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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家》
八国集团对国际法律秩序的作用和影响
【副标题】 基于权力与制度关系的分析框架
【英文标题】 Group of Eight's Role of and Impact on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英文副标题】 An analysis from the Relation between Power and System
【作者】 李雪平【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
【分类】 国际公法
【中文关键词】 八国集团 国际权力结构 国际权力关系 国际法律秩序
【英文关键词】 Group of Eight;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wers;relation of international powers;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期刊年份】 2008年【期号】 4
【页码】 153
【摘要】

八国集团对国际法律秩序的作用和影响,无远弗届。八国集团的形成,标志着国际权力结构的新安排,也意味着依国际法协调新的国际权力关系的重要性;八国集团“成员”的国际身份,“分力”于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活动、决策及制度建立过程,影响并决定着国际组织的内外法律秩序;八国峰会的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确立新的国际法律规范的基础;而八国集团向正式国际组织发展的趋势,更使现有的国际法律秩序面,临诸多严峻挑战。

【英文摘要】

The influences of Group of Eight(G8)upon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have been enlarged boundlessly.The establishment of G8 illustrates new arrangements and new adjustments for the relation of international powers.The identities of G8 members deeply affect the inner and outer legal orders of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by approach of separately and collectively influencing the activities and the process of decision—making and system—establishment of these organizations.The topics of G8 summit conferences are usually decisive factors for setting up new international legal norms.The tendency of development of G8 to a formal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raises many serious challenges for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19283    
  在每个盛夏来临之时,八国集团(Group of Eight)峰会往往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这除了其“成员”[1]世界大国的身份外,八国峰会的议题更是全面开花。从国家间经济政策协调到全球贸易谈判,从国际反恐合作到全球气候变化,从国际能源危机到区域经济援助,八国峰会力图统揽并问鼎人类面临的所有重大问题。
  八国峰会是八国集团正式的工作会议,除此之外,还有诸如财长、外长、央行行长、贸易部长、劳工部长等非正式的工作会议。在如今相互依赖但又不太和谐的世界上,八国集团通过这一系列的会议制度,在考虑、协调并尝试解决重大国际问题的过程中,也把相应的国际权力集于其成员手中。
  在任何社会,权力总是决定制度以及由此确立的秩序。八国集团所持有的国际权力,决定着国际社会相应制度和秩序的建立和运行。八国集团权力关系的形成、八国集团“成员”的国际身份、八国峰会的议题以及八国集团的发展趋势等,不仅说明该集团已成为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主导力量,更表明其在确立国际法律体系、调整国际法律秩序方面的重要作用及决定性影响。
  一、八国集团的形成与新的国际权力关系的法律协调
  八国集团由法国、美国、英国、俄罗斯、德国、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组成,[2]其前身是七国集团。它是二战后西方世界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产物,是“冷战”中西方阵营取得胜利的产物。
  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英镑及其他欧洲货币市场的侵蚀,以金本位制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深受重创,“国际金融体制遭遇了似同1914年和1931年的严重危机”。[3]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对石油出口的严格控制,国际能源领域也出现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在这双重危机的打击下,全球经济也迅速陷入二战后的首次危机当中。为了应对危机,协调各国政策,重振西方经济,在法国的倡议下,法、美、德、日、英、意等六国领导人,于1975年11月在巴黎举行了一次首脑会议。按照法国原来的设想,这仅是一次小型的非正式会晤,主要目的是讨论当时正受双重危机影响的世界经济。但与会领导人一致决定,这一会议此后每年举行。1976年,召开第二次会议时,加拿大受邀与会,形成了“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并作为年度会议制固定了下来。
  冷战时期,东西方阵营之间的军事对峙和政治斗争,使国际社会出现“弓张弩发”的紧张局势,但这与各阵营内部的经济发展并不矛盾。各阵营内都积极采取措施,促经济,谋发展,求实力。在东方阵营里,经济援助是主题性措施。但前苏联对波兰、捷克、中国等的援助,往往显出“老大”做派,并大肆干涉受援国内政,这最终导致了60年代末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在西方阵营中,欧共体的建立、法国独立的外交和防务政策、法国和西德的合作、美日之间的贸易摩擦等,使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但同时,它们之间的经济依存关系,较以往更为密切,也更为重要。在这种情况下,西方阵营中的国家首脑们,要求平起平坐,共同商讨经济问题及与此有关的政治问题。东方阵营的解体和西方阵营的分化,在客观上造成了国际局势的重大转折。随后,东欧发生了剧变,苏联也不复存在。冷战以西方阵营的胜利结束了,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也随之解体了。
  冷战一结束,七国首脑就开始邀请俄罗斯参加其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会议。1992年和1993年,俄罗斯都应邀参加七国峰会后的非正式会晤。1994年,俄罗斯成为正式受邀方,参与国际政治问题的讨论,形成了“7+1”的机制。1997年,俄罗斯又以正式与会者的身份,“自始至终”参加了在美国丹佛(Denver)举行的七国峰会,并首次与七国首脑以“八国首脑会议”的名义,共同发表“最后公报”。[4]由此,八国集团形成了。
  八国集团的形成,标志着冷战后国际权力结构[5]的新安排和新调整,标志着新的国际权力关系的形成,更意味着依据国际法对新的国际权力关系进行调整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鉴于国际法对国际关系的约束、促进、调整和缓和的功能,[6]鉴于权力与制度之间的关系,新的国际权力关系的法律协调,不仅作用于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更深深影响到以此为基础的国际法律秩序:人丑就要多读书
  其一,新的国际权力关系的法律协调,突出体现了八国集团“成员”间的权力分配和权力安排(arrangements)。国际法是国家间意志协调的产物,也是协调国际权力关系的重要工具。但在实际中,国际权力关系的法律协调,常深受国家实力的影响。可以说,实力是国际秩序的基础,政治实力和经济实力是国际法律秩序的基础。在现实世界中,国家间的实力竞争可以摧毁一个旧秩序,实力强大的国家必然会建立相应的新秩序,并力图把这种秩序强加给其他实力相对弱小的国家。[7]八国集团依靠自身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实力,通过相关国际组织在法律上的决策程序,通过相关的国际法律文件,使其在国际社会的权力分配和权力安排,得以法律化和制度化。2003年,在伊拉克境内是否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上,八国集团“成员”在联合国安理会内不能达成一致的原因,就在于其间的权力分配在法律上无法协调。但当战争结束之后,在伊拉克重建问题上,权力、权利和利益的有效协调,使八国集团“成员”间的意见相对高度一致,相关方案也能在安理会内相对容易地获得通过了。
  其二,新的国际权力关系间相对有效的法律协调,使国际法律秩序也表现出相对的稳定性。任何秩序都具有某种程度的稳定性,而且,在一定意义上,秩序意味着安全,安全也意味着秩序。[8]冷战时期,在国际政治和经济力量对比处于均衡的状态下,国际法律秩序也表现出一定的稳定性。但由于东西方阵营之间在政治和军事上的相互牵制和相互对抗,稳定之中也危机四伏,且随时有被打破的可能。而由世界大国组成的八国集团,在国际政治力量和国际权力结构的对比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其“成员”间尽管有着不同的权利和利益要求,但在面临共同的国际难题时,不得不相互支持、相互依赖,不得不寻求其他国际社会成员的合作,更不得不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接受关于国家间关系的基本法律规范和制度的协调和约束,于是,国际法律秩序表现出相对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建立在八国集团“成员”间因权力制约而平衡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八国集团与其他国际社会成员间因利益依赖而协调的基础之上,在法律上则具体表现为:国际法律关系的稳定性、国际法律体系结构的一致性、国际法主体行为的规则性、国际法律体系进程的连续性以及国际事件的可预测性等。
  从人类历史看,任何新秩序的建立或者旧秩序的调整,都常常伴以战争或者社会动荡。在当今“主权林立”但又相对和平的国际社会里,八国集团要想通过法律协调,全面、充分地实现新的国际权力关系的法律化、制度化、甚至永久化,仅仅依靠八国集团本身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八国集团“成员”各自的国际身份,对此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二、八国集团“成员”的国际身份与国际组织的法律秩序
  八国集团作为大国权力关系的国际协调机制,其根本目的在于统一各自的对外立场,协调相互间的经济及其它政策,以维护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强势地位和既得利益。如果把该集团看作是达成其目标的“合力”,那么其间的“分力”作用,也许更为重要。八国集团通过其“成员”的国际身份,“分力”于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活动、决策及制度建立的过程,决定着国际组织的内外法律秩序,[9]进而影响现有的国际法律秩序。
  首先,八国集团中,法、美、英、俄等4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安理会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权力核心,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却是掌控这一权力核心的“机械手”。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安理会由5个常任理事国和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组成;在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上,非常任理事国对程序事项有投票权,而常任理事国则对程序事项及其他一切事项拥有“双重否决权”。[10]八国集团中,除了上述4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外,德、日等国在近年也频频当选为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在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上,处于联合国安理会之外的八国集团,为其“成员”间的协调一致提供了场所,为非常任理事国参与相关问题的国际决策,提供了机会。2007年5月,在埃及举行的伊拉克安全部长级会议及“伊拉克国际契约”成员大会上,除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伊拉克周边国家参加外,八国集团也派代表参加了这两个会议。此类情形,已足以说明八国集团在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内的地位、作用和影响。
  近些年来,随着国际情势的复杂变迁,安理会改革问题已成为国际热点问题。自1995年以来,八国集团也一直积极参与此事。客观地说,在联合国内批准采取的某些(新)政策或(新)措施,多数是在八国峰会期间形成的,[11]但这并不是偶然巧合。在安理会改革问题上,德国和日本从1992年起,就开始鼓噪。随着其国际经济地位的提高,德、日两国的国际政治诉求也相应提高。它们已不再满足于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成为其努力争取的国际政治的“标的物”。[12]在这一问题上,八国集团为德、日提供了协调的机会和游说的场所。德、日在对安理会相应决策产生“边际效应”的同时,更赢得了本集团内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信任和支持。2005年,美国就公然发表意见,支持日本“入常”。在八国集团成员的运作下,“建立在政治一军事基础之上的世界公共秩序,已经明显转变为以政治一经济为基础了”,[13]这就为德、日申请“入常”提供了充足的理由。
  其次,八国集团中,美、英、法、德、日、俄等6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执行董事会的主要成员。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说,执行董事会是其最高权力机构理事会下设的处理日常业务的机构,由24名执行董事组成,任期2年。在24名执行董事中,8个由占基金份额最多的国家委派,其余16个由各国按地区划分的16个选举团中选举产生。根据这一规定,八国集团中的6国,就成为执行董事会的主要成员。另外,根据该组织加权表决制的决策方式,每个成员在250个基本投票权之外,依据其向该组织所缴纳的份额,按每10万特别提款权(SDR)增加1票计算,享有加权投票权。同时,理事会和执行董事会在决定重要问题时,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绝多数通过、70%多数通过和85%多数通过等议事规则。在加权表决制和“多数通过”制之下,基本投票权其实并不重要,起关键作用的是加权投票权的多少以及国家的经济实力。在2007年,美国一国就占该组织总投票权的16.9%,由此可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组织结构及决策制度的本质。
  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着“血缘”关系,这种关系体现在:(一)只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才能申请加入世界银行;(二)任何成员国在丧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资格3个月后,除非世界银行总投票权3/4多数做出相反决定,其世界银行成员的资格也自动全部丧失;(三)世界银行集团三大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国际开发协会等的机构设置和议事规则,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本相似;(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每年共同举办年会。[14]显然地,无论在世界银行还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八国集团的相关成员不仅可以利用其投票权的多少,也可以利用其成员间的协调,来决定世行贷款走向,来影响国际金融秩序。2005年,在由巨额贸易逆差引起的中国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美国和欧洲央行给中国施压的同时,还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权威。于是,该组织当年(2005年)的中国年度报告中就指出,中国对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十分有限,它应该充分利用新汇率体制,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以帮助解决“全球不平衡”的状况。[15]
  最后,八国集团中,美、英、法、德、日、意、加等7国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创始成员。长期以来,七/八国峰会以及七/八国集团贸易部长四方(美、欧、日、加)会议,一直是推进多边贸易谈判的“发动机”,也是制定和完善多边贸易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思想库”。但近十年来,WTO部长级会议却屡屡无果而终,这与八国集团“成员”对待贸易议题和贸易谈判的立场和态度有重大关系。1999年,西雅图部长级会议不欢而散,原因就在于参与谈判的七国贸易部长们(俄罗斯除外),不能从八国峰会上得到任何明确的指示;2003年,坎昆(Cancun)部长级会议的失败,是由于七国首脑未能在法国埃维昂(Evian)峰会上就贸易的主要议题达成一致;2007年7月,《多哈发展议程》的“中止”,就是因为八国集团“成员”在贸易谈判议题上的严重分歧以及八国峰会议题的重大转移。
  近几年来,随着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八国集团占全球经济总量的份额正逐年下降,处理全球经济问题以及与经济问题有关的其他问题,已经离不开发展中国家的参与。2003年,法国埃维昂峰会邀请中国与会;2005年,英国鹰谷(Gleneagles)峰会邀请的发展中国家名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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