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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制与社会发展》
我国应实行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
【副标题】 兼论我国的商事立法模式
【英文标题】 Separation of Civil law and Commercial Law Should Be in our Legal System
【作者】 石少侠【作者单位】 国家检察官学院
【分类】 民法总则
【中文关键词】 商事立法模式 民商分立 商法通则 实质商法主义
【英文关键词】 commercial law pattern,separation of commercial law and civil law,general rules of commercial law,essential commercial law viewpoint
【期刊年份】 2003年【期号】 5
【页码】 81
【摘要】 我国法学界对于如何处理民法与商法的关系、如何处理或建构我国商事立法模式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和分歧。论文通过对四种不同形态的商事立法模式的阐释,对我国商事立法模式抉择的争议进行了评析,主张我国应实行以《商法通则》为统率的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
【英文摘要】 There are different and controversial opinions among Chinese scholars concerning how to treat relations between civil law and commercial law and what the legislative patterns of commercial law.This article introduces four patterns in commercial law,makes comments on the various opinions and raises the point which the pattern should be essential separation of commercial law from civil law headed by“General Rules of Commercial Law”.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406    
  如何处理民法与商法的关系,不仅直接关系到我国究竟要制定一部什么样的民法典,且直接涉及到我国商法体系与框架的建构,对于健全与完善市场经济的商法调整,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有鉴于此,笔者拟立足于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对我国民法与商法关系的处理及商事立法模式的抉择略抒浅见。
  一、正本清源:四种不同形态的商事立法模式
  任何一种形态的商事立法模式,无不反映了该国对民商法关系的基本认识及处理准则。因此,要准确界定民法与商法的关系,首先必须厘清世界各国最基本的商事立法模式,并以此作为比较研究和学习借鉴的基础。
  长期以来,在归纳概括世界各国的商事立法体例时,我国学者大都将其区分为“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两种模式。细究之,此种概括不仅忽略了英美法系国家的商事立法模式,且即使是只对大陆法系国家商事立法模式的概括,亦欠全面、准确,失之于偏颇,且有以讹传讹之嫌。在笔者看来,从法典语义上考察,实际上当今世界各国对民事与商事关系的法律调整可以概括为四种不同形态的商事立法模式:一为民商分立,即除了制定统一的民法典外,还制定独立的商法典,采取此种立法模式的有法国、德国、日本等。二为民商合一,即制定民法典而没有商法典,在对传统商法内容的处理上,是将传统商法的内容融入民法典之中,即把商事主体、商事行为、商事代理、商事权利等归纳到民法典的相应各篇章中,如意大利民法典和瑞士债务法等。三为单行的商事法律,即制定民法典而没有商法典,在对传统商法内容的处理上,采用另行制定单行商事法律的模式,如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海商法等,我国大陆及台湾等就采用这种立法模式。应当指出的是,此种商事立法模式通常亦被学者们视为民商合一,并被归纳概括到民商合一的体例之中,而实际上立法机关从未做出这样的划分和确认,这种归纳概括也并无任何法源依据。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完全是因为在中国民商合一被先验地奉为真理,民法学者们已经习惯于将所有的单行商事法律都视为民法的特别法。因此,这种合一只是学者们在观念意义上的合一,并非法典意义上的合一,更非法定合一。无视我国采用单行商事法律立法模式的现实,将单行商事法律一概作为民法的特别法,实质上是“商法民法化”的典型表现。在这种意义上认识商法,必然导致对商法的虚化和抹煞。为避免由此而产生误解和分歧,笔者认为必须恢复事物的本来面目,将采用单行商事法律的立法体例单列为一种独立的商事立法模式,以明示商法与民法在法源上的区别和分野。四为别树一帜的英美法系商法,即没有独立的民法典,却有独立的商法典,且其商法的内容与实行民商分立制的大陆法系国家的商法亦迥然有别。
  尽管采取民商分立制国家的商法对商事关系范围的确认广狭不一,但就其分则的内容而言,一般都包括公司、票据、海商、保险四大部分。探究这四部分内容的实质,我认为可以用四句话来加以概括:公司法解决的是交易主体问题,票据法解决的是交易结算问题,保险法解决的是交易风险问题,海商法解决的是海上贸易问题。由此可见,这些内容虽与商有着密切的联系,却都不是商的本身。依“商”之字义,应为媒介财货交易的行为,其法律表现形式应为合同或契约。而民商分立国家的所谓商法不仅在分则中一般并不涉及合同问题,即使是在总则中也极少有关于合同的规定(商事活动或商行为的规定解决的是商的范围问题,而非合同问题),合同关系均由民法调整,可见其商法的形式与内容并非名实相符。此种状况进一步表明:大陆法系国家商法的独立是对法律分类的补充,即实质上是对民法的补充。从民商分立制国家的立法实践看,基本上都是民法典制定在先,而商法典制定在后,这就决定了商法典不能重复民法典中已有的规定,而民法也无法将商法的内容融入其中。尽管二者之间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总体上看,其性质、功能与作用当属泾渭分明。当然,决定商法与民法的分离还有许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由于商法不同程度地反映着私法的公法化倾向,归根结底是由商法的对象和性质决定的。正是由于商法与民法的分离,才产生并形成了私法的二元结构。
  与大陆法系国家不同,倒是英美法系国家的商法与“商”之本义表现出惊人的一致。以美国的统一商法典为例,它共设十篇,以货物买卖合同为法典的核心,以商业票据、仓单、提单、担保交易等为商法典的组成部分,集中解决买卖问题,可以说是一部名实相符的商法。之所以如此,究其根由,主要是因为在英美法系国家一般没有成文的民法典,因此商法的制定及内容无须受民法的约束。
  二、学说评析:我国商事立法模式抉择的争议
  对于我国商事立法究竟应当采用何种模式,自民国初至今,一直存有争议。早在民国之初,即有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之争。考当时民商合一论者的主要论据是:因历史进步、社会进步、世界交通、各国立法趋势、人民平等、编制体例、商法与民法的关系等,应订民商统一之法典。[1]尽管民商合一论在这场争论中大获全胜,其议案被国会所采纳,但耐人寻味的是,民国民法实际上从未采用真正的民商合一体例,即使是沿袭旧制的台湾,至今也未制定民商合一的民法,其商事立法仍采用单行商事法律的模式,学说上将传统商法中的有关立法视为民法的特别法。
  我国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承认,特别是随着民法典的起草与制定,在学界也出现了关于商事立法模式的争论。鉴于法系上的差异及业已形成的法律体系,迄今尚无人主张制定英美模式的商法。对于商事立法模式的抉择,仍为分立与合一之争。主张采用民商分立制的,强调商法、商行为的特点,以及民商分立的好处,认为我国应制定独立于民法的商法,并将民商分立看作是世界各国商事立法的发展趋势。持此观点的学者对商法的内容做出了不同的设计,有的主张以法、德、日商法为瞻,循以西例;有的主张另起炉灶,除传统商法的内容外,还应包括合同法、市场规制法等,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民商合一论就其主张而言,则有法典上的合一论与观念上的合一论之分,二者的共性是反对在民法之外另订商法,二者的区别在于:法典意义上的民商合一论主张将商法的内容融入民法,使商法民法化,用民法取代商法,并认为商法独立于民法的基础已不复存在;而观念上的民商合一论则并不强求法典意义上的合一,对传统的民法表现出更多的尊重,对传统的商法表现出相当的宽容,对法典意义上的合一表现出务实的理性,只是主张在观念上应将一切单行的商事法都视为民法的特别法,并不刻意追求民法对商法内容的包容。
  发人深思的是,面对合一论和分立论的激烈论争,我国的立法机关采取了更加务实的立法精神,在短短的十年间,出台了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和海商法等重要的商事法律,以单行商事法律的立法模式[2]初步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商法体系。
  对于法典意义上的合一论与分立论,笔者认为论者都没有说出令人信服的必须合一或必须分立的充足理由,其正确性和可行性是令人怀疑的,其所持论据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法典意义上的民商合一论实质上是“商法民法化”的表现,其实质在于以超级民法来全盘取代商法,这不仅抹煞了商法与民法的区别,违背了法律部门划分的科学法理,就是在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
  第一,主张在法典意义上实现民商合一的观点,其理论依据是不能成立的。民商合一论主张将商法融入民法之中,主要理由都是建立在对传统商法中的商人和商行为的否定上。他们认为,现代社会关系的“普遍商化”,导致了商人特殊身份的消失;营利性营业行为的范围大大扩充,导致了商业的泛化。因此,商法独立于民法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3]在笔者看来,其一,合一论者据以取消商法的理由倒更像是在反证商法的作用应当得到强化。毫无疑问,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大扩充了商事主体及商事活动的范围,诚如有人所言,现代社会几乎“无业非商”。然而,随着人的普遍商化和商业的泛化,本应强化商法的作用,扩大商法适用的领域,怎么却要反其道而行之取消商法呢?这显然不符合论者自证的推理逻辑。其二,民法本来就有其传统的作用领域和范围,不应越俎代庖,取代商法的功能。如果说由于人的商化和商业的泛化就需要民法调整,而不再需要商法,那么无异是在说现代社会的民法也在商化,民法已经异化为商法,民事立法已不再是“商法民法化”,而是“民法商法化”了,这显然也有悖于论者的初衷。客观地讲,无论社会关系被如何地“普遍商化”,绝不可能人人都是商人,民事主体与商事主体仍是泾渭分明;无论营利性营业行为的范围如何泛化,绝不会导致商事行为与民事行为的融合。
  第二,主张在法典意义上实现民商合一的观点,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尽管民商合一论在我国被一些人先验地奉为真理,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民国之初的民商合一论还是当今中国的民商合一论,绝大多数论者都只是在观念上将商法视为民法的特别法,而极少有人主张制定民商合一的民法典。因为无论是仁者还是智者都深知法典意义上的合一不仅是不现实的,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使是采用法典意义上的民商合一制的国家,也只能是将商法的个别内容或制度融入民法,而不可能融入其全部。即便如此,采用法典意义上的民商合一制的国家也为数甚少,且鲜有成功者,采用合一制的瑞士债务法就被日本学者批评为是一种失败的尝试。[4]事实上绝大多数的民商合一论者从不反对商法的相对独立性,中国也未因民法学者在观念上主张民商合一而影响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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