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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WTO透明度:固有价值与保障机制
【英文标题】 WTO transparency:inherent value and security mechanism
【作者】 谢晓尧【作者单位】 中山大学
【分类】 国际经济法【中文关键词】 WTO 透明度 固有价值 程序保障
【期刊年份】 2003年【期号】 1
【页码】 72
【摘要】

透明度是WTO的基本原则之一,对其成员的经济和多边贸易经济体制具有固有价值。这一固有价值体现为法律的可预见性和可计算性,目的在于使经济理性行为建于法律理性基础上,发挥抗击不确定性和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功能。WTO对透明度并没有规定一个实体的衡量标准,对这一原则的维护是通过程序技术的设定来完成的。把价值问题转换为程序问题来处理,是打破WTO政治僵局和文化差异的一个明智选择。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5516    
  WTO规则旨在为国际多边贸易建立一个可预测和自由的经济和法律环境,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是有关多边贸易政策审议和透明度的安排。[1]透明度是WTO的基本原则之一,《世界贸易组织协定》附件3《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将“国内透明度”(domestic transparency)视为对各成员的经济和多边贸易经济体制具有“固有价值”(inherent value),而要求各成员在各自体制内鼓励和促进提高透明度。那么,透明度所具有的“固有价值”究竟是什么呢?国际社会又是如何来促进和保障透明度的?本文拟对此作出初步探讨。
  一、固有价值:“法律的可算计性”
  WTO所追求的自由贸易建制于市场经济的基石上,正如1994年《马拉喀什宣言》所指出的,决心建立使各成员的经济融入“建立在开放的市场导向政策”基础上的世界贸易体制。在一些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与管理能力的提高,已经实现全面安排的数目字化,进入了数目字管理的阶段。[2]而一些市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未来的方向不可逆转也是朝着全面的数目字管理方面迈进。
  社会经济体制的全面数目字管理,得益于高度发展的科技水平在技术上的支持,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为此提供了强大的技术上的理性能力。为数目字管理奠定体制性基础的,是市场经济赖以发展的理性主义,经济合理性构成了现代整体经济生活的突出特征,也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在市场经济中,“经济人”的行为在“严密核算”的基础上展开,鲍尔丁认为,“精心计算的盈亏”是经济交换的本质,[3]韦伯将其刻画为“严密为基础的合理化,小心而又有远见地追求经济成功”,“以利用交易机会取得预期利润为基础的行为”。[4]由于产权绝对而明晰,“利己心”的驱动促使经济人以利润为取向,将经济决策建立在精确的计算与评估基础上,以价格为信号,严格按照资本核算进行调节。“竞争市场的本质是他的非个人特征”,[5]价格是决定人际关系的唯一事实,交易条件全部浓缩到价格信号之中,双方可进行一种价格方面的数量上的计算(quantitative calculation),基于价格因素的可度量性和可计算性,经济核算最终可以成为一种现实。“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刚开始时很明显在相当大的程度是由技术的可能发展程度所决定的。而今天,资本主义的理性是由计算这一技术决定因素所决定的:确切的计算验证。实际上,是意味着由西方科学的个性所决定,特别是由数学的实际实验和理性的自然科学所决定。这些科学以及他们基于其上的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曾容含并仍然容含着指向资本主义利益追求可能性的决定性刺激因素,这种刺激又是与类似经济补偿的回报联系在一起的。”[6]
  经济活动并非运行于理想的真空中,个人精密的经济核算要在制度的框架中展开,制度性成本与效益也就自然要纳入算计的范围,而成为决策必须考虑的一个变量。同时,个人核算仅仅表达了经济追求的个人预期,并不必然导致国家法律对这种诉求的肯定与保障。经济生活的稳定性内含着个人行为是可以预期的,它要求法律确立一个固定的模式,保持人类行为的常规性和一贯性,将交易双方“导向”预期的轨道,克服投机主义者的恣意之举。只有社会服从一个可以预测的行为模式时,他人的行动及由此所引致的对利益的影响才可能是能预见和可确信的。否则,缺乏透明度,人的行为难以观察和测度,就会滋生投机主义和道德风险,面对不可预期的未来,只能增加额外的成本。
  经济核算原则的开展,尖锐地提出了这么一种需求:“可计量的法律系统”。经济核算决定了市场经济活动的特征,这些因素浸透入法律内部,影响着法律的结构以及背后的思想,法律是这种利润与损失结果核算的一个缩影,这种新的计算要求,被视为“法律形式理性结构统帅一切”的根源。[7]对此,韦伯作了大量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合理的资本主义不仅需要技术生产手段,而且需要一种可靠的法律体系和按章行事的行政管理制度。资本主义理性的经济行为受到保障前提条件是存在一套理性化的法律,确保当事人未来预期的确切性和可算计性,想要合理地经营资本主义形式的工业组织,就必须有可以预先算定的判断及管理。“可以算计的法律”构成了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先决条件,他是私人决策的基础和前提。[8]舍此,商业活动无法预为筹谋,无从计算,自然不会产生理性的企业和现代经济体系。“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主要依靠计算,其前提是要有一套以理性上可以预测的方式运作的法律和行政管理系统,人们至少在原则上可以根据其确定的一般规范来进行预测。”[9]现代资本主义为了自己的生存,需要一种如机械般可以计算的法律,正如“自动售货机”,上面投入货币,经过预先设定的法律的处理,自动得出预期的结论,“需要一种其功能至少在原则上同样也按固定的普遍准则可以理性预计的司法和行政,犹如人们预计一台机器的大约可能的功效一样。”[10]光宗耀祖支撑着我去教室
  放在国际资源流动与配置的层面,制度的“可计算性”就更为重要了。在“周而复始的静态经济”中,交易在“熟人社会”中展开,受制与人际博弈的压力,经济交易不存在过多的不确定性因素,是一种“透明的”贸易。随着远程贸易的展开,交易跨越时空,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不同的制度框架之中展开,不同的文化背景、法律制度和政治因素,会产生不可预知的更大的不确定性和更高的风险,造成一些经济学家所说的“国际性制度接轨成本”(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bridging costs)。[11]国际投资与贸易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跨国企业拥有特殊的资源优势,在决定资源配置的方式究竟是通过贸易还是投资时,关键取决于其成本与效益的算计,其中东道国特殊的区位优势,如贸易政策、法律制度等是必不可少的。利用所有有用的信息,计算出今后一段时期的预期价格,为投资和贸易作决定,是商业活动的起点,制度则构成了跨国贸易与投资决策中,成本与效益算计中必须预测、评估和量化的考量因素。在贸易及其相关制度不透明的情况下,会破坏私人决策的基础信息,导致经济行为的扭曲,增强未来的不确定性因素,加大了决策的信息负担和识别成本。比如,东道国对外资优惠具有任意性,表面看来会降低这些生产成本,对投资者是有利的。实际上,这样做往往改变了市场的真实性,在客观上妨碍按商业标准作出国际投资的决定,改变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正常流向,从而对国际贸易和投资构成扭曲与限制,而正常情况下,商品和资本在没有任何干扰会根据市场因素的配置,从低成本向高成本过度。为此,公正、平等地对待国际贸易与投资,最大限度地消除官僚随意性,保证制度的稳定性与可预见性,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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