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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北方法学》
被遗忘的“柏拉图”
【副标题】 柏拉图德性伦理和制度建构的双修【英文标题】 A Plato Lost
【英文副标题】 The Bi-construction of Morality and Constitution
【作者】 梁西圣
【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2015级法学理论博士生},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分类】 外国法律思想史【中文关键词】 柏拉图;德性;正义;制度
【英文关键词】 Plato; virtue; justice; institution【文章编码】 1673-8330(2018)02-0045-09
【文献标识码】 A【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2【页码】 45
【摘要】

柏拉图虽对古典正义及个人德性伦理的侧重为人所熟知,但其对制度建设和规则秩序构建之不足却往往为人所诟病。然而,柏拉图一生所追求的“理想国”一如他晦涩难懂的理念世界一样一以贯之,虽有损益,然不曾易帜。其《王制》中苦心孤诣的“第一城邦”也难被人理解,无奈的现实纠葛和满怀对现世的关切,使柏拉图似乎走向一种疏离,在晚年的《法篇》中完成了他对“第二城邦”的建构。然透过柏拉图高扬古典正义及个人伦理的背后,窥见其对制度和规则的青睐,在永恒的理想国和世俗的地上城之间,柏拉图并没有如他人所言及的那般抛弃了规则和秩序的价值,反而强调天国和世俗的交融,重视德性伦理和制度建构的双修。

【英文摘要】

It is well known that Plato shows a marked preference for classical justice and ethical virtue, yet he is often criticized for the lack of construction of the institution and regulation order. However, Platon's lifelong pursuit of Utopia is as consistent as his obscure conceptual world, he never changes his idea despite gains and losses. The first city-state in The King is virtually inaccessible, that the man of probity sacrifices himself and out of his very love in his Politeia. The entanglement of reality and the full secular concerns make Plato sinks into the alienation, and he accomplishes his construction of the second city-state in his twilight years through The Law. Through the classical justice and personal ethics which advocated by Plato, people could see his preference for institution and regulation. Plato does not abandon the value of rules and order as others mentioned, on the other hand, he emphasizes the blending of the eternal republic and worldly city, underlines the integrated cultivation between virtue ethics and institu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2062    
  
  “正如海德格尔的学生克吕格告诉我们的那样,柏拉图是一位多么高深莫测的思想家:哪怕只是想弄明白柏拉图所意指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也需要花费极大的努力。”[1]特别是其对正义问题的探讨,无疑是柏拉图思想的集中体现,然而在对正义的诠释上,现代学者大多将德性伦理和制度规则割裂开来。甚至更有甚者基于柏拉图从《王制》到《法篇》的成文先后,认定柏拉图放弃了所谓的“人治”而过渡到“法治。”[2]纵观柏拉图相关著述及其一生,德性伦理为何是他的重要议题?柏拉图是否完全弃规则制度于不顾?还是他在永恒的理想国和世俗的地上城之间进行了恰如其分的演绎?
  一、永恒的“理想国”:一以贯之的古典德性伦理
  柏拉图一生著述众多,从其早期对话如《申辩篇》《克里托篇》《普罗泰戈拉篇》《高尔吉亚篇》等到中期的《斐多篇》《会饮篇》《国家篇》等,再到其后期的《巴门尼德篇》《智者篇》《政治家篇》《蒂迈欧篇》《克里底亚篇》和《法篇》等,[3]特别是其对政治哲学的探讨上,往往存在着以时间先后顺序等表面现象来判定柏拉图思想流变的问题。尤其是以《国家篇》(翻译习惯的角度也多从《理想国》《王制》来作该称谓)到《法篇》的差异,时常被提及并进行各种演绎。正如本文开篇曾提到的,一些学者和研究人员便将这两者视作他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这种简单以时间先后和写作文风的差异认定柏拉图在晚年放弃了他苦心经营的“哲学王”,而易帜转向了其退而求其次的“法治”,实在是有失公允、以偏概全。
  仅仅从《法篇》的谋篇布局来看,它共分为十二卷,笼统来说,第一、二卷是讨论立法的原则问题;其他卷大多涉及了国家起源、比较各种政体、讨论官吏的任免、探讨教育、谈及爱情、研讨惩罚、谈论宗教、贸易和军事外交等方面的事项。然而深入其中,我们能够很容易地看到,柏拉图在每一卷探讨问题时,即便是讨论立法问题、执法问题、法律制定修改等诸如和题目相对应的问题,都是将其放置在整体古典正义观和德性伦理的前提下进行的,法律规范的探讨、政制秩序建构和其古典正义观始终是缠绕在一起的。正如他所强调的,“你们那位接受了宙斯教导的克里特的立法者,或者其他任何像他那样老练的人,在立法中除了以最高的美德为目标不会有其他目标。这种最高的美德就是赛奥格尼所讲的危难时刻表现出来的忠诚,我们可以称之为完全的正义。”[4]
  柏拉图在第七封信中就表达了上述观念,“我认为,如果狄翁能够掌权,他绝不会采用下列任何统治形式……他应当用一切方式使公民养成遵守纪律的习惯,给他们设置一套恰当而又理想的法律体系。”[5]狄翁可以说是其认可的“哲学王”,然而,“哲学王”如果建立国家秩序,并不是依靠手中的权力而为所欲为,而是借助法律并将公民置于最完备的法律体系中。也就是说,即便在《法篇》中并没有将其在《国家篇》中的“哲学王”的理念弃之不顾。相反,柏拉图将其在《国家篇》中的精神传递给《蒂迈欧篇》,并升华为其追求的理念世界,从其导言我们就能窥见传递的痕迹。《蒂迈欧篇》所进行的探讨似乎将上述问题进一步引向深入,在《王制》中所阐述的完美城邦的理念应理解为天堂里的摹本,现实世界中的好的城邦应该是天堂完美城邦在现实的反映,好似奥古斯丁在基督教世界里所谓的天国和俗世的双城。“一旦我们认识到《蒂迈欧篇》的非历史性及其与《国家篇》的关联,我们准备把对方理解成柏拉图灵魂中的一个戏剧。不满足于《国家篇》城邦的苏格拉底是柏拉图自己,在追求自己真正的或完全的理念的过程中,我们又碰到了克里底亚为名的柏拉图。正是柏拉图通过回忆找到了亚特兰蒂斯,他在其中发现亚特兰蒂斯的年轻既不是克里底亚的年轻,也不是他自己传记意义上的年轻,而是他身上存在的集体无意识。此外,通过人们集体灵魂的层次(梭伦到克里底亚)和人类的类灵魂层次(老的雅典和赛斯)来追溯神话,从而进入从其艰苦劳动产生了人的宇宙的原始生活(神的层次),传播的故事象征深处的无意识维度。”[6]
  正如上述所言,柏拉图恰恰是在他的理念世界中使得他一生追求的“哲人王”一步步走向升华,他所秉持的古典正义观一以贯之,未曾易帜。“《蒂迈欧篇》以其在天上树立起的范式超越了《国家篇》,超越了死亡、爱欲和正义的力量。因为,天上的范式现在得由无意识的同意来认证;将个人灵魂引向善的力量现在在深处被进入宇宙生命的集体灵魂的力量取代”。[7]
  在《法篇》中,柏拉图关于“最好的”和第二好的城邦这些术语的含义写了一页。朋友间所有事物都是共有的,当这一原则弥漫于政体时,存在最好的“城邦、宪法和法律体系”,……如果政体的法在这个意义上将政体最大程度地结合在一起,那么,相比任何在不同原则上建构起来的城邦,我们拥有“更真实的、更好的、美德上更高尚的”城邦。[8]柏拉图正是试图在古典正义理念的指引下,在现实城邦中构建完善的法律体系,并通过规范的法律完成对最好城邦实现的可能。为了规范这些更为普通的人的社会生活,我们必须满足于被划分为第二好的法。然而,第二好的秩序与第一好的秩序紧密相连,因为第一种秩序的法中所表达的存在共同体也应该在第二种秩序的法中得到表达。差别只是强度的差别;第二种秩序将体现与较弱的人类容器所能承受的一样多的第一种秩序的实质。[9]
  柏拉图对其秉持的正义的理想国是否能够实现,他自身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丝纠结,正如《国家篇》最后借助“厄尔神话”传说的灵魂审判结尾,正义何以可能?全篇都在大书特书什么是正义,然而最后的结尾却充满了神话色彩和难以捉摸的迷雾。
  很多人以此推断柏拉图自己也认为理想国是不可实现的,正如施特劳斯所说: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在很多方面有违人的天性,它只是广泛和最深刻地分析了政治理想主义,意在治疗任何现实的政治野心。[10]如果按照施特劳斯等人的理解,连柏拉图本人也不相信哲学王的统治是能实现的。然而,施特劳斯的上述观点值得商榷,与其说柏拉图放弃了对“理想国”的追求,不如说他面对现实采取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态度,他本身寄托于哲人对世人的拯救,才发现虽然世人沾染了神的气质,但在自身材质既不是神的也不是半神的,诸多的因素使得哲人下降到洞穴完成对世人的救赎是很有难度的。“在《国家篇》的诉求被拒之后,转向是洞穴在新的政治层次上的重复。如我们所见,在洞喻中,哲学返回洞穴的问题被搁置。返回是他的义务,但是只有在他是自己同胞中的哲学王这个条件下才行。条件没有得到满足,理念也没有在历史的城邦中得到实现”。[11]打遮阳伞就显得很娘
  也就是说,柏拉图本人并没有如施特劳斯所认为的那样放弃了他所悉心经营的理想国,最多只能算是一种无奈的疏离。《国家篇》的好城邦仍然是“第一好”,但是,人类原材料——本身根本不是实在——将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证明它自己适合成为实在的容器。如果它特别适合,那么,在柏拉图《国家篇》中所设想的程度上,理念的实在将体现于其中;如果它证明不太适合,至少在《法篇》程度上的体现是可能的。[12]也就是说,柏拉图并没有放弃其理想国或最好城邦的理念,只是他将完美城邦的实现寄托于现世的城邦能够在实际中得到或多或少的体现和反应。
  二、流变的地上城:古典德性伦理的世俗关切
  柏拉图的古典德性正义观在其理论探讨的过程中虽没有易帜,但其无奈的疏离却是或多或少存在着。他的理念不仅仅只是高悬于天国的理论说教,他不只是遥望星空,他更是一名脚踏实地,充满现实关切的世人。
  (一)对堕落现实的批判和警示
  柏拉图著作可以说正是一个宇宙秩序、人类秩序的理论构建,同时,也充满了对现实的关切和批判,从开篇的《高尔吉亚》“战争与斗争”的描述,就已经向腐败的社会宣战,其他著述亦充满了这种旋律,他最为代表性的《王制》更是将这种对现实世界的批判展现得淋漓尽致。
  整个《王制》充满了对现实的批判,如在探讨正义问题上,对色拉绪马霍斯关于“正义是强者利益”的批判,特别是在探讨正义和非正义何者更能带来利益好处时,恰如其分地批判了当下社会丑恶不分、真假不辨的混乱……通过这种一一列举的方式能够找出柏拉图著作中许许多多诸如此类的批判,为了进一步从另一个层面展现该情节,或许通过“nomos”与“physis”这两个词语的关系和意义流变,我们就能恰如其分地看到虽跨越时空,柏拉图在其著作中所展现的对现实的批判。在古希腊早期的神话中,并不存在“nomos”与“physis”之分,认为宇宙中存在一种超自然和人类的法律,该法律就是神的秩序和正义,诸神正是借此规定着自然和人类的秩序。如在《荷马史诗》中,古希腊诸神并不代表自然,也不是自然的神化,自然只是诸神控制人的意志的体现,其本身并不构成人类应当遵循的最高法则。直到赫拉克利特才首次将“nomos”与“physis”作出了区分,他指出,“人的一切法律都是以神圣的、足以支持一切的唯一自然法则为基础,它们最终都只是人类为了实现这一神圣法则而做出的努力。人的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并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13]在赫拉克利特那里虽然第一次对“nomos”与“physis”作出了区分,但两者始终处于永恒的和谐之中;在第二个时期,公元前5世纪后期上述思想遭到希腊悲剧作家的挑战,认为两者并非永恒的和谐状态,特别是在智者派那里,“从对诸神的礼拜直到在自由人与奴隶,希腊人与野蛮人之间的差别,所有这些制度和传统风俗习惯是否以自然(physis)为基础?并因此就是神圣不可侵犯,还是能够变更和改进?”[14]他们第一次在哲学史上将“nomos”与“physis”两者对立起来,最终产生了两种迥异的主张,并由此引发了相对主义和怀疑论的困境。然而,在智者派这里,无论是哪一派,其答案要么是消解善和道德的观念,要么就是使得人们对于法律产生了质疑和不信任。正是基于此,在第三个阶段苏格拉底也罢,柏拉图也罢,他们看到了德性在其中争辩的缺乏和不足,必须将“nomos”与“physis”重新统一起来,好的生活方式所依据的“不是习俗,而是自然”,[15]苏格拉底将正义理解为:善在和谐着的城邦中的实现,进而使城邦法律的价值得到应有的尊重。[16]在柏拉图那里,个体的自由并不居于中心的位置,一个人不可能去实现不仅无条件实现、而且无法描绘蓝图的事情。[17]
  上述这三个阶段貌似只是关于“nomos”与“physis”的演变,但其恰恰是三个不同时代的缩影。在第一个阶段,两者不仅是高度和谐统一的,即便在神坛上的希腊诸神也是无法被贿赂的,如在特洛伊战争中赫克托尔让其母亲献祭雅典娜女神,但是赫克托尔依然在随后的战争中被阿基琉斯杀死;然而在第二个阶段,在智者派那里“nomos”与“physis”是完全对立的,正如在《理想国》中色拉叙马霍斯关于“正义是强者的利益”,特别是格劳孔、阿德曼托斯关于不义之颂所提到的“神可以被贿赂”一样,就连神都走向了堕落,奥林波斯第二代天神以后也经常做坏事。在这一时期,社会各方面式微,宗教信仰、社会伦理遭受危机,社会风气每况愈下,人们到底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成为困扰当时整个社会的难题。然而,苏格拉底、柏拉图试图通过哲人的“上升”和“下降”,将“nomos”与“physis”两者重新统一起来,并把至上的善和永恒的理念作为整个城邦的终极目的。“对于哲人来说,这就是要以正义为神圣基础,通过哲人对民众的教育,让所有成员理解其法律精神,从而将他们提升到一个完美人性的高度”。[18]
  柏拉图在《王制》中就在不同的场合多次以长篇来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不正义和世风日下的宣泄和批判,来提醒众人:城邦也罢,社会也罢,当下的无序和混乱更多源于公民德性伦理的降低和缺失。即便在政体的讨论中,柏拉图也依据统治者德性的多寡将政体进行分类……与其说柏拉图仅仅重视德性伦理,不如说他更加重视在整个国家和政制构建中秩序规范之下个人德性伦理的培养。
  (二)为现实城邦构建提供理想范本
  不论是《国家篇》还是《法篇》都充满了柏拉图对未来城邦的规划,从国家政制的构建到法律的制定,从大到国家的内政外交,小到国家的选址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分享着柏拉图的苦心孤诣。他兢兢业业,充满了对现实的关切,试图为现实的、未来的政治城邦和俗人社会提供更多的参照和指导。
  《理想国》的问题就是找到一种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指导他的原则就是:如果一种社会秩序没有反映出人性中不可更改的素质,那么,它就不可能稳定与和谐。更为准确地说,这个社会秩序必须提供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内,任何人的正常欲望都能找到合法的发挥领域并得到满足。[19]柏拉图试图去寻找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治国安邦的理想范式,成为现世可资利用的范本。
  晚年柏拉图深感垂垂暮年,死神一步步地向他靠近,他却并未放弃之前追求的真理,只是从写作风格上来说,他放弃了原本的诗情画意,将毕生追求在彼岸世界的理想暂且放逐,比照其作为摹本,在《法篇》中回到尘世并寻求理想的范本在现实的照应和实现。所以说,柏拉图终其一生不是放弃他所秉持的理念和追求,而是将其作为现世城邦和未来社会提供的蓝图,作为神对人永远的庇佑和关照,并作为人在尘世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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