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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应用法学》
商事指导案例“裁判理由”的规范化
【作者】 鲁小江周哲斯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系{民商法博士研究生}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分类】 司法
【中文关键词】 指导性案例;裁判理由;裁判要点;相关法条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4
【页码】 73
【摘要】 裁判理由是指导性案例的组成部分,但其表达不一定符合内在规律的要求。裁判理由的表达既要符合人民法院解释法律的要求,还要满足法官参照适用指导性案例以及其他主体参考相关案例的需求。商事指导案例的裁判理由因其规范领域而具有特殊性。目前,商事指导案例裁判理由表述的形式和内容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统一标准,因此有必要对其予以规范。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7500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以下简称《案例指导工作规定》),正式确立案例指导制度。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细化了案例指导制度的有关内容。根据相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统一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人民法院报》和最高人民法院网站上以公告形式发布指导性案例,并且每年度对指导性案例进行编纂。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指导性案例。实施案例指导制度有利于实现裁判尺度的统一和司法个案的正义。
  《实施细则》第3条规定,指导性案例由标题、关键词、裁判要点、相关法条、基本案情、裁决结果、裁判理由以及包括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姓名的附注等要素组成,但未进一步明确各组成要素的含义。
  裁判理由是指导性案例的灵魂。[1]裁判理由不仅关系已有指导性案例的适用,也关系指导性案例的生成。[2]目前,裁判理由表达的不规范和瑕疵导致了指导性案例适用的随意性,造成了指导性案例适用的困难。商事案件所涉法律规范、事实背景及专业术语等并不为一般大众所熟知。与普通民事案件相比,商事案件通常所涉及的法律规范更多(除包含民商法一般制度,还包括各专业领域的规则),领域更加专业,案件事实通常更为复杂,涉案标的或经济利益更是巨大。因此,有必要针对商事指导案例的特殊性,对其“裁判理由”予以规范。
  一、商事指导案例裁判理由应符合指导性案例的基本要求
  (一)裁判理由应围绕裁判要点和相关法条展开
  裁判理由与指导性案例的其他要素有着密切联系。由于联系的紧密程度不同,不同的要素对裁判理由的影响是不同的。裁判理由与相关法条、裁判要点的关系十分密切,裁判理由地位与含义可结合相关法条和裁判理由来进行说明。
  相关法条是指导性案例生效裁判的主要法律依据。例如,指导案例8号[3]的相关法条为《公司法》183条。基于“凯莱公司的经营管理已发生严重困难”的事实,该案生效判决依据《公司法》183条支持了原告解散凯莱公司的诉讼请求。
  裁判要点是对相关法条的解释。例如,指导案例8号的裁判要点解释了《公司法》183条中“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含义。该指导性案例认为,应通过分析公司组织机构的运行状态来对“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发生严重困难”进行判断。纵使公司处于盈利状态,但假若该公司的股东会机制长期失灵,内部管理存在严重障碍,陷入僵局状态,则可认定该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
  裁判要点实质上是整个指导性案例的核心。这基于两方面原因:第一,指导性案例通过裁判要点对现有法律进行解释。指导性案例是解释法律的一种形式,是法官释法。最高人民法院对《案例指导工作规定》第7条关于指导性案例效力的解释,宜将“应当参照”解释为“应当遵照适用裁判要点”。[4]因此,指导性案例对法律的解释实质就是裁判要点对法律的解释。第二,指导性案例统一司法尺度和裁判标准的目的需要通过裁判要点来实现。《案例指导工作规定》及《实施细则》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指导性案例,在裁判文书中引述相关指导性案例的,应在裁判理由部分引述指导性案例的编号和裁判要点。指导性案例就是通过裁判要点的引述实现“同案同判”的。
  裁判理由是对裁判要点的解释和说明,旨在让法律工作者和公众了解裁判要点的核心内容及裁判的正当性。裁判理由以相关法条为大前提、以案件事实为小前提对裁判要点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论证。例如,指导案例8号以相关法条《公司法》183条和《公司法解释(二)》第1条为依据,结合案件具体事实对“凯莱公司的经营管理是否已经发生严重困难”进行论证和判断。
  概言之,相关法条、裁判要点与裁判理由三者的关系为:裁判要点是对相关法条的解释,是商事指导案例的核心;裁判理由是对裁判要点的解释和说明,应围绕裁判要点和相关法条并且结合具体案情进行说理和论证。
  (二)裁判理由应承袭和完善生效裁判理由
  裁判理由来源于生效裁判的说理,这是因为指导性案例来源于各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例如,指导案例79号[5]就来源于该案再审生效判决。再审生效判决对三个问题进行了论证:第一,诉争行为是否存在违反《反垄断法》17条第1款第五项之规定;第二,一审法院适用反垄断法是否适当;第三,二审法院审理本案时是否存在程序违法。指导性案例79号裁判理由仅包括对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的论述。虽然两者对同一问题的论证存在些微差别,但大体上一致。可以说,商事指导案例的裁判理由是在案件生效裁判理由基础上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再创作的结果。
  但是,裁判理由又不能完全等同于生效裁判的理由。这是因为,普通民商事案件裁判书中的裁判理由是案件承办法官对裁判结论的分析和说理,涉及对事实和适用法律的分析和认定,其目的是说服当事人。而指导性案例的裁判理由不涉及具体案件事实认定,其目的是通过对裁判要点的解释使案件承办人员能够准确理解和适用裁判要点,达到统一司法的目的。这一点在指导案例79号[6]中得到了印证。该案裁判理由第一部分详细论证了裁判要点即“作为特定区域内唯一合法经营有线电视传输业务的经营者及电视节目集中播控者,在市场准入、市场份额、经营地位、经营规模等各要素上均具有优势,可以认定该经营者占有市场支配地位。”在生成指导性案例时需要对初始的案例文本进行必要的剪辑。[7]剪辑文本力求简约是为了节约司法成本,追求司法效率。[8]
  概言之,裁判理由来源于生效判决的说理,裁判理由应沿袭生效判决的说理;商事指导案例的裁判理由存在的目的是说明和解释裁判要点,因此裁判理由又不能完全同于生效裁判的说理。这样既有利于保持裁判理由与生效判决理由一致,也有利于实现裁判理由的使命——解释裁判要点。
  (三)裁判理由应符合法学方法论和类比推理要求
  裁判理由实质是法律适用。法律适用有着自身的基本方法、程序与规则,有自身的规律和内在要求。目前,我国法律适用的基本方法为司法三段论,包括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大前提指能够引起法律效果的法律规范,由大项和中项组成:其中大项是法律效果,中项是事实构成。小前提是案件事实,由中项和小项组成,小项为具体事实要件。三段论推理通过中项推导出大项与小项之间产生的结论。三段论推理过程中涉及的法律解释、价值判断、补充漏洞和法律论证都有其自身的规则,都必须在三段论的框架中进行。尽管法律没有明确要求法官必须依照法学方法论适用法律,但法律的稳定性和正义价值的实现要求法官必须依据法学方法论适用法律。因此,指导性案例裁判理由的表达应符合法学方法论的基本要求。
  案例适用思维的核心是以类推方式在新案件中运用先例。[9]类比推理是有关事物之间的比较,是把人们对已知事物的认识扩展到未知事物上,是一种或然性推论而不必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其正确性取决于许多因素。[10]类推听起来像是在找相似处,实际上是在找不同点。[11]运用类比推理,通过案情的比对,找到与当下待决案件最为接近的指导性案例,并将法律针对指导性案例所赋予的规则转用于该待决案件,便成为指导性案例参照适用的基本方式。[12]《案例指导工作规定》及《实施细则》要求,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参照指导性案例,案件承办人员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应查询相关指导性案例。如果引述相关指导性案例,裁判文书应在裁判理由部分引述指导性案例的编号和裁判要点。依据《实施细则》,相似性包括两个方面:基本案情的相似性和法律适用的相似性。基本案情的相似性指后案与指导性案例在案情事实上的相似性;法律适用的相似性指相关法条运用于具体案件过程的相似性。如果裁判理由不能把案件事实及支持性证据、必要的证明过程、法律适用的论证过程撰写充分,不仅会影响裁判理由的比较,也会影响裁判要点的比较。[13]
  概言之,对法律适用来说,裁判理由的表达应符合法学方法论要求;对指导性案例的适用来说,裁判理由的表达应符合类比推理规则。
  二、商事指导案例裁判理由应符合其特殊领域的内在要求
  不同类型案件的裁判理由有其特殊性。基于商事案件适用规范及对象的特殊性,其裁判理由不同于民事案件的裁判理由,更不同于刑事案件的裁判理由。商事案件裁判理由的特殊性决定了商事裁判理由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因此,有必要对商事裁判理由的特殊性及其特殊要求进行探讨。
  裁判理由实质为法律解释和适用,而法学方法论是法律解释和适用的基本规则和方法。法学方法论包括司法三段论(由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连接组成)、价值判断和法律论证。
  下面从法学方法论的角度来探讨商事指导案例裁判理由特殊性。
  (一)大前提的特殊性
  当运用类比推理判断类似案件时,我们并不是在进行无规范的法律发现。我们可能确实没有具体的制定法规则作为依据,但由于我们是在一个法律体系、一个法律秩序内进行法律发现,所以类比推理可以帮助法官进行法律发现,并规范法官的法律发现活动,限制其恣意。[14]这表现在裁判理由中就是大前提——相关法条。
  大前提的特殊性指商事指导案例相关法条选择和确定有其自身特殊性。其特殊性表现在法律规范的适用方面:首先适用商事裁判规范;没有商事裁判规范的,适用民事裁判规定。这里的商事裁判规范也包括商业惯例。
  商事案件中,首先应适用商事裁判规范。这是因为商法与商事案例联系最为密切。第一,对于规范对象来说,商事规则不同于民法规则。与民法调整一般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不同,商法主要调整商主体与商行为。第二,于规则技术来说,商事规则强调外观主义。为实现规模交易的安全和高效,商事裁判规则强调只要符合交易规则和外观要求,即可推断交易相对人主观为善意,不许他人以相对人主观非善意撤销交易。这一点在很多商事规则上都有体现。例如,《证券法》规定只要交易符合证券交易规则就是有效的;[15]《票据法》规定,票据原所有权人不能以票据是占有脱离物而主张票据转让无效。第三,于价值取向来说,商事规则侧重促进商业和增加财富。[16]与民事裁判规则强调形式平等不同,商事裁判规则以商事营利目的为出发点强调交易安全、低成本、迅捷和高效。
  没有商事裁判规范的,适用民事裁判规则。民事裁判规则与商事裁判规则之间是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这表现为两点:第一,商事主体在特定情形下同时属于民事主体,同时受民法规范;第二,商事行为表现为一系列的民事行为,同时受合同法、物权法等民法规范调整。基于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商法对商事交易没有规范的,可适用民事裁判规则。
  (二)小前提的特殊性
  裁判理由的小前提是案件事实。因此,小前提的特殊性就是指商事指导案例的案件事实自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商事案件事实表现为商业性和财产性,不涉及身份与人格。它主要包括:一是有关市场主体的产生、变更与消亡的事实;二是有关市场组织内部治理的事实;三是有关商业交易的事实;四是有关市场上经营者之间竞争关系的事实;五是有关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关系的事实。
  商业活动中发生的事实并不都属于小前提中的商业事实。小前提中的商业事实必须符合法律规范事实构成。例如,指导案例8号相关法条的事实构成为“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而作为该案小前提的商业事实必须是能够证明“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具体事实。该案演变过程发生了一系列事实,但只有“凯莱公司仅有戴小明与林方清两名股东,两人各占50%的股份”“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的决议须经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且各方当事人一致认可该‘二分之一以上’不包括本数”以及“已连续4年未召开股东会,无法形成有效股东会决议。执行董事戴小明管理公司的行为已无法贯彻股东会决议。林方清不能正常行使监事职权,无法发挥监督作用”才属于该案小前提中所指的案件事实。
  小前提中的案件事实也被称为基本事实(必要事实),与基本事实相对应的是非基本事实。基本事实指决定案件性质,直接关系着法律责任构成及责任程度,形成判决结论的必要事实。基本事实之外的其他事实都是非基本事实。不同的案件事实对商事案件的结论影响不同,对相关裁判规则发挥的解释辅助作用也不同。基本事实通常在法律规定中有明显的规定。基本事实与非基本事实的区别是:参照指导性案例判案的首要环节,有助于从与制定法条文相关联的若干指导性案例中寻找到与待决案件最为相似的一个。这就需要对待决案件与指导性案例中的法律事实进行分析和选择,判断两者的案情相似性。[17]判断待决案件与某个指导性案例的相似性,主要看其必要事实。[18]
  此外,指导性案例无须将事实区分为认可事实与认定事实。这一点与普通民商事案件对事实的区分不同。在普通民商事案件中,事实应区分认可事实与认定事实。认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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