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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流浪权三探
【副标题】 立足于流浪权及其相关义务的探讨
【英文标题】 The Right to Roam and Relevant Obligations Revisited
【作者】 谢晖【作者单位】 中南大学法学院
【分类】 其他【中文关键词】 流浪权;精神权利;生活权利;流浪义务
【文章编码】 1001-4403(2016)03-0076-1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6年【期号】 3
【页码】 76
【摘要】

流浪权既是流浪者的一种精神权利,也是其物质—生活权利。两类权利在流浪行为中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其无论在法定形态上,还是在习惯事实上,都有所表现。与此相应,也必然要求流浪者负有相应的义务。其中既有和流浪之生活权利相应的流浪义务,也有和流浪之精神权利相应的流浪义务。在表现形式上,无论何种流浪义务,都可二分为法定的或者习惯的义务。经由流浪义务的探讨,再回过头来看待流浪权利,会发现两者在流浪行为中,具有明显的精神—生活交互性。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0503    
  
  作为人类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的流浪现象,自身不仅蕴含着自由和权利发生的内在理据,而且因此必然和人类的义务担当勾连起来。无论从人们相互交往的实践上讲,还是从法学的原理上讲,权利总是和义务相关地存在,诚所谓“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1}137。流浪权的存在也不例外。无论从习惯权利视角还是法定权利视角强调流浪权,而不探究和其相关义务问题,则对流浪权的探索只能说停留于浮泛和表面。为了更进一步说明流浪权,本文拟在《流浪权初探》和《流浪权再探》[1]的基础上,展开对流浪权从生活到精神形态的进一步阐述,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和流浪权相关的义务问题,最后深化对流浪权作为生活权利和精神权利之交互性的阐述。
  一、流浪权的两个基本面向——精神权利与生活权利
  流浪既是人类生活的一种行为现象,又是其作为精神存在的动物所固有的一种精神现象。所以,有学者在研究知识分子的流浪现象时,把其二分为生活流浪和精神流浪两个方面:
  在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漂泊流浪者形象中,从总体上,可以分为生活流浪和精神流浪两个方面,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因表现侧重的不同而作此划分。不管是生活流浪,还是精神流浪,都以离家出走为起点,都意味着对原来熟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的摒弃,意味着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不管是出于被迫还是出于自觉,因此都具有疏离、逃离、背叛和寻找的双重文化内涵。特别是在社会动荡、时代变革期,人们原来已有的生活空间、生活环境遭到了破坏,而新的生活空间、生活环境尚不熟悉,尚待建立,因此,一切都在摸索之中,新的生活、新的自我方位还没有确立,甚至找不到自己前进的方向。这时候,穷愁困顿、灵魂飘荡、焦虑不安也许就成了漂泊者家族一个共同的形象特征。不管是生活流浪还是精神流浪都鲜明地体现出这一共同的特征。{2}
  作者尽管说的是知识分子,但其结论事实上对所有人都有适用性。所谓知识分子,不过是专事于精神生产活动的人们。他们的研究对象,可能是物质生活,也可能是精神生活,但他们自身所从事的,却主要是精神生产活动。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和普通社会主体的基本区别,仅仅在于其专事的内容是精神生产,而其他主体则要么主要专事物质生产,要么主要专事制度生产(搭架物质世界和精神直接的交往通道),要么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制度生产三者兼顾。
  这里的问题是,即便一个人主要从事的不是精神生产,而是物质生产或制度生产,但人本身作为精神性的存在,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在从事物质或制度生产的同时,也在进行精神的考量。例如,一位农人在撒播时,总会关心在何种墒情下撒播更好、在单位土地上撒播多少种子才更利于庄稼成长,何种光照和土质的土地撒播什么种子才会长势喜人等纯属精神领域的问题。至于制度生产,本来是跨越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上的一种规范建构,其在本质上说是人类精神生产的一种,但又不属于纯粹的精神生产,所以笔者在此把其单列出来。
  这样说来,人类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精神现象。研究人类的学问,除了纯粹的人体结构学、医学科学等之外,其他科学归根结底都要落实为精神现象学。尤其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更理所当然地是精神现象的学术展开。以这种观点来观照,则一般性地适用于对知识分子的流浪特征的评论,也可以适用于其他人类主体。可见,人类的流浪行为,既有生活流浪之维,也有精神流浪之维。这两者有时是可以分开的,有时是难以分开的。无论如何,这两个方面既意味着人类流浪的生活权利,也意味着人类流浪的精神权利。
  作为生活流浪及其权利,流浪既可能因为自然灾害、社会战争等不可抗力而造成,例如最近严重困扰欧洲,被称之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最严重的难民潮{3},就是因为西亚、北非所发生的战争这一不可抗力所引起的。可以说,难民概念的产生,即与流浪和逃亡密切相关,早在20世纪之初,“国际战争的扩大化、东欧地区和巴尔干地区原有帝国的分化解体、加之新的民族国家的扩大和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少数民族和没有国家人群的迫害、对原有统治阶级和政治反对派的消灭,这些都造成了大规模的人口流浪和逃亡”{4}34。对难民们而言,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痛苦选择,但又毕竟是一种选择。有选择就有权利,这种权利不仅是其自我选择求生避难,而且也对政府等公共组织提出了保护权利的要求。面对类似情况,无论是出于人道主义的一般同情,还是出乎法律的强制理念,面对难民,政府不能袖手旁观。于是,《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就应运而生。它既具体规定了难民的权利,相应地也规定了难民的义务,当然,更规定了缔约国的义务。这样的生活流浪,所导生的权利范围主要是生活的物质权利。但也不排除对相关精神权利的赋予和保护。例如,《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就对难民的人格权(第3条)、宗教信仰自由权(第4条)、婚姻权(第12条第2款)、知识产权(第14条)、结社权(第15条)、诉讼权(第16条)、国民待遇(第18条)、职业自由(第19条)等精神性或带有精神性的权利做出了较为系统的规定。
  除了这种在不可抗力作用下迫不得已的生活流浪外,作为生活的流浪,有时候还出自一种纯粹的习惯。这典型地体现在人们熟知的吉普赛人的日常生活中,当然,也体现在那些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中。这种流浪,其精神渊源来自于潜藏在游牧活动中的对于一切权威和藩篱的反抗中,也潜藏在游牧本身对一种无需外在制约的、纯粹自由的眷恋和追求中,因此就形成了一种所谓深刻的“游牧思想”的隐喻——游牧的精神世界观和道德意识形态:
  ??具有游牧性质的“逃亡路线”是从封闭的、等级的思想独裁的逃离,从独裁的符号系统强行的意义等级制的逃离,因此,也是从作为“条纹”??或“网格”??空间的社会和文化现实的逃离,继而把思想带入一个“平滑”空间??一个不是有意义的等级制而由多元性决定的王国;
  真正的游牧符号系统是对抗指意符号系统,这些指意符号包括希伯来文化的独裁主义,以及像国家机器??这样的统治机器。游牧就是生成。游牧的目的就是为了摆脱严格的符号限制??游牧生活犹如幕间曲??它肯定“中间”,高扬“生成”,否定一切关于起源的思想,并向一切抑制系统开动“战争机器”。游牧思想是一种“反思想”??。反对理性,推崇多元。它立志反对“我思”??旨在建立一种外部思维??它攻击总体性,欲变思想为“战争机器”。它抵制普遍的思维主体,结盟于特殊的个别种族。它不寄寓于有序的内在性??在外在元素中自由运动。它不依赖于骄横的同一性,驾驭着差异的烈马在旷野上任意驰骋。它不尊崇人为划分的主体、概念和存在这三个再现范畴,而用无限界的传导活动??取代机械的类比。{5}10-12
  当然,这种游牧思想及其所反映的游牧行为运用于实践或许有些过头。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毕竟还要对利益进行尺量,而不唯所谓游牧的理念,因此,即使那些崇尚游牧的部落,一旦有了定居的可能,也会将游牧思想交由安居意识来左右。事实上,对于绝大多数族群和普通人而言,安土重迁、寻求肉身和心灵的归宿是一种基本的渴望。这不仅是汉民族的一种渴望和情感,而且也是人类普遍的一种渴望和情感。[2]但是,安土重迁毕竟是人们已经把当下的生活居所作为乐园看待时的一种精神状态,是以封闭的心态看待世界时的一种行为选择。只要人们并不认为当下所居属于乐园,只要人们以开放心态来对待我们面对的世界,那么,一种“游”的精神理念和行动视域就必然产生,这种理念和视域来自源远流长的人类在发展变迁过程中的一种历史记忆,来自人们对“在路上”的缅怀、追忆、好奇和向往:
  流浪是人类史前的一种深刻记忆,一种固有的本能,一种培养已久的欲望,一种——借用荣格的一个概念说——“集体无意识”。由于人类智慧的增长与物质的相对丰富,人类逐渐有了“家”的概念。家所带来的稳定、舒适与温馨的感觉,使人类对固定一处、扎根一方产生了美好的记忆。依托的本能,在“家”的概念日益丰富与固定之后,在家所给予的经验越来越可人心之后,使人类对家有了顽固的依恋与追求。人类开始害怕流浪,害怕距离,将无家可归看成了一种不幸。这种心态,还由于某一种文化对家的强调,使得有些民族会对家有格外注重的态度,如汉民族。“父母在,不远游”、“穷家难舍,熟地难离”、“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诸多说教与经验,使汉民族对流浪与距离有着格外浓重的悲观主义情绪。守望家庭与田园,成为平和与幸福人生的重要内容。然而,无论是汉民族,还是其它民族,都不可摆脱地储存着史前人类的迁徙记忆与并未退化的迁徙欲望,在害怕流浪与距离的同时,却又压抑不住地产生着喜欢流浪与距离的冲动。{6}
  所以,这种流浪的心理需要,化成了一种孕育着生活权利和精神权利的事实和追求。这正是在现代社会里,在人们的物质业已相对富足的基础上,旅游既作为各国政府和商人们积极开发的一项产业,同时又极大地、无可抗拒地吸引公民投入其中的缘由吧?它在生活上的表现就是和吃穿住相并列的“行的权利”——一切有关行的契约都应纳入这种权利范畴,而在精神上的表现则是有关行的自由选择和自由向往,如意思自治、表达自由等。它既是一种法定意义的权利,也是一种习惯意义的权利。
  至于精神流浪及其权利,则更具有人之为人的一般特征。人类精神的流浪,或许表现为一种行动的事实,或许表现为思想对一切现实的藩篱之突破,而追求纯粹的精神想象和精神自由。在这一点上,精神流浪和前述“游牧思想”是完全契合的。或者毋宁说,真正的思想,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游牧思想”。人们在行文中很容易把这种精神流浪及其权利赋予知识分子,认为它是追求思想自由、表达自由的不安分的知识分子的普遍情结:
  知识分子永远是最不安分的,总是不愿被某个固定的模式禁锢,即使他们已被定位在社会体制的某个环节上,仍然没有安身立命之感,总是要不断地寻求突破与更合适的归宿。在灵魂深处,他们总是漂浮着。{7}31
  但事实上,随着教育的普及、提高和发展,人已经被结构进现代的知识和观念体系中。尽管人们的精神自由反抗外在的一切束缚,但这种对自由的追求在另一方面毫无疑问又是一种结构化的束缚。这或许是自由和权利的“作茧自缚效应”吧!但无论如何,教育和知识的普及,使社会主体愈来愈从大众化向精英化看齐,更多属于知识分子的流浪情怀也深深地感染并扎根于普通民众。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人、财、物的大流通,尽管也会给人们带来身体和精神上的疲惫,但人们往日局促于家的守望,越来越转型至奔突于世界宇宙的视野:
  随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拓宽与无限制的隆起,“家”这一具象,逐渐成为抽象。家不再是一个由砖木或其他什么材料构成的实物,而成为一个没有形象的概念。人们依然居住在自己的家中,却依然有无家的感觉。那是因为,家的原始记忆,已经脱离具象的家,而成为一种形而上的经验了。人们感觉到,一个精神世界远比一个被肉眼所见的具象的世界广阔无边从而也更难把握得多,在这个精神世界里,人永在漂浮状态中。{6}
  在此,与其说人处于漂浮状态,不如说人就“在路上”。“在路上”这一隐喻其实所表达的是“居住”或“家”的困难和乖张!我们寻求能在家里安顿,但人们又从来不满足于陷入“家”的“围城”,所以,人们的精神流浪在这里既是一种寻求安顿地诗意栖居的欲望,但又永远是游移“在路上”的不断张望——不断追寻如何去栖居:
  居住的真正困境并不仅仅在于房屋的短缺??居住的真正困境还在于:短暂者总是重新追寻居住的天性。他们必须永远学习去居住。人类的无家可归在于人类迄今为止没有把居住的真正困境当作困境吗?然而,一旦人类思考了无家可归,那么悲惨的事将不会发生。正确地思考并牢记于心中,这就是把短暂者引进居住的唯一召唤。{8}145
  可见,“短暂者”——人类,这个悠游于天地、光阴间的逆旅和过客,在其有限的时空里,延展其生命空间的基本方式就是“在路上”,就是在时间之流中去寻找,在家与寻找家的矛盾交织中构造着人之为人的精神游思,构造着流浪的精神意义。
  人们不断地解构着家,又不断地寻找着家。说到底是人的精神欲望的无止境,他们总要寻找到一个自己的理想的家园。这个家园,既包括自然家园、物质家园,更包括精神家园。由此构成了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寻求与建立一个美好的乐园;谁敢欺负我的人
  “寻找”是流浪的主要内容,也是流浪的根源。寻找精神家园,为此而漂流不止,追求不已,这在知识分子阶层表现的尤为突出,这也是现代漂泊流浪者形象多是知识者的一个原因。也许正是由于理想的精神家园可望而不可即,可遇而不可得,所以,人在漂泊不止的寻找家园的旅途中,不时地伴随着无根感、孤独感、悲凉感以及悲壮感,这是现代知识漂泊者所表现出的精神特征。{2}
  由此可见,精神流浪及其权利,在现代社会绝不仅是知识分子的专利,即使对普通人而言,也显得格外重要。所以,精神流浪及其权利,已失去知识分子这一高贵者独享的身份印迹,而成为业已愈来愈自主化、自由化和公民化的普罗大众的公共精神、共有权利。
  这种对人类流浪行为——生活流浪和精神流浪的学术关照,无论是从事实层面看,还是从法理层面看,在肯定它是人们的一项权利的同时,还必须由此权利的关照和肯定,逻辑地推进到对它的义务之关照。因为正如前述,权利和义务本来是一个在事实、法律和法理上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对应的概念,两者理应构成一种正相关关系。因此,对流浪权利的更深刻的认知,可以经由流浪义务的解读而推进。
  二、与生活流浪权相关的流浪义务
  生活流浪的目标,是企图通过流浪而克服生活的困顿,获得生活的一般需要。为讨生而行的流浪,大致上可一分为三:其一是和商业活动紧密相关的流浪。其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在这种流浪中,虽然也存在有住所而难定居的苦楚,也存在东奔西走的权利要求和权利保障问题,但这一权利已经被包含在相关的经济合同(契约)当中,因此,它并不是典型的流浪行为。其二是游手好闲、好逸恶劳之人的流浪。在现实世界,确实不乏这类流浪者,他们即使有很好的自然条件、身体条件和安居条件,也不愿安分守己、居于一隅,反而更愿意浪迹江湖,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即使因之落得身无分文,不得不乞讨流浪,也无所谓。由此甚至发展成以乞讨流浪为“职业”。显然,这已经不属于笔者所要研究的流浪和流浪权的对象。其三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下以讨生为目的的流浪。它是指当一个人居无定所、食无余粮、生活困顿而不得不背井离乡、浪迹天涯的情形。它也是一种典型的流浪行为。例如,因衣食无着而乞讨的行为,就属此类;因不可抗力而避难,也属此类。此种流浪的结果,会形成一种现象,甚至一个阶层,即所谓游民(这才是在此要关注的生活流浪):
  居民和游民,是两个相对的语词??不安居、不乐业、无固定职业身分,游离流走于社会各地各阶层各孔隙各管道之间,以谋衣食、找机会的人,则称为游民或流民。这些人,也被唤做“畸零人”。畸,谓其不正常。零,表示这是多余的,是在社会固定身分架构之外的人群。{9}24
  从“畸零人”这个说法中,一方面,表明社会的“正常人”对这类游民的基本态度;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游民在社会关系体系中的实际地位——他们是社会的弱者。因之,他们理应享有“弱者的权利”[3]。那么,这些弱者除了拥有获得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的权利外,在权利保护上究竟还应坚持何种原则?究竟采取何种具体的保护措施?多年前,笔者曾提出运用“国家救济原则”和“特殊优先原则”予以调控、保护的思路{10},至今本人仍认为这应是生活流浪权利保护的基本要求。和这一权利的保护要求相对应的是,流浪者作为弱者的权利不是绝对的、单面的,与此同时,其理应肩负与相关权利对应的义务。这种义务可分为习惯性的生活流浪义务和法定性的生活流浪义务。下面分别予以说明。
  1.习惯性的生活流浪义务
  习惯性的生活流浪义务是和习惯性的生活流浪权利相联系的。习惯性生活流浪权利,简称习惯权利,是人们根据长久以来因求生而形成的习惯行为的规范化形式。这种规范形式的特点是人们对其流浪拥有选择权。马克思曾在论及习惯权利时强调它的平民属性,而反对特权阶层在法定权力之外,也寻求习惯权利,并把平民的习惯权利称为“合理的习惯权利”,把贵族的习惯权利称为“不法习惯权利”,或许就是站在对弱者权利同情基础上的呐喊:
  我们为穷人要求习惯权利,但并不是限于某个地方的习惯权利,而是一切国家的穷人所固有的习惯权利;
  习惯权利按其本质来说只能是这一最低下的、备受压迫的、无组织的群众的权利;
  贫民的习惯权利则是同现存权利的习惯相抵触的权利;
  当特权者不满足于法定权利而又呼吁自己的习惯权利时,则他们所要求的不是法的人类内容,而是法的动物形式,这种形式现在已丧失其现实性,并已变成纯粹野蛮的假面具;
  贵族的这些习惯权利是和合理的权利概念相抵触的习惯。{11}142-144
  诚然,马克思的上述论断是在有关“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得出的结论,具有明显的情境性和檄文性质。但他在文中所强调的内容,对于理解因生活流浪而生的权利而言,尤为切要——因为任何一位贵族和富豪不会为讨生去流浪,因此,他们与生活流浪权利就无所关联。在此意义上讲。生活流浪权利生来就属于社会的弱者——为讨生而流浪的那些人们。
  自然,当我们将生活流浪权利归于流浪的弱者时,相应的义务也要归属于弱者——尽管面对流浪者,在古代社会,无论国家还是普通社会主体,都存在有漠视、敌视、轻视和重视等几种全然不同的态度{9}26-39,社会和国家就已经出现了对流民的种种救济措施。{13}303-315至于现代国家的政府,则无论按照民治的一般要求,还是按照国际条约,必须善待他们,有义务给予其必要的、合理的、人道主义的救济。这里的义务,是针对流浪者本身的义务。
  或问:流浪者颠沛流离、生活困顿,每每无暇自顾,岂能顾及流浪义务?毕竟如古人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4]嘛!尽管如此,但这不是对生活流浪者进行义务豁免的理由。流浪者即使为了讨生活,也不能违背讨生活的基本规矩。那么,这些规矩又是什么呢?换言之,何种规矩才能构成对流浪者讨生时的义务要求呢?
  要具体地说来,流浪义务在内容上是多方面,全方位地覆盖在流浪行为中的。例如,不得纠缠,不得欺瞒,不能拉帮结伙(虽然可以组织协作,甚至依法组织社团)、为害城乡,不能败坏善良风俗,不能影响他人生活,不得扰乱社会治安,等等。对此,本文不能一一列举,仅就不得纠缠和不得欺瞒这两种在现下为生活而流浪者突出存在的问题入手,做些切面论述。
  或许参与城市市井生活的人,都不陌生这样的画面:一对男女在广场走过,总会有不少幼童手拿鲜花,挡住去路:“这位大哥哥(或先生),给你心爱的情人买束花吧!”一旦行人不要,他们会久久纠缠、一路尾随[5]??相信遇到这样的情形,给行人带来的每每不是愉快和舒心,而是尴尬和烦恼。其中兜售鲜花的那些流浪的孩子们,往往是年龄较大的流浪者所精心组织的未成年儿童。这种行为,显然有违讨生流浪的一般义务:一方面,纠缠行人本身是对行人的一种骚扰;另一方面,组织未成年人从事这类活动,还有违国家法定义务。此类情况,不仅存在于流浪者的兜售行为中,也存在于流浪者纯粹讨要的行为中。在火车站、在餐馆中,在几乎所有人流集中的地方,客人一落座,便有行乞者向前伸手讨要。客人不给,则死缠烂打,或者站立客人身边,或者给客人磕头跪拜,变换花样而久久不肯离去。凡此种种,都表明讨生活的流浪行为变成了惹人反感的纠缠行为。这就是对流浪习惯义务的一种违反。虽然此种违反习惯义务的行为,在国家法上并没有直接的对应管理措施,但对侵犯其利益的相对人而言,也可以用其他权利而拒绝、甚至斥责。
  相信生活中人们也见过这样的场景:一位文质彬彬,戴着眼镜、打扮整齐,完全看不出落魄之状的后生,长跪于地,眼前铺一张写满遭遇困顿的纸,向路人博同情而讨钱。世间发生遭遇困顿的事并不奇怪,奇怪的是类似遭遇困顿而讨钱的事在我国各地街头发生得实在太多、太普遍。于是其是否真实,是否违背流浪的基本义务就不能不引人关注。根据有关报道,其中有大量属于伪诈行为。[6]这自然是对流浪者生活流浪义务的违背。尽管法律上并没有明令这是一种违背流浪义务的行为,从而即便对其进行强制管理,也不能以违背流浪义务的名义进行。但其行为本身是对习惯性的生活流浪义务的背反。因为人在世间的基本行为标准便是言行一致的诚信追求。诚信构成人之为人的根本,根本不存,人将非人。因为违背这一根本,人与人之间就不会形成合作的意欲,反倒只能导致不信任的增加、不合作的突出。结果不但损害行为者的利益,而且损及社会的进步:
  任何发展水平的群体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之一,都是群体成员之间的最低限度的合作和容忍??如果群体成员间的最低限度的合作与容忍是任何人类群体得以生存的必要条件,那么,诚实信用的概念从这一必然性中得以产生便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了。
  任何人类群体的成员资格总是与义务相关。甚至最早的人类群体的成员资格也要求履行那些群体所赋予其成员的各项义务。{13}38-39
  与发展(即使个别现象可能表现为发展)一般本原不同,进步的动力(因素)不是单一的,而是在同一方向中发展并因联合作用对社会文化生活进程表现出深刻影响的一组现象。这个影响迟早要在当代文化内容上引起渐进的质变,改变和加速文化发展的进程。{14}89
  上述两段引文说明:如果说因为人们朝同一方向的诚实信用的合作能引发社会和文化的进步的话,那么,因为违背人们交往诚信的基本义务,会相反地导致人们之间只有猜忌、防范和疏离的情形,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带来社会进步的效果,而只能阻碍这一进步。这就是当人们违背生活流浪的习惯义务时所必然带来的恶果。在一定意义上,目前我国令人不无忧虑的尔虞我诈、普遍失信、提防疏离、人际恶化等情形,正是因为对包括生活流浪之习惯义务等在内的一切习惯义务的漠视和忽视所造成的,是跨越诚信为人的一般底线所造成的。
  2.法定性的生活流浪义务
  生活流浪作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在法律上如何确定生活流浪者的义务,同在法律上确定其权利一样重要。在国际法上,《世界人权宣言》第13条虽然规定了两点:其一,“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其二,“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7]但是,并未直接规定与之相关的义务。而前述《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除了给缔约各国规定了相应的法律义务之外,对难民本身也规定了一般义务,即“一切难民对其所在国负有责任,此项责任特别要求他们遵守该国的法律和规章以及为维持公共秩序而采取的措施”[8]。这表明,在公约上,难民作为弱者主要是权利主体,但面对各国的法律秩序,难民并不享有豁免权。相反,当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享有接受国的国民待遇的同时,必须履行和该国国民一样的遵循其法律的义务。否则,没有此种起码的义务约束,难民就可能成为接受国既定法律秩序的破坏者。这自然对接受国而言,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在现实性上,都是得不偿失的。同样地,在每个国家范围内,关于难民流浪的权利和义务也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以南非为例,该国关于难民流浪的权利和义务主要规定于1998年颁布的《难民法案》。法案规定了诸多的权利,如获得南非的居住权及其他宪法规定的权利,持有南非的身份证和旅行证,有权拥有求职权、基本医疗权和教育权等;而难民的义务主要是“难民必须遵守共和国的法律”。这样法案“不仅规定了由难民地位所派生和引申出来的各项权利,同时也规定了每个难民对国内法律效忠的义务,从而达到了难民在权利和义务两方面的平衡”{15}145-146。
  至于在国内法上,以我国为例,我国“54宪法”也曾规定了迁徙自由[9],但没有直接规定与之对应的义务(不过可以推论的是,在制度化的迁徙背景下,在权利上迁入一地,意味着在义务上必然迁出一地)。直接针对流浪之义务的规定,是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国务院针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问题,专门颁布了一个内容十分简单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其中第条规定了流浪乞讨人员(被收容人员)的几点义务:“被收容人员必须遵守以下规定:(一)服从收容、遣送;(二)如实讲明姓名、身份及家庭住址等情况;(三)遵守国家法律;(四)遵守收容遣送站的规章制度。”[10]众所周知,这一办法因为影响深远的孙志刚事件[11]而被废止,替代它的是2003年国务院通过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这一“办法”只在第16条原则性地规定了受助人员的义务:“受助人员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受助人员违反法律法规的,应当依法处理。”
  对照这两个法规的规定,可以认为,前者是在我国社会中人的流动性严重不足时代的产物。彼时,我国仍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现代流动性,特别是人的流动性还受到严控,更兼之城乡二元化的户籍制度的深刻影响,严重地制约了人们流动性的发展。一旦出现跨区域的人的流动性,无论是因为商贸活动,还是流浪乞讨活动,都受到国家强制力量的严格控制。前者在刑法上有恶名昭彰的“投机倒把罪”这一“口袋罪”,同时辅之以对相关行为的治安管理处罚;后者则通过《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予以管理。凡此种种,更使得彼时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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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王卫平,徐立平.困顿行者与不安定的灵魂:新文学中知识分子的漂泊流浪[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

{3}赵建海.难民潮,欧洲不能承受之重[N].广州日报,2015-08-23.

{4}GIL LOESCHER. Beyond charity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the global refugee cris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5}陈永国.游牧思想:吉尔·德勒兹费利克斯·瓜塔里读本[M].陈永国,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

{6}曹文轩.论近二十年来文学中的“流浪情结”[J].文学评论,2002(4).

{7}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8}M.海德格尔.诗·语言·思[M].彭富春,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

{9}龚鹏程.游的精神文化史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10}谢晖.论当代中国的利益分化及其法律调控[J].法学,1997,(1).

{1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2}王俊祥,等.中国流民史:古代卷[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

{13}郑强.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研究:帝王条款的法理阐释[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14}尼·瓦·贡恰连科.精神文化,进步的源泉和动力[M].戴世吉,等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

{15}OBENG MIREKU. Constitutional review in federalised systems of governmen[t M]. Baden-Baden :Nomos Verlag.

{16}许苏民.文化哲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17}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辽海出版社,2000.

{18}谢选骏.神话与民族精神[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

{19}菲力普·劳顿,等.生存的哲学[M].胡建华,等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20}埃德蒙·利奇.文化与交流[M].郭凡,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21}龚艳.仇恨言论法律规制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

{22}ALTSCHULL J H. Agents of power[M]. Boston :Addison-Wesley Longman Press,1984.

{23}胡伊青加.人:游戏者:对文化中游戏因素的研究[M].成穷,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

{24}谢选骏.荒漠·甘泉[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

{25}海德格尔.人,诗意地栖居[M].郜元宝,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6}刘小枫.诗化哲学[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

{27}何怀宏.帕斯卡尔:渴望无限[M]//周国平.诗人哲学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28}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M].竺乾威,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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