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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
层阶一体化责任初论
【英文标题】 Study on the View of Layer-Order-Integration Responsibility
【作者】 王耀忠【作者单位】 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
【分类】 刑法学
【中文关键词】 层阶一体化责任;原因;正当化依据;量化;应用
【文章编码】 CN53-1143/D(2016)05-02-011【期刊年份】 2016年
【期号】 5【页码】 2
【摘要】 对大部分犯罪来说,国家、社会和行为人都应承担性质不同、责任量不同的责任,国家、社会对引发犯罪的外因向前延伸承担制定良好刑事政策、社会政策减少犯罪外因的责任,向后延伸承担科学矫正犯罪行为人、安置帮教的责任;而犯罪行为人主要对引发犯罪的内因承担法定的刑事责任。因此,国家、社会和犯罪行为人对每一起犯罪所应承担的责任便形成一个动态的责任层阶,当国家、社会和犯罪行为人根据各自的责任量共同承担性质不同的责任时便是层阶一体化的责任。该责任观旨在倡导国家、社会正确对待犯罪行为人和犯罪现象的存在,提升国家、家庭和罪犯的社会责任感以及社会公众对非监禁刑矫正罪犯的认同感,实现国家、社会、犯罪行为人和被害人利益最大化,提高非监禁刑的适用率,减少犯罪,建立起一个和谐的大中国。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8279    
  
  犯罪是一种社会疾病,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法律现象。在监禁刑罚无法达到预防和减少犯罪的效果时,人们便把注意力转移到非监禁刑和对犯罪原因、犯罪根源的探讨上来。在一定意义上讲,从关注犯罪行为到关注行为背后的行为人是人类对犯罪现象认识深化和进步的重要表现。因为,对于犯罪原因和根源的研究,有利于我们认识犯罪的规律和本质,客观、全面地认识犯罪问题的复杂性,纠正对犯罪认识的片面性,端正对待犯罪与犯罪行为人的态度。对于不断完善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促进刑事立法的科学性,改革现行司法体制和行刑制度,树立起科学的犯罪责任观以及增强预防和控制犯罪的能力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也只有树立起科学的犯罪责任观、刑罚观才能对非监禁刑有一个全面、正确的认识,也才能逐步改变国民心目中根深蒂固的传统刑罚观,保证非监禁刑和个别化处遇在我国的生根发芽和茁壮成长。
  随着国家社会责任观的逐步觉醒与确立,就要考虑如何建立起一个以人本主义为价值诉求、正确看待犯罪原因和责任的体系化犯罪责任观,即对犯罪发生提供根据的主体内因和对犯罪发生提供条件的社会外因,其责任分别应该由谁来承担?各自应当承担何种性质的责任?各自的责任量应该以什么标准、如何来确定?各个责任主体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能否为科学刑罚观的确立提供一个较为科学的前提?能否为非监禁刑的适用和执行提供一个较为科学的根据等等。这就是本文要倡导的层阶一体化责任。层阶一体化责任观实际上是一种综合犯罪学、刑法学、行刑学以及刑事政策等学科而形成的一种犯罪责任观,是人本主义科学刑罚观的前提。
  一、层阶一体化责任的基本范畴
  “层阶一体化责任观”,本文的大体思路是:犯罪的原因是很复杂的,是多方面的。从宏观上讲可以分为行为人个体原因,社会原因,环境原因等。其中个体原因是犯罪的内因,是直接原因、主观原因,其主要有先天性遗传因素与后天形成的人格、心理、生理方面的因素;社会环境等主体以外的原因是犯罪的外因,是间接原因、客观原因,主要有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等方面的因素,诸如社会资源分配制度、分配政策,学校、家庭教育,人际关系、被害人过错、个体生存、生活的环境等因素。一个具体犯罪的形成,主要是在特定时间、特定的场合下一定的外部因素(包括偶然因素)与主体一定的反社会性人格因素相互结合、相互作用形成一个系统合力突破了主体的行为辨认、自制力共同促成的。而这些因素对于每一个人的具体犯罪来讲,它们各自所起的作用、产生的原因力是动态不平衡的。因此,国家、社会和个人对于每一起犯罪所应承当的责任量也是动态不平衡的。但是,对于大部分犯罪来讲,国家和社会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犯罪引起的危害后果不能全部归咎于犯罪行为人。即国家、社会向前延伸主要对引发犯罪发生的外因承担制定良好的社会政策和刑事政策的责任,向后延伸主要对矫正犯罪行为人、安置帮教承担责任;犯罪行为人主要对引发犯罪发生的内因承担刑事责任。国家、社会和行为人只是承担责任的性质和方式不同,行为人承担的是法定的刑事责任,国家和社会承担的是减少、消灭引发犯罪发生的社会、环境因素的责任。如国家制定良好的社会政策减少不公平、不公正因素,减少犯罪诱因,矫正犯罪分子、补偿和安抚被害人等,社会组织做好安抚被害人、安置帮教等。不同的犯罪因素在每一起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和产生的原因力有量的差异,所以,国家、社会和个人对每一起犯罪所应承担的责任便形成一个责任层阶,这个层阶在不同的犯罪中是不同的;当国家、社会和个人根据各自的责任量共同承担责任时便是一体化的责任。根据国家、社会和个人各自的责任量(即各方面专家等根据各项指标,双向匿名大致的评估量)不同,我们就可以依法(如依法缓刑或依法可选择的情况下不用拘役而用管制等)确定对行为人是适用监禁刑还是非监禁刑。如果行为人个体犯罪因素量占到50%[1]以上就说明行为人反社会性犯罪人格较大,就要考虑适用监禁刑,否则,就可以考虑适用非监禁刑。当然,该评估量值也可以作为对将在社区、监狱中服刑的行为人进行分类个别化矫正的依据之一。
  需要说明的是,“层阶一体化责任”主要是从犯罪、刑罚、刑事责任的外围,即主要是从刑事政策和社会政策在预防犯罪、减少犯罪中的价值和意义上提出的,它与罪刑法定原则不会发生冲突,而是在吸收近代刑事社会学派的合理内核后对相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合理贯彻。该责任观主要是以犯罪原因为切入点,分析量化引发犯罪发生的客观外在原因,即国家和社会原因对行为人刑事责任大小的影响。也就是说,国家和社会对引发犯罪发生的外在原因所应承当的责任具有非法定性、非强制性、难以确定性、长期性以及滞后性等,只有在对一定数量的犯罪原因进行量化以及分析归类以后才能进行政策或制度上的调整或改良,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对每一次犯罪中国家和社会责任的量化结果及其比例值大小却可以直接影响到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大小,这不仅有利于从另一个角度把握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大小,而且有利于科学量刑和科学矫正犯罪行为人,节省各方面资源,实现国家、社会、犯罪行为人和被害人利益最大化,使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在刑法规定的范围内得到合理的实现。可以说是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与国家、社会从政策和制度上减少未然犯罪因素的责任以及科学矫正和合理安置已然犯罪行为人责任之间紧密衔接的一种责任观,是行为人刑事责任前后延伸所形成的一种国家社会责任。
  另外,“层阶一体化责任”不同于刑法上的团体责任,团体责任是一种刑事责任主体的横向扩张,具有浓厚的主观主义色彩;而层阶一体化责任是不同领域、不同性质责任之间的一种合理衔接和互动。“层阶一体化责任”中的“责任”具有两层不同的含义,就犯罪行为人而言,是一种法定的、必然的责任,具有特定承担主体;就国家和社会而言,是一种制度、政策意义上的责任,是一种建议国家和社会根据一定时期内引发犯罪的内外因量化比例,去科学认识和合理对待并去积极承担的责任,并不具有强制性和必然性。关于行为人、国家、社会(包括被害人)之间责任量确定的“指标”和“标准”,下文中将给予最大可能较为科学、合理的论述。
  层阶一体化责任提升了犯罪外因在犯罪发生中的作用以及对行为人刑事责任量的影响作用,可以纠正以往司法实践中强调犯罪发生的内因而忽视外因的不当之处,对于国家和社会制定正确的刑事政策、社会政策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近代刑事社会学派大师,德国学者李斯特曾提出:“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这实际上也是在重视和强调引发犯罪发生的外因,制定良好的社会政策也就意在减少和消灭犯罪发生的社会因素等外因。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二、层阶一体化责任的合理性
  德国著名刑法学家、刑事社会学派的创始人及集大成者李斯特是目的刑与刑事政策的有力倡导者。李斯特认为遗传并不是犯罪唯一的决定因素,在犯罪的个人因素上,一部分是先天的个人性格上的原因,一部分是后天发育和生存命运关系所致;对于自然因素,李斯特主张应该归属于社会因素,即自然因素并非独立于社会因素之外。在承认生物学因素对人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的同时,他认为社会因素对人的犯罪行为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李斯特的犯罪原因观对后世犯罪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成为本文层阶一体化责任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一。因为从一定意义上讲,犯罪中,应受罚者是社会,而不是犯罪者,不良的社会环境是犯罪的培养基地。[2]传统的犯罪观是在刑法规范之内,围绕犯罪行为及其后果的严重程度进行实质判断的犯罪观,往往忽视犯罪行为发生的原因,忽视行为人的反社会人格和人格形成过程,使得犯罪论中行为主义思想远超过行为人主义思想,忽视了行为人犯罪性人格,即人身危险性在自然犯甚至部分法定犯中的出罪机能,导致了行为主义的定罪机制和犯罪圈的扩大化,使得犯罪和一般违法行为的合理界限出现问题,无法体现刑法的谦抑思想,给司法裁判和刑罚的执行都造成一定的困惑,犯罪行为人成了一般预防的手段,违背了康德关于人只能是刑罚的目的而不能是刑罚手段的理性法哲学观,因为一个人永远不应该仅仅作为一种服从他人的目的的手段。[3]如发生法律和道德冲突的“大义灭亲”行为在我国是作为犯罪行为处理而不是作为一般违法行为处理。再如河南省卢氏县杜光镇农民崔某,家父在床瘫痪一年有余,母亲是聋哑人,哥哥外出打工几年无音讯,生活重担全部压在崔某一人肩上。1999年3月某日,因家中无钱买药,情急之下想起小学老师李某所收学费放在其办公室抽屉里。崔某便于当天夜里与男友荆某携带工具撬开李某办公室盗走现金950元。河南省卢氏县人民法院以盗窃罪判处被告人崔某拘役4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4]从本案被告人崔某的家庭情况和犯罪动机以及盗窃的数额来看,无法表明崔某具有犯罪的危险人格,作为犯罪处理完全没有必要,而作为一般违法行为来处理更合理、更人道、更经济、更具有社会效果。法院的判决只会使崔某的家庭雪上加霜,增加更多的社会不稳定因素,除了司法体制因素外,这只能说明传统犯罪观的社会本位主义、行为本位主义、以及刑罚观的一般预防主义思想浓厚,而个人权利意识淡薄。这种观念会成为非监禁刑适用的一大阻力。
  从传统的道义责任观考察,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以自由意志为前提的道义责任论或多或少忽略了犯罪发生的因果制约机制和过程,特别是忽视了社会环境等外在于主体的因素在犯罪过程中的重要诱发作用,如严重的社会不公、巨大的贫富差距等。这样容易把犯罪的责任全部归咎于犯罪行为人本人,从抽象的占统治地位的道义标准上谴责行为人;更多地从行为人出发关注预防和减少犯罪的发生,忽视了国家、社会对很多犯罪的发生所应该承担的不合理制度责任和不公平政策责任等;在应对犯罪的问题上无法做到对犯罪原因全面、透彻的认识;在看待犯罪发生原因的顺序问题上难以作到先外因、后内因,先社会、后行为人;难以从观念上实现从社会本位向个人本位的转变,从而难以作出并接受科学的人本主义犯罪预防对策,难以重视和扩大非监禁刑的立法、适用和执行。
  从刑罚观考察,我国目前的刑罚观主要还是侧重于古典学派的报应刑罚观。首先,这种刑罚观容易忽视刑罚的功利属性,而刑罚的功利性正是人本主义刑罚观符合人性化的基本要求和价值取向。该刑罚观也容易把正义看作是刑罚的主要价值追求,从而容易将正义和功利绝对地对立起来,实际上,随着经济、科技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两者的对立会越来越缓和,从一定意义上讲,正义本身也是一种功利的表现,是满足一定时代一定人群心理需要的表现。其次,这种刑罚观也容易重视刑罚的一般预防,把惩罚犯罪行为人作为达到预防他人犯罪的手段,导致刑罚立法、适用的畸重,即重刑主义。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忽视行为人反社会人格较小甚至很小情况下的出罪机能,会出现牺牲个人权利而保护社会的不理性、不人道现象。最后,这种以报应已然犯罪为主的刑罚观,由于多少忽视了行为人的反社会人格及其形成机制,因而不利于刑罚特殊预防和刑罚个别化的实现,从而会在一定的程度上排斥非监禁刑的适用,成为行刑社会化、刑罚非监禁化的又一观念障碍。
  总之,我国目前的犯罪责任观和刑罚观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要真正作到人本主义科学刑罚观的树立和发展,就有必要全面、充分认识犯罪发生的原因和内外因的作用机制,并且要以尊重行为人及其个性作为逻辑的起点,先尽最大可能性减少甚至消灭引发犯罪发生的社会环境等外在因素,犯罪必然会减少很多;只有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下,犯罪发生的主体因素,即内因才成为我们关注的主要因素,根据其犯罪性人格的特点以及后天形成过程进行个别化的教育与矫正便成为减少和预防犯罪的主要措施。这是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刑罚观在认识论上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正确对待犯罪行为人、确保非监禁刑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观念基础。
  三、层阶一体化责任的正当性
  首先,层阶一体化责任从方法论上考察是一种系统论的犯罪责任观。系统论的核心思想是系统的整体性观念。贝塔朗菲强调,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或简单相加,系统的整体功能是各要素在孤立状态下所无法超越和无法具备的。亚里斯多德“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名言正好说明系统的整体性功能大于各组成要素功能之和。贝氏认为要素性能好,整体性能不一定好,系统中各要素不是孤立地存在着,每个要素在系统中都处于一定的位置上,起着特定的作用。要素之间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要素是整体中的要素,如果将要素从系统整体中割离出来,它将失去要素的作用。很明显,系统论的基本理念可以概括为:整体观、要素论、联系观(关系论或结构论)、动态发展观以及和谐一致观等。联系观认为,事物之间的联系是普遍的、具有层次结构的;发展观认为,事物在联系中相互作用、协调共生、无限发展。可见,系统论与辩证法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5]
  如果将犯罪发生的原因要素与预防减少犯罪的方法对策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就是要建立起人本主义的犯罪原因、犯罪责任以及犯罪预防系统论,如果承认犯罪的发生是由主客观内外因素共同系统合力作用,突破行为人的最大承受力而导致的极端反社会、反法律行为,那么犯罪行为的责任承当以及犯罪行为的预防和减少也应该是一个系统的合力才会产生良好的效果。在具体的犯罪中,各犯罪原因要素之间形成一个具有层次结构的动态整体性系统,其中,犯罪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政策、环境等外在原因是一个层次;犯罪发生的个体生理、心理、人格因素是另一个层次。这两个层次以及层次中的各要素因具体犯罪发生的不同情况而发挥的原因力是不同的,因而其层次和要素的排序是动态变化的。当外在因素是引发犯罪发生的主要原因时,则外因因素属于第一个层次;否则,内因因素为第一个层次。各层次中的要素排序亦同。如前文提到的盗窃犯崔某,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家庭环境等外在因素是引发犯罪发生的主要因素,属于第一层次;而其反社会性人格和犯罪心理等内因因素则是次要因素,甚至是可以忽略的因素,因而属于第二层次。这种层次结构划分的意义在于分清国家、社会和行为人对犯罪所应承担的各自的责任量,有助于我们较为准确地把握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为是否对行为人依法适用非监禁刑的裁断提供一个初步标准,即外因处于第一层次结构中时,应当依法考虑对行为人适用非监禁刑。如上述崔某盗窃案,即使作为犯罪处理也应该适用非监禁刑进行社区矫正。根据“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即系统的整体性功能大于各组成要素功能之和,那么犯罪原因各要素所独立发挥的引起犯罪发生的原因力之和要小于各要素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整体原因力。因此,在犯罪发生的机制中,任何一个诱发因素都不可轻视,要尽量消减各种犯罪诱因避免它们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作用的系统合力。如上述盗窃案中的崔某,如果消减任何一个可以改变的外在因素都可以阻止犯罪系统合力的形成而不会发生犯罪问题。如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健全或生活重担不是全部压在崔某一人肩上,而是由自己、母亲、哥哥共同来承担的话,即使家庭贫穷、父亲病床一年等都不至于导致崔某的失足。而正是家父在床瘫痪一年有余,母亲是聋哑人,哥哥外出打工几年无音讯,生活重担全部压在崔某一人肩上,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没有落实等之间相互作用、形成一个系统的合力,摧跨了崔某一个女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才引发了犯罪。如果从人本主义的犯罪原因、犯罪预防以及犯罪责任系统论思想出发,从尊重个性出发,从人类幸福快乐最大化出发,应该首先考虑消除引发犯罪发生的外在因素,其次才是矫正主体人格心理等内在因素,即在社会容忍的最大限度内尊重个性、尊重自由。因此,犯罪行为人与国家、社会共同承担性质不同的责任在预防和减少犯罪方面符合系统论整体大于部分的作用原理,比起道义责任论基本由犯罪行为人单独承担刑事责任,其预防和减少犯罪的社会法律效果要更好。
  其次,层阶一体化责任也是一种符合信息论和控制论的犯罪责任观。作为系统论自然延伸的信息论和控制论,本身就是一种系统论的表现形式。[6]其中信息论是将信息的传递作为一种统计现象来考虑,给出了估算通信信道容量的方法。信息传输和信息压缩是信息论研究中的两大领域。这两个方面又由信息传输定理、信源、信道隔离定理相互联系。[7]层阶一体化责任观所建立的犯罪因素动态层次结构以及由其决定的国家、社会和行为人责任量,所反映出的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程度,有助于国家和社会及时获得犯罪原因统计信息、及时发现制度、政策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作出调整。因此,层阶一体化责任能够保证国家、社会、行为人之间犯罪原因信息和应对犯罪措施信息方面交换的畅通和良性互动,其一方面可以避免传统的重刑观念对社会问题的遮掩,另一方面为非监禁刑的适用提供了一个基本的依据。层阶一体化责任在国家、社会和行为人之间所带来的信息交
换和互动,对于国家协调社会、被害人、行为人之间的正常和谐关系,对于预防和控制犯罪数量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完全符合控制论和协同论的一般规律。
  最后,从正当性方面考察,层阶一体化责任是具有充分的正当性依据的犯罪责任观。
  第一,层阶一体化责任不仅能为非监禁刑的立法、司法以及执行提供一个思想观念上的合理依据,而且能为科学、文明、人道的刑罚观确立提供一个合理前提和依据。因为该犯罪责任观较充分、全面地对犯罪的原因及其应承担责任的主体进行了关联性思考,对犯罪就应该由犯罪行为人来承担责任的传统犯罪责任观提出了质疑,以期对传统的犯罪责任观进行反思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第二,层阶一体化责任是一种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人本主义犯罪责任观。一方面,它透过犯罪行为向前延伸去关注犯罪行为人之所以实施犯罪行为的原因,区分引发犯罪发生的内因和外因,而为犯罪责任的分担找到了原因依据,即内因是对行为人进行非难的依据,外因是对国家、社会进行“非难”[8]的依据,这是尊重行为人及其人格的逻辑起点。另一方面,它透过犯罪行为向后延伸去关注对行为人适用刑罚的轻缓化和社会化等正当性问题,去关注对行为人的教育和矫正以期行为人能够顺利回归社会。
  第三,层阶一体化责任是注重刑罚经济和刑罚效益的功利主义犯罪责任观。它的终极目的是在尊重犯罪行为人的基础上使国家、社会、被害人、行为人之间的利益达到最大化,提倡人道的非监禁刑以避免监禁刑的诸多弊端,实现行为人利益最大化;关注刑罚的经济性和有效性以节约司法资源和狱政支出,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关注行为人的行为和心理矫正以帮助其顺利回归社会,不再危害社会,实现社会的和谐与利益最大化;关注对被害人的心理安抚和物质补偿以弱化其报应和报复心理,实现被害人的利益最大化。
  第四,层阶一体化责任的正当性还在于它具有规范的纬度。为了避免非监禁刑适用和执行的任意性,根据层阶一体化责任的评估值适用非监禁刑必须以法律的明确规定为前提,如果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则不得适用,这是在层阶一体化责任观上坚持了罪刑法定原则。如果根据评估值适用非监禁刑找不到刑法依据,则可以发现刑法立法的不足,从而促进刑事立法的完善。如绑架罪法定最低刑为5年,对于情节极其轻微的绑架罪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适用缓刑外,无法适用或难以适用非监禁刑(绑架罪的场合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几乎不存在)。再如盗窃罪的第一个法定刑幅度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如果行为人犯盗窃罪符合适用非监禁刑的评估值,那么,就要适用缓刑或者管制或者单处罚金而不判处拘役或者有期徒刑的实刑。
  四、层阶一体化责任评估值的形成
  层阶一体化责任不仅是一种犯罪责任观,也是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践观。由一定数量的专家、司法工作人员组成的评估组对行为人具体个案犯罪的外因(间接原因)和内因(直接原因)根据给定的各个指标和分值范围,确定一个具体的外因总分值和内因总分值,再根据外因总分值与内外因分值相加后分值的比率(0~1之间)初步确定是对行为人依法适用监禁刑还是非监禁刑,如果比率等于或大于0.5则应当考虑对行为人依法适用非监禁刑。用公式表示:R = E/(E + I)。其中,R表示罪因或罪量的比率,E表示犯罪外因总量,I表示犯罪内因总量。层阶一体化责任中评估值的形成主要采用了外因、内因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由于不同个体犯罪原因在犯罪形成机制中的复杂性和不平衡性,其实践的准确性有多大,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对适用了内外因评估量表而被判处缓刑等非监禁刑的调研对象进行长期的跟踪研究和再犯率统计并与没有适用量表的对比组进行再犯率比较,并根据跟踪对比结果调整量表中评估因子(评估项或评估指标)的权重值。
  评估的决定权以及与犯罪相关的内外因调查机构,就目前司法实践的运转程序和具体情况而言,是否对犯罪行为人需要形成层阶一体化责任评估值,应该在人民法院立案后(包括自诉案件和公诉案件)由人民法院决定并召集相关专家、司法人员根据侦查机关或司法行政机关提供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犯罪内外因调查表进行评估。与犯罪相关的犯罪内外因基本情况由公诉案件的侦查机关以及有关司法行政机关(自诉案件)负责组织调查提供。
  司法、专家评估委员会由法院审判委员会成员1人(如果是该案件合议庭的审判人员的话,应该回避,避免审理中的先入为主)、犯罪心理学家或学者1人、犯罪学专家或学者1人、社会学家或学者1人、有社区矫正经验或监狱矫正经验的专家或工作者1人组成。如果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是女性,那么评估委员会中应该有女性专家或学者参加,他们根据有关机构提供的行为人犯罪内外因调查资料进行双向匿名(犯罪行为人与评估委员会成员之间)评估,形成犯罪外因量表(EFT)和犯罪内因量表(IFT)。[9]对于量表中每一项指标的量值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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