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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应用法学》
英国最高法院院长二十年的回顾与反思
【作者】 [英]廖柏嘉勋爵(Lord Neuberger)赵蕾廖芷羽(译)
【作者单位】 英国最高法院{院长,勋爵}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副教授}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诉讼仲裁部{实习律师}
【分类】 其他【期刊年份】 2017年
【期号】 4【页码】 9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7508    
  导读:英国最高法院院长廖柏嘉大法官在即将退休之际,总结归纳了自己从出庭律师到初审法官、上诉法官,直至最高法院院长的二十年的法官经历和工作经验,包括他对最高法院的庭审、法官以及权限范围的研究以及他对不当得利、米勒诉英国政府脱欧案的思考。廖柏嘉认为,司法改革下的法官应密切关注社会现状,研精覃思,确保自己作出的裁判具有权威性与前瞻性;脱离欧盟后的法院应务实求变,一方面保证英国普通法长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一方面为国家繁荣提供必要的、确定的法律规则和司法保障。
  去年秋天,我的法官生涯已满20年,而到今年秋天我就要光荣退休了,将会成为一名荣休法官(ex-Judge),这意味着我的法官生涯正在步入法律人所称的“职业终点”。秉承公务人员的优良传统,我认为是时候进行一次从业二十周年的人生总结了。希望这种口述历史形式的经验总结可以对大家了解英国司法体系以及司法改革有所裨益。
  有些法官的工作经历比较简单,有些则比较丰富。有些法官毕其一生只做庭审工作照样也很成功。例如,早年间我在高等法院做出庭律师的时候,大家一致公认在高等法院长期任职的约翰·彭尼奎克(John Pennycuick)法官和罗伯特·梅格里(Robert Megarry)法官是众多法官中的一代俊彦。与两位法官不同,我历任初审法官、上诉法院法官、上议院法官以及最高法院院长,经历更为丰富。本文就是以我二十年的亲身经历为基础,对司法改革、法官职业与法官角色进行的一种自我观察和评价。
  一、法官生涯的起点——从出庭律师到初审法官
  从律师到法官无疑是最为巨大的转变,因为涉及的是根本性的职能转换。我认为从律师摇身变成法官相对更为容易一些,至少在法庭上是如此。在每个案件中,每个人的角色都十分明确,行为规范与权利范围也有明确规定,法官与诉讼参与人按照规定进行庭审活动。此外,律师会长期保持与法官的交流互动,并观察法官的言行举止。
  有些时候,庭审过程会大起大落,但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学习过程。尤其在需要法官当庭作出裁判的时候,法官必须迅速总结庭审内容,当机立断。庭审本身对法官的基本素质具有一定要求:对庭审过程的控制、对法律规定的掌握、以礼待人、公平公正,具有化繁为简以及娓娓道来的能力。在此基础之上,每个法官赋予了法官职业鲜明的个人特色。也就是说,法官除了要拥有并运用这些基本素质以外,还需要像律师那样展现自己的风格。在一定程度上,法官主持庭审的过程就像主持一场剑拔弩张的正式会议。
  在法庭之外,我依然有些无所适从。我觉得,在皇家法院担任初审法官比做出庭律师更加孤独。在托马斯摩尔大楼之中,每一层只有一个法庭,在那里每个法官像被囚禁了似的不停地处理频频发生的各种案件。在我任职法官1年后,如果不是当时新任法官尼古拉斯·普弗雷(Nicholas Pumfrey)进入法院后正好与我共事,我想我会一直孤独下去。不过现在情况好多了,罗尔斯大厦没有皇家法院那么压抑,虽然审判区域的内部陈设使人联想到杰里米·边沁的“圆形监狱”设计,不过这样可以使法官们在自己办公室享有更多隐私。但话说回来,能够进入高等法院当法官,一直都令人神往且至关重要。如果你不排斥做裁判,而且还喜欢写裁判文书的话,这份工作十分有价值。
  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的法官职权是不同的。与后者相比,前者在审判管理方面的权力范围相对有限。普通法系强调法官须保持中立,不偏不倚,法官甚至没有权力直接要求当事人提供书面或口头证据。尽管沃尔夫和杰克逊司法改革在审判和诉讼费用承担方面赋予法官更多管理的权力,但法官仍然完全独立于控辩双方。另一不同之处在于,因为大陆法系部分或全部排除了判例的适用,大陆法系的法官几乎没有造法的权力。但对于普通法系的法官来说,其造法权力则比较复杂:一方面,他们的造法权力受限于遵循先例原则;另一方面,他们对于相关法律问题的裁判都将成为法律体系中的一部分,至少在案件被上诉法院重新审理之前。从这一角度说,普通法系的法官拥有比大陆法系的法官更大的造法权力。但是,如论及事实认定方面,与大陆法系相比,在普通法系中当事人提出上诉相对困难,这导致了普通法系初审法官的判决很可能就是案件的最终裁判。经过几次庭审后,法官开始意识到,即使在一般复杂的案件中,事实认定本身往往已很困难,因为案件中各方当事人的立场都存在着一定的漏洞和错误,且大多数证人所说的并非全部真相,尽管他们没有撒谎而只是记忆错乱或在潜意识里说服自己:凡是所述,皆为真相。
  任何尽职的法官都会关注诉讼费用收费比例问题,绝大多数执业律师也是如此。不过对于律师而言,由于律师收益往往来自于高昂的诉讼费用,所以他们更关心的还是如何全力争取客户的利益。我并不是要对律师进行批判,这仅仅是人性驱使而已。因此在诉讼费用这一问题上,律师不会像法官那样敏感,不会操心如何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如何依法治国、如何实现正义。高昂的诉讼费用以及不断缩水的法律援助预算,共同导致民事及家事纠纷案件中当事人人数逐渐增多。尤其是在对抗性较强的普通法系中,这种一升一降的“剪刀差”会导致当事人实现正义变得更加困难,并存在司法判决质量降低、司法便利以及法院效率双重降低的现实风险。诉讼当事人人数增加所带来的长期影响仍有待观察,但这一现象已使得法官需要向当事人提供更多的诉讼指导,或至少对当事人有所关注。尽管这利于法官放下裁判者身份,使法庭庭审过程更加细致,但同时也将使得庭审过程变得更为漫长,甚至导致其他庭审发生连锁式的延误。此外,随着沃尔夫和杰克逊司法改革的逐步推进,根据他们在高等法院家事庭的判例,英国法官将会被赋予更为广泛的民事纠纷调查权。
  在当了7年初审法官之后,我认为法院是可以降低诉讼费用收取比例的。因为在我看来,在证据披露及交叉询问环节中不惜一切代价、自认为行之有效的的庭审模式其实令人生疑。例如,我对很多案件根据“确切的证据”进行认证的做法非常怀疑,因为所谓的“确切证据”往往需要耗费很多时间,而且在证据披露及审查程序上需要花费大量金钱。具体陈述如下:第一,我怀疑大部分这类案件即使没有经过类似的实践模式,也会以同样的形式和更低廉的成本结案;第二,从诉讼的角度进一步来说,这些确切证据显然并非真正的确切;第三,对于存疑案件而言,当前这套披露证据的程序是否真的可以查明事实,抑或是在大多数案件中,这些大量支出并没有为解决案件带来任何实质上的改变?对此,我深表怀疑。
  至于在交叉询问环节中,那些大多数灵光乍现的论点可以在律师辩论环节中以更加简短、更为直接的形式展现。我很怀疑那些依赖于证人证言的法官作出的判决,甚至怀疑证人是如何应对交叉询问环节的。诚实的人,特别是在对审判程序感到陌生的情况下,往往会感到焦虑不适、企图退避、拿捏不准、争强好斗,甚至更糟糕的是盲目遵从一切。诚然,我们对他人的评价都会被特定的经验和潜在的偏见所左右。有时候,争议事实的认定取决于那些庭审表现最好的证人,而非最为真实的证人。因此,有一种说法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先排除比较复杂的证人证言再对证据进行评估的做法,更为稳妥。
  当然,上述两点体会都是建立在我个人的印象和经验之上,充其量只能算是道听途说的材料。在以证据为依据的法治社会,人们期待的是可靠的统计分析,并以此作出判断。我想,设计出一套切实可行的程序去验证那些证据披露和交叉询问制度是否正确确实非常困难。不过,这种尝试将会非常有趣,我也很期待看到今后的结果。
  无论大家对交叉询问和证据开示的看法如何,从理性角度考量,我认为让初审法官担任案件事实的最终裁判者是再合适不过了。某些当事人误认为,以初审法官事实认定不清为由提起上诉即可启动上诉程序,然而这一举措反倒加速了整个案件的盖棺定论,因为法律对这一类型的上诉事由是有所限制的。因此,我们应当确保当事人将所有精力倾注于一审程序,而不是将一审程序视为二审程序前的“走过场”。这同时确保了负担过重的上诉法院不必再将大量时间精力花费在因事实不清而提起上诉的案件上,上诉法官也无需再去审阅成百上千页的证据材料。
  二、法官生涯的转折——从初审法官到上诉法官
  合格的上诉法院法官会遵循公序良俗原则进行裁判。输了官司的出庭律师有时这样说道,他已提前警告过当事人这场官司必输无疑,或者法官不会支持你的诉讼请求。事实上,即便判决会被上诉法院推翻,初审法官也需要对其作出的判决终身负责。正如罗伯特·梅格里(Robert Megarry)法官在某一判决中所言:“没有人绝对正确,法官也不例外。但是,法官可以向外界作出具有影响力以及权威性的解释以进行更正说明,这是普通人无法企及的。”
  事实上,这不仅仅意味着当事人申请上诉后,初审法官要接受上诉法官的上诉审查。而且你会发现,在以判例法为基础的法律制度中,初审法官所作出的判决会成为今后类似案件的讨论依据,有些法官还会援引你的判决作为先例。正如罗伯特·梅格里法官在他的退休告别演讲中说道,他的许多判决曾被上诉法院援引,并在上诉法院的法律报告中被标注为“维持原判”“撤销原判”“推荐”“赞成”“参考”“推翻”“不赞同”,甚至是“怀疑”。
  当我的判决被撤销时,我不知道自己持有何种态度才是正确的:“是的,我知道我错在哪儿了,他们是对的”或者是“不对,是他们错了,我才是对的”。事实上,判决被撤销并不是一种耻辱。记得当我的判决第一次被撤销的时候,作出撤销裁定的主审法官约翰·马默里(John Mummery)大法官与我分享过他的一些看法:不要因为判决被撤销而心存芥蒂,因为上诉法院曾经推翻过很多事实清楚、说理充分的判决。当我进入上诉法院工作后,我才真正理解了法官前辈为什么这样说。而且,我还发现上诉法院同样也会维持一些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判决。
  在此启发下,我迈入司法职业生涯的下一阶段——上诉法院。晋升至上诉法院,对我来说可谓不小的改变。刚开始会因为无需听取证人证言、无需主导庭审而窃喜,但是之后,大多数上诉法官还是会怀念与证人、陪审团共度的时光,也因为无法独立主持庭审而感到遗憾。然而,更直接的转变在于你所扮演角色的改变。初审法官往往自己掌控全部庭审活动,但作为上诉法官,需要适应以一名合议庭成员身份参与审判的情况。但与此同时,你可以从合议庭其他法官身上学到若干经验。刚刚进入上诉法院时,我一边观察主审法官的言行,一边思考“如果换作是我,我就不会这么审”或是“我会换种方式来审”。正如之前做律师时也会观察其他律师一样,我常常会想“要是我这样做就大错特错了”。这就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当上诉法官的好处就是你有更多机会从资深法官那里“偷师”,从而提升作为上诉法官的修养。
  采用合议庭模式审理案件的上诉法官往往比独自办案的初审法官考虑更加周全。因为你和同事之间在法庭工作内外的互动与对接都会受到彼此性格的影响。主审法官的个性往往决定本案的庭审风格,但如果争议焦点涉及另一名法官所擅长的领域,主审法官也会谦逊请教。此时,影响着本次庭审风格的实质性人物已转为发表专业意见的法官。你很快就会察觉到,不同法官对于庭审前阅卷的态度不同,这会给上诉律师造成一定的工作压力。我在多年前发表的演讲中曾提到,我将一些法官称之为“前拉斐尔派”(Pre-Raphaelites),他们在庭审前非常仔细地阅卷;而有些法官则称之为“印象派”(Impressionists),他们通常一目十行地翻阅卷宗。此前,我曾将自己归入“印象派”法官,没想到几天之后一家全国性报纸便发表了报道,标题为“英国最资深的法官承认他在庭审前并未阅读完所有案件材料”。
  上诉法院的庭审节奏比上议院更为紧张,当然,后者是我经历上诉法院工作后的征程。不足为奇的是,针对初审判决申请上诉的移民案件蜂拥而至,每名上诉法官的案件负荷已远远超过了上议院的法官们。上诉法院的工作压力之大,与最高法院不分伯仲。但在最高法院成立以前,上议院的压力是最大的,因为法官们深知上议院是司法救济的最后一道防线,他们须作出定纷止争的最终裁决。
  从某种角度而言,从上诉法院到上议院上诉委员会的工作内容变动不大,均以审理上诉案件为主要工作,但工作模式从三人合议庭变为五人合议庭。然而,从出庭律师公会附近的皇家法院迁至上议院委员会办公室,需要一定的心理调整,因为你离开了一个如此熟悉的工作环境,并进入到政治氛围浓厚的威斯敏斯特行政区。一方面,上议院的讨论氛围与众不同,上议院法官们西装革履,与律师们平起平坐;上诉法院法官们身着长袍,端坐于审判席之上,看上去比律师们略高一筹。但是在上议院,你更需要保持清醒的意识——成就与责任并重,自我鼓励与自我怀疑并存。另一方面,上议院对于案件的处理程序也不同,上议院法官在法庭辩论结束后才会一起讨论案件,而上诉法院通常在庭前会先行讨论。同样地,上议院主审法官在庭审结束后才分配判决文书主笔任务,而在上诉法院这一任务已在庭前完成。
  很多人诟病英国司法权的独立性,认为英国最高法院作为立法机关的组成部分,这样的制度设计有违三权分立的基本原则。众所周知,三权分立原则经由孟德斯鸠发扬光大,并且以此基础形成了具有一定理想主义色彩的18世纪英国宪政理念。人们应该认识到这个问题,对于是否应当设立英国最高法院的讨论已持续了数十年之久。最后,得益于《欧洲人权公约》的规定纳入本国法律体系与《2005年宪法改革法案》(the Constitutional Reform Act 2005)的颁布,最高法院最终才得以设立。
  2012年10月,我的11名同事从议会广场这头的上议院调到议会广场那头刚成立的最高法院,而我则任命为上诉法院的案卷主事官,拖着沉重的步伐又回到纷乱嘈杂的上诉法院。我的上议院同事布朗(Brown)大法官调侃说,上诉法院的案卷主事官就是最高级别的司法助理,其工作就是负责准备案件备忘录,尽管备忘录冠以判决书的形式,仅供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去参考何种类型的案件才可以进入最高法院审理。大多数人认为,案卷主事官的职务多有调侃之词,不过这个职位其实非常重要、不可或缺。案卷主事官主要负责审理上诉法院中众多的大案要案,只有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才能进入最高法院审理。由于大部分重要案件都在上诉程序得以解决,所以上诉法院审理的案件数量才会远超最高法院。
  作为上诉法院案卷主事官,我的职责之一就是分案,即把所有上诉案件分配给法官们。在我看来,首先,分案工作需要至少一名法官了解案件所涉争议问题,通常在有两名法官的情况下,还有一名法官可以针对争议问题提供不同的视角。其次,分案工作还需确保每一位法官都能公平地分配到一定比例的有趣和知名的案件。我认为案卷主事官应当尽自己所能听审大量的上诉请求,争取在一年内与所有法官都组成过合议庭共同审理过案件;此外,还要密切关注延迟判决法官名单,并且确保自己的名字不会出现在名单之上。
  在我短暂离开后的这段时间里,皇家法院的法庭工作并没有什么变化。然而,自从担任最高法院院长这一领导角色后,我发现英格兰及威尔士的高级法官的职能由于《2005年宪法改革法案》的施行却发生了很大变化。1996年当我刚刚成为初审法官时,英格兰及威尔士首席大法官的行政职责非常有限,只配备一名秘书和一名书记员为其工作。2005年改革前由大法官(Lord Chancellor)与首席大法官共同分享司法权力,然而随着大法官这一传统职位被废,很多司法权力都授予首席大法官行使。具体而言,这些权力包括对法官、法院、司法教育、司法惩戒方面,进行行政与财政方面统筹和管理;在当下的变革时代,首席大法官还有缩减财政支出、运用IT技术的决策权。此外,首席大法官的权力很快延伸并渗透到法官选任工作——从最高法院到地方法院。首席大法官还有权审理重大案件,包括伦敦以外的重大案件。
  这意味着,英格兰和威尔士司法机构中的其他高级法官,包括案卷主事官在内,同样需肩负起大量管理和领导工作。如果换作十五年前,这实在无法想象。这样一来,高级法官们的工作压力迅速上升,并且相较于以往,对其综合能力的要求也更高。当前各级法院的法官无一例外地都处于“水深火热”当中——案件激增、诉讼程序改革,例如沃尔夫改革与杰克逊民事司法改革,法律援助骤减等因素共同导致工作量激增。对于现在大多数法官而言,法官职业仍然具有很强吸引力,但随着法官的报酬与成功执业律师收入之间的差距逐步拉大,成为一名高等法院的法官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有吸引力了。
  有些一流的律师并不想成为法官,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之中都可以成为一流法官。不过,一流律师中不想当法官的比例正在不断增加,尽管目前问题不大,但照此下去,这个问题不容小觑。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担忧,不仅仅是因为如果我们缺乏一流的司法体系,作为我们社会两大基本支柱之一的依法治国将会遭受破坏;而且还因为只有一流的司法体系才能夯实金融行业和法律服务行业的基础,这两大行业关系英国的国家命脉,特别对于脱欧之后而言更是如此。
  经过长年累月的努力,高级法官的多元化不仅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里我只谈高级法官们的多元化问题,并不是有意将其他层级的法官排除在外;相反,正是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地方法院和特别法庭的法官们已经足够多元化了,我才着重点谈论高级法官。在法官多元化问题上,我们应当将目光投向独立执业律师以外的法律人,将选任的目标群体扩大至事务律师、授薪律师、法律学者以及其他具备法官潜质的法律人群。此外,司法系统中的各级法院都应当鼓励弱势群体、妇女、少数族裔申请担任司法官员。目前,最高法院法官的多元化效果明显欠佳,我们正在着手招聘新法官,而且一直在努力扩大法官遴选的群体范围。职业成就是候选人成功转任法官的重要标准,尽管这一标准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任何国家的法官遴选工作委员会的主要任务都是筛选出最佳的法官人选。因为,如果司法工作人员的素质不过硬,就像是在司法毁灭之路上树立了警告牌一样。
  当我成为上诉法院的案卷主事官时,才有机会参与法官选任以及晋升程序。当然,这也是受《2005年宪法改革法案》的影响发生巨大变化的一个方面。过去,由大法官轻拍某个法官的肩膀暗示已经成功入选的做法,即便这样做速度快、成本低和效率高,但是这种“选拔”没有任何公开透明可言,必须废止。现在,尽管法官遴选和任命程序十分官僚、非常耗时,往往还要消耗掉高级法官的大量时间。我这么说并不是建议“重新回到老路上”,因为那样做并不妥当,当然更不是在批评法官遴选委员会,毕竟他们已经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三、法官生涯的顶峰——从上诉法官到最高法院院长
  在担任上诉法院案卷主事官3年之后,我升任至英国最高法院院长。我发现,英国最高法院的权力及其程序与我3年之前离开的上诉委员会并没有太大差异,只不过其内部特征及公众形象发生了很大变化。我曾在律师公会主办的司法改革论坛(2016)上发表“最高法院的角色——运行7年的教训”演讲,因此以下我主要谈论最高法院最近的一些变化。最高法院的层级、地位、办公大楼以及法官们,无疑都要比上诉委员会拥有更加明确的辨识度和更高的认同度。此外,公众还可以更为便利地进入最高法院,无论是通过实地观摩还是在互联网访问的形式。现在,我们采取庭审公开制度,鼓励公众来最高院旁听庭审;还鼓励公众在法院开放日按照指引参观最高院大楼。事实上,几乎每个案件都能在最高院官网同步观看,并且网站还配有电子版案件摘要;最高院还会为前来旁听的公众提供纸质版案情摘要。每一份判决书还附有关于案件事实、争议焦点、法庭判决的案情摘要,当事人既可以通过上网获取电子文本,也可以前来法院领取书面文本。最高院还通过电视节目,提供简短的口头案情摘要。我们的推特账号会通知公众即将宣告判决的情况,以及有关法官一些演讲和其他活动的动态。此外,最高法院法官们进行演讲与讲座、参观高校和机构的机会要比上议院的高级法官多得多;我们所讨论的案件、起草的判决也要比他们多得多。
  (一)最高法院的庭审——以米勒诉英国政府脱欧案为例
  鉴于民众对于米勒诉英国政府脱欧案(以下简称脱欧案,the Brexit case)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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