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法制与社会发展》
司法公正价值论
【英文标题】 Evaluation of Judicial Justice【作者】 吕忠梅
【作者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分类】 法理学
【中文关键词】 司法公正 价值目标 价值判断 价值实现
【英文关键词】 judicial justice,aim of values,evaluation,realization of values
【期刊年份】 2003年【期号】 4
【页码】 72
【摘要】

司法公正是维护社会正义与公平的基本要求,它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但是相对于司法宗旨而言,司法公正更具有工具性或形式性,因此,司法公正还应有更高的价值追求。本文从分析司法的功能与作用以及司法对于整个法律价值实现的思路出发,论述了司法公正的价值目标,提出了司法公正的价值判断标准,并对司法公正价值的实现进行了初步思考。

【英文摘要】

Judicial justice is a basic element to maintain social equality and justice.It is evaluation itself.For the purpose of judicature,judicial justice is with means of instrument or form,therefore it ought to seek higher values.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role,function of judicature and its role in realization of values of law,raises the values and evaluation standards,and how to realizing these values as well.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455    
  
  在我国,司法公正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在处理各类案件的过程中,既能运用体现公平原则的实体规范确认和分配具体的权利义务,又能使这种确认和分配的过程与方式体现公平。[1]不可否认,司法公正就是一种价值判断,但这种价值相对于司法的宗旨而言,具有工具性或形式性,因此,司法公正还应有更高的价值追求。基于对司法的动态性、开放性认识,我以为司法公正具有维护秩序、保障安全、实现社会正义的价值目标,也有其价值判断标准和价值实现形式。本文拟对司法公正的价值进行初步探讨,以深化对司法公正这一世纪性命题的认识,[2]对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价值取向有所裨益。
  一、司法公正的价值目标
  价值一般可理解为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积极意义或客体的有用性。[3]在法学中,法的价值是一个由多种要素构成、以多元形态存在的体系。“法的价值”这一概念主要在三种含义上使用,可分别称为法的“目的性价值”、“评价标准”和“形式价值”。[4]借助于此种分类,大体上可以把司法的价值目标界分为二类:“目的性价值”与“工具性价值”。其中,目的性价值居于主导地位,反映司法所追求的社会目的与理想;工具性价值是司法为实现其目的性价值(法的理想)应具备的基本属性或共性价值。公正是个体权利的理性感受,是正当权利顺利实现的理念评价。一般而言只要权利正当行使,国家就应给予权利上的正义保护,那么个人就会感到社会的公正,否则就会因社会的不公正而对社会丧失信心。从社会主体的主观评价看,司法公正是社会主体对司法主体将法律平等地适用于相同的行为而得出相同结果的一种满意程序,即如果依照法律相同的行为产生出相同的结果,人们就会满意而感到司法的公正性,反之则会怨情陡生而感到司法的不公正。在此意义上,公正就是司法为满足主体需要的一种有用性,它具有积极的属性和功能,它本身就是司法的一种价值。它表明:司法公正就是一种价值判断或者包含有价值判断的内容。
  但是,无论是社会还是法律界,都有一个基本共识:法院是保障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官应该是社会正义的化身。这些表述并非毫无意义的比喻,它提出了更为深刻的问题:司法公正是否就是司法的根本目的或者终极关怀呢?公正的司法是否还有其根本的目标追求呢?或者说,司法公正是否还有价值目标呢?[5]答案是值得寻求的。
  迄今,无论人们如何认识司法或者为司法定义,审判是司法的核心应无歧义。审判作为法院对各种案件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的一种活动,公正应成为一项最基本的原则。显然,在现代国家中,法院的宗旨不能也不应该只是为当事人服务,定分止争、保障权利是法院的基本功能,但并非法院的目的。从现代国家权力设置和社会体制的要求看,法院的根本职能在于实现法治、维护社会正义。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都是为了实现法院的宗旨,公正审判则是保证法院宗旨实现的一种重要形式。在此意义上,司法公正应具有其目的性价值和工具性价值。这些价值既是司法公正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又是司法公正的价值目标。
  如果我们跳出从体制或制度角度认识司法的窠臼,[6]考察司法这一“在不同程度上通过适用法律解决纠纷”的动态过程,不难发现司法是法治社会中一个极富实践性的基本环节,是连接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主要桥梁,是法律制度完备与否的检测站,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殿堂。这样一种以审判为核心的、结构明晰、内容确定、层次分明的开放性体系,需要公正,但公正的目的在于实现社会正义,[7]而社会正义的最基本表现是稳定的秩序与充分的安全。因此,我以为,正义是司法公正的目的性价值,秩序与安全是司法公正的工具性价值。
  (一)正义
  正义是一个涉及面非常广泛的具有开放性的概念,人们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进行理解。政治学、法学、哲学、神学、伦理学、人类学、经济学上都有正义问题。正如庞德所指出的:“在伦理上,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个人美德或是对人类的需要或者要求的一种合理、公平的满足。在经济和政治上,我们可以把社会正义说成是一种与社会理想相符合,足以保证人们的利益与愿望的制度。在法学上,我们可以讲的执行正义(执行法律)是指在政治有组织的社会中,通过这一社会的法院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安排人们的行为;现代法哲学的著作家们也一直把它解释为人与人之间的理想关系。”[8]
  正义作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价值形式,无论是在古代、近代还是现代,也无论是在政治活动、经济活动、还是日常社会生活中,都以其各种表现形式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之中,引导着人们的行为。但是,在各种有关正义的认识中,社会体制即社会的基本结构的正义具有决定意义,而公正是正义的重要表现。许多法学家都指出,有各种不同的正义问题,如某个社会基本结构是否公正,某一法律制度是否公正,某个行为(如判决、制裁、安排)是否公正,某个人是否公正,等等。在这些不同的正义问题中,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是首要的正义。因为社会基本结构是一整套的主要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其作用在于将各种主要的社会组织一体化,在社会成员之间分配社会合作的负担和利益。所以它对于个人的生活前途起着渗透的、始终的影响,它还构成个人和团体行为的发生环境,并且成为人们行为公正与否的判断标准。[9]例如,当人们说某个法官的判决是否公正,他们所使用的公正标准通常是法律制度。
  社会基本结构正义作为社会正义的最核心问题,包括两个基本方面:首先是社会各种资源、社会合作的利益和负担的分配的正义;其次是社会争端和冲突的解决的正义。[10]而这两个方面,都是法律制度必须解决的问题。“正义只有通过良好的法律才能实现”,“法是善和正义的艺术”。这些古老的法律谚语表明法与正义不可分,法的价值在于实现正义。司法作为法的最为重要的实践环节,以实现正义为根本价值,即是法治的内在要求,也是司法公正的终极追求。
  由于正义关系到权利、义务和要求,所以它与法、法制度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早期罗马法中,正义是指一种以某种正式程序提出的宣告,即某一特定行为得到了社会的法律或习惯的认可。[11]事实上,人们提出正义的要求从很大程度上来讲,是对那些有权凭借以制裁为后盾的具有拘束力的规范手段控制人们行为的人提出的。尽管正义所关注的权利与义务可能只是未来行为的一种目标,而且在现行法制度中并没有现存的依据。但正义并非纯粹的理想或梦想,而是法律所应当与其协调的一个标准。正义的要求在一国的法制度中得到广泛的实现是完全可能的,因此,在法治意义上,正义通常被认为是法律应当努力达到的目的性价值。正义要求人们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受法律约束。正义是法律上的善良和行为标准尺度或准则,可以根据正义对行为进行评论或评价。
  从理论上讲,实现正义的方式很多,法律是实现正义的一种方式。通过司法实现正义,则是法律实现正义的最重要方式。“因为,不公正的立法固然是一种弊害,但是,在未经最终适用于具体个案的处理之前,那弊害还只是潜在的,或者只是表现在一种符号意义上的;而一个以追求社会正义为存在基础的合理的司法官僚阶层却可以将立法上的弊害降至可能的最低限度。”[12]司法通过把这个责任委托给经过挑选的、有知识、有经验、公正无私并永久专门从事裁判争议问题的人来实现的。这种方式的优点是法官根据经验、所受的训练和习惯,尽力公正地发现和适用一般规则,他们的裁判是公开的,而且可以对此裁判上诉、进行公开评论和专门监督与批评。总的看来,司法通过审判将合理的确定性和法则的可预见性与适度的自由裁量相结合,这种形式优于实施正义的其他任何形式。[13]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正义才作为司法活动中最根本的价值目标,作为人们对司法的终极期盼和要求。不论是何种纠纷,人们之所以诉诸司法机关,其目的无非就是要谋求一个公正的解决。罪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所有权得到了确认、损害得到了足够的赔偿、侵权行为被及时有效地制止等,应该说都是正义通过司法得以实现的较为理想的境界。[14]
   正义作为司法活动的终极价值准则有其特有的内涵。一般来说,它是指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过程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规则和程序办事,不枉不纵,不偏不倚,从而使各种纠纷获得圆满妥善的解决。在有的普通法系国家里,正义被“普遍认为是法官和执法者所应具有的品质。它意味着平等地对待争议的双方当事人或各方当事人,不偏袒任何人,对所有的人平等和公正地适用法律。”[15]在这里,公正被归结为法官和执法者的品质,其要旨在于“平等”、“不偏袒”。但这并不意味着制度的因素就应该受到忽视。实际上只有在制度设计充分合理的条件下,公正才会有保障。而且,仅有程序规范保证还不够,还必须有实体规范的保证。因为,法律的实体规范是司法的基本前提,只有在前提公正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出公正的结果来。因此,马克思早就指出:“如果认为在立法者偏私的情况下可以有公正的法官,那简直是愚蠢而不切实际的幻想!既然法律是自私自利的,那么大公无私的判决还能有什么意义呢?法官只能够丝毫不苟地表达法律的自私自利,只能够无条件地执行它。在这种情形下,公正是判决的形式,但不是它的内容。内容早被法律所规定。……审判程序和法律应该具有同样的精神,因为审判程序只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的内部生命的表现。”[16]
  作为实现正义的一种最重要表现形式,司法常常受到这样或那样的批评。但是,在古今中外任何形式的国家里,司法正义制度都算得上是严肃的、诚实的,为公平对待个人提供的保证也基本上不失为一个合理的成功尝试。[17]在中国,由于过去对于法律和司法的认识问题,在司法制度建设中出现了一些缺陷,这些缺陷的最为集中和突出的表现是各种形式的司法不公。司法不公反应出法律制度建构过程中忽视了的对社会正义的追求所带来的严重负面影响。正在进行的司法制度改革表明了中国司法制度在促进社会正义实现方面已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随着经济现代化和法治现代化的实现,我国的司法制度一定会为社会正义的实现提供最优良的保障。
  (二)秩序
  法律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多种功能,[18]核心在于秩序,即建立一种物质的、精神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社会固定形式,使人们的行为能够相对地摆脱单纯偶然性和任意性,实现安居乐业。过去每当讨论正义问题,大都习惯于研究自由、平等、权利等实质性内容,而对正义的法律秩序这样的形式问题关注甚少。实际上,对于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国家而言,政府职能的首要问题往往不是自由、平等,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因为“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19]在这个意义上,秩序应该成为司法公正价值的先行目标。

菊花碎了一地


  法律秩序也是一个丰富内涵的概念。综合各种观点可以认为:法律秩序就是这样一种有序状态,它表明,人类在建立政治或社会组织单位时,为了防止不可控制的混乱现象而确立某种适于生存与发展的有序形式的努力。秩序总是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关系的稳定性、结构的一致性、行为的规则性、进程的连续性、事件的可预测性以及人身财产的安全性。[20]尽管任意专断的“秩序”在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但这种秩序的短命也是为历史所证明了的。正如卢梭所指出的那样:“最强者并非永远能保持其主人的地位,除非他将力量化为正义,将服从化为责任。”[21]因此,稳定的法律秩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正义的要求,因而能够成为法的工具性价值之一。
  在现实生活中,对现存秩序的破坏是一种伴随人类社会存在的可能性;即使在一个行之有效的法律秩序框架中,违反规范的行为亦是极为频繁的。实际上,任何秩序都经常遭到破坏,冲突不会被彻底根除。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冲突会产生许多能使人类生活更具有实际意义的东西。没有冲突,社会就会呆滞,就会灭亡。社会发展的目的不在于消灭冲突,关键在于必须对冲突进行适当的调节,使冲突不致经常以将毁掉整个社会的暴力方式而进行。因此,当秩序因冲突而遭受破坏时,为了避免陷入完全失控的无序和混乱,就必须拥有某种使之得以恢复的手段。“审判”就是这样一种手段。尽管在特殊时期,“大炮一响法律无声”;但在和平时期,在正常情况下,个人之间、法人之间、政府与相对人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其解决的最佳有效方式还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法律和司法。[22]
  那么,司法在法治中究竟占有何种地位、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可以说,司法在政治及社会体系中占有的是一种可称之为“平衡器”的特殊位置;或者说,司法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一个基本支点发挥着再生产功能。这一功能集中表现于作为司法系统中心的法院及其进行的诉讼、审判活动。社会中发生的几乎任何一种矛盾、争议,尽管经过各种各样的决定仍不能得到解决并蕴含着给政治、社会体系的稳定性带来重大冲击的危险时,最终都可以被诉讼、审判所吸收或“中和”。诉讼、审判在任何其他决定都可能成为其审理对象而终审判决却一般不再接受任何审查这一意义上具有终局性。通过诉讼、审判,尽管争议或矛盾本身未必真正得到了解决,但由于司法所具有的诸如把一般问题转化为个别问题、把价值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等特殊的性质和手法,因发生争议或矛盾从而可能给政治及社会体系正统性带来的重大冲击却得以分散或缓解。[23]
  当然,能够对社会秩序起到良好的维护作用的司法必须是公正的司法。如果出现了罗尔斯所说的“法官及其他有权者没有运用恰当的规则或者不能正确地解释规则,”[24]的情况,那么其所进行的司法就可能对权利的保障产生负面影响,甚至本来应该对于权利提供保护的司法反过来侵害权利。一个良好的立法由于不公正的适用而造成压迫和暴虐,司法不公在很大程度上是“歪嘴和尚念歪了经”的结果。因此,公正司法是实现秩序的经常的手段。
  (三)安全
  安全往往被认为是一种与秩序密切相关的价值,但二者并非同一。秩序主要是指法制度的形式结构它所涉及的是一个群体或政治社会是否采纳某些组织规则与行为标准的问题。这些规则与标准,是要给予为数众多却又混乱不堪的人类活动以模式和结构,从而预防不能控制的混乱。在此意义上,秩序所涉及的是社会生活的形式而非社会生活的实质与质量。安全则不然,它是一种实质性价值,即社会正义所必须设法促进的东西。有学者将安全表述为:安全同法律规范的内容相关,这些规范所涉及的是如何保护人类免受侵略、抢劫和掠夺等行为的损害。[25]
  但是,安全的效用是从属性或派生性的,因而它也是司法公正的工具性价值。“安全有助于尽可能持久地稳定和使人们享有其他价值,如生命、财产、自由和平等等价值。”[26]法律的使命是力图保护人的生命与健康、预防家庭关系遭到来自外部的摧毁性破坏、补偿受到了侵犯的财产权。在使国家、集体和个人通过政治斗争手段而获得的自由与平等等方面的利益更加巩固方面,法律也执行着一种重要的安全职能。法律对于权利来讲是一种稳定器,而对于失控的权力来讲则是一种控制器。颁布自由与平等的宪章的目的,就在于确保今天所赋予的权利不会在明天被剥夺。[27]
  安全的特性使它成为司法追求的重要价值目标之一。为了使社会中各个成员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得到保障,使他们的精力不至于因过分操心自我保护而消耗殆尽。对于不论是产生于个人与社会之间、还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纠纷和冲突,法律规范中都设置了和平解决的手段。在各种法律规范系统中,法律规则只不过规定了某种限度,利益相互冲突的个人或集团在进行非暴力形式斗争时,不得超越这个限度。宪法本身也是一套法律规则,只不过它是关于政治制度和国家制度的规则,人们根据宪法规定进行改革,改进政治体制,使政府秩序井然地实现更迭。如果废除了这些规则,那么,政治改革与政府更迭就有可能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劳动法的目的与此相似,它承认雇主与工人之间存在利害冲突,并力图保证这种冲突只以和平方式进行;一旦发生特殊的争议,则由一个双方都尊重其权威的法庭或仲裁庭来予以解决。民商法则是经济生活中的一般交易规则,它的目的也在于对社会经济行为的范围限制,以此保障交易安全。一般安全中显然存在着广泛的社会利益,在刑法领域通常表现为由国家机关以政府或国家的名义对罪犯提起公诉。而其他许多法律的实施则取决于受害者个人、法人或团体为要求损害赔偿、责戒和申诉等。如果法律要发挥其效用,就必须切实保障权利人的利益。在多数情况下,司法的确可以保证法律所要帮助和保护的人得到适当而必要的赔偿,而适当和充分的损害赔偿又可以反过来促使违法行为的受害者寻求法律的保护。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司法通过其特有的程序规则法律语言,将日常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利益冲突纳入法律规范的调整范围,以个案处理的方式,实现法律保护各种利益的目的,保障社会安全、交易安全、人身安全……。
  由于安全涉及社会生活的实质,它作为司法公正的价值目标是实体公正的内容。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官对安全价值的不理解,不能深刻地领会法律精神,不会正确地运用司法推理、法律解释、利益衡平等方法进行法律适用,而是机械、僵硬地照搬法律条文,成了法律的“自动售货机”或“复印机”,从而导致一些案件的实体处理不公。这些有违法律的安定性原则和安全的价值目标的判决结果,不仅不能促进安全,反而使当事人陷入对法律的不信任、对法官的不信任、对法院的不信任之中,处于信任危机中的社会是难以有安全感的。因此,明确司法公正的安全价值在现阶段也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以上,就我们已有的认识,从体系化、分层次的角度,对司法公正的价值目标体系进行了界分,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工具性价值包括秩序与安全;目的性价值为正义。正义是司法公正的终极追求,安全与秩序则是正义在形式与实质上的体现。这种界分表明:司法公正所蕴含并实现的价值是一个由多层次价值构成的有机系统,体现着目的与工具的统一:目的性价值统率、整合着司法的动态运作,反映出司法的本质特征,它只能有一个,不能将其他的一些工具性价值归入其中;反之,司法要使其目的性价值得以实现,必须依靠工具性价值的支持与具体实施,处于第一位阶的工具性价值无疑是目的性价值的手段与实现方式。司法公正的价值目标体系的这种界定对于正确把握司法的价值方向,避免各种价值间的冲突和价值追求上的随意、偏颇具有重要意义。
  二、司法公正的价值判断
  如果说以上关于司法公正的价值体系研究主要解决的是价值认知问题,那么价值分析的另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就是价值判断。所谓价值判断是指按照一定的价值观念对司法公正内含的价值取向进行评价,并根据司法公正对于人们需要的满足程度,进行相应的调整。应该承认,价值判断是以不同的价值观为基础而存在的,对司法公正的价值判断也是建立在不同价值观或者不同的判断标准之上的。但是,价值判断既以价值认知为基础和前提,又是价值认知的动因和归结。在此意义上,对司法公正的各种不同价值判断都应归结于实现正义、维护秩序、保障安全的目的。
  (一)形式公平与结果公平
  司法公正的基本含义之一国家司法机关在处理各类案件的过程中,能够运用体现公平原则的实体法规范确认和分配具体的权利义务。但是,实体法上的公平却因人类的公平观不同而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建立于不同公平观上的法律及其所保障的公平或追求公平的道路大相径庭。司法在适用实体法时必须正确地把握各种不同法律规范所蕴含的公平观,否则将会造成对案件性质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的错误。一般认为“同样情况同样对待”和“不同情况不同对待”是公平观念的核心要素。[28]据此,公平的标准就有不变的和可变的两种。而在经济学中,公平常与效率联连在一起,并被认为是一对矛盾。并且经济学家们对于公平的论述,也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上,要实现经济公平就必须给每个经济活动参与者以同等待遇,实现“机会均等”。即同样情况同样对待,也有经济学家将其称之为“水平公平”。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各人的能力及财产等是存在差别的,在不平等的前提下要实现公平,只能是一种“结果公平”,这种公平观念则要求对不同的情况以不同的对待,经济学家将其称之为“垂直公平”。
  例如,同为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两类法律民商法与经济法就是建立在两种不同公平观上的法律系统,民商法以抽象的人格平等为基础建立公平体系,给每个主体以平等权利,主张机会均等就算公平,结果如何可以在所不问,因此,财产和收入有差距是公平的体现,是理所当然的,即以平等求公平。经济法法则以现实的不平等为基础来建立公平体系,在承认主体资源禀赋差异的前提下,给每个主体以“相对特权”,追求结果大体公平,即以不公平求公平。在这种公平观下,财产和收入差距太大是不公平的,因而应该适当遏制。正是因为存在两种不同的公平观,才出现了《合同法》对契约自由的原则的规定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契约自由的严格限制和禁止。法官在审判实践中,适用这样两个完全不同的公平观念下的法律,首先必须正确把握它们的立法精神或理念,同时也要进行价值判断与选择。在符合社会分配正义、有利于促进交易安全、有效维护经济秩序的目标下,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应该说,只要是正确地体现实体法规范的公平观的审判,都符合司法公正中的“公平对待”要求,能够使当事人得到实体上应得的结果,这样的审判在实体上是公正的。反之,如果不能正确理解公平的含义,将公平单纯地或者僵硬地理解为“形式公平”或“机会均等”,就会在处理涉及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整体利益的冲突与纠纷时,以个别正义取代社会正义,出现不公正判决。当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实体处理不公的案件,排除了恶意枉法的因素后,大量存在的问题是对不同法律所蕴含的公平价值缺乏准确的判断,从而无法正确适用法律。因此,正确认识实体法上的公平观对于司法公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
  司法公正在实体公正以外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程序公正。程序公正在司法公正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其既可以保证实体公正最大限度地实现,又具有自身独立的存在价值。
  西方法谚说:法的生命在于适用。这其实是和经典作家关于审判程序是法律的内部生命的表现之表述不谋而合。[29]它们共同揭示的一个事实是,法律首先是作为人类知识系统中实践理性的类型存在,这要求它必须能够应对实践的要求,而一切法律制度的价值都莫过于对社会需求的满足。显然,文本的法律和观念的法律都只有通过其实际运行才能实现其价值。这实际上也就揭示出,我们讨论任何法律制度的生命力问题时,必须首先将目光投向其实际之运作,也就是马克思所言的审判程序。[30]从这一点上看,拉德布鲁赫的论断与上述法的生命在于适用的认识也是共同的。拉氏曾指出,“如果将法律理解为社会生活的形式,那么作为‘形式的法律’的程序法,则是这种形式的形式。”[31]任何形式相对于实体而言,无疑更具灵活和易变的特性,据此,拉氏认为程序法“如同桅杆顶尖,对船身最轻微的运动也会作出强烈的摆动。在程序法的发展过程中,以极其清晰的对比反衬出社会生活的逐渐变化。”[32]
  从审判程序在已有的制度实践中的作用来看,它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对于恣意的限制;其二是作为理性选择的保证;其三将是其作为国家与公民个体间联系纽带的功能;其四是其反思性整合的特性。[33]从第一方面看,审判程序作为恣意的限制的实质在于通过对程序参与者的角色定位而明确其权责利,使其各司其职又相互牵制,从而减少恣意发生的余地,这实际上就是对当事人绝对权利和法官绝对权力的一种限制。从第二个方面看,审判程序通过其固定化的处理流程,从而将一种对不确定的结果的担忧转化为一种对确定过程的关注,并以结果的拘束力来加强这一选择的确定性。从第三个方面看,公正化的程序通过其类似过滤性装置的设置,将公民过去的要求通过法律程序的沉淀和反馈,而最终成为未来社会生活场景的一个事实状况,这实际上是现代法制向生活世界渗透的一种成本最小的做法。从最后一个方面看,审判程序作为交涉过程的制度化,它通过对于形成法律决议过程的“反思性整合”,既可以发挥程序的灵活性作用,从而弥补实体法功能的缺陷,另一方面也通过程序法定,防止司法者的过度自由化而导致的法律过度开放和确定性消弥的危险。
  在中国过去的司法实践中,高度重视审判结果的公正性,将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截然对立,并将程序问题简单理解为“形式主义”、是西方国家搞的“花架子”。事实上,这是对程序公正的极度误解。[34]我们不可以现象,一个可以任意妄为的法官能够作出公正的判决,充分保护当事人的权利。程序不公正的问题在我国普遍存在,对法院形象、法律权威都造成了很大的损害,群众反映强烈的司法不公实际上相当部分是程序不公正的问题。
  关于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关系,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保障。程序法上所规定的各种证据规则、庭审规则、必要的时间限制以及方法步骤安排,限制了法官司法决策中的专断和专横,有利于法官查清案件事实,正确地适用法律,保证实体公正的实现。程序是诉讼的游戏规则,只有依据程序进行的诉讼才是法律意义上的诉讼。我们可以把审判比作是一足球比赛,如果没有比赛规则,裁判员不是根据严格的规则程序进行裁判,那么这样的比赛结果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如果法官在审判时忽视了严格的程序,则会使当事人对案件的审判结果的公正性的失去信心。一些严重违反程序的行为如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等,即使裁判结果是公正的,也损害了整个制度的公正,犹如采食了“毒树之果”,因此从根本上说是不公正的。[35]
  第二,程序公正是对实体公正的弥补。在任何国家,无论法治多么完备,都不能完全避免错案的产生,因为人的认识是有限的,制度都是存在缺陷的。所以,实体公正是一种相对公正,并且受到时空条件的限制。但是,法治的重要功能在于建立人民对于社会制度的信心,在实体公正或者实质正义不可能完全实现的情况下。对于弥补这种缺陷有两种方式可以选择,一是更为完善地保护公民权利,即做到有错必究。二是承认法律资曾经瘦过你也是厉害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1455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共引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引用法规】

热门视频更多