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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南海法学》
庭审实质化视阈下交叉询问规则建构
【作者】 卢莹
【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华东政法大学{讲师}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庭审实质化;交叉询问规则;主询问;反询问;配套机制
【文献标识码】 A【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2【页码】 58
【摘要】

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中,庭审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其中证据调查又是关键。交叉询问规则是英美法系中一项重要的人证调查规则,日本、台湾地区也先后在立法中引进该项规则。我国目前尚未构建完整的交叉询问规则体系,然而从刑事诉讼目的理论来看,该项规则无论是对发现实体真实抑或实现程序正义都具有积极意义,确有建构必要。因此,在庭审实质化改革中,应考虑完善交叉询问规则体系,明确主询问及反询问环节适用的具体规则、发问方式,突出反询问的重要地位,明晰主审法官的定位。当然,该项规则的有效运行离不开配套机制,应完善庭前会议制度、人证出庭制度,切实提升刑案律师辩护率,同时规范庭审记录。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0515    
  一、前言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中明确提出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尽管对于以审判为中心的具体内涵及其实现路径尚未有明确定论,但理论界与实务界对一些基本理念仍然达成了一定共识,例如强调法庭审理的实质意义,突出法庭审理的决定性作用,即审判应当以庭审为中心。[1]最高人民法院在第六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强调:“在庭审中要贯彻直接言词原则,做到事实调查在法庭、证据展示在法庭、控诉辩护在法庭、裁判说理在法庭,真正通过庭审来查明案件事实。”这是对我国刑事庭审实质化提出的具体要求。当然,庭审实质化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当庭质证就是其中一环,秉着直接言词原则及全面贯彻证据规则的要求,本文以交叉询问规则为切入点,结合我国现行立法及司法制度运行实情,探讨在当前刑事庭审实质化背景下,如何构建这一人证调查规则。
  二、交叉询问规则概述及我国现状分析
  (一)交叉询问规则概述
  交叉询问是英美法系庭审过程中用于人证调查的一项重要规则,多见于刑事案件的审理中。交叉询问一般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一种特定类型的法庭调查制度,即在对抗制的庭审中由当事人主导的从相互对立的立场对证人进行询问及其相关规范的总和,包括主询问(direct-examination)、反询问(cross-examination)、再主询问(redirect-examination)、再反询问(recross-examination)等阶段;二则仅是指一种特定的诉讼行为,即提出证人的诉讼一方的相对方对证人进行的盘问。[2]本文所论述的“交叉询问”是基于第一种含义而言,对于第二种含义下的“交叉询问”,本文称之为反询问。
  交叉询问作为法庭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求案件得以公正审判、被告权利最大限度得到保护,英美法系国家对询问的顺序、规则有着严格的规定。以美国为例,交叉询问按主询问、反询问、再主询问、再反询问的固定顺序进行。
  其中,主询问即请求传唤证人的一方对该证人首先进行询问,是庭审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其目的是使证人说出对己方有利的事实,支持己方的主张。由于当事人主义模式下控辩双方带有强烈的对抗性,因此为确保证人能客观作证,主询问受一些特别法则的限制,具体包括禁止诱导询问规则(The rule against leading question)、先前一致陈述之禁止法则(The rule against previous consistent statement)、禁止弹劾证人可信性法则(The rule against challenging the [BF]witness’s[BFQ] credibility)等。主询问结束后,由相对方针对主询问涉及的事实对该证人进行询问,即反询问。与主询问相反,反询问中多采用诱导性方式询问。诱导性询问(leading question)虽然在英美法等国家经常使用,但在理论上并没有一个明晰的界定,最常被引用的定义是英国证据法学家斯迪芬(J.F.Stephen)在其著作《证据法摘要》(Digest of the Law of Evidence)中所下的定义。该定义认为,所谓诱导性问题,就是暗示了提问者希望得到的回答或者暗示了证人尚未作证证明的争议事实之存在的问题。[3]之所以在反询问阶段不限制诱导性询问,是希望能借此发现证人证言的破绽,以达到证言无效或使陪审团、法官对该证言持有怀疑的目的,或通过询问以否定证人的作证资格[4],此外还希望能发现或找出有利于己方的事实。反询问结束后,传唤证人的一方可再次进行主询问,使证人对其在反询问中回答的问题进行补充与解释,以恢复主询问时证词的证明力,弥补漏洞,消除反询问中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再主询问结束后,对方当事人可以针对证人在再主询问阶段中的陈述进行再一次反询问。
  (二)我国当前交叉询问规则现状分析
  我国1979年制定的刑事诉讼法塑造了职权主义庭审方式,经1996年、2012年两次修订,逐步吸收、引入部分当事人主义模式下的制度,并在司法解释中进一步细化,朝着加强控辩双方对抗、弱化法官积极性的方向发展。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189条规定:“证人作证,审判人员应当告知他要如实地提供证言和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要负的法律责任。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对证人、鉴定人发问。审判长认为发问的内容与案件无关的时候,应当制止。审判人员可以询问证人、鉴定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212条规定:“向证人、鉴定人发问,应当先由提请通知的一方进行;发问完毕后,经审判长准许,对方也可以发问。”该条规定明确了庭审中询问证人的顺序。至于询问规则,《解释》第213条规定:“(一)发问的内容应当与本案事实有关;(二)不得以诱导方式发问;(三)不得威胁证人;(四)不得损害证人的人格尊严。前款规定适用于对被告人、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的讯问、发问。”
  此外,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联合发布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规则》)、《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试行)谨防骗子》中均包含对被告人、被害人、证人、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等人证进行调查的规则和内容。
  尽管当前法律及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交叉询问”这一制度,但我国已大致有了交叉询问的框架。与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相比,现行法律中的相关内容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对于询问的次数、范围等均没有严格、细致的规定,但其中部分条款过于严苛,操作性欠佳,导致法官认为庭审中最大难点在于法庭调查中对证据的质证如何有效开展,在证人(包括鉴定人)出庭的情况下如何进行有效询问。[5]2015年2月,四川成都市两级法院在全国率先启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庭审实质化改革试点,并在庭审中尝试人证交叉询问规则,警察和鉴定人出庭作证后,按照主询问和反询问的方式,围绕争议焦点发问。[6]因此,在新一轮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中,为促进庭审实质化,有必要对人证调查环节做更为完整、实质的规范化改革。
  三、交叉询问规则构建之必要
  作为英美法系典型的庭审证据规则,交叉询问规则旨在充分发挥控辩双方在人证调查中的作用,这与大陆法系实行的职权主义审判模式显得格格不入,因而长期以来,交叉询问规则在大陆法系国家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与发展。但是,随着两大法系刑事诉讼制度的相互借鉴与不断融合,目前这种状况已经有所改变,大陆法系国家也开始构建各具特色的交叉询问规则[7],这也表明建立一种类似于英美国家交叉询问规则的人证调查制度已成为一种趋势。笔者拟结合刑事诉讼的目的理论对此做必要性分析。
  刑事诉讼目的,是指国家建立刑事诉讼制度,进行刑事诉讼所要达到的理想结果,为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实践提供了总体思路、发展方向,并设定了界限和范围。[8]任何一项刑事诉讼制度的构建若想取得成功,都应契合刑事诉讼目的,否则要么缺乏理论支撑,要么无法落实于实践。
  早前我国将控制犯罪作为刑事诉讼的首要目的。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中对此有充分体现,强调实体真实,强调惩罚犯罪,而十分漠视被告人权利的保障、程序的公正性等问题。实践中司法人员更是没有意识到公民权利、自由保障等,刑讯逼供屡见不鲜,普通公民也认为刑事诉讼就是单纯的惩治犯罪的活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身也没有意识到其在刑事诉讼中享有一些国家机关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显然,这有悖于一个法治国家的建设。自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学者受美国学者帕卡关于犯罪控制模式和正当程序模式理论以及日本学者实体真实主义和正当程序主义理论的影响,对刑事诉讼目的进行独立、深入的研究,使该理论又上了一个层次,最大的成果就是将保障人权凸显在刑事诉讼目的理论中。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更是将“尊重与保障人权”纳入法典,表明我国刑事诉讼目的在于发现实体真实与实现程序正义,而交叉询问规则在这两方面均十分契合。
  (一)发现实体真实
  关于交叉询问在发现真实方面的作用,最经典,也是最为证据法学者所熟悉的描述无疑是证据法专家威格摩尔的说法:“交叉询问是人们为探明事实所发明的最伟大的发动机。”
  1.交叉询问要求证人出庭,这符合直接言词原则的要求。直接言词原则要求证人须出庭接受质证,法官在庭审中依据法定的证据调查程序对控辩双方提交的证据材料进行审核,确认证据材料的证据能力及证明力,不再以审前阶段中形成的书面证词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根据交叉询问规则,控辩双方提出的证人必须出席法庭作证,接受提出证人一方在法庭上的询问,相对方则有权面对面地对证人进行质证。
  2.交叉询问作为一种人证调查规则,目的是对人证证词的真实性进行审查,包括削弱被询问证人在审判者心目中的可靠程度或诚实程度。[9]2015年在“周文斌案”的审理中,被告人周文斌的辩护人之一易延友教授对出庭证人的当庭询问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该案中辩护人对证人的询问有力地解释了证人翻证的真实原因,客观上起到了质疑证人庭前证言可信度的作用。[10]在庭审实质化改革进程中,类似于此案中辩护人对证人的交叉询问应成为常态,如此才能有利于发现实质真实。
  3.交叉询问使辩护更符合刑事诉讼活动的客观要求。刑事诉讼活动是一项认识活动,目的就是查明案件事实,确认事实的性质。但由于认识刑事案件有其特殊性,即易受人为活动的影响,因此更应使诉讼双方有充分权利,并能有充分的机会发表其对案件的意见。控辩双方在庭审中因所处地位和履行职能相异,在交叉询问的过程中会从各自立场出发,尽其所能地运用各种方法进行询问和反询问,如此,有利于被告或不利于被告的事实将会被更多地揭示出来,能够帮助庭审人员多角度地发现案件事实,从而达到认识刑事案件的目的。
  (二)实现程序正义
  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处于对抗状态,控诉方由于有政府公权力做后盾,相较于被告个人而言处于强势地位,辩护方无论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是其辩护人在调查取证、庭审活动等诉讼行为中均受到颇多限制。为最大限度地纠正这种先天不平等,各国都通过限制公权力、赋予辩护方更多权利,以促使辩护方与控诉方地位趋向平等,实现程序正义,给被告人更为公正的判决。
  1.交叉询问保障辩护权的行使。辩护权是被告人的一项基本人权。公民将保护自己不受侵犯的权利让渡于国家,国家有义务对每个公民予以保护。对于受刑事追诉处于劣势的被告人来说,国家更应重视保护其实体权利不受侵犯,以免被告人受到不应有的错误追究。被告人通过辩护权的行使来维护自身权益,而交叉询问则更进一步地保障了辩护权行使的有效性。以美国为例,其宪法第六条修正案规定在审判过程中,被告人有权面对面地与反对他的证人对质(be confronted with the witnesses against him),如此则便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对这些证人进行交叉询问。由于将交叉询问作为被告人的一种宪法性重要权利,若被告方的这一权利受侵犯即不能通过交叉询问为自身辩护,被告可以寻求一种正当程序救济(申请法院确认侵犯被告宪法权利的诉讼行为无效等)。[11]这不仅使交叉询问得以有效进行,更使被告的辩护权和与对己不利证人的质证权得到实现,而这些正是庭审实质化的体现。
  2.交叉询问促使辩护方与控诉方诉讼主体地位平等。英美法系实行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当事人居于主导地位,举证和质证权在诉讼当事人双方,法官仅是中立听证。英美诉讼讲求民主,即在诉讼中尽可能实现当事人双方攻击和防御的平等、诉讼武器的平等[12],因此交叉询问规则集中体现了英美诉讼中对抗制的特点,为控辩双方发挥各自职能提供了较大的空间。控辩双方享有向对方证人及其证言提出质疑的权利,通过质疑防止虚假不实的证词被采信作为判决的依据,使审判结果尽可能地趋于公正。
  四、刑事庭审实质化背景下交叉询问规则构建
  孟德斯鸠曾说:“为某一国人民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人民的;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13]因此,一国的法律制度有其特殊性。尽管英美法系国家在交叉询问顺序、规则等方面较为完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全盘照搬引入,相反,我们在构建交叉询问规则时应考虑到我国刑事诉讼的特殊性,对英美交叉询问规则要选择性地借鉴。
  当然,并非所有刑事庭审都存在交叉询问环节。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已扩大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基层法院审判的一审案件,案件事实清楚,被告人自愿认罪的,法院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在这种简易程序中,法庭可以省略法庭调查的顺序和步骤,甚至在控辩双方没有异议的情况下,可以省略整个法庭调查程序本身。[14]因此,一旦被告人自愿认罪并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即视为被告人放弃对控方人证进行交叉询问。又如我国已开展试点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基层法院管辖的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可以适用速裁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判,不进行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当庭宣判。[15]此种情形下,也不存在交叉询问环节。因此,有学者认为刑事庭审实质化主要适用于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证据争议较大的一审疑难案件,本文亦将交叉询问规则置于按普通程序审判的一审刑案中进行探讨。
  (一)交叉询问的一些基本问题
  在谈及具体的询问规则前,需要明确一些基本问题,包括交叉询问的主体、对象、顺序及次数等。
  1.主体。笔者认为,交叉询问主体当是控辩双方,且应做广义理解。具体而言,控方,既包括公诉案件中的检察机关、自诉案件中的自诉人,也包括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及他们的诉讼代理人。至于辩方,则包括被告人、辩护人、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及其诉讼代理人。
  2.对象。结合我国现行立法,笔者认为亦应做广义理解,交叉询问的对象不应局限于证人、鉴定人,还应包括被告人、被害人、有专门知识的人以及侦查人员。在我国,被告人因不享有沉默权,对犯罪事实须如实供述,因而当然会成为交叉询问对象。
  3.具体环节及顺序。在这一问题上,笔者认为可参照英美法系相关内容构建,即交叉询问包括主询问、反询问、再主询问、再反询问。由于我国并未将证人划分为控方证人与辩方证人,因此,在具体询问中,以证人由哪一方提请法庭传唤为据,确定主询问方与反询问方,并依次进行交叉询问的四个环节。其中,主询问旨在提出于己方有利的证据,反询问旨在质疑,再主询问旨在就反询问中的质疑予以释疑,再反询问旨在再次质疑前一次的释疑。当然,对于每一个人证而言,并非都要完整地经历这四个环节,只有在对前一个环节有疑,需要进一步澄清或解释时才会有下一个环节。
  4.询问次数。考虑到诉讼效率,笔者认为交叉询问次数不宜过多,以两次为限,即在再反询问过后,提出人证的一方不得再进行主询问。
  (二)交叉询问中具体询问规则
  1.主询问。主询问的目的是通过一系列问题从被询问对象处获得能够证明主询问方诉讼主张的事实。[16]如前文所述,鉴于控辩双方不同的立场,为确保人证作证的客观性,提出人证的一方进行主询问时须受到一些规则限制。
  (1)禁止诱导性询问。所谓诱导性询问,前文已有提及,此处不再赘述。从斯迪芬教授所下的定义来看,诱导性询问一般包含两种形式:一是暗示所需要的答案;二是假定争议事实的存在。之所以在主询问中对此种询问方式予以禁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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