?作为“公益诉讼人”的检察机关是否相当于行政诉讼中的原告,还是作为“诉讼参加人”,只是以行政机关的监督机关的身份参与行政公益诉讼,抑或是兼具“行政公益诉讼原告”和“诉讼参加人”的双重身份,需要法律法规进一步明确。
  其三,检察队伍整体素质与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要求还有一定差距。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我国检察机关不仅要履行对行政执法和司法审判的监督,还要履行侦查活动监督和执行监督等职能工作。在案多人少矛盾突出的情况下,增加行政公益诉讼职能,检察人员将面临新工作压力和专业领域的挑战。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多涉及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国有资产、食品药品安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专业性较强,这对检察人员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检察人员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时,对所要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所涉及的关键环节难以把握,不仅会影响诉讼效率,而且不利于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因此,针对行政公益诉讼,检察人员需要不断提高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以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律诉求。
  二、理论考察: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法理基础
  (一)概念界定
  1.公共利益
  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公共利益,因此必须首先明确公益利益的内涵。而对公共利益的表现形式,当前我国理论界存在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并不存在真正现实的公共利益[5]。这一观点尽管不占多数,但是也自成一派,且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而另一种观点认为,法律意义上的公共利益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持这一观点的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公共利益进行了界定。其中基于功利主义论的专家学者认为,公共利益就是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基于公共需求论的专家学者认为,公共利益的主要构成包括公共道德的建立与维护、公共秩序的安全与和平、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平衡与保护、社会资源与机会的合理分配和利用等等。而从法律角度解读社会公共利益的学者,将公共利益定义为形成于公众的公共生活内,而后为全体人民所共同拥有的内容。[6]本文认为法律意义上的公共利益确实存在,且在当前现实社会生活中,公共利益在多个层面上的法律制度中都有涵盖,且体现国家和社会公众的利益。
  2.公益诉讼
  公益诉讼,从解释循环学的角度来看,就是为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公益诉讼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Domitius Ulpianus,?~228)关于“公法”与“私法”的划分。维护国家利益的法律即公法,维护私人权益的法律即私法。据此,古罗马法中又将诉讼分为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但是这里的私益诉讼仅仅指维护国家利益的诉讼[7]。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当下的公益诉讼不单单限于维护国家利益的案件,更涵盖了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态环境、自然资源、食品安全等公共利益的案件。就我国现阶段而言,学界关于公益诉讼的研究不少,对公益诉讼也有诸多论述,但是对公益诉讼的界定还未形成共识。比如,中南大学颜运秋教授从经济公益的角度界定公益诉讼,认为公益诉讼就是对于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任何组织、个人都可以在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司法活动。[8]而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法官梁凤云博士认为公益诉讼是一种以诉讼标的为标准划分的诉讼类型,是行政诉讼的一种。民事诉讼中涉及公共利益的,就是民事诉讼,而不是公益诉讼。[9]清华大学***博士在其毕业论文《公益诉讼研究》中,依据适用诉讼法的性质或被诉对象的不同,将公益诉讼区分为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认为公益诉讼是指对于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不特定他人利益的行为,特定的国家机关、相关团体和个人可以在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司法活动。[10]将公益诉讼定位为经济公益诉讼的目的是借此解决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以期将经济公益诉讼发展为可解决经济违法者的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的一体化万能诉讼程序。这种不区分诉讼类型和被诉客体,将所有涉及公共利益的案件打包式地装入一个箩筐的做法,显然过犹不及了。而将公益诉讼等同于行政公益诉讼,难以涵盖社会公共利益涉及的所有范围,也限制了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因此,本文持***博士的观点,将公益诉讼依据适用诉讼法和被诉客体的不同,划分为行政公益诉讼和民事公益诉讼,这样可以全面涵盖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所有范畴。
  3.行政公益诉讼
  现阶段,对于民事公益诉讼,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明确了法律规定的有关机关组织,对于污染环境和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案件,有权提起公益诉讼。而对于行政公益诉讼,如前所述,除了《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2017年版的《行政诉讼法》等相关规范性文件赋予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权力外,现行法律法规对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具体方式仍未有专门规定,而学界对于行政公益诉讼的内涵也没有达成统一共识。中国政法大学马怀德教授则鲜明地认为行政公益诉讼就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被诉行为是由行政机关的作为或不作为引起,原告应与被诉行为有直接的利害关系。[11]而南京大学王太高教授则认为,行政公益诉讼就是公民、法人或者社会组织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的诉讼。[12]中南大学颜运秋教授认为,行政公益诉讼具有预防功能,是对行政机关的违法作为或者不作为损害甚至是即将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时,公民、法人或者有关机关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司法活动。[13]纵观学者对行政公益诉讼的界定,可以看出不同学者对行政公益诉讼的认识和理解都各有侧重,马怀德教授认为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必须是公民,且与案件有实质联系,这与现行“民告官”的行政诉讼制度相符,可以防止滥诉现象的发生,但是对于原告适格主体的限定较死,对于涉及环境资源侵害、国有资产侵害等案件中,侵害的对象不确定,则无法找到适格原告。而王太高教授将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范围扩大,但是对于行政公益诉讼的对象限定于行政机关损害公共利益的积极行为,不能全面涵盖侵害公共利益的所有行为。颜运秋教授将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作为和不作为都纳入行政公益诉讼的对象范畴,补充了王太高教授论述的不足。尽管如此,从这些不同观点中,可以发现行政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包括公民、法人、有关组织和有关机关。据此,可以将行政公益诉讼定义为“公民、法人、有关机关、组织对行政机关的违法作为或者不作为侵害甚至是即将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司法活动”。而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就是对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造成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检察机关根据法定授权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司法活动。
  (二)理论基础
  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已完成试点先行到全面推行的过渡,在此基础上,考察其理论基础,不仅可以检视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运行的法理基础,而且可以明晰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思路。梳理考察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理论。其一,公益有限理论。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根本目标在于保障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如何界定公共利益便是完善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基础命题。如前所述,法律意义上的公共利益就是国家和社会公众的利益。而公益有限理论指出,任何合法正当的公共利益都是有限的,在一定程度上,都有归属主体、内容范围、表现形式、目的指向、效果功能等方面的界限,因此就应当由对应的在性质、职能、地位上相匹配的国家机关采取相应的保障措施。[14]据此,检察机关通过公益诉讼方式所保障的公共利益也是有限的。其二,宪法授权理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不仅明确了公民享有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和取得赔偿的基本权利,而且明确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力。这既为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提供了法律依据,也赋予了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宪法权力。其三,当事人适格扩张理论。当事人适格其实就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包括有关机关)向法院提起诉讼时符合原告资格的条件。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都明确了诉讼案件必须有适格当事人,即作为诉讼原告必须与案件之间有直接关系或利害关系。如前所述,随着社会的发展,在环境污染、自然资源破坏、侵害国有资产、行政不作为等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中找不到适格的原告,针对此类侵害公共利益的案件,应当对当事人适格进行扩张,有关组织或者有关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有利于维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而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检察院就天然具有此类案件原告的资格。其四,诉讼类型化理论。诉讼类型化就是依据既定的标准,将诉讼的具体形态格式化,以促进当事人起诉和法院裁判的规范化运作。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类型化要综合考虑主观诉讼与客观诉讼、民事公益诉讼与行政公益诉讼、提起公益诉讼与参与公益诉讼以及考虑环境资源保护、国有资产保护、食品要求安全等不同案件类型的区别,以对检察行政公益诉讼进行细致分类,明确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特殊性。[15]
  三、域外实践:国外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扫描及启示
  欧美等国家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发展较早,立法也较完善,经过多年的司法实践,已成为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手段。因此,通过扫描欧美等国家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基本情况,总结其实质特点,可以为完善我国行政公益诉讼提供一些有益的经验借鉴。
  (一)欧美等国家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扫描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梳理欧美等国家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可以发现欧美等国家公益诉讼制度主要有普遍参与模式、偏重民事公益诉讼模式和偏重行政公益诉讼模式三种模式。
  1.普遍参与模式。英美等国家在公益诉讼制度中采取的是普遍参与模式,即无论是政府机关、社会团体还是利害相关人,都可以提起或参与公益诉讼。英国的公益诉讼主要是总检察长提起或授权他人、组织、地方政府提起——总检察长有权代表公众提起公益诉讼,也有权授权他人或组织提起诉讼,地方政府机关经检察长同意,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提起与辖区内居民利益相关的诉讼。此外,公共交易总局局长有权对垄断、不正当竞争等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诉讼;种族平等委员会、平等机会委员会有权对涉及种族和性别歧视的行为和宣传提起诉讼;其他一些机关或组织如公共卫生监察员、专利局局长有权在辖区内代表公众提起民事诉讼。[16]而美国公益诉讼制度较为健全。在世界范围内,美国是最先建立现代公益诉讼制度和最先在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中建立公益诉讼性质的公民诉讼制度的国家。在美国法律中,公民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有权对企业或其他组织违反法定环保义务、损害公共资源、污染自然环境的行为或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提起诉讼。在环境领域,1970年的《清洁空气法》首次确立了公民诉讼制度,明确公民诉讼的原告可以是公民、地方政府或非政府组织,也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对违反环保法律的行为提起诉讼,而不要求与诉讼标的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而在其他领域,美国公益诉讼制度的运用也较为广泛,从1863年的《反欺骗政府法》到后来1914年的《克莱顿法》等,都明确规定国家机关和公民个人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后者法条第15条就明确规定,对于违反反托拉斯法造成的损害,任何人、公司、联合会都可以提起诉讼和获得救济。美国还在《联邦地区民事诉讼规则》中对公民诉讼的相关程序问题进行了规定,解决了公民的当事人适格问题。[17]
  2.偏重民事诉讼模式。法国、德国等国家的公益诉讼制度采取偏重民事公益诉讼模式。法国作为现代检察制度的发源地,也是最早实行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国家。早在1806年通过的法国民事诉讼法典中就规定了检察机关参与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此后该制度被其他国家借鉴效仿。大革命后,检察官被定位为国家法律的守护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卫者。[18]在这一模式下,检察院作为主当事人或从当事人参加诉讼。此外,在法国,如作家协会、省狩猎联盟、防止酒精中毒委员会、家庭保护全国联合会、工会等社会团体也可依法提起公益诉讼。而在德国,对公益诉讼制度的范围限定较为狭窄,主要包括团体诉讼和检察官诉讼。德国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检察官对于确认婚姻无效案、雇佣劳动案、申请禁治产案等可以提起或者参与诉讼。此外,德国法律中还明确了特定领域中具有法人资格团体的当事人资格,可以为团体成员利益受损提起赔偿诉讼。北京大学互联网法律中心
  3.偏重行政诉讼模式。日本检察制度建立于明治政府期间,主要效仿法国明确检察机关可以作为公益代表人提起或参与诉讼的权利。日本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主要体现为“民众诉讼”和“住民诉讼”两种制度。前者规定在日本1962年的《行政诉讼法》中,指为了纠正国家机关或公共团体的违法行为,民众有权以选举人资格提起诉讼。后者则规定在日本1948年的《地方自治法》中,指对地方公共团体长官等实施了不当或违法的财产管理处分及公款支出时,住民有权通过监察委员经过检察请求提起诉讼。
  (二)国外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启示
  分析总结欧美等国家行政公益制度的实践,对完善我国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首先,基于保护公益的制度设计初衷。不管是英国、美国等海洋法系国家,还是法国、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立法者都是在充分考虑本国法律传统和司法环境的前提下,设计出符合本国实际的公益诉讼制度和诉讼程序。但是纵观各国公益诉讼制度设计,都充分体现了现代法治国家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确认和保护,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关注与重视。其次,对公益代表人身份的确定。尽管不同国家在法律层面上对公共利益的界定有所区别,但是都有法律保护公共利益共识。多数国家还以法律形式确认了检察机关公共利益代表人的身份,个别国家甚至明确了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参与人资格。再其次,对公益诉讼范围的确定。由于政治经济结构的不同,各国对公共利益界定的维度也较为广泛,涵盖公民人身权利、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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