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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制与社会发展》
论我国侦查制度的完善
【副标题】 以两大法系侦查模式的比较为视角【作者】 侯德福
【作者单位】 辽宁大学【分类】 刑事侦察学
【中文关键词】 侦查模式 侦查制度 双轨制 单轨制
【英文关键词】 Keywords:detection pattern,detection system,double track system,single track system
【期刊年份】 2003年【期号】 3
【页码】 91
【摘要】

侦查作为侦查机关代表国家针对个人进行的追诉活动,几乎无时不面临限制或者剥夺公民个人自由和权益的问题,也存在着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滥用权力的危险。各国都试图构造出完全、合理的侦查模式。由于两大法系刑事诉讼制度的差异,形成了英美法系国家的双轨制侦查模式和大陆法系国家的单轨制侦查模式,这两种侦查模式各有利弊。我国的侦查模式在打击和惩罚犯罪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存在一些弊端。因而需要借鉴两大法系侦查模式良性运作经验,对我国侦查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使其适应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人权保障的需要。

【英文摘要】

Detection is carried out by the detection body on behalf of the country.As a kind of activity of prosecution to the people,detection may meet with the problems on confining or depriving of people’s freedom,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it exists the risks that the detection body and the staff abuse their powers.Every country tries to set up a complete and equitable detection pattern.Due to the difference of the systems of criminal procedure between the English—American law sys tem and the continental law system,it comes the double track system of the English—American law countries and single track system of the continental law countries.Both of the two detection patterns have thei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The pattern in our country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fighting and punishing crime,while it has disadvantages as well.Thus,it’s necessary for us to learn from the good points of the two patterns to reform and perfect our own detection system,so that it will come to the need of constructing a socialistic country with legal system and the need of securing the human right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369    
  
  侦查是刑事诉讼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刑事诉讼活动的第一道工序,直接影响着起诉和审判。中外刑事诉讼的历史反复证明,错误的审判往往都是由于错误的侦查所造成的。[1]因此,世界各国非常重视侦查模式的建立。没有体现公正的侦查制度,任何人的生命、自由、财产都不可能得到公正的保护,因为侦查作为侦查机关代表国家针对个人进行的追诉活动,几乎无时不面临限制或者剥夺公民个人自由和权益的问题,同时还存在着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滥用国家权力的危险。[2]侦查制度和模式不合理,整个刑事诉讼就有可能发生偏差,甚至导致出入人罪。因此,在确立侦查模式时,各国都试图构造出完全、合理的侦查模式。一方面,该模式能满足司法活动的需要,以便准确、及时惩罚犯罪;另一方面能最大限度体现和确保法律实施的公正性,保障人权。但由于各国文化背景、法律观念、诉讼价值、刑事诉讼理论和实践不同,必然导致各国刑事侦查模式的不同。
  一、两大法系侦查模式的比较
  侦查模式是指行使控诉职能和辩护职能的主体在相互关系上所呈现的状态。一般涉及到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侦查权的分配;二是司法审查机制的运行方式;三是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四是辩护律师的参与范围。[3]
  当今世界,由于两大法系刑事诉讼制度的差异,形成了英美法系国家当事人主义的双轨制侦查模式和大陆法系国家职权主义的单轨制侦查模式为核心的两大侦查模式。
  (一)大陆法系职权主义下的单轨制侦查模式
  单轨制侦查模式的国家(如法国、德国、意大利等)一般都将侦查作为审判程序的奠基性活动,是官方为查明事实真相而进行的单方面调查行为。[4]侦查的目的是查明实体真实,审判活动能否顺利进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侦查活动的成效。因而,侦查程序主要是侦查机关为调查犯罪嫌疑人而设置的程序,其重心在于确保侦查机关高效、及时地查清案件事实,惩罚犯罪。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侦查被设计为国家侦查机构针对犯罪嫌疑人的追诉活动,无论是司法警察、检察官,还是负有侦查责任的预审法官,都要客观地收集有利和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查明犯罪事实,保证有罪者受到公正的追究,防止无罪者受到不适当的牵连,并可以为此依职权主动实施某一诉讼行为,注重公正的诉讼结果并将侦查程序设计成实现这一理想结果的工具。因此,侦查机构和犯罪嫌疑人在侦查中的地位和诉讼手段的配置上是不平衡的。这种侦查模式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侦查机构与犯罪嫌疑人方在侦查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侦查机构享有侦查的独占权,犯罪嫌疑人方无权问津,侦查不公开,采取“一条腿走路”的单轨制侦查模式。犯罪嫌疑人有忍受侦查人员讯问和侦查的义务。
  第二,这种侦查模式强调对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的信任,并赋予其较大的侦查权。单轨制侦查的目的是查明实体真实,为此赋予侦查机关包括强制处分权在内的各种权力就显得十分必要。其侦查权具有以下特点:其一,是范围的广泛性。侦查机关一般既有权采取各种任意侦查手段,调查犯罪事实,如讯问犯罪嫌人,询问证人,勘验、检查、鉴定,对质等。又可以实施一系列强制侦查措施,如拘留、逮捕、搜查、扣押、查封等。此外,还可以使用一些秘密侦查手段,如搜查、电子监控、邮件检查等。其二,是行使侦查权的自由度较大。实行这种侦查模式的国家虽然不反对对侦查机关的监督和限制,但为了保证侦查的卓有成效,立法与司法实务中都不允许来自侦查机关以外的中立的第三方(如法院)的制约,而基本实行的是侦查机关系统内的自律性监控。
  第三,在这种侦查模式中,通常以检察官或预审法官为侦查活动的主导者,警察在检察官或预审法官的指挥和领导下开展侦查活动。在侦查实践中,一般的任意侦查措施都由警察自行掌握,秘密侦查手段的实施通常也由警察自行决定。至于强制侦查手段尤其是那些直接剥夺犯罪嫌疑人自由的措施,则由检察官或预审法官审查批准。另外,法律对于包括强制措施在内的侦查行为的实施条件普遍要求不高,侦查人员意欲采用时,一般不难实现。
  第四,严格限制犯罪嫌疑人方的诉讼权利。在单轨制侦查模式中犯罪嫌疑人由于是被追诉、被侦查的对象,侦查是国家机关的专门职权,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均不得行使侦查权。犯罪嫌疑人认为有能够证明自己无罪或罪轻的证据,主要通过请求侦查机关收集,以防犯罪嫌疑人毁灭、伪造、隐匿或串供等妨碍侦查的活动。出于该目的,羁押犯罪嫌疑人被作为一种常见的措施,且羁押的期限一般取决于侦查工作的进展情况。近年来,职权主义国家也纷纷规定,律师可以在侦查阶段介入诉讼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但律师的权利受到严格限制。
  (二)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下的双轨制侦查模式双轨制侦查是指侦查活动由官方和民间的侦查人员分别进行,而且他们分别从属于或服务于公诉方和辩护方,也就是检察官可以要求和指导侦查人员(一般为警察)就案件进行调查,而辩护律师也可以自己或聘请某些专门人员(一般为私人侦探和鉴定人员)调查案情和收集证据。[5]这种侦查模式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承认侦查活动只是国家机关的单方面追诉活动,强调侦查机关与嫌疑人地位的平等性、对抗性。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被视为政府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之间关于刑事责任的一场争执,侦查是以公平地作好审判准备为目的,作为政府代表的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方都有权各自独立收集证据,任何一方都不能被强迫为对方提供进攻或者防御的武器。因此,侦查阶段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侦查机关的罪案调查活动与被告方的辩护性调查活动同时展开,没有高低先后之分,并相互制约,共同推动侦查活动向前发展。
  第二,不承认侦查机关有单方面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建立了针对侦查机关侦查权的司法审查机制,法官作为中立第三方介入侦查。双方地位平等、相互对抗是以双方具有相当的抗衡能力为前提的。因此,作为一方当事人,侦查机关不能有单轨制侦查模式侦查机关那么大的权力和自由,对所有涉及限制或剥夺公民自由、财产、隐私权等权益的强制措施一律由中立的第三方以发布许可令状的形式批准才得实施。如一般情况下,逮捕、搜查、扣押或采取秘密侦查手段,均应由侦查机关提出申请经第三方审查批准(英国为治安法官审批,美国则为司法官)方可实施,虽然不排斥无证逮捕、搜查、扣押的可能性,但一般限制较严。且不得超过许可令状说明的范围。法官介入侦查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司法抑制而不是实现司法审判。[6]另外,侦查机关的调查活动一般有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不能强迫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如果侦查机关逾越了这一界限,法院还可以根据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进行程序性审查,对侦查机关侦查行为进行事后审查,违法证据不得进入审判程序,不得作为定案根据。
  第三,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和侦查结果的公正性。辩护律师和公诉方所代表的利益不同,他们调查取证时的立场和角度也不同,因此这两方面的调查可以互相补充,防止片面收集证据,有利于对侦查机关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保证结论的公正性性。
  第四,双轨制侦查模式的国家,认为犯罪嫌疑一方在强大的国家侦查机关面前先天性地弱小、无助,处于不利的地位。在失衡的诉讼结构中,公正的诉讼过程和真实的发现只能是一句空话。因此,要在二者之间实现实质意义上的而非仅为形式意义上的平等对话,就需强化犯罪嫌疑方的诉讼能力,赋予犯罪嫌疑人较为充分的防御权,并为此采取了以下措施:
  1.犯罪嫌疑方既然与侦查机关同样行使侦查权,都是侦查的主体,因此,对侦查人员的讯问,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的权利。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不再是侦查的对象,也不承担忍受侦查人员讯问的义务。
  2.在侦查的整个过程中,犯罪嫌疑人都有权获得律师的协助。侦查机关一旦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措施,或者开始讯问犯罪嫌疑人,就负有义务及时告知嫌疑人享有请求律师协助的权利。
  3.犯罪嫌疑人享有充分的保释权。英美国家奉行较为彻底的无罪推定原则,这一原则在侦查阶段的自然要求是犯罪嫌疑人在法庭确定为有罪之前应被视为无罪的人,应当尽可能地像普通公民一样对待。因此,一般应当允许尽可能多的犯罪嫌疑人保释,而不宜将其羁押起来。
  单轨制侦查模式与双轨制侦查模式不是哪个国家随意选择的结果,而是两大法系各自文化积淀的产物,有其现实的和理论的基础。英美法系国家遵循的是洛克式“市民社会先于国家”的思想,国家决定于市民社会,是为满足市民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坚信国家权力是不可靠的,只有使得一切不可靠因素处于制约与平衡的系统之中,一种权力的恶性扩展和滥用的行为才能被抑制,处于社会中最弱势的个人自由才可能有保障。[7]因此,英美法系的侦查模式是以不信任国家权力、而强调个人权利的保障为前提的。而大陆法系遵循的是黑格尔“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思想,认为国家不是手段而是目的,它代表不断发展的理性的理想和文明的真正精神需要,并以此地位超越市民社会,引导市民社会的发展。强调对国家权力的信任。这也为侦查程序中国家权力积极全面的介入以及各诉讼权力机关之间的协同配合奠定了基础。因此,大陆法系的侦查模式是以相信侦查机关公正客观地查明事实的能力为前提的。这两种逻辑前提在各自的法治传统中都有相对合理的基础。[8]各具长短,不能简单地说孰优孰劣。
  首先,在对案件真相的揭示能力方面,单轨制模式显然强一些。单轨制侦查模式通过强化侦查机关的侦查能力,赋予其较大的权力和弱化犯罪嫌疑人的诉讼防御能力,对其在诉讼中的权利进行严格限制,有利于案件真相的揭示。相比之下,在双轨制侦查模式中犯罪嫌疑人有充分防御权,有对抗侦查机关的权利和能力,因此,侦查人员在侦查过程中往往面临着重重限制,自然影响了其查明案件真相的能力。
  其次,在对犯罪嫌疑人基本权利保障方面,双轨制侦查模式显然具有明显的优势。双轨制侦查模式通过有效地规范和制约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强化犯罪嫌疑人的诉讼能力和权利保障,形成一种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一方平等对抗的状态,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因律师的协助和中立法官的司法审查的存在而能切实地得到有效的保护,因此能有效地防止侦查权的滥用和对犯罪嫌疑人基本权利的侵犯。但在单轨制侦查模式中,侦查权力行使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基本上由侦查机关自行掌握,缺乏一个外在的有力监控者,往往导致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使用不节制和法外手段的大量存在且缺乏有力的制裁,极易导致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被侵犯,不利于保障无辜者的正当权益,也降低了刑事诉讼的公正程度。
  综上所述,单轨制侦查模式在查明案件真相、惩罚犯罪方面卓有成效,但也极易造成对犯罪嫌疑人和无辜者合法权利的不当侵犯的情况发生;双轨制侦查模式虽在防止国家机关的权力滥用和保障犯罪嫌疑人及无辜者的基本权利方面功效卓著,但其在查明案情真相和惩罚犯罪的效果方面明显不足。[9]因此,理想的侦查模式应是既要给侦查机关提供必要的侦查手段和自由裁量权,以确保侦查的有效性,又能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不受非法侵犯,以体现侦查的正当性这样一种综合模式。正如丹宁勋爵所指出的那样:“人身自由必定与社会安全是相辅相成的。……每一社会均须有保护本身不受犯罪分子危害的手段。社会必须有权逮捕、搜查、监禁那些不法分子。只要这种权力运用适当,这些手段都是自由的保卫者。但是这种权力也可能被滥用,而如果它被人滥用,那么任何暴政都要甘败下风。”[10]
  正是出于对这一诉讼规律的认识和由于各国现实的犯罪状况与人权保障理念彼此互动以及文化上的相互吸收和融合,当今两大法系的侦查制度都在进行调整,互相吸收借鉴对方的一些侦查理念和作法。有逐步接近的趋势,形成一些共同之处,产生了一些共同的法律原则与法律精神。[11]大陆法系国家的单轨制侦查模式已经正在并将继续从英美法系国家双轨制侦查模式中吸收越来越多的制度设计和改革的灵感,其纠问色彩越来越淡,职权化倾向越来越轻,犯罪嫌疑人的防御权及辩护律师的参与也会越来越能得到有效保障。[12]大陆法系各国都确认了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有的国家的刑事援助制度还延伸到了侦查阶段。如意大利1988年刑事诉讼法全面规定了律师介入侦查的制度,明确规定除非讯问犯罪嫌疑人时辩护律师在场或者犯罪嫌疑人放弃了沉默权,否则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在审判时不得采纳。[13]德国1965年刑事诉讼法修正后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可以在诉讼的任何阶段聘请辩护人,1994年又补充规定,法官在进行讯问、勘验等活动时允许辩护人在场。[14]法国1993年8月24日的法律规定:在拘留20小时以后,被拘留人可以要求会见律师,此项要求应以一切方法毫不迟延地通知律师公会长。[15]与此同时英美法系国家也在缓慢地吸收大陆法系国家单轨制侦查模式的一些设计,增强在追诉犯罪方面的能力,放宽了对侦查权的约束。如1994年英国的《刑事审判与公共秩序法》对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作出了较大的限制,确定了一系列的例外规则。在一些法定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可以被用作对他不利的证据。[16]美国1983年也对“米兰达警告”的适用范围进行了限制,通过一系列判例,规定了“公共安全的例外”、“抢救例外”。[17]
  总之,现代西方国家基本上都抛弃了那种将侦查视为国家对公民个人进行单方面追诉的观念,大体上都能够按照“诉讼”的形态构建侦查模式,将国家追究公民刑事责任的活动纳入“诉讼”运行轨道,强调程序的正义性。无论是英美法系的“双轨制”,还是大陆法系的“单轨制”,其侦查模式都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发展趋势,如普遍建立了针对侦查行为的司法授权和审查机制;审前羁押的司法控制机制;犯罪嫌疑人沉默的权利和律师帮助权;通过司法裁判程序对侦查活动进行制约等。[18]但是,这种接近是有限度的,只要大陆法系国家坚持以实体真实为目的的侦查,而英美法系坚持以审判准备为目的的侦查,就不大可能形成一种本质上基本统一的侦查模式。[19]
  二、我国侦查模式的特点及存在的弊端
  我国的刑事诉讼具有“流水作业”的特点,如果单从国家追究犯罪的效果来观察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作为其中第一道工序的侦查程序并不与审查起诉、审判居于同等地位,而毫无疑问地成为整个刑事诉讼的中心。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真正决定我国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命运的程序不是起诉和审判,而是侦查。从这一模式本身的构造来看,由于缺少一个中立裁判者的参与,所以,我国侦查模式不具有典型的“控诉、辩护、裁判三方相互制衡”的诉讼形态。在我国侦查不过是侦查机构针对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所进行的单方面的追诉活动,带有极强的行政行为特征。这种侦查模式虽然有类似于大陆法系国家职权主义的单轨制侦查模式的某些特征,但又与其有较大的差别,“带有超职权主义的特征。”[20]侦查只是起诉和审判的基础,其本身缺乏诉讼应具备的结构形式和指导理念,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和救济因为机制的缺陷而难以实现。具体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方之间地位不平等,权利也不对等,侦查机关在侦查手段和强制措施的适用上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只有作为官方的侦查机关才具有刑事侦查权,犯罪嫌疑人有接受侦查人员讯问和予以协助的义务。除逮捕之外的其他强制措施(如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搜查、扣押等)、秘密侦查手段均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没有中立的第三者介入,对其缺乏必要的制约和监督。对强制措施和侦查手段的适用条件上也宽松和灵活。除逮捕之外,其他强制措施要么没有规定适用条件(如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要么条件宽泛、模糊(如拘留),即使搜查、扣押、冻结财产这类涉及人身自由和财产安全的严厉强制措施,也没有规定适用条件及限制情节,以至将犯罪嫌疑人的防御能力削弱至最低,这极易造成侦查机关对侦查措施和侦查手段使用上的不节制。
  第二,对律师介入侦查进行了严格限制。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允许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诉讼,这对侦查人员的侦查活动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可以防止其权力的滥用。但是我们应当看到,目前我国律师在侦查中所起的作用是极为有限的,律师在侦查程序中的权利受到较多限制,如律师不能与犯罪嫌疑人通信;与犯罪嫌疑人会见时受侦查人员的在场监督;在侦查人员实施各种侦查行为时无权在场;不能调查取证;无权阅卷等。
  第三,法律虽然规定犯罪嫌疑人享有以保证人或金钱形式取保候审的权利,但现实中的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基本上都处于被拘捕关押状态,而且审判前羁押期较长。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61条之规定,公安机关对于现行犯或重大嫌疑分子可以先行拘留,拘留的最长期限可达37天,而外国侦查机关类似性质的临时羁押期限一般仅为24小时,两者相差悬殊。我国刑事诉讼法124条还规定犯罪嫌疑人被拘留或逮捕后一直到侦查终结,最长可被羁押7个月,特殊情况下经过检察机关批准还可以再延长。另外,无论是拘留还是逮捕后的羁押期限,均可以自查清犯罪嫌疑人身份之日起计算,一旦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罪行的,已羁押的期限一概不计,重新计算。
  第四,犯罪嫌疑人在侦查中的权利受到较大限制。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保持沉默的权利。相反,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
打遮阳伞就显得很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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