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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证据不足不起诉的刑事赔偿问题研究
【英文标题】 The Research on the issue of Criminal Compensation in Nol Pros for Insufficiency of Evidence
【作者】 周国均王树全
【作者单位】 《中国法学》杂志社 河北省崇礼县人民检察院
【分类】 法律经济学【中文关键词】 不起诉;证据不足;刑事赔偿
【英文关键词】 Nol Pros;Inefficiency of Evidence;Criminal Compensation
【文章编码】 1000—0208(2002)05—100—15【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2年【期号】 5
【页码】 100
【摘要】

公诉是国家追诉犯罪的一种法律程序,公诉制度包括起诉和不起诉两种。不起诉可分为法定不起诉、不视为犯罪不起诉、证据不足不起诉三种类型。证据不足不起诉是我国修订刑事诉讼法时新增加规定的一种不起诉情形,其法律属性是:对被不起诉人推定的无罪性;停止刑事诉讼有一定的相对性;处分的程序性,兼有实体性的因素。对于因证据不足不起诉被羁押的人,理应实行“以赔为原则,不赔为例外”的做法予以处理,证据不足不起诉的刑事赔偿与民事赔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以及行政赔偿之间,既有一定的联系,又有明显的差别。

【英文摘要】

Public prosecution is a kind of legal procedure for a state to prosecute crimes,which is composed of prosecution and nol pros Ncl pros can be categorized as statutory nol pros,the nol pros due to not regarding it as a crime,and the nol pros for insufficiency of evidence The nol pros for insufficiency of evidence is newly added situation of nol pros in the revised criminal procedure law of China Its essence at law is that a nol prosee is presumed not guilty,there is certain relativity in stopping criminal proceedings,and in dealing with cases there are procedural factors as well a.s substantial factors To those who were held in custody due to the nol pros for insufficiency of evidence,the method of“compensation in principle and no compensation as an exception”should be taken Among the criminal compensation in nol pros for insufficiency of evidence,civil compensation,civil compensation attached to criminal cases,and administrative compensation,there is certain relationship and obvious differences as well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672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起诉制度,分公诉和自诉两种,在起诉模式上,以公诉为主,自诉为辅,也就是说,我国绝大多数刑事案件是通过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公诉制度包括起诉和不起诉两种,不起诉是检察机关通过检察官代表国家行使公诉权的一种行为方式。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活动,是刑事诉讼程序的一个重要过滤机制,不仅可以及时发现侦查工作的漏洞和错误,而且能够适时停止不应起诉和不必起诉的案件诉讼活动.这对于维护涉案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高公诉的案件质量以及诉讼效益均有重要意义。1996年我国修订刑事诉讼法,为了体现“无罪推定”精神,解决诉讼中存在的“疑罪从有,从挂”的现实问题,第140条第4款规定了“证据不足不起诉”的情形,但是,1994年5月12日,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并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中,却没有对类似情形的刑事案件是否应当赔偿作出规定。目前,对检察机关作出“证据不足不起诉”案件中被羁押的被不起诉人,国家应否给予赔偿,学术界和实务界均颇有争议,认识不一,鉴于此笔者略抒己见。
  一、证据不足不起诉的基础法理探析
  欲正确认识一事物,离不开对其内涵和外延的客观全面的把握,对于证据不足不起诉的刑事赔偿问题的认识也同样如此,必须首先对该类不起诉的一般法理作一番透视分析。
  (一)不起诉的概念及其分类
  概念是人们对一事物认识不断深化的积淀。它既是理论探讨的起点,又是学术考证的基点,对不起诉的科学界定,无疑对深入研究该制度意义重大。近年来,学界对不起诉的定义颇多,表述上也不尽一致,现择其要者,不妨作如下归纳与表述:所谓我国的不起诉,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和自行侦查终结的案件进行审查后,经确认,对符合法律规定不应或者不必追究刑事责任情形的犯罪嫌疑人,依法决定不将其交付审判,停止诉讼活动的一种法律制度。简言之,不起诉决定,是检察机关依控诉职权对犯罪嫌疑人作出停止追诉的无罪处分。有关不起诉概念中体现停止程序的效力用语,学界有不同的表述,多数学者使用“终止”;也有的学者使用“中止”{1}(P.79);还有的学者使用“终结”{2}(P.46){3}。笔者认为,使用“停止”一词,或许更为合理恰当。理由:第一,单纯使用中止、终止或终结,都有一定的缺陷。“刑事诉讼中止”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由于发生某种情况影响诉讼的正常进行而将诉讼暂时停止,待中止的情况消失后,再恢复诉讼的制度。”{3}(P.260)。“刑事诉讼终止,是指在立案后至判决生效以前,因发生某种情况使得诉讼不应当或不需要继续进行而中途结束诉讼的制度。”{4}(P.262)“中止”一词,反映了程序停止的暂时性、相对性和不确定性,不足取;“终止或终结”体现了停止程序的确定性、终局性和绝对性。这对于维护不起诉决定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以及防止“滥用公诉权”不无积极意义,但与现实不起诉停止程序效力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相对性不合。而使用内涵丰富的“停止”一词,就可避免上述的不足,更好地反映不起诉效力的特征,它不仅是“中止、终止和终结”题中应有之意,而且囊括三者之不同情形。第二,“停止一词不是刑事诉讼中的专有名词,但这恰是其优势所在,使用该词表述,不仅符合法律大众化发展趋势的要求,而且更便于人们对不起诉的理解。
  不起诉的分类,是指对诸种不起诉的情形,依据它们各自的特点,经过分析、比较和论证后所进行的分门别类。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对不起诉制度深入研究和考证。我国刑事诉讼法用2条3款分别规定了三种不起诉适用的情形,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具体不起诉的称谓不一,归类亦有差别。称谓上,对《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1款规定的不起诉,有的称之为“法定不起诉”;有的称之为“绝对不起诉”;有的称之为“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不起诉”。对《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规定的不起诉,有的称之为“酌定不起诉”;有的称之为“相对不起诉”;有的称之为“裁量不起诉”;有的称之为“不视为犯罪不起诉”;有的称之为“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不起诉”。对《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4款规定的不起诉,有的学者称之为“相对不起诉”;有的称之为“存疑不起诉”;有的称之为“不便于追究不起诉”;有的称之为“证据不足不起诉”。分类上,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为二分法。以检察机关有无不起诉裁量权为标准,将三种不起诉情形高度概括为两类不起诉:一类是法定不起诉,另一类是酌定不起诉。但对刑事诉讼法140条第4款规定的不起诉归属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将其归于酌定不起诉{5}(P.31);有的学者将其系属于法定不起诉{6}(P.236—238)。第二种观点为三分法,这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不起诉类型较多使用的划分方法,即按照刑事诉讼法三个条款所规定的不同情形,将不起诉相应分为三种。第三种观点为四分法,即在三分法的基础上增加一类:既无犯罪事实,又无一般违法行为的无罪不起诉。“新刑事诉讼法虽然未作明文规定,但从国家赔偿法有关规定和司法实践来看,这种分类是可以成立的。”{7}(P.13)
  上述对不起诉类别的理论概括均有合理之处,并对理论和实务不无积极指导意义,但在一定程度上又存有不足,称谓上有失严谨,譬如,“存疑不起诉”中的“存疑”,理应包括是否有罪和此罪与彼罪两个方面的存疑,对于后者,则应起诉。故用“存疑不起诉”称谓《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4款规定的不起诉,容易产生误解,而用“证据不足不起诉”称谓能更贴切概括该法条意旨。在分类方法上三分法和四分法均缺乏统一的分类标准,且四分法中新增加一类不起诉,如果作为一种立法建言尚可,值得肯定,但作为现实的一类不起诉未免于法无据;二分法中有统一的分类标准,可以说深化了不起诉的分类,但就“证据不足不起诉”而言,检察机关有无起诉与否的裁量权,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立法上使用了“可以”一词,同时,就证据不足本身而言,审查起诉的检察官在法定的范围内是享有广泛裁量空间的,并且审查起诉至开庭审理期间,以及庭审过程中,证据的充分性和证明力尚存在一定的变数,这些表明,检察机关在该问题上是享有酌定权的。通过上述分析,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现行规定,结合指导起诉的两大原则,对法条中规定的三种不起诉情形,作如下归类表述也许更适宜。
  1.法定不起诉
  法定不起诉,是指检察机关查明不构成犯罪或依法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应当作出的不起诉。即依据刑事诉讼法142条第1款对符合刑事诉讼法15条规定的6种情形之一而作出的不起诉。这是起诉法定主义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直接反映。该类不起诉可以抽象为“犯罪情节显著轻微,依法不构成犯罪不追究”和“有犯罪事实亦构成犯罪,但依法不应追究”,在诉权上表现为不具有诉权或诉权依法已丧失,检察机关对此没有任何的酌定余地。故又称之谓强制不起诉,它与酌定不起诉相对应。该类不起诉的适用条件是刑事诉讼法15条规定的6种情形:即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案件,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犯罪嫌疑人死亡的;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谁敢欺负我的人

  2.酌定不起诉
  酌定不起诉,是指人民检察院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和第140条第4款的规定,经全面、综合考虑案件的具体情况,作出不起诉决定,停止刑事诉讼的活动。酌定不起诉是相对法定不起诉而言的,是在可以起诉也可以不起诉的两种形式中斟酌之后决定选择不起诉。这是起诉便宜主义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具体体现。按照立法规定的不同情形的特点,该类不起诉又可作二级分类,即“不视为犯罪不起诉”和“证据不足不起诉”。
  (1)不视为犯罪不起诉,是指检察机关对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案件,斟酌具体情况后,作出停止诉讼活动的不起诉决定。即《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规定的不起诉。由于该类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已构成犯罪,且符合起诉条件,故在诉权上,检察机关拥有完整的诉权,既可以推动程序前进,提起公诉,但也可以放弃诉权,停止追诉。也就是说,起诉与否,公诉机关在全面综合考虑案件的具体情况后有权作出选择,享有自由裁量权。我国现行立法对该类不起诉适用的条件规定,可以理解为:犯罪情节轻微是适用不起诉的前提条件,在满足这一条件的前提下,符合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条件时才能适用不起诉决定。
  (2)证据不足不起诉,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移送起诉和自行侦查终结的案件,经过补充侦查,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从而决定不将其交付审判,可以停止诉讼活动的一种处理决定。在诉权上,该类不起诉的案件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尚不具有完整具体化的公诉权,表现为诉权的暂时欠缺。案件的处理上,是“疑罪从无”原则精神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直接体现和反映,可以说这是其区别于其他不起诉情形的特色所在。值得指出的是,无论从现行立法的规定,还是从“证据不足”动态演化的角度来讲,对该类不起诉,检察机关享有起诉与否的选择权,但基于对“人权保障”和“疑罪从无”原则的贯彻执行的考量,实务中干警素质的顾虑,以及证据演变的概率难以掌握等因素来审视,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活动中处理“证据不足”案件上,应当严格控制“可以起诉”的选择权,理应以不选择为原则,以选择为特例,否则,势必重蹈“疑罪从有”、“滥用公诉权”之覆辙,进而使“疑罪从无”原则精神陷于虚化境地。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4款的规定:“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证据不足不起诉的作出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二者缺一不可。一是程序条件,即案件必须经过补充侦查;二是实体条件,即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构成犯罪。为了准确理解和把握此条件,以指导司法实践,下面作一简要分析和归纳。
  证据不足不起诉的程序条件——“补充侦查”问题。“经过补充侦查”是该类不起诉的法定必要条件,但立法及其有关司法解释,并未对补充侦查的次数和由哪个机关进行作出明确规定,致使学界有不同看法,司法实践中作法也不一,故很有明确之必要。首先,补查次数不以两次为必要。刑事诉讼法正是基于解决以往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多次退查,对犯罪嫌疑人超期羁押、久拖不决的问题,明确规定了证据不足不起诉。虽然《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3款规定“补充侦查以二次为限”,但并没有规定必须经过两次补充侦查后才能作出证据不足不起诉,这仅是对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过程中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的次数限制,即退回补充侦查最多不得超过二次。况且,《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86条第2款也对此作出规定,“作出不起诉决定前应当根据案件情况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确定补充侦查的次数。”据此,如果人民检察院对第一次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经审查认为没有必要再次退回补充侦查或者退回补充侦查已无实际意义,完全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其次,刑事诉讼法140条第2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对于需要补充侦查的,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也可以自行侦查”。从法条的规定来看,由哪个机关进行补充侦查并未作限制,但该条款有忽视可能补充不清不起诉之虞,从证据不足不起诉出发,应当确立以公安机关进行补充侦查为原则,而以检察机关协查为例外的做法。理由是:第一,这样作能避免重复劳动,取得较好的补查效果。公安机关查过该案,熟悉案件的来龙去脉,了解症结所在,且侦查装备和水平一般优于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部门。第二,侦、控分离,有利于贯彻刑诉法关于人民检察院对刑诉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和公、检、法三机关互相制约的原则,从而保证诉讼活动的合法性和案件质量。第三,检察官在证据不足不起诉决定运作过程中,实质上起的是“准司法官”的作用,由侦查部门进行补充侦查,不仅可以缓解控诉部门与侦查部门因不起诉产生的矛盾,也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司法决定的公正性。第四,有利于起诉检察官作好其它审查起诉工作。
  证据不足不起诉的实体条件——“证据不足”问题。“证据不足”是“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唯一原因,也是该类不起诉的唯一实体条件。此处的“证据不足”有其特定的内涵。宏观上,需要明确:第一,“证据不足”仅指证明定罪中构成犯罪的事实证据不足,而不包括“构成何等罪”事实以及与犯罪构成无关的程序事实证据不足,因为“构成何等罪”的量刑事实和程序事实的证据不足不得作不起诉处理,也就是说,“罪疑”适用不起诉;“罪成立,其它疑”,原则上则应起诉。第二,“证据不足”,不仅要求一行为在构成某一重罪事实上证据不足,同时亦要求该行为可能构成轻罪的事实上证据不足。如放火罪与失火罪,故意杀人与伤害罪等等类似犯罪间的转换。第三,“证据不足”是指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单个犯罪事实的证据均不足,如果有其一犯罪事实证据确实、充分,则应当起诉,不能作出不起诉决定。如一个犯数罪或实施多次同一犯罪行为,如果有一罪或一次犯罪行为已查清就可以先将查清部分起诉,未查清部分待查清后再行追诉。第四,“证据不足”,既包括证据数量上的不充分,又包括证据质量上的不确实。“确实”与“充分”是相互依存、辩证的统一。证据的“充分”是“确实”的前提,没有“确实”的“充分”毫无意义,关键在于有较强“证明力”的证据数量。具体实务操作中,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84—条第3款对“证据不足”的确认提供了四项标准:第一,据以定罪的证据存在疑问,无法查证属实的;第二,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缺乏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的;第三,据以定罪的证据之间的矛盾不能合理排除的;第四,根据证据得出的结论具有其他可能性。以上四项标准,第二项是证据本身的短缺,是证据形式上的不足;第一三、四项是证据内在要求上的不足。首先,由于证据本身的短缺,而造成的证据不足,应当从犯罪构成要件来加以分析认识{5}(P.33—36)。犯罪构成包括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和犯罪主观方面。这四个要件对于某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缺一不可,如果四个要件的某个或某个要件中的某项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那么就表明该罪成立的证据不足。第一,证明犯罪的一般客体的证据不足。第二,证明犯罪客观方面的证据不足。其一,证明危害行为的证据不足;其二,证明危害结果的证据不足;其三,证明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证据不足;其四,证明犯罪情节、时间、地点、方法的证据不足。第三,证明犯罪主体的证据不足。其一,证明行为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证据不足;其二,证明行为人刑事责任能力的证据不足;其三,证明特殊主体的证据不足;其四,证明单位犯罪的主体资格证据不足。第四,证明犯罪主观方面的证据不足。其一,证明犯罪故意的证据不足;其二,证明犯罪过失的证据不足;其三,证明犯罪目的的证据不足。其次,证据要求上的欠缺之不足,亦指证据在证明上的不足。根据我国的证据理论和司法实践,刑事证明标准中的证据内在质的要求可归纳为:a.据以定案的每一个证据必须具备真实性、关联性和可采性。b.具有四性的证据体系{8}(P.440):证据要具有相互印证性;证明方向形成一致性;证据锁链达到闭合性;证明结论具有唯一性。证明方向的一致性具体表现为“三个一致”;{9}每个证据的前后一致;证据与证据间一致;全案证据与案件过程和结果一致。如果现有的证据达不到上述要求,就可以认为证据不足。现对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则》中的三种情形逐一分析:其一,据以定罪的证据存在疑问,无法查证属实的。即虽然表面上不存在证据不足,但实质上证据存在疑问,又无法通过进一步侦查予以澄清的情形。这里的“疑问”是指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可采性产生怀疑。同时,又无法查证属实的,属于“证据不足”。其二,据以定罪的证据之间的矛盾不能合理排除的。定罪的证据间存在矛盾,无法排除,必然造成疑罪,检察机关应当本着“疑罪从无”的原则作出不起诉决定;据以量刑的证据间存有矛盾,不能合理排除的,则应本着“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原则”,作出“惟轻”的处理。其三,根据证据得出的结论具有其他可能性的。如果依据证据对案件事实进行判定时,既可这般解释,又可那般解释,既可这样认定,又可那样认定,即证明结论具有其他可能性,不是唯一的,这就说明确认案件事实的证据在量度上达不到要求,或者收集到的某些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则必须经过进一步侦查,若经过补充侦查仍然没有进展,只能停止诉讼,作出不起诉决定。“证据不足”,应不应该、需不需要明确一个下线,笔者认为,明确“证据不足”的底线的现实意义不亚于设立“证据不足不起诉”和“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的制度本身。实务中,已有这样的倾向,“证据不足”,放之四海而皆准,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出于政治的压力或官官相护的考虑,不问有无证据,加以适用,成了解决下台阶案的手段,其中不乏本身就不构成犯罪的绝对无辜者,这不仅没有体现出现代诉讼文明,而且使司法变得更不昌明,使本来保障人权的制度变成了践踏无辜者权益的渠道了。探究“证据不足”的底线,我们应当回到问题的始点,我国的刑事公诉程序始于立案,标准是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这是公安和检察机关进行侦查、收集、调取证据材料的起点。相当于英美法系证明标准第八等“不疑”的要求。按照我国的立案标准,分两个方面:一是发现犯罪事实。是谁实施的,证据是零证据,需要用证据逐步印证犯罪嫌疑人实施了该犯罪行为。二是发现犯罪嫌疑人。这种情形中,犯罪嫌疑人是否实施了犯罪行为,需要立案后固定、收集核实证据予以印证,即使是“现行犯”,如果由于没有及时收集、固定证据,造成灭失,导致“证据不足”,同样按照法律规定作出相应处理,从这一角度讲,此时的证据也可视为刑事诉讼上的零证据。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对强制措施明确提出证据要求的是逮捕标准,即“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是指同时具备下列情形{10}:(1)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2)有证据证明该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3)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有查证属实的。“犯罪事实”既可以是单一犯罪行为的事实,也可以是数个犯罪行为中任何一个犯罪行为的事实。这一标准与英美法系证明标准第五等合理根据相近似。“证据不足”的底线确定,应当尽量减少事实上无辜者的成份为原则,“证据不足”,绝非没有定罪的证据,仅是定罪的证据短缺或欠缺。具体证据要求应当高于立案而低于逮捕的证据要求,不妨作如下设计,“证据不足”的底线是指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1)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2)有证据证明该犯罪事实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3)证明犯罪嫌疑人可能实施犯罪行为的疑虑不能彻底排除,但又有合理的理由怀疑其实施了犯罪行为。
  (二)证据不足不起诉的法律属性
  所谓“属性”,是指“事物所具有的性质特点”。法律属性是从法律层面来认识一法律现象的性质和特点。考证证据不足不起诉的法律属性,主要应从以下三层次来加以认识和把握。
  1.对被不起诉人推定的无罪性
  所有类型的不起诉案件,被不起诉人无论事实上是否实施了犯罪,但在法律层面上均是无罪之人,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也是不起诉决定所具有的共同法律属性。否则既违背“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的诉讼原则,也与现代刑事司法原则“无罪推定”相背离。证据不足不起诉也不例外,在法律意义上是对被不起诉人的一种无罪处理。该类不起诉是依照疑罪从无原则_推定被不起诉人无罪,可以说这是证据不足不起诉区别于其他不起诉情形的特色所在。需要指出的是“推定的无罪”同样产生实体上无罪的效果,这是“疑罪从无”原则的必然要求。
  2.停止刑事诉讼有一定的相对性
  现代刑事诉讼中有一项基本原则,“不告不理”,又称控审分离原则,“指在刑事诉讼中法院只有根据公诉人、自诉人合法有效的起诉,才可以进行审理。未经起诉,法院不能进行审判。”{4}(P.87)据此,从一定意义上讲,无起诉就无审判,起诉意味着刑事审判程序的开始,而不起诉则阻却了审判程序,使刑事诉讼程序就此停止。不起诉决定一经作出,诉讼不再继续进行,这体现了不起诉决定的程序处分性。当前,对这种停止诉讼的效力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在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不起诉决定只具有相对终止诉讼的效力{9}(P.90),另一种观点认为不起诉决定既具有绝对终止诉讼效力的情形,也具有相对终止诉讼效力的情形。[3]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理由如下:绝对与相对是一对对立统一的哲学范畴,离开一定的条件或参照系来单纯地用绝对和相对的字眼评价事物,均有失科学性,相对中有绝对,绝对中也有相对,绝对与相对都是有条件的。况且司法实践是复杂的,一般而言,任何一种不起诉情形,在一定的条件下,都有可能出现绝对停止诉讼或相对停止诉讼的结果。虽然从我国现行立法对不起诉救济程序规定的角度来看,也只能说明我国的不起诉停止诉讼的效力具有一定的相对性,但仅此并不能否认绝对停止诉讼情形的存在。就证据不足不起诉而言,在一定条件下,也存在永远终结诉讼程序的情形,尤其实践中那些“关键证据毁灭或丧失不可复现”的案件,即俗称“死证死案”停止诉讼活动的绝对性表现得更为明显。
  3.处分的程序性,兼有实体性的因素
  “刑事诉权,即代表国家提请法院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权力。这一定义含有三个要素:1.公诉权是一种国家权力,是公诉机关法定职权……。2.公诉权是一种司法请求权,它本身不具备终结性,即最终判定性和处罚性,而是国家刑罚权实现的准备和条件,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它所包含的实体性要求只有通过审判才能最终实现。……3刑事公诉权是一项犯罪追诉权。……”{6}(P.220—221)据此,公诉权与同为公权力的行政权和司法权有本质性的区别,公诉主体原则上无权利用公诉权对实体法律关系问题进行处置。也就是说,公诉权应当是一种程序性的诉讼权,其中包含的对人的程序性处置和对物的处置,仅是为了实现实体权利判定与处置所采取的临时性措施,但当公诉机关运用公诉权对案件决定不起诉时,难免涉及公诉机关对案件的判定和处置,那么,此时,如何认识不起诉决定的法律性质呢?目前,学界对不起诉的程序处分性没有异议,而对是否承认不起诉的实体处分性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持“实体性处分说”的学者认为:“它所作出的决定,不限于只具有程序性效力,在检察权范围内,同样具有实体的效力。检察机关的酌定不起诉,从不移送审判,终止诉讼来说_属于程序性决定,但它对案件事实和性质的认定又有实体含义。”{11}(P.4)持“程序性处分说”的学者认为,不起诉“是公诉机关对案件所作的程序上的处分,而非实体上的处分。”{9}(P.90)持“不同情形,区别对待说”的学者认为:“鉴于刑事诉讼法对不起诉规定有不同的种类和适用条件,对于不同种类的不起诉不能笼统地认为它是程序处分性的,还是实体处分性的。即使是同一种不起诉,由于其适用的具体条件不同,性质也存在差别,不能一概而论。刑事诉讼法15条第(五)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在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被不起诉人是无罪的情形下作出的不起诉决定兼具实体处分性;刑事诉讼法15条第(四)项‘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情形不起诉以及第140条第4款规定的证据不足不起诉仅具有程序处分性,而无实体处分性;其他各种情形的不起诉均具有实体处分性。”{12}(P.3—4)笔者基本上赞同第三种观点,但对证据不足不起诉无实体处分性持保留意见,理由如下:首先,不起诉决定总体上而言,是以程序性处分、兼具实体性处置为原则,以纯粹程序性处分为例外。第一,从程序和实体这对范畴的关系来看,具体到司法实务中,焉能分得开?在刑事诉讼中,从立案到审判各个环节,无不是执法人员基于实体的判定而作出相应程序反映的结果,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程序,实体就会变为空中楼阁;反之,不反映实体的程序,也将会是灰色的、无意义的。第二,从不起诉决定的实质权能来分析,检察机关在运用不起诉权过程中,实际上是起着一种“司法”的作用,不同程度地要适用法律对案件进行判定和处置。“在这个意义上,公诉权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司法请求权,而是一种司法处置权。”{11}(P.291)第三,从不起诉决定的效力上来考证,不起诉决定一经作出,被不起诉人实体上均应视为无罪之人,并以无罪为前提,作出相应的处置。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142条第3款对检察机关的直接处置作了限制性规定,即“对被不起诉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行政处分或者需要没收其违法所得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检察意见,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有关主管机关应当将处理结果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检察机关不起诉权实体处分性的否定,其一,“有关主管机关处理”仍须以不起诉决定认定的案件事实和性质为依据,同时,我国的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处理机关依法应当将处理结果及时通知检察院,以接受法律监督。这与检察机关直接作出处置在实质上并无二致,但这样作更趋合理性和科学性;其二,依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91条规定,检察机关对决定不起诉的案件,仍然享有视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实体性处理。第四,从当前世界各国均将不起诉决定视为一种社会复权性处分的角度来看,不起诉决定一般情形下也应具有实体处分性。其次,证据不足不起诉兼有实体处分性的因素。证据不足不起诉是不起诉的一种,其法律后果将产生与其他不起诉相同的效果,即被不起诉人在实体上的无罪的效力。检察机关在具体运用该类不起诉时,同样要对案件的事实和性质作出判定,当确认证据不足时,经过法定程序,遵照疑罪从无的原则精神_推定被不起诉人不构成犯罪,进而对被不起诉人在有罪与无罪问题上作出否定的评价,此时的否定评断效力不应仅仅停留在程序上,而应延伸到实体上。况且证据不足不起诉案件中被不起诉人不乏无辜之人,如果“推定被不起诉人无罪”仅仅是程序性的,势必是对这些无辜者合法权益的进一步践踏,有悖设计该程序的初衷,既然,我们在“惩罚犯罪”与“人权保障”、“效益”的价值冲突中,侧重选择了后者,就应当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故证据不足不起诉是程序性的处分,兼有实体性的因素。
  证据不足不起诉的法律后果是其效力的具体反映,归根到底是由该类不起诉法律属性引申而来。不起诉决定一经作出产生的效力和直接的法律后果是程序就此停止和对被不起诉人无罪处分。
  二、证据不足不起诉的刑事赔偿
  刑事赔偿、行政赔偿与民事、行政诉讼赔偿一起,共同构筑了国家赔偿制度。刑事赔偿,“即刑事损害赔偿,又称冤狱赔偿,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错羁、错判而使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由国家给予其经济赔偿的制度。”{4}(P.437)它是现代文明国家走向法制化、民主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作为一项法律制度,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社会的进步、法律的健全和人权思想的发达,逐步建立发展起来的,对遭受国家刑事权力侵害的个体的一种补偿救济制度。我国1995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确立了刑事赔偿制度,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中,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不仅可以使遭受刑事权力侵害的公民利益得到补偿,错案得以纠正;而且有利于加强司法工作人员的责任感,防止滥用司法权,促进司法公正,减少冤假错案;同时亦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的安定。
  检察机关不起诉的案件,对被不起诉人是否赔偿问题,属于国家刑事赔偿的范畴。目前,学术和实务界,对检察机关依据刑事诉讼法142条第1款和第2款作出的不起诉情形,不产生赔偿问题没有异议,而对检察机关根据刑事诉讼法140条第4款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应否赔偿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理论界业已形成两种尖锐对立的观点,实务界相对较为统一,下面详述之。爬数据可耻
  检察机关作出的证据不足不起诉案件,对被不起诉人,国家不承担刑事赔偿责任。这是部分学者和多数实务工作者所持的态度{14}(P.66){15}(P.70){16}(P.17){17}(P.31)。主要理由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作出证据不足不起诉和批准逮捕是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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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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