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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南海法学》
流动人口犯罪者前科消除制度的建构
【作者】 何邦武陈茜
【作者单位】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南京审计大学法学院{教授}南京审计大学法学院{学生}
【分类】 刑法学【中文关键词】 流动人口;前科消除;制度构建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2
【页码】 17
【摘要】

前科消除制度肯定了刑满释放人员改过自新的成果,为他们顺利回归社会奠定了基础,体现了刑罚的教育性,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由于各种复杂的社会及心理因素的交互影响,我国流动人口犯罪群体中再犯罪率一直居高不下,成为社会治安的隐忧。应当建立一套针对流动人口的相对完善的前科消除制度:在明确适用对象和条件的基础上,通过完善流动人口户籍管理及社会征信体系等制度,推进该制度的实施,降低流动人口的再犯罪率,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0517    
  引言
  横向比较而言,中国的刑罚比其他国家要重一些。1983年开始实行“严打”,刑事政策上重打击、重社会稳定,由此带来了很多的社会问题,引发了人们对于刑罚的反思。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条[1]以法律的形式承认了前科报告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刑满释放人员的就业、从军等权益和资格受到了限制。此外,中国社会传统的因果报应的观念根深蒂固,大众对犯罪者难以原谅并且积极避让,使得刑满释放人员的回归工作举步维艰。当前,我国针对未成年人采取前科封存制度,城市户籍人口中刑满释放人员也有社区帮教制度,但是非户籍人口即流动人口犯罪者的管理仍然存在缺失。中国流动人口犯罪者数量多、结构复杂、危害性大,长期发展下去会严重阻碍城市化的发展和经济分配秩序的稳定。恢复社会公正、保障人权,这是制定前科消除制度的每一个国家的初衷。我国也应根据国情有针对性地制定流动人口犯罪者的前科消除制度,帮助他们顺利回归社会。
  一、流动人口再犯情况的数据分析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我国流动人口的数量不断攀升,2015年流动人口共2.47亿人,占我国总人口的18%[2]。由单勇的犯罪地理学理论可知,一定程度上,犯罪热点和标志性建筑、商业点、公交站点、居住用地和医疗用地有关。[3]城市的霓虹灯吸引了源源不断的流动人口,使得城市犯罪率显著提高。为进一步了解流动人口犯罪者的再犯情况,实践中,我和组员收集了沿海某二线城市S市的数据进行分析。S市是某东部沿海省份J省的代表城市,经济发达程度和人流量都符合犯罪地理学的理论。据S市最新人口数据显示,流动人口总数虽然每年略有浮动,但占比依然居高不下。S市当前总人口是6670124人,实有登记的流动人口有1583487人,占总人口的23.74%。以S市M区为例,2016年M区法院收案总计45617件,其中,涉流动人口刑事案件比率达85.76%,这些案件中所抓获的流动人口犯罪者比重呈上升趋势,如下图1所示:
  (图略)
  由此可见,S市的刑事犯罪分子中,外来人口占了不小的比重,且呈上升趋势。
  此外,我们发现S市也开展了常态化安置帮教活动。以2016年为例,S市安置帮教情况如下表1所示:
  表1 2016年S市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帮教情况表

┌─────────┬─────┬─────┬─────┬─────┬───────┐
│所收刑满释放人员数│安置人数 │帮教人数 │安置率  │帮教率  │户籍人口再犯罪│
│量        │     │     │     │     │率      │
├─────────┼─────┼─────┼─────┼─────┼───────┤
│5796       │5680   │5790   │98%    │99.9%   │<5%      │
└─────────┴─────┴─────┴─────┴─────┴───────┘

  安置帮教制度是对刑满释放人员进行的一种非强制性的引导、辅助和管理活动[4]。S市开展安置帮教工作以来,流动人口犯罪者重新犯罪率如下图2所示:
  (图略)此人家庭地位极低
  图2 S市开展安置帮教工作4年以来流动人口犯罪者的再犯罪率折线图
  以上数据显示,安置帮教制度对城市户籍人口的刑满释放人员的管理已经相对全面和有效,然而流动人口犯罪者的再犯罪率依然居高不下,表明安置帮教制度在流动人口犯罪者的管理方面存在明显的缺漏。
  二、流动人口再犯行为的具体表现及原因
  与城市户籍人口相比,当前流动人口整体表现出以下特征:一是年龄普遍不大,平均年龄为27.3岁;二是文化水平不高,平均受教育年限在10年以下;三是职业限制,就业以体力劳动为主,收入有限;四是原籍所在地分布广泛[5]。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流动人口所涉的刑事犯罪的种类呈现出这样的演变趋势:从财务犯罪向人身犯罪过渡,暴力型犯罪增多,犯罪者主观恶性增大。
  萌芽——改革开放初期。这段时期流动人口再犯罪的数量不断攀升,种类以小偷小摸、抢夺、诈骗等财务犯罪为主,并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例如,1984年到1988年上海市的流动人口犯罪占全市犯罪人数比重由10.8%增加到31.4%。[6]流动人口的犯罪尚出于萌芽时期,主观恶性大、社会破坏性强的犯罪所占比重小,尚未形成规模。
  迅速增长——1989年之后21世纪之前。此时中国尚处于转型时期,社会矛盾激烈。这段时期内我国出现了大规模的“民工潮”,城市化进程加快,社会治安进一步恶化。杀人、强奸等人身暴力性犯罪显著,并且出现了流窜作案、团伙犯罪的特征。1989年到1998年,上海市流动人口犯罪比重从31.4%上升到58%,并有持续增强的趋势。[7]1990年到1996年,天津市流动人口犯罪中,有稳定的犯罪团伙的案件数量占53.8%。
  不断深化——21世纪之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化,城市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的矛盾激化,社会矛盾日趋复杂。流动人口犯罪的种类和手段也日趋多样化。这个时期流动人口的犯罪呈现出团伙性和高科技性的特征。流动人口犯罪团伙的组织性、纪律性和目的性更强,高新技术为犯罪提供了工具支持。
  分析以上犯罪行为的种类和演变趋势,我们不难得出以下原因:
  (一)流动人口的户籍管理不到位
  造成流动人口的犯罪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户籍和人事档案管理不到位。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呈现出明显的城乡二元割据的格局,带有浓厚的计划管理色彩。户籍管理的主体是公安局。应公安部要求,为了迎合时代发展的需要,进城人员必须按照规定办理暂住证,[8]由流入地和流出地主管部门共同管理,并对长期暂住的外来务工人员发放寄住证。这就是“暂住证制度”。1995年,中央指出流动人口的管理涉及劳动、工商、教育、医疗、卫生、城管等多个部门,应当进行多元化管理。[9]暂住证制度并没有解决户籍管理问题,流动人口与城市户籍市民之间依然存在着收入分配、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保险医疗等方面的差异,使得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很难找到归属感。
  (二)信息不对称,社会保障制度欠缺
  我国总人口中,农村人口占约50%[10],是流动人口的主要来源。在我国,流动人口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信息不对称是指在某一活动中,有些参与者掌握了信息而其他参与者未掌握信息或不完全掌握信息的现象[11]。农村信息服务体系不完善导致了一系列问题:信息流动渠道不通畅、信息服务平台不完善、信息质量难保障。在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心理落差感之下,流动人口的犯罪率居高不下。2006年城市农民工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工生活质量指数仅为城镇居民平均水平的53%。抽样调查当中包括消费、居住、医疗、劳动、社保以及权益保护6个方面的指标。从分类指数来看,得分最低的是社会保障指数,平均水平只有0.251。[12]外来务工人员由于条件限制,餐饮安全得不到保障,很容易感染上肝病。此外,长期的高强度作业,休息不足,让他们极有可能患上心脑血管疾病、肾结石、高血压等慢性病,生病之后近60%的人选择硬撑,只有40%不到的人选择就医,然而,选择就医的人当中,绝大部分只能自费,用人单位补贴的情况仅不足1/12。这种情况下,受到影响的不仅仅是他们自己,还有他们的下一代。外来人口的新生儿免疫疫苗接种率普遍偏低,受教育机会不均等。付出的劳动与应得的保障不成正比,使得流动人口的心理上产生焦虑、抑郁,易诱发犯罪。
  (三)流动人口文化素质不高,法律意识淡薄
  魏琳的研究表明,流动人口犯罪者中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文盲所占比例下降,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比例依然很低[13]。越来越多的案例证实了这一点。2014年,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团伙诈骗案,被告共24人,其中具有初中文化的17人,具有高中文化的4人,中专1人,大专1人,大学1人。这24人分别来自安徽省、黑龙江省、河南省、湖南省、湖北省、四川省和江苏省。其中被告人刘涛曾因盗窃罪被判刑,属累犯。另外,流动人口法律意识淡薄,仅仅在乎收入,而忽视与雇主签订正式的劳务合同,使得经济基础不能得到保障。经济基础的不稳定使流动人口产生了巨大的生存压力,并对个人价值、心理、人际交往等方面带来了负面影响,催生犯罪。不仅如此,很多流动人口自小缺乏家庭关爱,缺乏约束,价值观扭曲,好逸恶劳。期望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导致了社会逆反心理,使犯罪成为成本最低的谋生方法。
  三、构建流动人口犯罪者前科消除制度的设想
  (一)适用对象和条件
  犯罪记录消除的一般条件是指,为了消除犯罪记录所必须满足的条件要素,即无论何种类型的犯罪,都必须满足这些条件才能进行前科消除。犯罪记录消除的条件是该制度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条件过多,则不利于形成一种激励机制,导致与设立该制度的目的相背的结果;条件过少或过宽,都不利于有犯罪记录的人尤其其中的流动人口实现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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