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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
陈寅恪范式对法律史研究方法的启示
【英文标题】 On the Chen Yinke’s Inspirations for the Research of Legal History
【作者】 杨孟哲【作者单位】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分类】 法理学【中文关键词】 陈寅恪;法律史;研究方法;刑律;范式
【文章编码】 CN53-1143/D(2016)04-48-013【期刊年份】 2016年
【期号】 4【页码】 48
【摘要】 相较于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史其他方向的建树,学界对他在隋唐法律制度研究方面的关注甚少。这不仅是源于法律史研究有着法学与史学双重学科交叉的特性,也是因为很多学者判定陈寅恪的法律史研究未成体系,难以成为一种可供观照的范式。陈寅恪在隋唐刑律渊源的研究上以定律之人的仕宦出身和学术渊源为依托,追索隋唐刑律流变的空间运转和内在嬗递。从陈寅恪本身研究的史料运用、问题意识、思维理路、考实能力均可看到对当前法律史研究方法的有益推进,更能够蠡测陈寅恪本人的文化积淀和民族情结。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8268    
  
  在近代以降的文、史学界,陈寅恪先生的名讳,毫无疑问为世人树立和塑造了一个学人敬重而又不可企及的大家形象。陈寅恪先生上续晚清乾嘉学派之余晖,下启民国史学思潮之晨曦,在历史学、文学、宗教学、敦煌学等诸方面均有着极为精到的论述和高妙的创获。严耕望先生将陈寅恪先生尊为近代史学四大家之一,固然是对陈先生史学成就和学术地位的极大认可和尊崇。但较于陈垣、钱穆、吕思勉三位前辈泰斗,陈寅恪先生在后世学界的影响力和扩及面,不论是深度或广度上无疑更具代表性和典范意义。周一良和田余庆两位先生在唐长孺先生故世后曾赋送挽联一副,评价唐长孺先生的生平学问与地位,上、下联分别是“论魏晋隋唐,义宁而后,我公当仁称祭酒”,“想音容笑貌,珞珈在远,吾侪抆泪痛伤神。”周一良、田余庆先生治学范围都在中国中古史,也均在史学领域内影响巨大,能够给予唐长孺先生“祭酒”的学术地位评价,可见唐先生在中古史研究领域的卓著成绩。然上联部分却无意中又道出了另一层隐喻:也就是陈寅恪先生倘若在世,唐长孺先生也只能屈居其次的语境寓意。因为术有专攻且见仁见智,我们无法衡量前贤时彦的学术序位,也无意或者说并不需要对陈寅恪先生在文史方面的造诣进行特意的排列。近三十年内,中国中古史研究始终无法完全脱离陈寅恪先生创设的研究路线,更难谈彻底驳正甚至超越这位前辈遗留下的皇皇论著。而围绕陈寅恪本身所展开的各种持续不断的研究热潮,也从侧面折射出了陈先生在后世学者心目中的分量和地位。
  陈寅恪先生生平一直号称自己是不古不今之学,[1]其实无论从任何一个视阈着手,陈先生的研究理路和成就都是独树一帜。陈先生本人出身官宦之家,优渥的家境和良好的家学传统,使得他既能够充分汲取晚清旧学的传统,也得以顺畅的游学欧美诸国。这种世家子弟的出身,给予了他良好的经、史古文接续,也更与西方文明有着近身的研习。陈寅恪先生一生所学语言就有英文、藏文、梵文、拉丁文、法文等不下十余种。[2]陈寅恪先生所开创的史学概念和模式,诸如关陇集团与山东集团说、胡汉种族问题说、李武韦杨婚姻集团说等等,引起的反响巨大深远,向来为学界所瞩目。而目前学界对陈寅恪先生的文、史学研究方法和旨趣上的相关探研更是如火如荼。[3]
  不过,只要我们稍加爬梳,就会发现虽有大量涉及陈寅恪先生论著的研究成果,但具体到各个方向领域,则呈现出冷热不均的现象。即对陈寅恪先生文、史方面,尤其在史学范式、政治制度、文学作品、人际交往等层面涌现出的研究成果较多,而其他方面却几无专文。更值得玩味的是,陈寅恪先生在法律史学方面的见解和成果,罕有学人进行深入掘进。近年来,宋烨先生认为陈寅恪先生在法律史研究方面,考证与义理并重,堪为法律史的学术引路人。[4]而张雷先生则针对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刑律的源流、学术思潮的把握、法律史研究的范式三个层面的贡献,着重进行了缕析阐述,遂使学人更加关注陈寅恪先生在法律史学方向的研究方法与旨趣。[5]除此两篇专文外,再未察见有关考量陈寅恪先生在法律史研究方法和模式上的论著。[6]以往相关议题的过于稀少和单一化,呼唤着我们亟待补充和强化对陈寅恪法律史研究方法和成就方面的探研。另外,因学科交叉的缘故,目前法律史学界一直有着在法学与史学之间徘徊挣扎的矛盾心结,法律史学的优秀成果也由于各种学科论争止步不前。当下法律史研究者若仅靠继受西方学理套路或希冀发掘新的判牍、文书、档案等固有模式,也已陷入程式化的往复怪圈。所以,在法律史研究方法无法取得更大推进的现实基础上,我们在面临相关研究瓶颈时更不能故步自封。若要解决研究方法上的问题,再度回味诸如陈寅恪这样的前辈学者所遗留下的丰富论著,无疑可以给研究困境中的我们提供发散思维的有效面向。
  一、基于陈寅恪法律史研究史料运用方法的思考
  法律史学自西方现代学科建立后,就成了隶属于法学门类下的分支。而我国继受西方学科体制的模式,也将法律史归于法学下的二级学科。但我们只要稍加思索法律史本身的内在涵义,即可发现存在着两种不同结论:即法律史是法学发展的历史或者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法学流变。而且从当前法律史研究的学者群体出身来看,无非出于二端:历史学者如楼劲、戴建国、郑显文等人,法学学者如张晋藩、刘海年、何勤华等人。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似乎又无法确证法律史学科分属的真正意境。两条主流研究路线的差异,使得各自的法律史研究方法和过程似乎又有着难以逾越的隔膜。马小红教授即指出法律史学“在研究方法上,这种‘多元交叉’本应有‘术业有专攻’与‘君子不器’两者结合的优势,但是这种优势如今却反成为近年来法史研究的陷阱,造成了法史研究的尴尬。”[7]关于法律史研究方法摇摆不定的问题,已经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却始终莫衷一是。[8]而法、史学界双方的不断论争,既让法律史研究无法聚集一种凝固的力量不断推进,也让双方学人透过轻视对方的研究理路而放弃取长补短的优良传统。法学学者在研究中直接植入西方的概念和公式来套用作中国的法律史研究,运用史料完全是为结论而生的辅助性工具。而历史学者在研究中,强调论从史出,只有经过严谨的史料采摭方能推导出接近事实的答案。法学中的法律史学科,因为摒弃了传统的史料甄别,显得功底不够,又不如刑法、民诉等法学门类经世致用,造成了它在法学中的学科边缘化趋势。历史学中的法律史研究,史料研究重于阐释义理,当现代国家出现与古代社会类似的人文现象或社会状况时,却也无法在历史经验与现实法治间抽绎出解决滞碍的有效途径。两种研究模式都阉割了对方学科的优点,放大了各自学科的短板,产生的研究困境自然而生。我们在进行法律史研究的时候,不妨抛开非此即彼的固执观念,不必将现代学科划分的研究弱势带入到各自的研究方法当中。回顾民国时期的研究之所以精彩纷呈,在于学者们主要关注的是研究观点和观念之争,而非研究方法与方式之别。例如,自沈家本以来对中华法系的因革,再到陈顾远、杨鸿烈对中国法律史的检讨,甚至延至瞿同祖、戴炎辉,此数人既有传统官僚出身者,也有近代法科出身,还有史学出身。各种不同模式的研究取向,构成了丰富多彩的研究景观。
  正因民国时期法律史研究的鼎盛,如果单纯以在中国法律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加以判辨的话,作为史学出身的陈寅恪先生在法律史上的定位并不突出。一来,陈寅恪先生研究的基本面定格在了中国中古史领域,在以法律史为主体的专门史区域来看,纵向的通惯性显得不足。二来,法律制度虽被制度史囊括其中,陈寅恪先生的研究成果也主要以政治制度史为主,但陈先生涉及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方面的探索,却并不在其生平的研究观照中占据要津。所以,假若从研究的成果数量和整体性衡量,会得出陈寅恪先生在中国法律史研究上似乎无足轻重的直接感官。其实,这种视角忽视了民国时期与当代学术研究风尚的差别。民国时期著名学者取得的高质量研究成果,并不是依靠数量的多寡,而多是以单部著述或单篇文章奠定其学术地位和影响力。从这一范畴上讲,再度回味陈寅恪先生在法律史研究上重视考据却又不拘泥于文本载体的本身意蕴,更值得借鉴和思量。
  陈寅恪先生涉及法律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见于氏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而且鸠聚于隋唐部分。[9]其书第四篇目中对隋唐刑律的源流做了极为精密的考订,所得结论有二:①北魏多采南朝前期的律学成就,而宋齐以后的南朝律学几无发展,所谓隋唐采南朝后期律学之说并无根据。②北魏定律所用之人皆山东士族,能够取精用宏,所以后来北魏律又胜于南朝律法,遂成隋唐因袭之发端。
  不过,仍有相当学者对隋唐刑律的渊源存有部分不同见解,如高浣月教授就认为隋《开皇律》“远则学习魏、晋,近则仿效齐、梁,博取南北各朝、各民族法律之精华,兼收并蓄,取精用宏,择善而从。”[10]当然,基于学术观点的论争问题,并非本文观照的重心。而陈寅恪在隋唐刑律渊源的研究上以定律之人的仕宦出身和学术渊源为切入点,这在以往直至今日的法律史研究方式中尚不多见。一般而言,我们研究制度本身,更多的侧重以制度论体制,所探讨的剖面几不涉及人文境遇的因子,可谓固化的研究体系。陈寅恪先生却能够从制定律法之人的出身、家学传承等层面挖掘出别样的意象维度,完全是一种“活”的动态的制度史研究。
  不过,我们更需要注意的是陈寅恪先生得出的这番结论是通过怎样的研究手法着手的,又是如何稳扎稳打完成论证过程的。欲要解开陈寅恪先生论证精妙的谜团,不能不先从他所引用的基本史料着眼。
  史料运用的得当与否常常是评价史学论著合理严密的关键所在,这一点向来为熟稔治史者所习知。而陈寅恪先生在论证隋唐刑律渊源时,共引用史料39处。单从引用数量上看,引文并不繁多。但若对引文加以审视推敲,则可看出陈寅恪先生释读史料的高妙手法,现将陈文中所用史料及卷数出处俱汇总开列如下:

┌────┬──────────────┬─────────────────┐
│序   │所引书目名称        │卷数及名称            │
│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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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太平御览          │卷638·刑法部晋律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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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唐六典           │卷6·刑部郎中员外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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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唐书           │卷56·刑法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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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隋书            │卷25·刑法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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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隋书            │卷66·裴政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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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魏书            │卷2·太祖本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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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魏书            │卷4上·世祖本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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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魏书            │卷4下·世祖本纪          │
├────┼──────────────┼─────────────────┤
│9    │魏书            │卷48·高允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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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史记            │卷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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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后汉书           │卷46·郭躬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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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南齐书           │卷29·崔祖思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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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后汉书           │卷62·钟皓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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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三国志           │魏志13·钟繇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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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三国志           │魏志13·钟繇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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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三国志           │魏志28·钟会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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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魏书            │卷33·公孙表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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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魏书            │卷7·高祖本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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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魏书            │卷48·高允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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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魏书            │卷111·刑法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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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魏书            │卷7下·高祖本纪          │
├────┼──────────────┼─────────────────┤
│22   │魏书            │卷53·李冲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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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魏书            │卷41·源贺传           │
└────┴──────────────┴─────────────────┘

  

┌────┬─────────────┬─────────────────┐
│序号  │所引书目名称       │卷数及名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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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魏书           │卷8·世宗本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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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魏书           │卷69·袁翻传           │
├────┼─────────────┼─────────────────┤
│26   │魏书           │卷111·刑法志           │
├────┼─────────────┼─────────────────┤
│27   │魏书           │卷55·刘芳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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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洛阳伽蓝记        │卷1·永宁寺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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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魏书           │卷82·常景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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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隋书           │卷25·刑法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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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九朝律考(程树德)     │北齐律考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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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隋书           │卷25·刑法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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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唐会要          │卷39·定格令门          │
├────┼─────────────┼─────────────────┤
│34   │唐律疏议         │卷1·名例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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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唐律疏议         │卷7·卫禁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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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唐律疏议         │卷12·户婚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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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唐律疏议         │卷21·斗讼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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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唐律疏议         │卷28·捕亡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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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唐律疏议         │卷29·断狱律           │
└────┴─────────────┴─────────────────┘

  从陈寅恪先生的引文出处看,出自非正史序列的《太平御览》1处、《唐六典》1处、《洛阳伽蓝记》1处、《九朝律考》1处、《唐会要》1处、《唐律疏议》6处,共11处。而出于正史的则有《新唐书》1处、《隋书》4处、《魏书》16处、《史记》1处、《后汉书》2处、《南齐书》1处、《三国志》3处,共28处。也就是说在陈寅恪先生的引文中,引用正史的所占比例高达71.79%。即便所引用的非正史书籍,也均是学人们都极为常见的史料文本。这说明陈寅恪先生既具备从常见史籍文本中抽绎提炼出高价值讯息的非凡能力,也代表了他一贯以常见史料运用为主的研究手法。
  胡戟先生曾认为“陈寅恪治学广征博引,正史实录之外,敦煌遗书、明清档案、梵夹道藏、诗文酿辞、笔记小说、碑石墓志、家谱方志、异族故书、域外文献,无不用为‘考兴亡之陈迹,求学术之新知’的有用材料,抉隐发覆,开拓利用史料的蹊径,示范了驾驭史料的能力。”[11]固然,陈寅恪先生在涉及政治制度演化、种族与文化、佛学与宗教等方面运用的史料更加广泛,但引文部分都突出了以正史引用为主要史料出处的传统。对于历史叙事而言,正史所构建的功能和地位是其他文字载体所不具备的。我们相信正史在书写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被权力引导所左右甚至被制造的情境,从而导致某些历史图景失去了它原本的面貌。甚至有些学者悲哀的表示权力影响了历史书写的公正性和真实性,完全是歪曲历史,正史就是为权力书写和胜利者的代言。其实,我们在进行文字创造的过程中,因为各种内外环境的影射,即便是相同的语言,在不同的具体语境下也有着完全不一的意味。古代社会的皇帝和权力当然可以左右文字的表达和真实,但即便没有权力,不可追溯的直笔的历史书写表达也未必能够反映出当时语境下的真实画面。
  由于历史书写的主轴首要体现在正史方面,所以相关的研究一直是学界以往戮力推进的重要领域。在研究过程中,无论是法律史学界还是历史学界,都不会轻易舍弃正史来追踪可信度更低的其他史料。近年来,随着大量新资料的发现和扩充,学界又有了新的研究方向和热潮。像考古发现、墓志碑刻、司法文书、司法档案、口述历史等等,都成了法律史学界期待取得突破性研究的支点。例如,戴建国先生1998年在宁波天一阁发现了失传千年之久的《天圣令》,[12]由此拉开了持续十余年的《天圣令》研究热潮。《天圣令》的重大发现,毫无疑问在法、史学界都具有爆炸性的影响。由此甚至产生出了一批以《天圣令》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者,更出现了“天圣令学”的说辞。但自发现《天圣令》后,相当部分的学者放弃了原有的研究领域,转而投入到“高产值”的《天圣令》研究大军当中。对于学者来说,拓宽自己的研究领域和视野是能够起到持续研究的作用。不过对于耕耘各自领域多年的专业性而论,则有着庞而不精的风险。
  时下各个地方的司法档案又得到了充分发掘,成为法律史学人争相解读的至宝。通过法律史学人的不断深挖,产生了诸如浙江龙泉、四川冕宁、四川巴县、河北宝坻、江苏江宁等等区域性的司法档案。这些档案的年代主要集中明清,而且并不是权力中心区域的司法档案。法律史学人也试图以地方性的司法档案为中心,来解读明清时代的司法互动与社会面向。大量地方性司法档案的发掘,固然有着弥补正史之缺和丰富司法内涵的意义。但中国疆土的幅员广阔和社会复杂性,单靠这种地方性的知识记录,只能反映某种层面的地方史概况或基层治理的体系结构,却不能涵盖整个国家与社会的宏观视野。正如杨天宏教授为吴佩林教授的著作《清代县域民事纠纷与法律秩序考察》作序中所言:“以发生在南部县的区域性案例来推论发生在清代中国的全部案例。结果一部仅仅讨论南部县且偏重诉讼程序的法律史著作被冠以‘清代县域民事纠纷与法律秩序’的名目。”[13]
  可以说,相当部分的地方司法档案的发现,并不是由于档案本身的稀有和信息价值,而是为了满足部分学者扩充新史料来源和追求标新立异的研究结果。[14]我们能够预料和理解许多学人强调正史中的文本研究已经走入死胡同,失去了再度评释的价值,成为束之高阁的文字载体。但我们只要回顾法律史研究或历史研究的现状,大部分的研究实质不是过量的、到位的,而是未尽透辟且没有理性的思考,呈现出“扎堆”式的井喷研究现象。反而以往一直为前辈学人所重视的史料运用和爬梳手法,被大部分学者怠忽,相关的研究自然出现了冷寂的局面。
  我们在鉴赏陈寅恪先生的研究方法时,发现的一个突出要点就是史料运用的大众化或者说是普通化。在每个学人均可查见的史料择取上,陈寅恪先生研究的独具慧眼无疑给当下躁动浮华的研究学者当头一棒。前文已对正史的讯息制作和史料价值略陈管见,实际上正史在法律史研究中仍应发挥主轴效用。我们并不是让学者都效仿陈寅恪先生的研究手法,而是通过感受陈先生的研究理念来纠正我们长期以往将要造成的功利化和碎片化研究倾向。陈寅恪先生注重正史,又不单纯依靠正史的研究思路,应为法律史学人在史料运用上引鉴。对待问题与史料间的关联,不能完全出于名利之心的刻意寻找,而是长期阅读形成的“无心之作”和“有感而发”。这一点上,相信也足以铸造每个学者自身的人格积淀和学术素养。
  二、从陈寅恪的思维方式观照法律史研究的理论与技艺
  我们在关注陈寅恪先生对传统史料运用的过程中,不免将其归为国内研究学派。因为陈先生在研究中几乎没有使用任何域外文献或概念,这不仅是刑律方面的研究,对陈先生其他方面的探研也同样适用。然而陈寅恪先生曾游学欧美十余年,掌握语言多达十余种,在研究中竟延续着传统的方式,不禁引起我们的疑问。按照常理推断,以陈寅恪先生的学习经历来说,他应大力引进西学,但“他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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