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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评论》
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国际法的价值体系
【英文标题】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and Values of International Law
【作者】 高岚君【作者单位】 辽宁大学
【分类】 国际公法
【中文关键词】 国际法的价值 中国和平发展 和平与安全人本秩序 全人类共同利益
【期刊年份】 2006年【期号】 3
【页码】 104
【摘要】

建构国际法价值理论体系是中国和平发展的要求,以此为背景,国际法价值理论体系应由和平秩序、人本秩序、全人类共同利益三部分构成,反映出国家——个人——全人类整体在国际社会中三位一体式的存在。国际法的价值是矫正恶法的准则和国际法进一步发展的动因,也是国家行为的最高准则。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667    
  一、中国的和平发展呼唤建构中国的国际法价值理论体系
  “和平发展”,是“和平崛起”的一种新表述。一般认为,“和平崛起”最早由郑必坚先生在2003年博鳌亚洲论坛上首次提出;同年,温家宝总理在美国演讲时,以中国国家领导人身份对外首次使用“和平崛起”一词;2004年2月,胡锦涛主席明确提出“中国要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同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重申了中国和平崛起的五大要义。这标志着“和平崛起”已从学术概念转变成为中国领导人的战略选择,标志着”中国和平崛起”正式成为一项带有根本意义的国家战略。中国和平崛起(下称中国和平发展)是当代中国对自身角色、未来形象的定位,也是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
  然而,中国和平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中国自身的主张和谋求,事实上能否真正实现和平发展并不完全取决于中国自身的态度,它还有赖于良好的国际社会环境,中国必须为形成有利的国际秩序而努力。为此,中国须以国际法为基本准则来指导对外关系的实践,在约束自己的同时也要求其他国家履行国际义务,从而建设和推行中国能够认同的国际法律秩序。
  我们可以以中日关系为例。当今的中日关系可谓矛盾重重,右翼历史教科书问题、东海油气田争端、大陆架争端、关于历史认识问题等,不胜枚举。尽管我们多年来一直倡导中日之间的友好关系,但是从实践来看,中日关系最为切实的走向应该是在彼此关系中注入正常国家间关系的特质。我们还可以以中美关系为例。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惟一超级大国,它拥有其它各国无法比拟的综合国力,而且这一现实在可预见的相当长时间内不可能发生改变。为确立由其“领导”的国际秩序,美国当然会尽力阻止在国际社会中出现可能对其地位构成挑战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因此,在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上,中美之间的冲突也会不断出现,横在中美之间的台湾问题的长期存在即是最有力的证明。那么,在中美之间以国际法作为两国关系的基石方不失为客观而明智的选择。
  从中日和中美关系扩展开来,当今的世界各国政府在国际关系中无不以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那么,在追逐各自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国际交往中,以国际法作为各国的行为准则无疑是解决国家之间必然的利益冲突的重要途径,因为法律最具有客观性和明确性。而且,众所周知,意识形态是中国与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主要角色之间的重要不同,也是西方国家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进程中设置障碍的一个重要原因。彻底的改变意识形态并转而追随西方是不必要的,也是我们不可能接受的。那么,中国如果能够在一个相对客观的背景框架中与之相处,便能够获得诸多的便利以谋求国家的发展。既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排斥而是追求依法治国,我们就可以也完全应该在国际层面上以国际法为基础去发展国际关系,处理国际事务。当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承受来自于国际社会的各种各样的压力时,我们就会主动和被动地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法律事务,既依国际法来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同时也依国际法要求他国履行国际义务。这是中国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无法回避且必须正视的现实。因此,中国的和平发展不仅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国内法律秩序予以保障,更需要国际层面上法律秩序的保障。
  国际社会首先必须是有秩序的,因为秩序是人类和谐生存的条件,是安全的、有序的、可预见的、合法的、有组织的世界得以形成的前提。对秩序的要求,是人的内在本能的欲望之一。我们不能设想一种没有秩序的人类生活。然而,正如美国法学家埃德加·博登海默所指出的那样,尽管规则(秩序)的存在有助于在处理人际关系中消灭人性与偏见的极端表现形式,但它在内容与作用方面仍然可能表现为苛刻的、非理性的、无人道的,其本身并不足以保障社会秩序中的正义。对于渴望秩序的人们来说,真正的困难在于如何把握秩序本身的正义内涵。
  中国的和平发展需要良好的国际法律秩序,但是,建立良好的国际法律秩序反过来也需要中国发挥重要的作用。一个公平、公正的国际法律秩序既不会自动实现,也不会一蹴而就,它需要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和具有影响的国家的发展和贡献。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各国在处理国际政治、经济等各种关系和问题时,几乎都要认真考虑中国这一因素。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和平发展进程中,必将为国际政治、经济和法律新秩序的建立和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在此情势下,中国“除了继续用行动表明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积极力量外,还应加大增信释惑的工作力度,让国际社会心悦诚服地认识到,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发展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1]二、中国的国际法价值理论体系之构成
  既然我们已经确定和平发展是未来一个较长时期内中国国家利益的具体体现,那么在建构国际法价值理论体系时,当然要以中国和平发展作为背景依托,为实现中国的和平发展服务。
  (一)和平秩序——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法基本价值诉求
  温家宝总理指出,“中国和平发展”需要“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时机”,同时又“维护世界和平”,“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即使强大了也永远不会称霸。,’表明和平是中国发展的前提,也是中国在国际关系实践中最基本的追求。随着国际社会中各国越来越多地在国内实行法治和民主制度,国际法在国际实践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那么,如保使国际法律规则更好的体现中国对于和平的要求和追求呢?聊五分钱的天吗
  首先应明确中国以和平秩序为国际法的基本价值取向。作为国际法价值的和平秩序应当包括“和平”与“安全”两方面的内容。“和平”一词本身有广义和狭义的分别。有西方学者指出,如果从狭义上把“和平”定义为仅仅是不存在破坏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之情势,那么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消极和平”。相应地,“安全”就包含了所谓的“积极和平”的内容,即达致保持和平状态所必要的行动。[2]从这个角度讲,和平与安全是一对相互联系甚至部分重叠的概念。 人类追求和平的最初动力因素是战争日益残酷的本质,在当今社会人类追求和平的另一重要动力因素则是国家间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由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小,地球被越来越多的人们称为“地球村”。全球化、一体化的范围也从单一的经济领域扩展到法律、政治等诸多领域。人们不得不承认,国际连带性日益加强,今天的国际社会从单纯的国家间体制转变为包含了国家间体制和国际共同体的双重因素。[3]人们通常把和平理解为一种无战争状态,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无武力冲突的状态。但这还不是真正的和平。和平的内涵应建立在和平的一般意义之上,进一步要求和平具有正义性。和平的正义性,意味着和平状态的缔造手段和目的必须具有正当性。国际社会中曾经和正在存在着一些非常脆弱的或变异的和平,如强制下的和平、两强对峙下的和平、核威慑下的恐怖和平等等,这些和平只是表面上的,其表面的平静掩盖着躁动的暗流,对真正的国际和平形成潜在的威胁。
  安全的内涵是不断发展变化而且日益丰富的。自主权国家出现以后,在几个世纪中安全问题的核心一直是军事安全。面对始终存在战争危险的世界,各国都不得不把军事安全放在首要地位。但是近年来国外学者提出,国家所维护的安全乃是一种“综合安全”(comprehensive security)。[4]具体地讲,它应该包括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存在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生态等各方面。此外,恐怖主义、各种环境上的危险、资源的枯竭等威胁,都要由国际社会中的各国共同承受。因为这些灾难一旦发生,会导致国际冲突或严重的物质损失或物质匮乏,进而都成为安全问题。对于今天的世界各国来说,非传统安全已经成为安全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随着人类的能力扩展和科学技术的发达,科学技术的使用也可能会偏离预定的目标,从而也许会有很多目前尚不可预期的问题出现,给世界带来安全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也永远不可能得到完全的、绝对的安全。只能通过不懈的努力,尽量达到一种相对的安全状态或者无限接近于绝对安全状态。国际法本身就是人类这种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国家间体制的存在是短期内难以改变的客观现实,和平与安全则是这个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社会中秩序应有的最基本内容。世界和平需要共同的国际安全,没有共同的安全,则难以保证稳定、持久的和平。以和平与安全为内容的和平秩序是国际法最基本的(亦即最低限度的)也是最具有可执行性的价值取向。无论国际法发展到何种程度,和平秩序都不会被废弃,因为只要有人类存在的地方,就永远会有对于和平与安全的强烈需求,这是亘古不变、颠扑不破的真理。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致力于国际社会和平秩序的建设。古代中国就有“和为贵”、“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等重要思想。从20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结为一个有机体,成为中国对外交往中的基本原则,这五项原则言简意赅地概括出新型国家关系的总体特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和发展了传统的国家主权原则,是对传统国际法的一些民主和进步的原则的坚持和发展,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对外关系中对于和平的长期诉求。在国际关系实践中,中国积极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从五十年代的万隆会议到海湾战争前安理会中的投票,再到积极倡导六方会谈以期解决朝核问题,都是很好的例证。
  (二)人本秩序一以国家中的人为主体的国际法较高级别价值诉求
  在中国和平发展进程中,还应当坚持以人本秩序为国际法的价值取向。所谓人本秩序,是指以人为本、服务于人的社会秩序。这里的“人”是指作为生命个体存在的自然人。在国内法律研究中,人本秩序理论已经建立起来。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相比所具有的“无政府状态”特点,使在国际社会中创建人本秩序变得异常艰难。对于国际法律秩序而言,它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康德曾对国际秩序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民主自由和尊重人权是公正的国际秩序的基本要求。[5]实际上这也是从广泛意义上说明建立国际秩序与生活在国际社会之中的“人”之间具有重要关系。与传统国际法相比,现代国际法呈现出越来越重视个人的尊严和权利的倾向。但是,由于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的明显不同,当“人本秩序”被国际法律体制作为价值取向时,这里的“人”的含义已经拓展了它的范围,从而包含作为生命个体的自然人和由个人组成的集合体两大部分。在解读国际法所意欲建立的国际秩序与“人”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必须明确,不是人为了秩序而存在,而是秩序为了人而存在。在国际法的价值理论体系中,人本秩序建立在和平秩序的基础之上,体现着更高级别的正义。
  在近年来的国际实践中,对处于国家管辖范围内的人的考虑得到了超乎寻常的关注。这是人本秩序在国际实践中地位上升的重要信号。在2003年初的伊拉克危机的整个过程中,联合国中几乎听不到“国家主权不可侵犯”、“各国有权自主选择其政体和领导人”等传统国际法准则和国际惯例,争论的只是“如何干涉”和“何时干涉”的问题。联合国及其秘书长安南虽然不赞成美国对伊拉克发动的战争,但反对的只是美国撇开安理会的“先发制人”方式,而不是反对萨达姆政权存在必要性的质疑。这是冷战结束以后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出现的一种值得注意的氛围,也是新时期国际关系的一个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趋势。王逸舟先生对此评论道:“在我看来,伊拉克危机此际给出的最重要提醒是:对于任何国家,尤其是广大相对后进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除了要在国际体系中争取权利、筹划外交和善于博弈外,更要注重国内的人权和民生问题,重视各方面关系的和谐与改进,把对本国人民权利的保障视为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立足的前提。……尊重人权正在成为国家主权的要义。”[6]伴随着国际社会对人权的关注,国际法越来越注重构成人类社会的基本成分——人,即有生命的人。人们已经不能满足于国际法以国家为本位的旧形象。科索沃危机后,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一再阐述他的“新主权观”,提出不容许以主权为借口践踏自己国家公民的权利,主权不能成为人道主义干预的障碍。此外,在安全的内涵上,也有学者提出,“人类安全(human security,即人的安全)——即人民的安全——逐渐成为全球安全的一个全新的衡量标准和全球性国际行动的一个刺激因素。”[7]国际人权法、国际人道主义法在20世纪40年代以来得到的空前重视也证明了对以人为本的国际秩序的追求正日渐形成并日益发展起来。 在我国,自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以来,“以人为本”已经成为党和国家政府的重要理念之一。我国已经参加包括《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在内的21项人权公约,采取一系列措施履行公约义务,并根据公约规定及时提交履行公约情况的报告,接受联合国条约机构的审议,同时积极参与人权文书谈判。[8]因此,我们毋须讳谈人本秩序在国际法上的价值取向与地位。但是,中国应该明确自己在建构国际法上人本秩序方面的具体观念。
  第一,中国强调的是平等人权观。平等人权观要求各国不将本国人的利益置于他国人的利益之上,不漠视其他国家的人的利益,尤其是大国、强国对此应予以足够的重视。事实上,有些国家常常不能平等地对待他国与本国的人。试以战争中的人员伤亡为例。战争向来以人员损失为其主要特点,战争中大量的人员伤亡曾经被公认为是不可避免的。然而,随着各国对作为生命个体利益的日益关注,拥有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国家开始改变战争观念,美国推出的“零伤亡”理论便是其一。为减轻国内外舆论压力,从海湾战争时起,美军开始追求打具有“完美”效果的战争,在战争中尽量减少己方和对方平民的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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