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案例研究反思
【英文标题】 Retrospection on the Methodology of Case Research
【作者】 解亘【作者单位】 南京大学
【分类】 法理学【中文关键词】 案例研究;先例性规范;判例
【期刊年份】 2008年【期号】 4
【页码】 3
【摘要】 由于缺乏理论上的自觉,当前的案例研究在日益繁荣的表象背后掩盖着诸多的缺陷,主要表现为:案例选择上的盲目、研究深度的不足、重要研究类型的欠缺,以及法官的过度参与等。其中,最令人忧虑的问题,是研究者们普遍缺乏从案例中抽取先例性规范的意识。而造成这种局面的最深层原因,来自于“案例不等于判例”的认识。即使不承认在我国某些典型性案例具有先例拘束性的作用,先例性规范的抽取及其适用范围的限定作为案例研究的重要类型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17743    
  一、问题的提起
  提到案例,人们往往会联想到我国是否应当建立判例制度,以及是否已经存在判例制度的雏形等热点问题。关于这些,学界已经有了很多的探讨。本文关注的焦点,却是国内蓬蓬勃勃开展起来的案例研究。那么,为什么要关注案例研究呢?
  1.关注案例研究的意义
  随着国内法学研究水平的迅速提升,随着越来越多的案例通过官方或者非官方的渠道、以纸质或者网络的形态被公布出来,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司法实践本身对法律制度和法学的作用,尤其是我国是否应当建立判例制度这样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绝大多数的论者都对判例制度的引入持积极态度;也有部分意见认为判例制度不适合国情,但对目前存在的判例指导制度却持肯定态度。[1]稍显遗憾的是,绝大多数论文无论是在论点还是在论据上都存在着大量的重复,[2]给人以这个领域的问题已经被议论穷尽之感。
  可喜的是,偶尔还能听到另外一种声音:目前国内之所以涌动这样一股要求引入判例制度的潮流,其目的是为了解决司法解释的紊乱无序,为了维护裁判的安定性。然而,这一进路却缺乏一种本土化的回应,对我国司法实践却可能是“致命的自负”{1}。因为,我国法属于压制型的法,[3]那种试图通过建立判例制度来实现法律职业化的进程,会轻而易举地为各种外力所驯服{1}。再有,法官判决的说服对象首先不是当事人和学者,判决只要在法院内部和上下级法院得到认可即可,至于前后判决是否一致并不为法官所关注{1}。
  上述意见固然值得倾听,不过,即便判例制度的建立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法从压制型向自治型的转变,恐怕也不能因此就全盘否定建立判例制度的积极意义。判例制度也罢,案例指导制度也罢,显然都能够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高裁判的安定性和可预见性,同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目前国内法学研究偏重立法研究轻视法解释,从而导致学术研究空洞无物的现状。
  真正的问题恐怕在于如何建立。关于这一宏大的论题,尽管尚嫌粗浅,已有许多文献从各个角度献言献策了。然而,就在这样一片喧嚣和热闹声中,另一个相关的问题却几乎被人们所忽略了。那便是案例研究或者说判例研究本身。[4]尽管也有少量文献提到了案例研究或者判例研究,甚至直接以“案例研究”或者“判例研究”作为标题,但是,其中涉及的问题并不是针对案例研究本身的,并没有探讨案例研究到底该如何做。[5]
  读者或许会问,案例研究本身有什么值得研究的吗?这不是研究者运用具有个性的方法自由阐发自己观点的领域吗?的确,案例研究本属于学者们自由阐发自己对法院判决、裁决看法的一种学术形态,无需拘泥于一格。但是,不拘一格并不等于不需要理论上的梳理和反思。下文将说明,目前的状况令人担忧:有关案例研究的理论研究几乎空白,导致了案例研究呈现一派看似百花齐放、实则混乱无序的图景。
  那么,关注这个领域的意义何在呢?首先是可以让我们看清目前案例研究的不足。其次,使我们真正发现案例最为重要的价值,为判例制度的渐进式发展奠定基础。
  2.目标
  本文试图通过对我国案例研究现状的分析,发现其中存在的不足,并为目前这种现象的成因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并简要介绍日本学界的一些经验,以此为正在兴起之案例研究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个理论支撑和参考模式。
  3.研究方法及论文的构成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国内的案例研究文献数量庞大,出版物种类繁多,又涉及几乎所有的法律部门,因此,难以从实证的角度作精确的统计和分析。为此,本文只能采用写意的手法,以建立在少量资料上的个人确信来描绘出这个问题的大致轮廓。如此一来,文章的说服力自然会大打折扣,但如果能因为对本文的批判而引发学界对案例研究的关注,也算幸事了。
  另外,由于案例研究涉及整个法学领域,个人能力上难以顾及,因此,本文主要以民事法领域的案例研究为剖析的对象。
  以下,将首先从多个角度对国内案例研究现状作出描述,并揭示其中存在的问题;再从日本法的角度来反衬出我国当前案例研究的不足。最后,在尝试着探究造成目前种种问题的深层原因的基础上,为最为重要的案例研究提供一个国外较为成功的方法。需要说明的是,为了突出起见,本文将自视最为严重的问题以及最为深层的原因都安排在相应篇幅的最后。
  二、案例研究之现状及其不足
  1.分类
  目前,国内公开发表的案例研究难以数计。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作如下的分类。
  (1)从发表的载体形式看,既有专门的案例研究文集,也有发表在学术期刊或者以书代刊的书籍上的单篇案例研究,还有发表在报刊(主要是《人民法院报》和《法制日报》)以及各种官方或者民间网络上的单篇案例研究。
  (2)从发表的主体看,既有在朝的,即现职的法官,尤其是直接参与案件审理的主审法官;[6]也有在野的,即学者和法学专业的研究生。
  (3)从内容上看,既有简单点评、几乎不出现抽象理论的;也有深入细致、有相当理论深度的文章,但并不注重与案情的结合,只是把判决当作一个引子{2}(P.118—121)或者学术观点{3}的,这种文章与其说是典型的案例研究,倒不如称之为论文更为准确;当然,也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
  (4)从研究的手法看,法律学角度的文献占绝对多数,但也有个别的案例研究却是从基础法学——例如法社会学或者法哲学——的角度展开的。[7]
  2.不足
  仅仅从以上的分类看,案例研究似乎非常繁荣。但是如果细心阅读主流的文献,就不难发现其中隐藏的问题。
  (1)案例的选择基准不明
  从出版的大量案例集、案例研究文集以及单篇的案例研究文章来看,很难看出编写者是基于什么样的基准遴选出这些案例来的。其中大多数的浮出很可能完全出于偶然,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基准。
  (2)篇幅短小,分析缺乏深度
  尽管数量庞大,但仔细翻看就会发现,其中的绝大多数案例分析篇幅都比较短小,内容也着重就案例中的具体问题点进行讲解或者批判。内容的短小,势必导致分析缺乏深度。以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编写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解析——房地产案件专集》(法律出版社,1999年)为例,其中“对本案的解析”部分都是围绕案情展开的,而且十分简陋,几乎看不到什么抽象论。
  近年来发表的一些案例研究文章中,呈现出抽象论的比例逐渐增加的趋势,而且也出现了个别篇幅较长的文章。但多数却又过分地脱离了具体的案情。
  (3)文章的构成相对单一
  一般多由“案情”、“分歧”、“法院的立场”或者“意见”以及“分析”几个部分构成,其中,“分析”部分要么就前面所介绍的事实部分而展开;要么展开一定程度的抽象理论,然后,再套用到案情中去。
  表面上看很整齐,但背后隐藏的可能是认识的缺乏,理论指导的欠缺。例如,就缺少从纵向或者横向的角度对类似的一系列案例作总体分析的案例研究。[8]另外,下文将要指出,文章的构成中欠缺了对案例的定位、对可能由案例形成的先例性规范的抽取及其适用范围的限定这样的作业。
  (4)法官成为案例研究的一支主力
  实际上,法官撰写“案例研究”或者“案例分析”的现象非常普遍。在公开刊行的各种“案例研究”、“判解研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案件的主审法官亲自执笔的。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各个审判庭编辑出版的《民商审判指导与参考》、《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等的“案例评析”栏目中所刊登的文章。同样的现象,在下级法院、尤其是高级人民法院中也很常见。[9]此外,《人民司法》杂志中的“案例研究”栏目往往是由每一期主办法院的调研室法官或者业务骨干担当的。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法官参与案例研究难道不应该肯定吗?由于判决书篇幅的限制,法官无法在判决书中充分展开判决的理由,撰写案例评论有利于法律共同体更好地理解和批判判决。可是在笔者看来,目前法官作案例研究的对象多是自己审理的案件或者本法院管辖的案件,这样的案例研究存在弊端。由主审法官自己来撰写并发表案例研究的文章,往往就变成了办案心得的再现,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根据和理由的阐述。[10]而这本来应该是法官在判决理由中完成的本职工作。由于判决书篇幅的限制或者因为时间上的原因,法官可能未必有条件在判决书中充分为自己的判决辩护。在这个意义上,主审法官自己撰写并发表“案例研究”或许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就能取代由学者所作的案例研究?实际上,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常常有很多对判决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因素不能或者不便写入判决书中。这是由法官这个职业本身所决定的,而在我国这个问题又与目前的司法体制、文化传统交织在一起,更加突出。[11]有关由学者执掌案例研究之大旗的重要性,将在稍后阐述。此外,即使是对本院其他法官审理的案件进行评述,恐怕很难保证有公正客观的学术批判态度。这是因为,尽管作为法官评价体系重要组成部分之错案追究制度的启动条件比较严格,但是对本法院其他法官所判决的案件的负面评价,在事实上还是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该法官的前途。
  (5)研究目的存在欠缺
  在本文看来,目前国内案例研究中存在的上述诸多问题还算不上严重,其真正的硬伤在于研究目的存在重大缺失。随手翻看一些案例集,就可以发现作者们或者编者们作(编)案例研究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加深对判决的理解,为了改进教学,以及极其笼统的“为了指导审判”。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编写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解析——房地产案件专集》(法律出版社,1999年)以及同属于这一系列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解析(第二集)》(法律出版社,1999年),均在其序言部分指出:“就合议庭对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根据和理由进行阐述,便于广大读者了解判决的内容”。再如,朱泉鹰、张如曦主编的《侵权行为法案例精解》(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前言中就有这样的文字:“为教学服务,对案件涉及的难点和疑点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柳经纬执笔)。还有的学者认为,“案例研究是指通过对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进行学理分析,从中发现立法的成功与不足,进而针对法律漏洞寻求填补办法,并通过对案例的整理而探求立法体系的完善。由此可见,案例研究首先对立法的完善具有重要价值……案例研究的作用更主要地表现在对司法的指导、提供参考及促进法官素质提高等功能上”{4}。
  上述对案例研究之目的的理解,都只是抓住了问题的一个侧面,而案例研究最最重要的目的——具有先例拘束性规范或者说先例指导性规范(以下统称为先例性规范)的抽取,却被完全忽略了。为什么说先例性规范的抽取是案例研究中最为重要的目的呢?这是因为,即便退一步,只承认典型案例具有指导作用,也必然要面对另一个问题:如何指导?笼统地说某个或者某几个案例可以指导今后类似的案件审理,并不能解决具体的问题。案例指导自然离不开一个用来指导的基准。这个基准,其实就是案例中所体现出来的先例指导性规范。关于这一点,稍后还要作进一步阐述。
  正因为缺乏上述问题意识,迄今为止的案例研究缺乏从案件中提取先例性规范的作业,也不大论述该案判决所隐含之先例性规范的适用范围(或者说射程),更少有从一系列的案例中抽取先例性规范的作业。[12]然而,没有这样的作业,无论怎样深入地研究案例,都不能从案例中总结出能够拘束或者指导相同或类似案件之裁判的规范来。且不论判例制度的建立,就是案例指导制度的完善永远也都只能是空谈。在笔者看来,这正是目前国内案例研究最为致命的缺陷,也是案例研究不配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判例评论”或者“判例研究”的根本原因。
  如果说目前的案例研究是不完美的,那么,究竟怎样的案例研究才是理想的呢?在此,不妨借鉴一下同属于大陆法国家之日本的学术积累。
  三、日本的(判例)案例研究
  诚然,两国的国情和司法制度存在相当的差异。例如,日本不存在法官素质偏低的问题,因此判决书的质量比较高,判决理由充分,尤其是其中法律论的展开。此外,日本不存在裁判文书公开不充分的问题,案例的编辑出版制度已经很成熟。再如,日本不存在司法解释这样的制度,所以,给法官的法解释创造了足够的空间。尽管如此,两国之间还是存在着更重要的共性,那就是两国同属于大陆法国家,在制度上都不承认判例的法源地位。这样的共性恰好是比较研究的基础。
  1.历史沿革
  民法典施行后的最初一段时期(至20世纪20年代初为止的二十多年间),学界普遍将判决理由中的法理论作为判例,将判例完全与学者的学说一样来对待,只在抽象层面作批判。也就是说,当时的判例研究完全不考虑判决中真正的实质性的判决理由是什么,是否具有先例价值等{5}(P.109){6}(P.30—31)。这一点,非常像我国目前的案例研究状况。
  到了20世纪20年代,深受美国现实主义法学影响的学者末弘严太郎从法官亦在造法的认识出发,指出了当时判例研究的问题,主张判例研究的目的应当以具体为本。他还身体力行,与另一民法大家穗积陈重一起,在当时的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创设了民法研究会,开始摆脱抽象的批评,转而注重对案件事实关系的把握,研究的内容则着眼于从对判决与以往判决的关联的探寻,来把握就某一个具体问题的法律变迁。该民法研究会的研究成果刊载于东京大学实际掌控的《法学协会杂志》上。这个传统一直持续到至今。
  尽管末弘严太郎的观点及做法给当时的日本法学界带了巨大的冲击,但是,长期以来对于“判例”这个核心概念的理解缺乏共识,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判例研究一直处于一种看似繁荣实则混沌的状态。直到20世纪中叶以后川岛武宜作概念梳理{7}(P.181)后,这种局面才得到相当的改观。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同属于大陆法国家的日本,对于裁判例以及判例研究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度。从日本法的立场反观我国的案例研究,更能凸显出后者的不足。
  回到刚才的话题,究竟怎样的案例研究才是理想的呢?按照日本学者的总结,这并无定论,完全取决于案例研究的目的。
  2.案例研究的目的
  以案例为素材的研究,可以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
  早期的先驱人物川岛武宜曾将案例研究作了如下的分类:(1)裁判上之先例的研究;(2)裁判中所表明的法律论的研究和批评;(3)裁判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社会上之含义、背景以及影响等的研究;(4)裁判的心理判断过程的研究{7}(P.199)。
  而近期的新锐派学者则是从另外的角度对以案例为素材的研究作了别样的分类。他们将这些研究分类为:为了深化对案例理解的研究;为了抽出理论的研究;为了发现问题的研究;针对案例中所显现的纷争形态的研究;以及探寻判决对某个纷争所产生之影响的研究等,不一而足。研究者有什么样的课题设定,就可以有相应的研究案例的目的{8}(P.312—317)。
  3.日本两种典型的案例研究模式
  尽管出于不同的目的案例研究可以呈现为多彩的形态,但是在日本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案例研究模式只有两种:一种是以东京大学法学部所掌控的《法学协会杂志》为代表的“判民型”(这一表述来源于东京大学判例研究会负责的专栏“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研究”),另一种则是以京都大学法学部掌控的《民商法杂志》为代表的“民商型”。
  由于受到判例研究的首倡者末弘严太郎的影响,“判民型”的案例研究从20世纪20年代开创伊始就将具有先例拘束性规范的抽取当作其首要目的。这类案例研究将判决首先看作是个别案件的具体解决,因此,在研究中非常注重案情与结论的对应关系,强调对所抽取之先例拘束性规范妥当范围的限定{8}(P.308)。以被公认为“判民型”代表人物米仓明的判例研究为例,在他撰写的“判例研究”中,首先会非常详细地介绍案件的事实和法官的判旨,然后就会展开详细地分析。分析部分的基本思路是确定该判例在判例法上的定位。在这部分,米仓会将以往相关的裁判例拿出来作比较,以确定该判例的意义。当然,米仓不会一味地追随判例的结论和理由,他也会就具体的问题展开批判,但这部分内容的比重不是很大。可见,在他的意识里,判例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抽取具有先例拘束性的规范,并确定其射程。不过,由于受到利益衡量论的影响,米仓的判例评论往往不太重视法律构成,这一点受到了当今年轻学者们的指责。
  而与这种类型相对的“民商型”案例研究,早期则主要以判决中的法律推论的批评作为其主要目的,往往将具体的案情剥离,将判决中所展开的抽象论当作一种学说来对待。也就是说,早期的“民商型”的案例研究只不过是将案例作为为了展开自己之学说的素材或者说触媒来利用的{8}(P.308)。这一点,与我国当前部分学者所撰写的案例研究风格非常相像。
  当然,这种脸谱化的归类,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赞同。有人就指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统一的“民商型”案例研究。[13]其实,末弘严太郎的问题意识和川岛武宜的批判{7}(P.181)早已经影响到了整个法学界,[14]即使是所谓的“民商型”,也早已开始留意案情与结论的对应关系了。可以说,“判民型”与“民商型”的差异,只存在于重视判决理由中之法律论的程度上{8}(P.310)。
  反观我国的案例研究,缺乏的恰恰是这种以抽取规范为目的的研究形态。
  四、成因探析
  以上,本文直观地描述了我国案例研究中暴露出的种种问题,并借助日本法的视角突显出其中某些缺陷的严重性。那么,造成这些不足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如果能准确揭示出这些原因,那么就能在相当程度上获得学界大多数的认同,进而为案例研究的改善提供方向。
  或许有人会说,我国目前之所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判例”评论,是因为没有相应的制度背景。例如,没有大陆法国家普遍存在法律审制度,[15]也没有台湾地区那样的大法官会议制度通过法定的程序遴选判例,等等。这样说有一定的道理,但下文的分析将试图证明,这些分析并没有切中问题的要害。在本文看来,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司法解释的过度膨胀
  最高法院大量发布司法解释会带来各种严重的副作用,这一点已为学界所共识。但问题更为严重的是,除了最高法院制定司法解释、发布批复等解释性文件外,各级地方法院也倾向于制定具有司法解释性的文件——以往称为“规定”或者“办法”。尽管这种做法于法无据,而且又为最高法院所否定,但是,这类文件还是在改头换面——改称为“纪要”、“参考”等——后不断涌现{9}(P.209)。这种混乱无序的法解释体系的日益膨胀,势必会扼杀法官造法的积极性{10}(P.503),显然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压缩了判例法的生存空间。
  2.裁判文书的问题
  (1)判决文书的公开极不充分
  法官就自己作出的判决发表判解评论的另一个理由,或许是判例编纂、公开制度的不健全。[16]既然他人看不到裁判文书,[17]那么,判决理由写得再充分,他人也无从评价。这也助长了法官本人撰写案例评论的风气。
  (2)法律推论的欠缺
  众所周知,由于整体素质尚待提高,长期以来法官们并不善于在判决中阐述理由。尽管近年来最高法院大力推行裁判文书的改革,判决理由逐渐变得丰满,但毕竟还是不够。即使有详尽的判决理由,但多数裁判文书的法律推论却还是显得不足。
  最高法院在这一点上做得也不理想。在一些显然带有创法性质的判决中,也往往就事论事。例如,在著名的“广东轻工业进出口公司与香港TMT贸易公司商标纠纷”[18]中,最高法院第一次引入了所谓“事实上的信托”的法理(类似于英美法上的拟制信托),非常大胆而有创意。但非常遗憾的是,该判决却将眼光仅仅停留在个案上,没有借机系统地阐明我国适用事实上之信托的概念和构成要件等{11}。其实,最高法院这种就事论事的倾向,在诸如批复、通知这样的正式文件中也经常能显现出来。[19]
  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判决中法律推论不足,便够不上是判例的标准{12}(P.715)。换言之,其隐含的意思或许可以翻译成:只有在判决理由中出现的抽象论才有资格成为先例性规范。
  然而,判例作为一种规范,并不总是如判决理由中的法律推论那样直观,更多的情形其实是解释出来的。既然如此,它就应该通过法官和评论者——学者的互动而形成{8}(P.318—319)。而且,判例未必通过一个孤零零的案例体现,它是法官和学者对一系列案例的总结和抽象{8}(P.322)。
  之所以最高法院的判决、批复和通知中也普遍存在就事论事的倾向,有人认为是因为这些判决、批复或者通知并不是基于推论,而仅仅是建立在裁量的基础上的。[20]且不论这样的法解释方法是否是一种理想的方法,[21]但一概否认这种利益衡量的先例生产能力恐怕是不合适的。因为,先例性规范的提取并不一定要从判决书中展开的推论中产生,即使没有充分的法律论,依靠学者的努力——判例评论或者案例研究,也还是有可能抽取出先例性规范的。
  (3)不公开的“理由书”——审理报告
  实际上,在审判实践中,在判决书之外还存在着“审理报告”这样一种不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参考文献】 {1}刘磊:“法律变迁与司法自治——一个以判例法为中心的考察”,载于《金陵法律评论》2004年春季卷。
{2}高宏伟、虞浩:“案例分析重庆‘烟灰缸伤人’案的法理评析——从经济学视角寻找一个最优解”,载于《法学》2003年6期。
{3}韩世远:“判解研究:医疗服务合同的不完全履行及其救济”,载于《法学研究》2005年第6期。
{4}王利明:“序言”,载于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案例研究与学理研究·总则编》,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5}(日)中野次郎编:《判例》,有斐阁1986年版。
{6}段匡:《日本民法解释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日)川岛武宜:“判例判決例——民事裁判焦点”,载于《川岛武宜著作集第5卷》,岩波书店1982年版。
{8}(日)大村敦志、道垣内弘人、森田弘树、山本敬三:《民法研究》,有斐阁2000年版。
{9}侯猛:“最高法院规制经济的实证研究”,载于《中外法学》2005年2期。
{10}王琬:“浅谈判例指导”,载于武树臣主编:《判例制度研究(上)》,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
{11}冯象:“送法下乡与教鱼游泳”,载于《读书》2002年2期。
{12}刘武俊:“判例法与司法知识的传承”,载于武树臣主编:《判例制度研究(上)》,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
{13}《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编辑部:《典型案例和司法解释精选》的“编辑说明”(1993.7~1996.6),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
{14}唐德华:“序”,载于最高人民法院编写:《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解析》系列丛书,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15}张千帆:“‘先例’与理性:为中国司法判例制度辩护”,载于武树臣主编:《判例制度研究(下)》,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
{16}(日)内田贵:“现代契约法新展开一般条项(1)”,载于《NBL》1993年514号。
{17}(日)平井宜雄:《法律学基础论觉书》,有斐阁1989年版。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117743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