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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
相对刑事责任范围的方法误读与澄清
【英文标题】 Revisited that the Scope of Responsibility on Relative Age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Persons
【作者】 赵春玉【作者单位】 云南大学法学院
【分类】 刑法总则
【中文关键词】 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罪名;行为;构成要件
【文章编码】 CN53-1143/D(2016)05-13-007【期刊年份】 2016年
【期号】 5【页码】 13
【摘要】 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在司法实务上存在相互矛盾的情形,在理论上存在行为说和罪名说之争。但无论是行为说还是罪名说,都不能有效地解释其责任范围,罪名说颠倒了大前提和结论,通过偷换概念得出合理结论;行为说将大前提视为小前提,扩大了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事实上,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既不是罪名,也不是行为,而是刑法分则上作为不法类型的构成要件,是限制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的大前提。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8282    
  
  我国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已满十四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在该规定中,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的责任范围在理论上存在“行为说”与“罪名说”之争。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相关解释,以及实务部门对相关具体案件的裁判,对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的责任范围的理解都存在严重的分歧。在罪刑法定原则的背景下,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的责任范围与如何理解刑法第17条第2款中规定的“犯……罪”的性质有关。然而,无论是行为说抑或罪名说都难以做出有效的解释,对其讨论都偏离了问题的实质。
  一、实务矛盾及理论分歧
  成文法是正义的文字表述,要对相同案件作相同处理,对相似案件作相似处理,对不同案件作不同处理,决不能自相矛盾,否则将有损刑法的正义性。[1]然而,在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的责任范围的认定上,无论具体案件的司法裁判,还是有权机关做出的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都存在相互矛盾、彼此冲突的情况,造成司法实务和理论的极大混乱。
  (一)实务矛盾
  案例一,被告人姜某(15周岁),乘被害人孙某不备,抢夺孙某手中价值3777元(人民币)的手机。之后姜某乘出租车逃跑,孙某乘出租车紧随其后,到某交叉路口时,姜某下车逃跑,并用路旁的水泥砸向协助抓捕的出租车驾驶员严某的头面部(轻伤)。[2]
  案例二,被告人王某(14周岁),发现被害人戴某家门虚掩,遂潜入戴某家中盗取价值2728元(人民币)的项链两根、项链坠一个,后被戴某发现并将其挡在室内。王某为了逃离现场,当场将戴某头部、手部咬伤(轻伤)。[3]
  在案例一中,法院认为姜某的行为符合刑法第269条规定的抢劫罪的构成要件,判处姜某犯抢劫罪。[4]在案例二中,法院认为王某的行为虽然符合了第269条规定的转化犯的客观构成要件,但根据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规定,王某属于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对盗窃行为不负刑事责任,盗窃之后为抗拒抓捕当场使用暴力行为的,不构成抢劫罪,判决王某无罪。[5]从实质上来说,上述两个案件属于相同案件。基于一般正义原则,在定性(定罪)上,对相同的案件应当相同处理。然而,上述两个案件的判决彼此冲突,相互矛盾,违背刑法正义的基本要求。
  (二)理论分歧
  在理论和解释上,全国人大、最高司法机关和理论界对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的责任范围的理解也存在重大分歧。在对刑法第17条第2款的理解上形成了罪名说和行为说之争。
  1.罪名说
  (1)严格罪名说
  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在什么范围内承担刑事责任,1979年刑法第14条第2款规定:“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人,犯杀人、重伤、抢劫、放火、惯窃或者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在该款规定中采用了“列举+概括”的立法模式,使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的刑事责任范围是极其宽泛的,为了限定其责任范围,1997年刑法将上述规定修改为现行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规定。于是学界有观点认为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规定是指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罪、强奸罪、抢劫罪、贩卖毒品罪、放火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等八种故意犯罪,突破这八种具体的故意犯罪要求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承担刑事责任,是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6]例如,有观点认为,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在绑架过程中杀害被绑架的人,既不能按照绑架罪,也不能按照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7]换言之,只有严格符合刑法第17条第2款所规定的具体罪名的才能要求其承担刑事责任,否则即便实施的行为完全符合故意杀人却又存在超出故意杀人范围要素的,都不能要求其承担刑事责任。
  (2)相对罪名说
  主张相对罪名说的观点认为,根据“犯……罪”文义解释以及刑法17条第2款的立法精神(既要保护社会又要保障人权),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是指八种具体犯罪(罪名),但八种罪名并不需要严格地限定在八种罪名所对应的基本规定上,只要所实施的行为能够涵括八种具体的犯罪都属于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例如,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罪,不仅包括刑法第232条、第234条规定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罪;也包括法律拟制条款规定的“依照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定罪处罚”的情形。例如,在刑讯逼供中致人死亡的,依照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还包括想象竞合中包含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的情形。例如绑架过程中杀害被绑架人的,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成立故意杀人罪。[8]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实际上采取的就是相对罪名说。[9]
  2.行为说
  (1)扩张的行为说
  全国人大法工委2002年《关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的答复意见》规定:“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八种犯罪,是指具体的八种犯行为为而不是具体罪名。……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绑架后杀害被绑架人,拐卖妇女、儿童而故意造成被拐卖妇女、儿童重伤或死亡的行为,依据刑法是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在该《意见》中确立了刑法17条第2款规定的是行为而非具体罪名的优势地位,但该《意见》只是概括性地说明“依据刑法是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没有明确应当确定为何种罪名,或者适用何罪的犯罪构成。最高人民检察院2003年《关于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问题的答复》中指出:“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实施了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行为,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其罪名应当根据所触犯的刑法分则具体条文认定。对于绑架后杀害被绑架人的,其罪名应认定为绑架罪。”这一规定将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无限度地扩张,超出了其责任范围。但这种观点却处于通说地位。
  (2)限制的行为说
  该观点认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答复》的结论是不正确的,违背了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精神。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依照刑法第17条第2款确定罪名,定罪处罚也是不正确的,因为罪名只能根据刑法分则确定,不能根据刑法总则确定,只是对于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的罪名的确定不能超出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评价范围,超出的部分不予评价。例如,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在绑架过程中杀害被绑架人的,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对绑架行为不予评价。但是在出现法律拟制的规定的情况下,却认为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不对拟制规定的犯罪承担刑事责任。例如,有学者认为,在事后抢劫中,虽然以抢劫罪定罪,但其本身不属于抢劫行为。所以,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不对事后抢劫等拟制型抢劫承担刑事责任。[10]在该种观点看来,凡属于拟制规定的犯罪,其本身都不属于基本规定的范畴,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只对基本规定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限制了其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
  不管是主张罪名说抑或行为说,由于没有统一的判断标准,都不能清晰地划定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的责任范围。例如,罪名说以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罪名作为划定的标准,实际上是采用司法的标准取代立法上的确立的犯罪构成,错误地理解了成立犯罪的大前提。再如,行为说以犯罪构成中的一个要素(行为)作为划定的标准,实际上混淆了犯罪成立的构成要件要素和犯罪构成,将下位概念作为上位概念适用。
  二、方法误读:罪名说与行为说反思与批判
  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在什么范围内承担刑事责任,由于罪名说和行为说选取的参照事项存在问题,都难以有效地解释和划定其责任范围。
  严格罪名说把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严格限定在八种具体的罪名上是固定化思维的表现,把那些完全充足故意杀人等八种犯罪构成的行为排除。例如,年满15周岁的人绑架他人之后并杀害被绑架人的,虽然不能成立绑架罪,但其本身却充足了刑法第232条规定的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否定其成立故意杀人罪明显是不合适的。严格罪名说只是形式化地说明立法者没有将绑架罪规定到刑法第17条第2款中,否定犯罪的成立。[5]这种简单粗暴地把问题抛给立法者的态度实不可取,过于形式化地理解了罪刑法定原则和犯罪构成之间的关系。事实上,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对绑架杀人承担刑事责任仍然能够充足故意杀人的犯罪构成,并没有违背罪刑法定原则。
  相对罪名说虽然在结论上是正确的,但是其理由存在疑问。有学者认为将“犯……罪”解释为“罪名”是符合文义解释的。[11]例如,有学者认为,如果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是行为,那么立法上应当采用“实施……行为”。[12]本文认为,这种观点同样是形式化的。首先,就刑事立法而言,真正存在的只有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时所规定的各种犯罪类型,并没有所谓的罪名,所以立法上规定的“犯……罪”不可能指向罪名,而是指向刑法分则上具体犯罪构成。罪名是由司法机关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确立的,并且罪名只有在刑法分则中才能确立,而非通过刑法总则确立的。其次,在绑架被害人并将其杀害的场合,如果认为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是罪名,那么是没有理由将其认定为故意杀人罪的,仍然应当是绑架罪。[13]但罪名说并不否认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对此行为也成立故意杀人罪,其实是通过偷换概念实现的,把罪名等同于犯罪构成并作为大前提,把具体行为作为小前提,最后得出结论,即第17条第2款规定的只能是罪名。[14]这其实是典型的循环论证思路。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是必须通过刑法分则确定的大前提,而罪名说既将其作为大前提,也将其作为结论。其并不是对罪名说的贯彻,而是对构成要件或规范行为的贯彻。例如,在通过决水的方式杀人的场合,如果年满16周岁,则构成决水罪与故意杀人罪的想象竞合犯,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则只评价为故意杀人罪。最后,罪名说认为,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规定为罪名是符合立法保障人权的本意或立法精神的。[15]暂且不论是否存在立法本意,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规定是否能够保障人权并不是其规定是否是罪名能够确定的,用立法本意推广罪名说,其实就是一种“托古改制”的心态。事实上,一个法律规定能否保障人权与确定为何种罪名没有什么关系,关键在于立法时确立的犯罪构成。并且,也不能打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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