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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
新加坡鞭刑制度争议的实质及启示
【副标题】 以刑罚基本立场为视角的分析
【英文标题】 The Ess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Controversy on Singapore’s Caning
【英文副标题】 An Analysis Basic on Tow Fundamental Standpoint of Punishment
【作者】 蒋凌申【作者单位】 福州大学法学院
【分类】 刑法学【中文关键词】 报应刑;目的刑;并合主义;酷刑;肉刑
【文章编码】 CN53-1143/D(2016)05-132-012【期刊年份】 2016年
【期号】 5【页码】 132
【摘要】 有关新加坡鞭刑的争议,实质上是持刑罚两个基本立场观点之间的冲突。报应刑主义在新加坡面临着巨大的困境,主刑失效、犯罪形势严峻等因素将新加坡刑罚推向目的刑主义。新加坡鞭刑上采取了目的刑主义立场,也得到报应刑主义的规制,实践效果良好显著,但新加坡鞭刑制度可进一步深化目的刑主义,祛除不必要的报应因素,避免不合理的残忍。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8281    
  
  新加坡《刑法典》第53条规定:“本法典规定的犯罪应判处的刑罚——(a)死刑;(b)徒刑;(c)没收财产;(d)罚金;(e)鞭刑。释义:鞭刑应当以藤条执行。”在新加坡,除《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外,至少有19部法律规定着鞭刑的适用[1],至少有95种犯罪行为或情节被法定施以鞭刑[2]。尽管鞭刑制度为新加坡创造治安奇迹立下汗马功劳,却也引来了巨大争议,部分因为其肉刑的标签,部分因为其适用国家的极少数(全世界大约有17个国家和地区)[3],让人有了先入为主的偏见并常被误解,1994年的“Michael Fay事件”将新加坡鞭刑的争议推向高潮。在中国,新加坡鞭刑虽常常被提及却很少被深入,在学者眼中,它还只是个有趣的话题而不是严肃的学问,也常以“小国之举不足法”为理由,连带将鞭刑背后所彰显的刑罚信息一同悄然漠视。其实新加坡鞭刑的争议正集中了“报应刑主义”与“目的刑主义”这两大刑罚基本立场最尖锐的冲突。一、有关新加坡鞭刑制度的争议及立场(一)有关新加坡鞭刑的争议
  1.反对鞭刑的观点
  国际社会对新加坡鞭刑的批评,在“Mi- chael Fay事件”后达到了高潮,《国际先驱论坛报》专栏作者威廉·萨菲尔在《新加坡坚持享有虐待的权力是无法容忍的》一文,因鞭刑而指责新加坡是个“专制独裁、无法无天”的社会。[4]“Michael Fay事件”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认为,将鞭刑适用于财产犯罪是罪责刑严重不相适应,他专门致函新加坡总统王鼎昌,认为对已经认错的Michael Fay量刑过重,其中的鞭刑尤为苛严,并在遭到拒绝后,美国政府对新加坡展开报复——无条件反对新加坡举办世界贸易组织的第一次会议。[5]新加坡前劳工阵线领袖,新国独立前自治政府的首席部长David Marshall,也批评鞭刑制度是一种野蛮与荒谬的制度,它贬抑了个人的尊严。
  我国台湾省的“国政基金会宪政法制组”政策委员陈新民教授对鞭刑制度表达了强烈的担忧:“国家绝不可以实行‘以暴制暴’的‘原始丛林法则’,来处罚人民”,对鞭刑的支持只是“一般村夫野妇的泛道德主义或直觉性质的正义观……这种社会造就出来的法治,将是一种隐藏着‘嗜血性’的社会,暴力将会在社会滋生”。[6]就连扩张鞭刑的《破坏法》在立法之初,也遭到新国检察长事务所以有违刑罚学的优良传统为理由而拒绝草拟。[7]
  2.赞成鞭刑的观点
  然就在对新加坡鞭刑的批评汹涌澎湃之时,却也有支持的声音呼应而起。Michael Fay案风雨之际,新加坡最权威的海峡时报(Straits Times)民意调查发现:有九成以上的民众认为应该维持鞭刑,其中赞成对强奸犯适用鞭刑的高达99%,对拥有枪械的为88%,对涂鸦的达79%。[8]
  在西方,尤其是女性也对鞭刑制度予以极大的同情和支持,英国的一家电视台,在同期报导该案后,以“英国是否应重新恢复鞭刑制度”为题欢迎观众参与,4600通来电中有97%赞成恢复;在加拿大,多伦多的Star TV的民调显示,1902通来电中有81%认为新加坡鞭刑不算严苛。[9]警察出身的加拿大议员克劳福特倡议要恢复笞刑,认为“适度的体罚是对犯罪的青少年和成年人‘当头一棒’,目前的刑法太松,导致青少年的犯罪率剧增,甚至一些犯重罪的人也被轻判,结果许多罪犯对政府和法律毫无顾忌,导致犯罪越来越严重,”[10]此主张在安大略省也得到众多议员的支持。在美国,Michael Fay的老家民众也一点都不同情此人,一家报纸则指出“Westches- ter has little sympathy for Fay”,[11]同期在美国违法的新加坡人,因此不但没有被报复反而得到尊重,因为美国警察认为Michael Fay活该挨鞭子,[12][8]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台就“是否赞同对Michael Fay施以鞭刑”进行电话调查,结果有91%的人表示赞同。[13]
  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美国媒体对“Mi-chael Fay事件”疯狂批评新加坡鞭刑后不久,美国各州却轰轰烈烈展开一场关于肉刑的立法举动,加利福利亚州曾考虑一个授权法院对未成年人适用鞭刑的法案——尽管该法案有着违宪的可能,但还是差一点得到通过;加州之后,至少八个州开始推动同样的立法,各种各样的鞭刑法案开始在密苏里、新墨西哥、纽约州得到介绍;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和田纳西等州还考虑对一系列财产犯罪,包括破坏艺术品行为公开适用鞭刑,最极端的是阿肯色州的法案,居然想要授权法院公开适用绞刑。在中国大陆,有很大一部分学者和民众支持新加坡的鞭刑制度,新加坡政府不惜代价的护法举动更为鞭刑制度加分不少,在网络上,许多中国网民对新加坡的鞭刑所创造出良好治安与美丽的环境赞叹不已。
  (二)争议观点的立场分析
  有关鞭刑的争议已经上升到了人权以及价值观的层面,夹杂各种复杂因素,似乎是超立场的,但这种争议依旧是刑罚的两个基本立场,即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之间的冲突。相对主义,是以目的刑为内容,目的刑论认为刑罚本身没有什么意义,只有在实现一定目的即预防犯罪的意义上才具有价值,因此在预防犯罪所必要而且有效的限度内,刑罚才是正当的;绝对主义是以报应刑为内容,报应刑论认为将刑罚理解为对犯罪的报应,即刑罚是针对恶行的恶报,恶报的内容必须就是恶害,恶报必须与恶行相均衡。[14]
  1.争议观点的立场分属
  反对者对新加坡鞭刑的抗议,正是基于报应刑的立场,例如克林顿认为,对破坏艺术行为处以鞭刑是罪刑不相适应,这是不言而喻的报应刑立场;而基于人权角度的批判和报应刑主义具有共同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础,因为报应刑论者,尤其是前期旧派是反对将个人作为社会的手段,报应刑是从犯罪人的角度来说明刑罚的正当化依据。如黑格尔所言,报应刑论实际上是尊重了犯罪人,因为等价的报应刑是对犯罪人理性荣誉的待遇,报应是恢复理性的平衡的过程。[15]因此,将犯罪人脱得赤裸裸的,绑起来鞭打其翘起的屁股,是无法让以保护人权思想为中心的报应刑论者所接受。
  而赞成或者鼓吹鞭刑制度的人,显然具有的相对主义目的刑色彩,他们信任鞭刑制度,因为这能够让社会治安更加的安宁平和,生活的环境更加的干净美丽,即使残忍,但也有存在的必要。即“犯罪是对社会的侵害,刑罚是社会防卫的手段,必从社会自卫立论,才没有反对的余地……不能把报应作为刑罚的根据,科处刑罚的目的是为了行为人将来不再犯罪。”[16]“犯罪如为必要,则社会抵抗犯罪的刑罚亦为必要,而惩治犯罪之罚,以使个人了解,亦为必要。”[17]
  2.东西方国家刑罚立场的差异
  毕竟“犯罪观与刑罚观的对立源于国家观、世界观的对立”。[18]西方人士立足于个人主义及自由主义的观点,认为世界是以人为基础存在的,人的存在本身即是目的,刑法并非目的而是手段,刑法不能处罚单纯违反伦理的秩序而没有侵害法益的人,比如涂鸦、吸毒行为。这样的观点推动着犯罪论朝着客观主义方向发展,也相应的让刑罚趋向于报应刑主义。
  东方社会因为历史等原因,表现出了强烈的反对个人主义与反对自由主义的倾向,以社会为本位,在刑法立场上表现为倾向新派的主张。亚洲各国中,这样的观点占有者普遍的统治地位:国家不只是为了保护国民的利益,更要保护社会利益;个人是社会的人,只有保护社会利益才能保护个人利益,于是社会利益优于个人利益。在东亚各国的刑事立法和刑法的理论中找到容易此观念的证据,比如中国长期保留着类似保安处分的劳教制度(已废除),刑事立法目的明确,就是为了与犯罪作斗争;在日本,新派的理论也远远强势于旧派的观点;新加坡所提倡的国家价值观(亚洲价值观)中居第一的“国家至上,社会优先”观念,英文的表述是“nation before community, and society over self ”,直译就是“国家先于社会,社会则优于个人”。新加坡提出“亚洲价值观”作为区分本国的国民乃至亚洲人,和西方人的标准,以对抗西方泛个人主义的倾向,并得到了中国、日本、韩国、伊朗、马来西亚等国家的支持。西方人权人士不得不谴责道,新加坡“亚洲价值观”的提出几乎扰乱了整个世界的人权秩序。[19]
  3.东方国家的刑罚立场与西方殖民史的影响
  然而,东方各国之所以表现出了反对个人主义与反对自由主义的倾向,历史的根源却离不开西方的因素,西方几百年的殖民侵略掠夺史,让东方各国几百年来时刻面临着丧权辱国的危机,“没国哪有家”的危机意识占据着东方人内心的每一寸空间,国民对国家的依赖也达到空前的程度,要求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来富国强兵就成为最大的愿景,对国家治理犯罪提出更高的要求也是情理之中;西方国家的国民数百年来多处于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中,所面临的唯一敌人的几乎就是侵害公民权利的国家和政府,因此要严格限制国家或政府的权力,而这恰是东方社会以“抵御外侮”为第一生存观念的思维很难达到的高度。国小民多,资源匮乏又深处大国夹缝中的新加坡,这样的危机意识则更为强烈,鞭刑作为法定刑得以保留不足为奇,所以说关于新加坡鞭刑的争议,虽然仅仅是刑罚观上的问题,从更深层次的原因而言,这仅是国家观和世界观相抗衡的一个很小部分,并早已经被后者所决定。
  当然本文并不认为:赞成目的刑主义的就一定会赞成鞭刑;赞成报应刑的就一定会反对鞭刑;西方人就一定反对鞭刑,东方人就一定赞成鞭刑。只是说,在目的刑主义以及东方人的国家观和社会观中更容易为鞭刑找到合理的依据和支撑。
  二、新加坡鞭刑的目的刑立场
  新加坡作为典型的东方国家,新加坡鞭刑在基本立场上,毋庸置疑的倾向目的刑主义,新加坡大法官杨邦孝曾言:“刑事司法的目的必须是保护公众,这是任何一名主审刑事案件的法官最优先、最重要的考虑,法庭判刑时公众的利益有时会比被告人的处境更值得保护。”[20]而新加坡以儒家思想为外衣的功利主义、“国家为先、社会至上”的观念也将整个刑罚体系引向了相对主义,因此鞭刑制度也不例外。而且从实例上讲,如果说对强奸、抢劫等暴力犯罪处以鞭刑,还有一定的报应色彩话,那么对涂鸦、非法移民等非暴力行为也处以相当的鞭刑,预防的目的就非常的明显,而且在全世界犯罪都在废除肉刑的背景下,新加坡依旧保留鞭刑,其报应色彩亦变得越来越淡。
  目的刑主义认为刑罚本身没有什么意义,只有在实现一定目的即预防犯罪的意义上才具有价值,所以以目的刑为内容的相对主义又被称为目的主义或功利主义。[21]该学说由意大利学派龙勃罗梭、菲利、加罗法洛等首先奠定了基础,后被新派的李斯特、牧野英一、宫本英修等发扬光大。目的刑概念最先由李斯特提出,其继承和吸收了边沁、耶林等人的功利主义的目的法学的思想,他认为刑罚的目的只有“法益保护”和“社会防卫”,这才是刑罚的目的和刑罚的正当化依据,[22]“刑罚现在应由本能的报应转向国家意思的裁判刑,而且报应观念被所说的社会防卫、保全的新的目的刑思想所代替。”[23]牧野英一则指出,刑罚的最终目的是对犯罪实行社会防卫,“国家的任务是保障、管理公民的共同生活,并发展、繁荣公民的共同生活。”[24]总之,目的刑论对刑罚的要求是必须能有效的预防犯罪,改造犯罪人。刑罚的正当化依据在于刑罚自身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如果刑罚在对犯罪人的改善上无明显效果,则必须要有新的举措,这也完全符合新加坡整个社会治理的功利主义观念。
  (一)鞭刑的设计体现目的刑主义的宗旨
  第一,鞭刑的附加刑地位为满足犯罪预防和矫治而设置。鞭刑与徒刑(或拘留)合并使用,以有效预防震慑犯罪为要。在中国自古有“鞭作官刑,扑作教刑”的经典刑罚观表述,家庭教育也有妇孺皆知的“用棍棒出孝子”的观念,《法经》中就是太子不肖也可适用鞭刑,“太子博戏则笞;不止,则特笞;不止则更立”;新加坡独立前,英国鞭刑主要作为教育刑,后期就只适用于未成年罪犯的矫治。因此鞭刑是在东西方都具有悠久历史的教育工具,就“法的继承”而言将其保留下来并无不当,甚至可收获很好的预防效果,作为东西观念交汇点的新加坡无疑是继承了来自东西两方的刑罚观念。徒刑、罚金刑等刑罚完全可以有效的实现报应功能,鞭刑则很难体现某种罪行刑事责任的大小。另外,从鞭刑的扩张方式可知,新加坡的立法机构实际上是将一些难以预防或治理的行为,在原先刑罚的基础上直接附加适用鞭刑,可见原先的刑罚设计是可以满足报应的要求,鞭刑的附加适用,尤其是1966后对非暴力行为的扩张适用,预防目的已十分单纯。
  第二,鞭刑的裁量方式基本上出于预防犯罪的需要。这主要体现在鞭刑的适用方式和幅度上,因为如果仅从鞭刑的设计上观察,是很难体现出行为刑事责任之大小。首先,新加坡鞭刑的三种适用方式——“必并科”、“或并科”、“选科”的对象行为在社会危害程度上都有相当的跨度,是否被“必并科”鞭刑也非犯罪行为社会危害程度的标准,如第364条“为谋杀而进行绑架或者诱拐”如果只判无期徒刑的话则必并科鞭刑,而第385条“为了实施敲诈勒索而致人与受伤害的恐惧之中”最高刑不过5年也要是“必并科”鞭刑,第375条第(1)款的强奸幼女的情形,则只是并科罚金或鞭刑,并不一定被处以鞭刑,所以法律上规定鞭刑的必并科与否是无法体现行为的差异的。其次,鞭刑的幅度在不同性质行为之间差距并不大,第382条“为了盗窃准备致人死亡或者伤害”相当于我国的转化型抢劫,只需被并科3鞭,非法移民行为或者破坏艺术的行为的则可能同样被判处3鞭,二者的危害性不管是在性质上还是在程度上差距明显。因此,鞭刑的裁量幅度对报应程度的区分也无太大意义。再次,鞭刑还有加重适用的情形,对其他刑法没有规定适用鞭刑的行为在特殊情形下并处鞭刑,这也是具有很明显的目的刑色彩,如《刑法(临时规定)法》第35条:“如果任何根据本法被警察监管之人,在对其进行警察监管的命令发布之后,又实施了附件三中特定的法律法规之犯罪并被定罪,则应当对其处以通常情况下可处最长刑期2倍的有期徒刑,并处鞭刑,无论其他法律是否有相反的规定。”由于《刑法(临时规定)法》具有临时性,其效力有固定期限,以预防某个时期内的某种犯罪的目的非常明显,报应色彩很弱。
  第三,鞭刑的特殊适用对象是目的刑主义的重要体现。首先,鞭刑适用罪行的特殊性,即对暴力犯罪与防控难度大的罪行适用,如果前者有些许报应色彩的话,后者显然只有预防的目的,对酒后交通肇事、非法移民、涂鸦行为、在公共场合携带管制武器这样的非暴力行为处以鞭刑,其防控犯罪、防卫社会目、保护法益之目的是非常之单纯;其次,适用罪犯的特殊性,仅针对男性适用这点上就表明其不是以报应为根据的,因为报应的对象是平等的,这样的安排可能是出于人道的考虑,但也无法否认这是刑罚对男性罪犯的戒心,另外,可适用鞭刑的罪犯的刑事责任年龄很低,可对9岁以上的未成年实施,这更是“鞭作教刑”的意义所在;再次,是对惯犯予以鞭刑处罚,新加坡诸多法律尤其是单行法律都有针对惯犯规定了鞭刑制度,如《妇女宪章》第140条第(2)款规定:“任何男性再犯或并犯第(1)款(a),(b),(c),(d),(e)或(f)项,除了应判处这类犯罪所应处的任何期限的徒刑外,并处鞭刑。”《2008高利放贷法》第28条第(2)款第(b)项规定:“任何人再犯或并犯第(1)或(2)款之罪,并处鞭刑。”对惯犯处以特殊的刑罚,这是公认的目的刑要求。
  (二)鞭刑的效果满足目的刑主义的要求
  目的刑的主要内容是预防论,预防论又可以分为一般预防轮和特殊预防论,两种预防效果都是新加坡的政府和立法机构设置鞭刑的目的。鞭刑由于其直接性与强力性,对个人和社会都产生非常迅速和明显的效果。
  第一,鞭刑的特殊预防效果明显。鞭刑给犯罪人带来的痛苦非常强烈,威慑力十分巨大。鞭刑的特殊预防效果来自如下三方面:首先,是执行时痛苦的烈度,亲历者对鞭刑的痛苦形容道:“那种疼痛无法形容,如果有比‘惨’程度更深的词,就改用那个词好了……如果我的双手没有被绑着,我会用我的双手爬到墙上去”。[25]其次,是受刑后长期的痛苦,“受刑后一个星期不能坐下或者躺下,上厕所最要命,我不能蹲,不能屈膝,每次内急都吓得我要命,我试着不吃饭,(那样就不用上厕所了)可是那也不管用,还是要上厕所,我只好站着上,叉着双腿,分开屁股。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个星期,然后开始正常了。”[26]再次,愈合后耻辱标记的永久性,行刑后的鞭痕将伴随着受刑人一生,也是他们一生的耻辱,新加坡的姑娘找男朋友,都要掀开男方的衣服查看是否有鞭痕,如有鞭痕断无婚配之可能,另外,受过的鞭刑的人其公民权也受到限制,如禁止服兵役。据新加坡律师介绍,许多犯重罪的犯罪嫌疑人都非常恐惧鞭刑,一般都会请求辩护律师尽量使其免除此刑,人们宁可多坐几年牢也不愿挨一下鞭子。[27]即使被处以鞭刑的鞭数虽少,但已足以使犯人终生受到震吓,故新加坡的累犯甚少,多半基于对于鞭刑的恐惧。[28]至于特殊预防效果的问题,同样还继续举Michael Fay为例,他在新加坡执行完鞭刑,回到美国后六个月内就打了他父亲,后来他又在佛罗里达州因吸食“强力胶”而被捕,所以李光耀就认为,“这证明了这个人的本质是不好的,假使美国有鞭刑的话,他或许就不会揍他的父亲,或嗅吸强力胶了……每个国家都必须决定,要采取什么样的法律,以阻止罪犯,做出伤害自己和他人的行为”。[29]
  第二,鞭刑的一般预防效率迅速。一般预防论是可以分为通过刑罚预告的一般预防论和通过刑罚执行的一般预防论,新加坡鞭刑制度的设计实际上是类似于边沁的功利主义一般预防观和费尔巴哈心理强制说为基础的威慑预防论,即通过对犯罪规定和适用刑罚而向一般人宣告:谁实施犯罪行为谁就受到刑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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